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阳谈诗之二十七：苦难、讽谏、批判

大家都知道，中国诗歌有讽、谏的传统。这个传统，起自屈原，也可以在《诗三百》中找到根源。笔者多次论及，中国诗歌讽谏内涵，其根源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非主体性、附庸性的特性（请见拙作《李兆阳谈诗之十、十一、十二》等文字）。中国文字的讽谏性特征，常常以各种道德化的形象出现，其中一种形式是将文学作为教化的工具；另一些形式则隐藏一些，比如，就在不久前，一群作协作家们诗人们，高举道德的旗号，号称要抵御21世纪集体道德崩溃。

中国文字的讽谏性特征，并没有错，错在这种讽谏成为文字的一个尺度，更错在这个尺度，加上文人阶层非主体性、附庸性特性，加上儒家的入世传统，加上统治阶层的束缚性的需要，常常成为中国文字的唯一尺度 -- 曾几何时，“脱离现实”曾是、现在也常常还是我们的文字评说家们扼杀文人、文思多么便、宜的武器啊。当讽谏成为文字的尺度之后，我们这些无根的、附庸的文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导、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题，如此便自觉不自觉地奴性化；再则，当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讽谏作为自己文字的主题之后，社会表象性的苦难、而非文人自身体验的生命的苦难，便成为文字的主导，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国之不幸，文人之大幸”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个说法成为文人普遍接受这一现象，无疑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文人自身的生命世界和中国文人的文字世界，是剥离的。笔者曾经论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苦难，是中国百代文人们的“大醉杯”，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中国文字讽谏性特征和西方、日本文学的区别。就笔者阅读所及，在西方和日本文学中，苦难作为文字的主题，是文人自身所体验的、真切的苦难，因为这些文人自身的生命世界和他们的文字世界是一体的。这样的文字所体现的苦难，才真实，让人痛心彻骨。这一点，从黑则明的电影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黑则明不以文字著称，但黑则明电影，称之为“画面小说”，当之无愧 -- 比如说“阳光灿烂的周日“。这个故事讲日本战后，一对都在工作中的情人，过周日假的故事。这对情人，他们的愿望就是要有一间两个人能在一起的一个窝，这个问题也常常是他们两人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他们去看房子：求售、求组的房舍虽然有，但与他们无缘：他们两人的收入，扣除糊口的必要开销，合起来也租不起一间那怕是最简陋、最不堪的房间；去找发达的战友：战友连面也不见；去看电影：两人口袋的钱，合起来可以买两张便宜票，但便宜偏偏就在他们将要轮到他们的时候，被黄牛买走了 -- 黄牛加价后的票价，虽然也不贵，但他们两人剩下的钱，合起来也买不起两张票 -- 电影看不成，男主人公禁不住发怒，与黄牛拳脚相向，但一拳难敌二手，几个回合下来，就被打翻在泥水地，还被打得满鼻子流血；男人面子既失，就和自己的女人斗气，差点把女人赶走，最后还是女人体谅男人的软弱，给了男人一个台阶下，两人才没有分开；重新和好的这对男女，剩下的钱，只能去喝杯咖啡，在咖啡店，被店老板多算了几元钱，男人羞怒得脱下自己的外衣，扔给店主；两人跑出咖啡店，在一个废弃的舞台落脚，男人提议给女人表演指挥某个大音乐家的某个交响乐，女人看着男人面对荒弃的舞台，面对幻想中的听众，很认真、执着地指挥一直幻想中的乐队，演奏一支幻想中的交响乐，眼泪流了下来，演奏末了，抹干眼泪，微笑着给男人鼓掌。。。月光升起，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就这样过去了，男人把女人送到公车站，两人告别。这就是日本战后下层劳工阳光灿烂的周末，虽然贫困，也充满苦难，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明天虽然不一定更美好，但周日的太阳还会出来。

这是真切而深切的苦难，苦难、却让人无言，较之于茅屋为秋风所破而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让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杜老夫子，要真实得不知多多少倍，也不知要真切得多不知多少倍。

