《序》

    佛语云：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说出了这世间万物的生衍循环，物质不灭的道理。那么，史是逝者，悟则是继者，悟还有更深一层的思，即是从逝者和今时里去悟理。

    我读史，最早是在小学三年级，那还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帝王将相、文人侠士、才子佳人、幽魂怨客……跃然于纸上，令我心旷神怡，无比的向往。
    稍大一些时，老师说：鉴古而知今，历史这门课必修。于是在老师的指引下，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略》。

    陈寅恪先生说“读史早知今日事”，读史，能看到不同时代里有不同演员来反复呈现同样的史实。今时，人类已进入太空的时代里，也不过是在重现过去的史事而已。啊，重演过去的历史？演什么样的历史，这个演出还要演多久！陈先生在他那个年代读史看史而得出了“读史早知今日事”的结论，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历史的演变证明了他不是在简单的重复过去了的历史，而是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着，是向民主、自由、人性、文明的方向进步着，我坚信处在这个大世界中的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违背不了这个进步的规律的。

    “读史使人明智？”还是知古而鉴今，我是不得由之的了，因为随年龄的日进，随读书的广博，我是越来越惶昏了，以至到如今我真的弄不清史书上记载的哪段是真哪段是假的了！从泛读通史到潜心于太平天国探讨、再到现代史，我为古老的中华大地在1840年迄今近一百七十年里的灾难而哭，我为那些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仁人烈士而哭，更为这古老的民族失去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而哭！

    回想上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伟人，他们是：力倡“立法、司法、行政、监督、教育”五权独立的先哲孙中山先生；最具民主思想、自释兵权解散军队的黄兴大元帅；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的蔡锷将军；“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坚持推行法、美“责任内阁”民主治国的宋教仁；“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的章太炎；由君主立宪到坚定民主共和的与时俱进的梁启超；高呼着自由而生，高呼着自由而安详的溘然长逝的胡适；坚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方针办教育的蔡元培； 坚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治学、一生“不降志，不辱身”的陈寅恪；“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罗隆基；……。然而，历史又是那么的无情，无论你是怎么的奋斗，怎么地构划美好的未来，历史总是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剧！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历史又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正剧，推动着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博求、去献身……。

    历史如长河，无论两岸的风光怎样变幻，河中之水依然是河中之水。代代的古人最喜以史为鉴，其目的是欲打破历史的循环与轮回，以实现权力的更替。而上面的那些伟人同样也喜以史为鉴，但他们也同样的注重横向的借鉴，力图在专制、封闭的东方大地演绎出一遍五彩缤纷的万物竞自由的世界来，可到头来总是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

    所以我读起史来，多落得个无奈惆怅，心际很难与时俱进，历史与现实媾和、权利与财富结合、文化为利益驱动、教育向金钱臣服……。惆怅之外，我便写下了这本《史悟录》，但愿能给人一点点思索。

                          第一辑

                    一、民主英雄——黄兴

    黄兴，原名轸（1874、10、25—1916、10、31），字廑午，号杞园，又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五岁从父读书，后入塾受业。
   
    1892年，黄兴应善化县试，落第。
    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
    1896年，黄兴中秀才。
    1898年，黄兴由城南书院以名诸生选调长沙湘水校经堂读书。再调武昌两湖书院。
    1899年，黄兴从武昌两湖书院肄业，读卢梭《民约论》等西人书，政治上同情维新、认同变法。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黄兴往日本考察教育。

    1900年夏，黄兴归国，参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散后回湖南谋办团练。黄兴有诗云：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1901年，黄兴全家入住长沙城北紫东园。
    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选黄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10月任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12月参与杨毓麟等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鳩《法意》、穆勒《自由论》和《代议政治》等书，宣传民族、民主思想。继而与杨等组织“湖南编译社”。
    龙绂瑞说黄兴：“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推翻“专制政体”，“创建共和”，使中国“立于世界竞争之场”。

