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少年英雄——邹容

    邹容（1885年—1905年4月）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
    邹容6岁进私塾，12岁读完《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书。
1897年，邹容奉父命随兄应巴县童子试，因为主考官出的题目生僻，邹容以罢考来抗议，后遭父亲笞责，然始终不改其志，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他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里终是“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邹容从父命入重庆经书书院，又因常侃侃议论时政，蔑视学校的旧规陋习而被书院开除出校。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邹容闻之悲愤异常，作诗曰：
    “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此抒发内心的悲惋和变革的志向。在重庆的日子里，邹容向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并大量阅读报刊接受“新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思想新潮，主张革新，被四川总督奎俊以“聪颖而不端谨”为由，取消已录取得官费留学资格。9 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补习日语。

    1902年春，邹容自费去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大量阅读了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接受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他广结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已见，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满清政府。其辞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为公认的革命分子。
    在留日学界中，邹容与秋瑾是齐名的著名演说家。
    冬，上海《苏报》增辟 “学界风潮”专栏，发扬民主气氛，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其销路大拓。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蔡元培、章太炎等轮流撰稿，它的销售量更是日益增长，影响也与日俱增。
    3月31日，邹容愤于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迫害留学生的恶行，与五个同学一起痛打了他一顿，强剪了他的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正梁上，在傍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称邹容是犯上作乱，照会日本外务省索办邹容，为免遭迫害，邹容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邹容参照法、美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开始编写通俗读物《革命军》。
    4 月，邹容就读于蔡元培主持的“上海爱国学社”。27日邹容在张园拒俄大会上强烈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同时与保皇党的“国民议政会”针锋相对，就革命与改良的是非，邹容说：“总之，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其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段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
    5月，邹容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希望“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鏖战于中国前途。”
    时学问文章誉满天下的章太炎（炳麟）在学社任教，邹容还不到二十岁，比章太炎小十六岁，他把章太炎当作自己的导师，遇疑难即请教，章太炎也非常欣赏邹容的才华志向、胆识超群，而亲昵地称邹容为“小弟”。章太炎邀约张继、章士钊、邹容四人结盟，相互激励。在章太炎的帮助下，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臻成熟，他奋笔疾书，5月底前完成《革命军》一书；撰成《革命军》时，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邹容在书中写道：“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章炳麟为书作序。交上海大同书局录印，在上海出版发行。《革命军》单行本，“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强烈的反响。
    《革命军》两万多字，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该书旗帜鲜明、通俗易懂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中华共和国”二十五政纲，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
    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邹容用西方社会变革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满清专制、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的必要性，指出“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赞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立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应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的义务。他号召人民“摸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追求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书的最后满怀激情地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一书，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揭露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农民、海外华工、商人、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满清政府残酷的压迫和屠戮，认定革命必然会爆发。他怀着强烈的排满情绪，说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他说革命“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革命军》一出版，《苏报》上又发表章炳麟的文章，详细介绍和称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6月，《苏报》和《革命军》，引得清廷惊恐万状，认定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在“权天下人造反，”“尤非拿办不可”。批《革命军》“此书逆乱，从古所无”，急令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查办革命党，俞明震在上海英租界当局的协同下，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将章炳麟捕入英租界监狱。邹容不忍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便自动投身巡捕房，说当与章炳麟共患难。在英阻界的法庭上，邹容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令法官狼狈不堪，然而，英租界当局还是无理地判邹容徒刑两年，收监做苦役。
   
