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千日 (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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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千日 (之四)
                             山中千日(之四)
                     
                                 树  立    



                             “杜聿明来了!”  

    时间来到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这时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政治头脑筒单、消息不灵、又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我辈,按照以往经历过的各式各样政治运动的体验,以为一个运动搞了这么久,该快收场了吧。但上头还是说,这时阶级斗争还是十分激烈。而且出人意外的是,最高当局还下了一道步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命令,说是要深挖阶级敌人。
   
    命令一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掌权 (当时权力机关大多是成立不久的革命委员会) 的人,都齐齐出动,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整人运动就开始了。

    从这个时候起,身在干校的我们,按照领导的布置,清队运动要搞,农田的活儿也不能丢。我们过的日子基本上是:下雨天与晚上“抓革命”(开会搞运动),晴天下田劳动“促生产”。

    搞这一类的整人运动,无非是发动大家互相“揭发”,叫人交代“问题”。人们经历了这么多年反复的“运动”锻练,都像一只教熟了的猴子,熟悉此中秘奥与操作程序,因此很快就按部就班,投身于运动之中了。日常生活这时尽管是紧张了些,但对大多数(没有问题)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就不同了。譬如运动开展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学员跳河自尽和一个学员的家属悬粱上吊的事。

    大字报又再出现了,但数量不多,不是文革早期那样铺天盖地的气势,只有零零落落的十张八张,但就内容来说,却都是足够吓人的东西。因为是清理阶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所以大字报的矛头总是指向敌我矛盾,离不了揭发坏人,并且是描准了“清理”对象、直截了当、指名道姓亮出了要整的这个人的名字,点出了他的“罪恶”,要他立即放下屠刀,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当时有一位老教授,就给人贴了好儿张这类令他胆颤心惊的大字报,其中一张的标题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叫『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说你如不投降,就“自取灭亡!就自绝于人民!”其实这位教授并没有什么足以“灭亡”的罪恶。运动一过,领导还是让他去搞“教育革命”。不过从此他多了个“杜聿明”的绰号,有人远运看见他走过来,就说:“杜聿明来了!”
            
                          当年很神气的一个特殊人群

    除了开会搞运动以外,从这个时候起,干校里就常常见到一些所谓办理专案的人员前来找人“谈话”。这些人大多是来自我们原来学校主持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连”的人员;另有一些是来自外地外单位的。凡是被专案人员叫到的人,都要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活儿,去接受他们的问话。在当年,上自中央,下至全国各地的每个基层单位,这些办“专案”的,是很神气的一个特殊人群。

    学员中被专案人员叫去问话的真不少,有的人还被叫了好几次。与我同在一个班的×老教授和一位讲师,我见他们就连续好几天从劳动的田里给专案人员叫走。而且一走常常是两三个小时,直到我们吃完了饭才回来。

    想不到这样的事竟也沾上了我。莫约在这年十二月里的一日,我正在田间劳动,连部派人把我叫回来,说是有人找我。到了连部,我看到有一高一矮的两个陌生男子坐在那里,个子高的有三十多岁,从他外表摆的架势像是个小头儿,矮的只有二十来岁,大概是个跟随吧。他们都板着阴森的面孔,自称是某县的专案人员,是专门从好儿百里之外的某地到这里找我外调的。我一听竟是我的老乡,但他们却一句家乡话也不说,而操着一口半咸不淡、十足蹩脚难听的普通话。我看出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在向我宣示:现在是在调查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必须使用威严的“官话”。

    来人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已知此人是我以前同读中学的同学,正受到审查,已经有人揭发了他不少问题。现在是要我也来揭发他以前的“各种问题”。
   谁都知道,当时这些办专案的人员,他们都拥有一种很特殊的权力,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无它,是专门搞秘密整人的,整人是他们的职业。大众对这类人的口碑不是很好,但是不能得罪,最好是“敬而远之”。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好是自己没有事,他们不来找你就谢天谢地了。但想不到这两个专案人员为了整某一个人,今天竟跑到这山沟里找上了我,这时我未免忐忑不安,但是人家已经找上了门,逃避也不行呀!