    1903年
    4月，黄兴参加留日学生声讨沙俄侵华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旋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再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
    5月，黄兴从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武昌两湖书院演说激烈，被武昌知府梁鼎芬驱逐出湖北。黄兴将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秋，黄兴回湖南长沙，任教明德学堂；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印发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书册。
    11月黄兴卖掉家业36亩田地、庄园和长沙一处房屋，用这钱与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章行严二十多人创立“华兴会”。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其切口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1904年
    2月15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龙璋的西园成立，大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的口号。
    黄兴和刘揆一到湘潭茶园铺会晤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长沙起义计划。
    9月，黄兴在浏阳授马益福少将衔，发给枪支马匹。黄兴自为主帅，决定在十月西太后七十岁生日时发动武装起义。
    10月下旬，起义事泄漏，黄兴被通缉，遂逃亡日本。
    12月，黄兴与湘、滇、苏、豫、直隶等省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

    1905年
    7月，经宫崎寅藏介绍，黄兴和孙中山会晤于凤乐园，共商华兴会和兴中会的联合事宜。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辅助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9月，黄兴代表同盟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民报》，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民报》宗旨，张继、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都是《民报》的编辑。
    10月，孙中山离开日本，黄兴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其间吸收秋谨、王用宾、阎锡山、姚宏业等人为同盟会员。
    12月，黄兴离日经香港到桂林，策动清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

    1906年春，
    黄兴组建同盟会桂林分会，吸收了赵声、林虎、蔡锷等加入同盟会。
6月，黄兴赴新加坡，协助孙中山筹建同盟会南洋各埠分会。秋返回日本，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策划起义。
    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黄兴急派周震鳞、谭人凤回国策应。

    1907年
    2月，黄兴与孙中山、章炳麟等共同审定《革命方略》。讨论国旗图式时，孙中山议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图案近于日本太阳旗，当以一行政区为一星的十八星旗，最终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3月，孙中山离日本，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与留日陆军学生组成“丈夫团”。
    6月，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另立“共进会”，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黄兴回到东京，对另树一帜大为不满，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解释说：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
    当孙、黄不在日本时，同盟会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所以在后来的武昌起义中，是以“共进会”为领导、打出的旗帜是十八星旗。
    夏，黄兴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共策南方起义。
    12月，黄兴发动指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回越南。

    1908年
    3月，黄兴再由越南入广西，组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自任总司令，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伐清，与2万清军激战数十回，5月败回河内。
    5月，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领导云南河口起义，均失败。
    7月，黄兴回日本成立大森体育会，意在培养军事干部。

    1909年
    5月，黄兴与胡汉民负责国内反清运动。
    秋黄兴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9—11月间，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陶成章在给李燮和等的信中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另一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
    11月7日，黄兴写信给孙中山：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黄兴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所以，同盟会元老胡汉民盛赞黄兴：“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正是黄兴的大公无私和极力抵制终究避免了同盟会的分裂。

    1910年
    2月，黄兴往广州主持新军的起义，仓促失败。
    11月，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会前黄兴递交《开国大谋》（上国父书）给孙中山，黄兴阐述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

    1911年年初，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成立起义总机关统筹部。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黄兴率敢死队攻两广督署，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事后收殓殉难者遗体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兴在战斗前写下：“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以此当绝笔。”一纸寄孙中山，一纸寄为起义募捐的南洋华侨。战斗中黄兴右手断两指，经徐宗汉（后为黄兴夫人）护送到香港养伤。在美国的孙中山惊闻失败，但得知黄兴还活着时，他如释重负：“只要黄兴在，大事尤可为也！”
    在香港黄兴用左手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的词：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
    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0月10日武昌首义，黄兴28日到武汉。
    11月3日，黎元洪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黄兴率民军在汉阳与清军交战，27日汉阳失陷前，他誓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劝说：“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黄兴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 才未丧身长江。
    12月2日，黄兴指挥民军攻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4日，宋教仁、陈其美和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7日，黄兴电辞就职，荐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说：“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抢先就职，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29日，黄兴主持十七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建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筹划北伐。
    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拟定将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主持裁撤南方各军的事务。
    6月，黄兴电辞留守职务。30日，黄兴在同盟会上海支部常会上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
    7月17日，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成立，孙中山为长，黄兴为副会长。
    8月25日，同盟会在北京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任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
    11月，黄兴任湖南大同矿务公司督办。
    12月，袁世凯委任黄兴为汉川铁路督办。

    1913年
    1月，黄兴就任汉川铁路督办，不久辞职。
    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黄兴就讨袁事与孙意见相左。
    4月26日，黄兴与孙中山联名通电全国请“严究主名，同伸公愤。”
    6月，黄兴在孙中山处领五万银元，回南方准备讨袁军事。
    7月，李烈钧在江西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到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南京失陷后，黄兴被袁世凯悬赏缉拿，乃亡命日本。战前黄兴书涵徐宗汉请照顾儿女，自己当一死以报国，在南京危急时，黄兴的部下日夜守护，深恐他“悲愤自杀”。
在日本孙、黄在研究讨袁失败的原因上各持己见，各不相让。