    1905年2月，邹容被羁押在上海提篮桥英租界监狱，租界监狱里的狱卒日日迫害中国“犯人”，每天做苦工，自己缝衣、烧饭，吃的是极差的饭食。一年多后，邹容不堪折磨，病倒狱中。同在狱中的章太炎数次要求为他诊治或为他购买药物，均遭到监狱方的无理拒绝。
    4月2日，邹容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状况，英租界当局才同意保释出狱治疗。这时离刑满出狱的日期只有七十余天了！
    在保释的前一天，监狱送邹容到工部局所设的医院看病，医师给了邹容一包药，他回牢房后服下药就狂吐鲜血不止，4月3日夜半逝世于上海英租界华德路西牢，年仅二十岁。邹容临终前，作《绝命辞》，中有言“愿力能生千猛士”。
    邹容死后被毒致死的传闻极盛、极广，留日学生曾派张继来彻查此事。邹容死后，英租界工部局将邹容的尸体弃置于狱外的墙根下，后由《中外日报》馆收殓。4月5日，中国教育会在愚园召开邹容追悼会，五十余人出席。

    1906年，同邹容一起留日的刘三（刘季平）回国，冒险将停放在义庄的邹容灵柩，偷运回上海安葬在华泾镇自己家宅黄叶楼旁，其墓碑为蔡元培所题。
    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署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崇祀宗烈祠。
    吴玉章诗赞曰：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这篇《革命军自序》刊登在《苏报》上。五、六月份，《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加以声扬。五月十四日章士钊撰写的书评《介绍〈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这篇短短百十来字是绝妙的书评，精要地介绍了《革命军》一书，使得人人争相先睹为快。《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特别是甩先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华共和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悟，它为人们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和建国模式，推动了双十举义，其功足以标炳史册。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了《革命军》一书对他的影响：1904年在上海梅溪小学念书时“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社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著蜡烛，轮流钞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钞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

    之所以赞邹容为少年英雄，因为他十二岁时就敢直面士子们奉承唯恐不及的主宰学子命运的朝廷主考官；敢直斥盛行千年的八股科举制。十三岁时就敢于挑战以仕进为目的的书院的旧规陋习；敢于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新思想、新潮流，立下继承死难志士的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十七岁独自留学日本，废寝忘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终在十八岁时写出撼动了两千年帝制根基的《革命军》！

    当迫害降临时，人的本能第一是避，第二是避，第三还是避，邹容则不然，本已安全脱身，却不愿看到同志、兄长独自承当灾祸，毅然决然地共赴国难。惜哉！千古难逢之奇才少年；伟哉！千古第一少年英雄。

    邹容短暂的一生，是以推翻满清王朝、革新中华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生。他的《革命军》一书，章炳麟先生称之为“义师先声”，章士钊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革命军》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宣传共和的不朽作品。这部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
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军》语）

    一百多年前，中国满清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年仅十八岁的邹容，以非凡的胆略气魄高声呐喊，呼唤共和，大力宣传民主自由精神，鼓舞中华自立自强，勾划了共和建国的蓝图，这样的威武雄壮，这样的高瞻远瞩，纵然是岁月磋砣、日光荏苒，永远都无法掩盖它的思想光芒。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只是为了纪念他一人而已，我要纪念的是那个早已走远了的时代，是那么一大批与邹容具有同样思想、品行的前贤，是那些大义凛然、前赴后继的志士们，是那些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勇士们，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思想理念是可以贯穿于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是必然贯穿于过去、今天和未来的。