写到这里，笔者想说的是，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文人首先是文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体，文人的文字才能写出真实、真切的苦难，而不应该将文人自身的生命从的文字中剥离，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良心、或者定位为一个附属于统治阶层或者社会而存在的生命体，为了讽谏、批判的目的而写苦难，这样的文字不真实，这样的苦难也不真实，这样的讽谏与批判，就流于形式和说教，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感染力，如果这类文字真能说服感染什么人，这些说服力、感染力，也是虚幻的 -- 比如说《半夜鸡叫》、《刘文采》等经典的虚幻的苦难故事：笔者说苦难是中国百代文人的“大醉杯”，诚如是也。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之不幸”，也是“文人之不幸”，而“文人之不幸”，乃“文字之大幸”。“文字之大幸”，是指“国之不幸”经由“文人之不幸”而结出的文字的花朵，少了中间“文人之不幸”这个环节，产生的文字必然是虚幻的、虚假的，这样的文字的感染力，最终必将破灭，如同美丽的塑料花一样，必将在阳光下退色。


李兆阳      2009年2月7日

谢依林鼓励、也谢谢红缨枪捧场啊：元宵节快乐

中国文人自身的生命世界和中国文人的文字世界，是剥离的。欣赏兆阳的理性觉察。学习了。

不能全同意.
反观外国文学中讽刺的文章也不少. (谏, 是比较少见的).
Suheir Hammad 不少诗歌就是为了她受苦难的同胞而写的. (她本人大部份时间住在美国),
诗人当然可以为自己本身的经验而成诗, 可是, 为失语者立言, 亦是一些诗人的使命, 不应一笔抹杀. 何况, 中囸文人世界中就没有个人化的成份?
社会需要多元性, 诗, 何尝不是一样?
至于哪一种作品才能感动人, 不会单因题材而决定的. 如果说中国文人的文字世界是剥离的, 个人化的诗亦可以是无病呻吟.

小土豆：我想兆阳阐述的是一个现象，并不是一个概括。

如果以黑泽明的电影为例, “阳光灿烂的周日” 写的是生活的体验, 那么, “生”又如何? “武士勤王记”中表扬的忠勇又如何?  
我也反对” 高举道德的旗号，号称要抵御21世纪集体道德崩溃。”这是愚不可及.
诗歌, 本来就是心灵的飞翔, 又岂需人为的樊篱作限?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诗歌. 对唐代及以后的贫士而言, 杜甫的诗抚慰了他们的心灵, 有它的伟大, 即使是醉杯, 仍是一种理想的标竿.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诗歌. 对唐代及以后的贫士而言, 杜甫的诗抚慰了他们的心灵, 有它的伟大, 即使是醉杯, 仍是一种理想的标竿.
杜甫的诗正是诗人生命的外化。不过有多少杜甫？

“少了中间“文人之不幸”这个环节，产生的文字必然是虚幻的、虚假的，这样的文字的感染力，最终必将破灭，如同美丽的塑料花一样，必将在阳光下退色。”

这看来并不单是一个现象吧.
文人本身或不致如此不幸, 可是,一一样可以为不幸者流泪. 这是孟子所说的”: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如果说文章只是对一部份中国文人的诗, 那么, 同样的道理亦可加诸于” 文人自身所体验的、真切的苦难”, 因为只有他/她才清楚这苦难感是真、是假.

兆阳总版的诗, 小土豆十分欣赏. 可是, 这样说, 就太武断了.
杜甫的诗已经千年, 在很多人心目中仍没有” 如同美丽的塑料花一样，必将在阳光下退色。”小土豆很相信, 再过一千年, 也不会.

[QUOTE][b]下面引用由[u]旺青[/u]发表的内容：[/b]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诗歌. 对唐代及以后的贫士而言, 杜甫的诗抚慰了他们的心灵, 有它的伟大, 即使是醉杯, 仍是一种理想的标竿.
杜甫的诗正是诗人生命的外化。不过有多少杜甫？[/QUOTE]

也不会有许多的黑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