    1914年
    2月，孙中山组中华革命党，党员入党时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必须按手脚指印。黄兴很不赞同这一做法，他认为：“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因此他拒绝出任中华革命党协理一职。
    6月27日，为反对袁世凱复辟帝制的事业，为利于孙中山组党，黄兴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30日乘船离开日本赴美国。
    7月，黄兴在美国各地，大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袁世凯的罪恶，积极为革命募捐。在旧金山，黄兴的一些拥护者要他另行组党。黄兴生气地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9月，黄兴抵芝加哥力阻袁世凯的代表在美国的借款活动。
    11月11日，黄兴致函斥责日本政府的扶袁、侵华政策。
    孙、黄5、6月期间书信简录：
    5月29日孙中山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信：“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6月3日孙中山信：“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建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

    1915年2月，
    黄兴与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独裁、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
    秋，黄兴知蔡锷去西南发难，便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
    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14日黄兴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表示反帝到底！25日云南独立，唐继尧电请黄兴来滇主持大计。黄兴在美洲为蔡锷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26日黄兴在美《费城新闻》发表《辩奸论》，批驳袁世凯，呼吁美国朝野人士赞助中国的共和事业。

    1916年春，
    孙中山、蔡锷多次电催回国共商大计，黄兴作回国前的准备。
    5月20日，孙中山寄信黄兴，期以两人名义向日本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自此黄兴与孙中山又是频繁通电，共商国事。
    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6日袁世凯死，9日黄兴致电黎元洪请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内阁、严惩帝制祸首。
    7月6日，黄兴回到上海，与孙中山“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10月31日，黄兴因胃出血在上海去世，年仅42岁。
    孙中山悲痛欲绝，其单独署名、亲拟祭文发布发黄兴讣告：“维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大总统黎元洪，特遣王芝祥致祭于克强上将之灵前曰：呜呼！王纲解纽，海水横飞，国威不振，民命安归？天挺人豪，乘时而起，奋戈一麾，天日为靡。当其愤激，嚼齿皆空，云翻阵黑，血染波红。积二千年，专制余毒，一旦廓清，还归敦朴。江汉收功，金陵坐镇，文雅彬彬，施于有政。天不悔祸，国境再骚，四方豪杰，跂望旌麾。今者高宁，万邦咸喜，不有元勋，孰臻上理？方期举国，酬报丰功，云何疢疾，遽殒英雄。八表震惊，空巷走哭，矧在藐躬，夙同茵毂。抚今追昔，悲感百端，临风陨泪，绕室盘桓。牲帛椒浆，敬典毅魂，灵爽式昭，永护民国。呜呼哀哉！尚飨！”并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孙中山挽黄兴：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蔡锷挽黄兴：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炳麟挽黄兴：
    “谤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
    康有为挽黄兴、蔡锷：
    “十日死两贤，天下事事知矣；千钧系一发，后来者其念诸。”
    杨度挽黄兴：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吴恭亨挽黄兴：
    “革满清之命，为成功英雄；续革袁氏之命，为失败英雄；失败旋成功，算我公造因，众人食果；
    与专制同生，痛过去中国；不与共和同生，怅未来中国；未来将过去，付铜像表德，石柱铭勋。”
    黄兴墓曾广言联：
    “一代勋名昭国史；千秋浩气壮名山。”
    这些联语极其公正地总结了黄兴的一生品德、行为和功绩。
    1917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小月亮坪。遗著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等。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所有政治家和政治领袖们，黄兴无疑是最具民主思想、最无个人私心的人！读黄兴赠汤增璧的对联：“立节可为千载道；成文自足一家言。”我们完全看到了黄兴的气节和胸怀。
    黄兴是实干家，在1905年到1910年的五年里，同盟会发动了九次武装起义，次次都是黄兴前线指挥，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置生死于不顾，擎大旗于先锋。无怪时人说“孙（中山）是一面旗，黄（兴）是一把剑”，将其与孙中山并称“孙黄”，黄兴确实当之无愧！
    黄兴淡薄名利，武昌起义成功，他被选为大元帅，却硬推给了黎元洪；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又强推举了孙中山。大总统封黄兴为陆军上将，他呈文辞之：“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腼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黄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念：“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诚服从中山。”“中山大公无私，生平对同志厚道和气，这个手函措词严厉，其中必有原因。”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建设共和新事业；铲除世界最强权。”黄兴以宽宏的胸怀和高贵的品格维护着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着国民党的团结，使孙中山能成大业。