    邹容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他献身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目标和理想，他那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博采新知、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誓不休”。这就是邹容的誓言！他的确是过河的马前卒，义无反顾，唯知进取，永不后退，他将永载中华史册，万古不朽！
这才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和诗《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活民党史稿》之《邹容传略》，邹鲁编著。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中华书局。
《邹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史悟录还发否？这里没人看，太息！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东浦村人，他自幼秉性刚强，崇拜英雄豪杰。家营商业，富有资产。
    1882年，徐锡麟反抗父亲的守旧，到钱塘白云庵去做和尚，家人四处寻找，强行把他劝回家里。
    1893年，徐锡麟中秀才。
    1901年，绍兴知府熊起蟠聘徐锡麟为绍兴府学堂教师，任教几个月，教导有方其声誉鹊起，升任学堂副监督。
    时《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徐锡麟写《韩信登坛之对、诸葛亮草庐之谈、王朴平边之策论》一文：“当今外患猖狂，日盛一日，俄横于北，其势负隅不可改也；德肆于东，其兵强劲不可敌也；英、法并峙于西南，一据缅甸，以窥永昌，一据越南、以临蒙自，有挟而求不可击也，”接着又写了《问罗马为意大利所据，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自中外互市以来，门户洞辟，中国之利源，日流于外域，中人之膏血，日耗于外洋。”他在文中惊呼：“时至今日，内忧作矣，外患乘矣，人心动矣，社稷危矣。”“保国之要，则在御患。”
    徐锡麟在诗中说出了自己献身于民族的决定：
    “韩英居榜首，徐子落孙山，放下生花笔，同来闯玉关。”
    1903年，徐锡麟应乡试，考取副贡资格（举人的备取生）。同年到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游览了东京。
    适逢东京留学生抗议沙俄侵占我东三省，浙江同学会讨论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徐锡麟积极参加。在东京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此时他对科举仕进完全失去了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反满清政府的思想。徐锡麟回到东浦后，创办了初级小学。又在绍兴创办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4年初，宁波天主教法人赵保禄以银币五百元向清当地政府强买绍兴大善寺，拟建造天主教堂，徐锡麟带病到大善寺，身裹棉被登台说：“教会势力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里，是一帖毒药，是一把杀人的刀，他们以护教为名，占广州，割九龙，租威海，据旅大。教会势力日盛一日，中国土地日少一日，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又发动绍兴各商号联名上书官府，转递请政府外务部。终使当地政府被迫取消大善寺的出卖契约。
    徐锡麟到上海爱国女校访蔡元培，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知陶成章与浙江会党关系密切，徐锡麟立即奔走在诸暨、嵊县、东阳和义乌间联络反清义士，他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1905年，徐锡麟在绍兴创立体育会，招各校青年数百人，学习射击。9月，他说动省学务处要员：“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实行征兵制。我这个大通学堂，设有体操专修科，学生毕业后，可以分发各方创办团练。这样，征兵就有了基础。”
    徐锡麟创办绍兴大通学堂自任监督。
    光复会力主以暗杀、暴动的手段来推翻清皇朝。徐锡麟随同陶成章等人，大量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强化反满教育和进行军事训练，为日后反清军事行动准备骨干。
    大通学堂规约：“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
    学校大厅悬一联：“十年教训，君于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大通学堂同时是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徐锡麟得富绅许仲卿资助，在上海购得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分运到绍兴，作武装起义用。
    徐锡麟介绍秋瑾加入了光复会。
    冬，徐锡麟偕妻子和陈伯平、马宗汉赴日本学习军事，徐因眼疾未能入校。
    1906年，在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清朝官员王克敏觉察到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反叛心，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入学。徐锡麟等在日本东奔西走，终未能进入任何军事学校。
徐锡麟回国到北京，用钱捐了个道员，被分配到安庆。经表叔俞廉三推荐，9月抵安庆见安徽巡抚恩铭。
    徐锡麟先任武备学校副总办、继任警察处会办。
