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的罢了先生推荐我来美华论坛读一读李国参先生的作品。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不想一下子被这里众多的好文章吸引住了。读过国参先生的《小记返母校》，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就读过的学校。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只是正式的上过小学和大学，而没有正经八摆的上过中学。上初中时，正值文革，记得那时先是看看附近北大清华的武斗，看看斗争王光美，然后是去学农学工，再往后就是卷起铺盖上山下乡。待到再迈进学校门，已经是78年考进大学了。
我上的大学在全国来说是一所很不错的，排名很靠前的大学，而我就读过的小学却是一所默默无闻的小学，况且它现在已经都不存在了，但我还是非常怀念它。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在文革开始时，我已经在小学里接受了完整系统的六年教育，十二年以后，我是不会考上大学的。
国参先生文章中，对母校的自豪，对母校的深情，对老师的怀念，对老师的敬重，溢于字里行间。正如国参先生在文章结尾所说，我不幻想年青，我已不再年青；但我盼望拥有一颗年青的心，换得白髮童颜，把我心留在学园里。
实际上正是这样，每当我回到北京，路过已经不复存在的小学时，我都要在我的母校的遗址旁边多停留一会，多看上几眼。
我的小学有一个有点怪的名字，叫老虎洞小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所处的那条街的名字叫老虎洞。它就在海淀镇上。现在这条街已经没有了，连知道这个名字的人恐怕都不多了。可我要是和你说北京大学，你一定知道。我的母校实际上是离着北大最近的小学，和北大就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北大南门的那条从中关村到海淀的马路，从小学后门出来，过了马路就是北大的南门，它比北大的子弟小学--北大附小，离着北大还要近。从学校向西，向着海淀大街的方向走两分钟，有一条胡同，叫军机处，就是当年清朝的总参谋部。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个胡同的一座院子里。再往西走几步，就是海淀的西大街了。
国参先生对他的母校有着有着详尽的描述，与其说是描述校园，更不如说是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的回忆。我的母校当然没法和崇雅中学相比，但是，正如儿不嫌母丑一样，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母校设施简陋，校舍破旧而嫌弃过她。学生对母校的怀念是不会受物质的条件影响的。
老虎洞小学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了80年代，因为建设征地需要而撤销。学校的校舍以前原本是一座真武庙，进门是一座影背，绕过影背，正面坐北朝南是大殿，左右各一座耳房，两边各有一排东西向的厢房。绕道大殿后面，是操场，操场旁边有几座新盖的教室，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学校的全部建筑物。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就是学校的全部学生。那时，小学只上半天。
从操场上，可以看到马路对面北大的楼房。操场的这一边，长着十几颗枣树，每年开学的前一天，老师们都要把枣打下来，同学来报到的第一天，每个人发一茶杯枣。那枣特别甜，以致我都舍不得吃，要拿回家和家人分享，以示这是我上学得来的。
我当年上这所小学，也是阴错阳差。我家住在中关村，可是因为我的生日是在九月一号以后，中关村小学不收我，要让我再等一年，可是父亲觉得还是早点上学好，不知怎么和老虎洞小学一说，就收了我了。其实周围名气响亮的学校有许多，中关村小学，八一学校，北大附小，但那时也没人谈什么好学区坏学区，我也就老老实实的从一而终，在这里上了六年，根本没有想到转学的问题。后来我常和父母开玩笑，说当初若不是早上这一年，说不定就可以不上山下乡了。父母的回答是，那你今天也许就不是这样了，你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你的性格说不定也不一样了。我自己也承认。
国参先生在《小记返母校》里回忆了他的校长， 他的老师。这使我也想起了我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一般讲，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了，大多记不住学生的名字，而学生往往还能记住许多老师的名字。我确实还记得许多老师的名字。我还记得校长是个女的，叫张琦。 张校长的丈夫叫刘晓春，是八一学校小学部的校长。最令我惊讶的是，小学毕业十多年后，当我从农村回到北京，拿着档案到街道的知青办报时，知青办的主任竟然是张校长，而其她竟然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不仅如此，她还一下说出了好几个我们班上同学的名字。说到文革中有几个学生打过她，她是那样轻松的一带而过，好像挨打的不是她一样。一晃又是近三十年过去了，不知张校长还好吗？
我记得上小学时，教育经费并不是很充足的。学校里就组织学生勤工俭学，给附近的一座糕点厂砸核桃，全校师生砸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核桃，用挣来的钱把木头黑板换成了玻璃黑板，大家上课不用再吃粉笔灰了。
那时的教室是没有清洁工来打扫的，每天放学后，留下一组学生打扫卫生，擦黑板，擦桌椅，扫教室，扫院子。大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到美国读研究生，和美国学生讲要给老师擦黑板时，他们一个个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要大，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张校长治校是很严的。学校里有一位工友，负责给大家烧开水，冬天烧炉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开玩笑的管他叫了一声“老张头”，被张校长听到了，她让这个学生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她要让我们这些孩子知道，不管他是老师，还是工友，不管他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你都要尊重他。
国参先生在文章里还回忆了他的几位老师。每个学生心里都有几位记忆最深的老师。我还记得我六年级的老师叫吕明明。那时她才不到三十岁，带着一副白色的眼睛，上课时一丝不苟，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多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了她的班上，都会收敛起来。而到了下课时，吕老师又能和学生们玩到一起，玩到开心时，你能看到她和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
记得刚刚学过古文“苛政猛于虎”时，其中有一句，“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当大家知道夫子可以是老师的意思时，私下里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吕夫子。
吕老师确实是教学有方。小学六年级要准备考初中，那时虽然不像现在这样追求名校，但不少人还是暗地里摩拳擦掌，把目标对准清华附中，一零一中学。六年级开始没几天，吕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一百个作文题，告诉我们，这些作文题，只要你们写了交上来，我就一定替你们批改。后来虽然因为文革而取消了考初中，但我还是觉得在六年级里受益匪浅。
学习文言文时，她要求我们每一篇都要背下来，告诉我们，只有背下来，熟记于心，才能更好的理解，才能在用的时候信手拈来。直到现在，我现在还能背出《为学》,《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木兰诗》，《鹬蚌相争》这些古文来，都是那时学的。
一晃离开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已经四十年了。当年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老师也没有了音信。我不知道，我的母校是否出过什么名人。这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这是我人生启蒙时的第一所学校，他给了我知识，教了我做人。
国参先生回忆母校的文章，一往情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果每个人在读过李先生的文章后，能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就读过的学校，回忆一位教过他的老师，那将不失为是对母校，对老师的一份怀念和一种回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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