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诗评]李兆阳谈诗之二十七：苦难、讽谏、批判
李兆阳谈诗之二十七：苦难、讽谏、批判
大家都知道，中国诗歌有讽、谏的传统。这个传统，起自屈原，也可以在《诗三百》中找到根源。笔者多次论及，中国诗歌讽谏内涵，其根源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非主体性、附庸性的特性（请见拙作《李兆阳谈诗之十、十一、十二》等文字）。中国文字的讽谏性特征，常常以各种道德化的形象出现，其中一种形式是将文学作为教化的工具；另一些形式则隐藏一些，比如，就在不久前，一群作协作家们诗人们，高举道德的旗号，号称要抵御21世纪集体道德崩溃。
中国文字的讽谏性特征，并没有错，错在这种讽谏成为文字的一个尺度，更错在这个尺度，加上文人阶层非主体性、附庸性特性，加上儒家的入世传统，加上统治阶层的束缚性的需要，常常成为中国文字的唯一尺度 -- 曾几何时，“脱离现实”曾是、现在也常常还是我们的文字评说家们扼杀文人、文思多么便、宜的武器啊。当讽谏成为文字的尺度之后，我们这些无根的、附庸的文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导、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题，如此便自觉不自觉地奴性化；再则，当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题之后，社会表象性的苦难、而非文人自身体验的生命的苦难，便成为文字的主导，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国之不幸，文人之大幸”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个说法成为文人普遍接受这一现象，无疑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文人自身的生命世界和中国文人的文字世界，是剥离的。笔者曾经论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苦难，是中国百代文人们的“大醉杯”，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中国文字讽谏性特征和西方、日本文学的区别。就笔者阅读所及，在西方和日本文学中，苦难作为文字的主题，是文人自身所体验的、真切的苦难，因为这些文人自身的生命世界和他们的文字世界是一体的。这样的文字所体现的苦难，才真实，让人痛心彻骨。这一点，从黑则明的电影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黑则明不以文字著称，但黑则明电影，称之为“画面小说”，当之无愧 -- 比如说“阳光灿烂的周日“。这个故事讲日本战后，一对都在工作中的情人，过周日假的故事。这对情人，他们的愿望就是要有一间两个人能在一起的一个窝，这个问题也常常是他们两人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他们去看房子：求售、求组的房舍虽然有，但与他们无缘：他们两人的收入，扣除糊口的必要开销，合起来也租不起一间那怕是最简陋、最不堪的房间；去找发达的战友：战友连面也不见；去看电影：两人口袋的钱，合起来可以买两张便宜票，但便宜偏偏就在他们将要轮到他们的时候，被黄牛买走了 -- 黄牛加价后的票价，虽然也不贵，但他们两人剩下的钱，合起来也买不起两张票 -- 电影看不成，男主人公禁不住发怒，与黄牛拳脚相向，但一拳难敌二手，几个回合下来，就被打翻在泥水地，还被打得满鼻子流血；男人面子既失，就和自己的女人斗气，差点把女人赶走，最后还是女人体谅男人的软弱，给了男人一个台阶下，两人才没有分开；重新和好的这对男女，剩下的钱，只能去喝杯咖啡，在咖啡店，被店老板多算了几元钱，男人羞怒得脱下自己的外衣，扔给店主；两人跑出咖啡店，在一个废弃的舞台落脚，男人提议给女人表演指挥某个大音乐家的某个交响乐，女人看着男人面对荒弃的舞台，面对幻想中的听众，很认真、执着地指挥一直幻想中的乐队，演奏一支幻想中的交响乐，眼泪流了下来，演奏末了，抹干眼泪，微笑着给男人鼓掌。。。月光升起，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就这样过去了，男人把女人送到公车站，两人告别。这就是日本战后下层劳工阳光灿烂的周末，虽然贫困，也充满苦难，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明天虽然不一定更美好，但周日的太阳还会出来。
这是真切而深切的苦难，苦难、却让人无言，较之于茅屋为秋风所破而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让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杜老夫子，要真实得不知多多少倍，也不知要真切得多不知多少倍。
写到这里，笔者想说的是，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文人首先是文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体，文人的文字才能写出真实、真切的苦难，而不应该将文人自身的生命从的文字中剥离，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良心、或者定位为一个附属于统治阶层或者社会而存在的生命体，为了讽谏、批判的目的而写苦难，这样的文字不真实，这样的苦难也不真实，这样的讽谏与批判，就流于形式和说教，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感染力，如果这类文字真能说服感染什么人，这些说服力、感染力，也是虚幻的 -- 比如说《半夜鸡叫》、《刘文采》等经典的虚幻的苦难故事：笔者说苦难是中国百代文人的“大醉杯”，诚如是也。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之不幸”，也是“文人之不幸”，而“文人之不幸”，乃“文字之大幸”。“文字之大幸”，是指“国之不幸”经由“文人之不幸”而结出的文字的花朵，少了中间“文人之不幸”这个环节，产生的文字必然是虚幻的、虚假的，这样的文字的感染力，最终必将破灭，如同美丽的塑料花一样，必将在阳光下退色。
李兆阳 2009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