    徐锡麟在去安庆前，到杭州白云庵与秋瑾会面，筹划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拟以安庆为重点，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先占两省重镇，然后会兵攻取南京。徐锡麟负责安徽方面，秋瑾负责浙江方面。临别前徐锡麟慷慨地表示：“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1907年，徐锡麟升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武备学校）监督。四月清明节那天，光复会浙、皖两省的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集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当年的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占领安庆。秋瑾同时率光复军攻占杭州，然后两军会攻南京。会上众人喝鸡血酒盟誓：“为光复中华，揭竿起义，不怕牺牲，如有背叛，天地不容。”
    光复军把所属党众编为十六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黄”字起，到“使”字止，共十六个字，代表着十六个等级。“黄”字为首领，代表徐锡麟，“祸”字为协领，代表秋瑾……。
    因上海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叛变，在南京向清政府出卖了党人名单，徐锡麟迫不得已，匆匆忙忙把起义日期提前到七月六日，而这个决定他没有来得及通知秋瑾和其他参与此事的任何人。
    7月6日清晨，徐锡麟全身戎装，集合三百多名学生，发表了简短演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了救国二字，行止坐卧，皆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我自到校以来，为日未久，与诸君相处，感情可谓和洽，我于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故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准备从今天开始实行；诸君当谅解我的用心，也务必请诸君帮助、辅佐，量力而行，这是我之所以仰望于诸君的。”他在暗示会有特别的行动，请大家帮忙。
    安徽巡抚恩铭和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各司官员按时进入第三进礼堂。徐锡麟立于阶上，马宗汉、陈伯平分立堂前两侧，把守左右甬道口。就在学生兵要向安徽巡抚恩铭行礼前，徐锡麟抢先向恩铭呈上花名册，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安徽巡抚恩铭一时惊愕，听到徐锡麟的信号，陈伯平上前向恩铭投出一枚炸弹，炸弹未爆炸。徐锡麟见状立即从靴统里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射击，徐锡麟眼晴近视，唯恐不中，所以连连发射。恩铭身中七弹，当晚不治身亡。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等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而从会场逃走的清藩司冯煦、臬司毓朗迅速组织了军队，将他们包围在军械所内；陈伯平把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装炮弹入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知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则说：“这样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四小时的激战后，清兵伤亡一百多人，终于攻占了军械所。
    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清安徽藩司冯煦、臬司毓朗等官员连夜会审，毓朗喝令徐锡麟跪下，徐说：“你若慢走一步，即被击毙！”
    冯煦劈头就问徐锡麟：“恩抚待你不错，你为什么要杀他?”
    徐答：“恩铭待我好是私情，我杀恩铭是为公。”继之反问：“恩铭如何？”
毓朗抢道：“大人祇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徐锡麟闻言脸色大变，神态登时萎靡下来，却不料毓朗又补了了一句：“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闻语后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冯煦逼问同党，徐锡麟应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令其写供，徐执笔写下了这最后的文字：
    “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并声明：“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审讯完，清吏给徐锡麟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见状，说：“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清两江总督端方“恐有余党劫犯”，致电冯煦立即处死徐锡麟，剜心祭恩铭。
    恩铭当厅向徐锡麟宣读死刑的判决，徐锡麟听了哈哈大笑，说：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我为重建中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区区心肝，何屑顾得。要杀，要剁，请便。”态度极其从容镇定。
    冯煦在执行前，再次劝说：“徐锡麟，你只要交出光复会名单，可免你一死。”徐锡麟大笑：“可笑大人有眼无珠。告诉你，革命党人遍及中华，我四万万同胞必能振兴中华，图共和之幸福。”
    当晚，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碎，然后剖腹将他心脏取出炒食下酒，最后斩首悬之，残酷至极闻所未闻也！终年34岁。
    徐锡麟《出塞》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主要参考书目：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78年。