    因为问的是多年前的事,提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霎时间我竟想不起来,尤其是指明要我做的是揭发这个人的“坏事”,而不是评功摆好。这倒是一件大事情啊,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生命,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起来,认为应该十分慎重。于是动起了脑子,苦思冥想起来,最关键的,是想想以前我有没有这个同学。

    来人看我低着头迟迟不作回答,认为我可能是在做“思想斗争”,就加以诱导:“这个人虽然是你的同学,但现在已经是审查对象,问题很多,别人都揭发了,你要站稳阶级立场,和他划清界限,大胆地写出检举揭发材料,组织上是会给你保密的。”

    他们完全猜错了,我不是在做什么思想斗争,不是在想要不要检举揭发,而是在仔细追忆:我的同学中究竟有没有这个人?
    片刻以后,我抬起了头,很明确地回答他们:“这事你们别来问我,我经过仔细的追忆,记不起当年有叫这个名字的同学。”

    专案人员一听我的回答就恼怒了,提高了嗓门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事你要首先端正态度,不要回避,要对革命负责,不要包庇坏人!”
    看到他们这样毫无道理的恐吓,说我回避,尤其是说我包庇坏人,我心里十分反感。不知那里来的一股勇气,我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绝他:“我那时读书的这个班就有好儿十个人,这么多年了,我真想不起有这个人,你叫我检举什么?写什么?我这样做正是对革命负责呢。”
  “讯问”继续了很久,我并没有被降服,回答的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想不起来有这个人,你叫我写什么?”  
    来人显然是被我反复说想不起有这个人激怒了,高声说:“你不写,我们就不走啦!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讯问”暂时停下来,这两位专案人员当日真的没有走,他们执意要留下来,声称一定要留到我改变态度的时候。

               在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年代  还是有正直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被通知不用下田劳动,照样到连部接受这两个家乡来的外调人员的问话。没想到,他们为了达到威迫我俯就的目的,把我们连的指导员L请来了。

    指导员L在我们连是管政治的,在学员的眼里,他是比连长更有权势的人物。我只知道他原来是我校×系的教师,从无来往,对他的为人,我并不熟悉。这时看见他为了这件事给找来,我知道事情弄大了,他是怎么个态度,不得而知。但我心中巳下了决心:做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记得的事就不能胡编乱写害人,你叫谁来都一样,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大家坐好以后,这两个专案人员就当着我的领导,首先抢着说话,内容当然是派我的许多不是,诸如不肯和他们合作啦,有思想顾虑啦,不肯揭发老同学的问题啦.....。还愤愤地对着L说:“我们对他做了一整天的思想动员工作,咀皮都磨破了,他就是不说。因为这样,我们不得不把您请来!”

    指导员没有立即回答他们的话,而是转过头来和颜悦色地问我:“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他们到这里来,说是要我捡举揭发以前一个同学的问题,但是他们说的这个人的名字,我经过反复思考,实在记不起来,一点印象都没有,叫我揭发什么呢!我总不能胡编乱造些材料去害人吧!”
    真想不到,L专心地倾听了我的诉说以后,几乎用不着思考,很快就相信我的话。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对着那两个专案人员说:“他记不得有这个人,材料就不用写啦,你们就别难为他了。”
    L的话对那两个人无异是一盆迎面泼来的冷水,他们大失所望。这里的领导不支持,知道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是没有什么用处了。尤其是那个小头儿,满脸咀丧,像只斗败了的公鸡。他们悻悻地立即离开了干校。

    事情告一段落,我向L挥手告退,离开连部照旧去参加田里的劳动,但整个上午心情很不平静,感慨良多。在通往田间的这条平日很难行走的既崎岖又泥泞的小径上,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走得异样的轻快,几次喃喃地对着自己说:“在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年代,做人真难,但想不到还是有正直的人。”




1楼
荒唐岁月的荒唐事,让人回味。

那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需要请客吃饭。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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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树立的这个故事令人深思,那个时代,落井下石的人多,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说明一个人的良知。应该赞许。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惨痛一页,人们是不能轻易忘掉的,应该不时提起,以警醒世人。
4楼
讀過美華近日貼出的一些文章,讓我感覺美華真是百家爭鳴。這是美華發展大方向,歡喜!若能做到像胡適之時代的《新青年》和五四時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一樣,真正美華盛事也。
5楼
看着树立老师的文,我想起父亲在文革时的遭遇,年龄和树立老师相仿的父亲,在那时摧残人心的生活里,我父亲得了严重的冠心病于终生。

那时,父亲回家,总是很疲惫精神状况,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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