    黄兴的为人、才干和功绩，已为当时天下人推崇，当个大元帅、大总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何况一区区陆军上将！特别是黄兴自华兴会起，凡有战事他都任总指挥、战时总司令，每次起义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勇敢异常，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九十三人都是他发展加入同盟会的。根基如此之雄厚，他却从不为个人的名利、地位争，他对李贻燕等的讲话足见其其胸襟：“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

    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已声名显赫，他的可见可闻的传奇经历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赢得了天下人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思想家、政治家、宣传鼓动家，他的影响在海外华侨中具多（这是筹款的最有利条件）。在民国初创时，人们看重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顺理成章看成了领袖。而且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孙中山回国前一直是黄兴主持处理同盟会会务；主持处理大部分国内的军政、民政事务，包括筹款、议和等等大事，黄兴的能力又确实显示了具备做领袖的各方面条件。当年黄兴大权在手，就连外国人也看到了，《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是的，凡通晓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军队的作用：有军队才有天下。黄兴是读着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考中秀才、保送留洋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兵权即君权”的道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黄兴手握重兵，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都钦服于他，他完全能拥兵自重，与袁世凯分庭抗礼，或平分天下。黄兴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在南京留守任上，他没有一丝一刻的犹豫就解散了南方的民军，还辞去了军职，自己连一个勤务兵都不留，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这种高尚无私的品格，在人类历史上，华盛顿为第一，黄兴当为第二，再无人能与他们比肩了！他是他们那一代的革命领袖里最无私、最据民主意识的人，只可惜几千年的帝制太强大了。

    黄兴的民主思想比他的同时代人要高明得多，黄兴1912年回忆自己思想的形成时说：“对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脑蒂中矣。”他盛赞卢梭关于权威和自由民主的论述：卢梭认为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而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民主，民主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追求的、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

    因此黄兴在总结讨袁失败的原因上与孙中山大相径庭：
    孙中山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员的不听话，自己不是真正的党魁”而致失败。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专制独裁。

    在治国问题上，黄兴说：
    “世界共和国以法、美为先河，今其社会皆嚣然不清，是政治革命后，必须社会革命也。苟实行民生主义，则溶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他在美国考察后说：美国各州“恰与我国各省相类。”“地方分权制度，实适于中国国情。”他虽赞同政党政治，却反对谋国者以党为界限，他说：“士大夫误于党见，急争权力……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党员要“以宏大心理，对待他党。”“要牺牲权利，担负职责，以巩固国家。”
    读黄兴1916年归国途中诗：“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和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 亦可见他的思想深处是多么渴求民权和自由的。
    黄兴的功绩，章太炎说的“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是恰如其分的！

    再读几则中外人士评黄兴：
    当年的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
    英国《旁观者》北京通讯：“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
    胡汉民说“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
    周震麟说“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
    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
    罗家伦说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诚如是也！

    《黄兴致谭人凤》诗中豪士气概、英雄情怀不是真切而实在么！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呜呼！天不假时，终使英雄壮年早逝，留下无限的遗憾，孙中山说“今日中国不可无此人！”终就中国已再无此人了！悲切！
 
    我以《哀黄公克强》诗为本文的结束：                                                                 
    青山埋忠骨，数君最英雄，
    民主当先驱，民生倡大同，
    冲锋士卒前，豪气贯长虹，
    百战生民国，西行全孙公，
    黄翁多惨淡，无命变苍穹。


参考书籍：
《黄兴与中国革命》，薛君度著、杨慎之译。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黄兴集》，1981年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回忆录》，1962年中华书局。
《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
《忆黄兴》，1997溺爱岳麓书社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我看到：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欣赏：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相信：
船能载舟，也能覆舟。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十分佩服剑兰探春写《史悟录》的精神！这就是匹夫有责精神！不是冷嘲热讽、更不是漠不关心，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源于他的一腔热血。

祝贺《史悟录》贴出！

祝贺美华文学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