六、第一女英雄——秋瑾

    秋瑾（1877年11月—1907年7月15日），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等。浙江绍兴人，生于福建厦门。父秋寿南曾任湖南郴州知州。
关于秋瑾诞生的确切年代：
    1981年，秋瑾的甥女、七十岁的王慰慈讲是秋瑾诞生在光绪元年，即1875年。她说问了秋瑾侄孙秋经武，秋经武说凡秋姓中人，其年庚、生辰八字都记入家谱，在浙江绍兴秋宅的客堂里，一直挂着从家谱上抄录的秋瑾忌日牌：“秋寿南长女，秋闰瑾，字璿卿，乙亥年十月十一日生辰（一八七五年阴历十月十一日），丁未年六月初六日讳忌，生肖属亥。”秋氏祖龛和杭州秋社供奉的秋瑾牌位上所记生卒年月，都与秋氏家谱和忌日牌记载相同。
    而湖南湘乡1916年太原堂木活字《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的记载：王家十七世裔孙王廷钧“配秋氏，字瑾，寿南公女。清诰封夫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十月十一日卯时生，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六辰时殁在浙江山阴县，葬西湖，有碑亭。子，沅德，出抚一半与子麒公为嗣。女，桂芳，待字。”

    秋瑾稍大即入家塾，念《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她爱读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仰慕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少年时就写了这样的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秋瑾十五岁，向精通武术的舅父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因她少年时读史书，练功习武，所以后来的文章里都说她“工诗文，好骑马击剑”。

    1890年，秋瑾父亲到湖南做官，随入湖南。
    1896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王黻臣子王廷钧。王比秋瑾小4岁，就读于岳麓书院，“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王黻臣与曾国藩是表兄弟。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虽读过书，却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和秋瑾性情不合，“给她婚后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她在写给大哥的信中倾诉了心中的烦闷：“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脑筋”。
    秋，秋瑾第一次到神冲婆家，对着道喜的亲友朗诵自己的《杞入忧》诗：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借以排解烦闷和宣告自己的志向。

    1902年，王廷钧用钱买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夫迁居北京。
    正是义和团消亡时，秋瑾目睹庚子国难的民族危机和朝廷的腐败无能，愤然赋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常把头巾裹成战士的盔冠，渴望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作《宝刀歌》述怀：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秋瑾说：“人生处世，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她结识了古文大家吴汝纶侄女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读新报、论新学，当时盛行于世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章，对秋瑾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决意投身反清的斗争中去，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秋瑾的《满江红》词里也表达了心忧天下的强烈情怀：
    “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玦，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

    1904年夏，秋瑾冲舍家在吴芝瑛的帮助下自筹款项，东渡日本。她的七律“钗环典质浮沦海，骨肉分离处玉门。”“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记述了东渡的遭遇和心情。
    秋瑾先入东京俊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后入“以促进中国现代女性奉行‘东洋女德’为己任”的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东京，秋瑾和陈撷芬发起“共爱会”， 这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随之又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组成“十人会”，两个“会”的宗旨都是反清。
    7月，秋瑾回国筹集学费和《白话报》经费，在夫家得到了一笔经费，离开家人后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关系。秋瑾是“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
    秋瑾在婆家要钱事，侄女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文中说：“我家原住湘乡荷叶神冲。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来我家，她每天在我母亲房里看书，不出大门。她在湘乡住了一个月，便回湘潭去了。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
    ，秋瑾创办《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提倡男女平权，鼓动推翻清朝。不久秋瑾参加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此间她结识了光复会的陶成章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
    后经陶成章介绍，在上海爱国女校认识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回绍兴在热诚小学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春，秋瑾复去日本，道经黄海赋诗曰：“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气度、豪情当愧煞多少须眉！
    到东京经黄兴介绍见到了孙中山，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比，任众处罚！”她发誓：“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入盟后秋馑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她在东京学习射击、炸药制造，准备回国后的武装暴动。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秋瑾力主全体罢学回国；在浙江同乡会上她愤怒地表示回国反清的决心，对质疑她回国动机的人，拔刀猛插在讲台上，厉声说：“如有人回到国家，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在日本，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和反清活动家，她“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台，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烈，荡人心魂。”日本友人服部夫人在《回忆秋瑾女士》中写初见秋馑的情景说：“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刻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
    秋瑾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对醉生梦死的同乡同学，责之丝毫不留情面。以致后来遭胡道南（她曾当面骂胡为死人）告密，惨遭杀害。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乡前留信王时泽：“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必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回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全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地。……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回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在湖州浔溪女学任教，暑假辞职到上海与陈伯平等挂牌“锐进学社”，以组织、策划江、浙一带会党，准备进行武装起义。9月秋瑾在上海虹口祥庆里试制炸药，虽炸伤手臂幸脱追捕。
    秋，上海《中国女报》创刊。秋瑾在发刊辞中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抚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秋瑾追求妇女解放的思想日益明确和坚定，她说：“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列担。”
    12月湖南革命党计划起义，秋瑾立回绍兴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等地会党首领作响应的准备，不料湖南起义失败，秋瑾不愿半途而废，仍积极准备起义。

    1907年春，秋瑾任大通学校督办，她仍以大通为中心，奔走于杭州、上海间，运动军队中官兵加入光复会。她把金华等处的会党按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顺序字营的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拟定檄文告示，商定了在十九日绍兴与安庆等各地同时举义的计划。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射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的当晚慷慨就义。绍兴知府贵福得胡道南密告秋瑾，上报杭州省府，立即作好镇压的准备；12日，杭州学生得知清兵即往绍兴的消息，急告秋瑾；秋瑾在徐锡麟牺牲后写下绝命诗：“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13日晨，会党首领王金发劝秋馑速离绍兴，秋瑾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介绍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3日下午，清军入绍兴，秋瑾令大通学校的学生离校，秋瑾和留下的少数学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秋瑾等六人被捕。秋瑾被捕后，清吏贵福经连夜审讯，严刑拷打，她始终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话：“革命党的事就不必问。”贵福怕押久生变，报请浙江巡抚张曾敡批准，15日凌晨将秋瑾就地杀害于绍兴轩亭口下。
    行刑前秋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个大字表达了她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清诗人陶澹如：“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行刑后，秋馑兄弟“慑于（清政府）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六六私乘》秋宗章）后来她的哥哥才把秋馑灵柩转寄存在严家潭。1908年初，好友徐白华和吴芝瑛等将秋瑾灵柩运至杭州，2月25日依秋瑾遗言“愿埋骨西泠”，葬于西湖孤山的西泠桥畔。1909年秋，清廷逼令迁墓，秋馑子王源德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湖南人在长沙建立秋瑾烈土祠，经湘、浙两省商定，复葬西湖原墓地。秋瑾灵柩再从湖南运送到上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然后用火车护送到杭州，重新安葬在西泠桥下。

    1913年12月9日，孙中山到杭州亲祭秋瑾，题“巾帼英雄”匾，撰挽联：
    “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6年8 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到杭州凭吊秋瑾，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文中称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79年8月宋庆龄在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1966年下半年，文革中，红卫兵把秋馑当“四旧”，强迁遗骸至杭州鸡笼山。直到1981年才复葬于原址岳飞墓旁、西泠印社前。
 
    秋瑾留下许多著作，她的诗文都以天下为己任，大义凛然，气势豪迈，文词高亢，今有一百二十多首诗，三十八首词，还有白话文章，谱的歌曲，编的弹词，都辑入《秋瑾集》里了。
    秋瑾的诗句：“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卢梭文笔波兰血，拚把头颅换凯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等，其“尚气立节”、“特立独行”，留给后人的正是一种民族的气节和大无畏的精神。
    面对专制腐朽的社会，秋瑾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为正义奔走呼喊，置生死于度外，百折不饶，直到慷慨就义。她那种侠女的气概，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那忧民忧国的情怀，为独立共和，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一百年过去了，秋瑾依然是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在警视、启迪着后人：为民族、为民主我们该做些什么。
    秋瑾的一生是短暂的，宛如一颗耀眼的陨星，在漆黑的夜空中掠过，留下了永恒的绚丽和壮烈。在中国的史册上，无论用怎样光辉的字句去赞誉她都不过份。在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中，这才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希望！


 主要参考书：
《秋瑾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剑兰探春 人有英雄气，文有英雄气。

                         腰横一剑长歌去，安得其人而友之？

“红缨枪 第33楼

剑兰探春，人有投机气，文有投机气。风萧萧兮易水寒，安得荆轲而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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