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克煌：读 书 与 文 学
（一）
读书琐记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
我进入祖父创办的新民小学读书时，不满五岁。记忆中三年级时、还一个人不上课在操场上刨沙坑，在坡边草丛里捉指甲壳大的土蛤蟆。
而四年级暑假十八天的补习让我茅塞顿开。补的是算术，老师叫我们计算时眼前要有视像。如4×8这道题眼前出现的是堰塘堤上长有四行树，每行有八株，算算一共多少株树。这激发起我的学习兴趣。在下一学期的一次算术测验中，我作对了高一个年级六题任作五题计一百分的全部六道题，老师给我打了一百二十分；两个班的算术老师为这争面子还打了一架。我的作文也一再被传观、在墙上公示；一篇悼念弟弟去世的文章，几年后作文老师还问我要，要寄给桃源民报发表。
从此我在班上的成绩进入前三名；从进入初中起，我的成绩每学期都是全班第一。
小学时期在任校长的祖父的图书室里大读《少年文库》，晚上在教室里的豆油灯下念《说岳全传》给簇挤在一起的同学听，念到岳飞屈死风波亭那一节时，一个个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在家里时则读《水浒传》、《说唐全传》给哥哥听，哥从小高度近视，而绝顶聪明、过耳不忘，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绰号、名字连同是什么天罡地煞，我俩至今肯定能凑一起说全。在以后的假期中读完《说唐全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杨家将》《五虎平南》等等。家里奶奶房里有一套《石头记》，我读到第六回立即放下，不懂。一生中还有几次受到蛊惑展读过《红楼梦》，我总不喜欢贾宝玉，只觉得公子哥儿，粉腻脂融、无聊无趣而无法玩味。纵使大人物们口沫横飞，吹上天什么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封建史等等，我还是提不起兴趣，以为就是一部文采不错的没落家族自述罢了。到了两个年轻人被标榜打倒了“反动权威”俞平伯，就更加觉得味比苍蝇，活生生一根被利用了打人的棍子，更莫说有心记忆背诵它了。
我哥哥就比我用心，红楼梦中的所有诗词，他全背得滚瓜烂熟；这和他小时候视力差读书只能听读默记有关。他一直不能上早晚自习课只能一个人在寝室里静默地背诵遐想却成绩很好，直到高中时期到长沙做了眼球晶体摘去后视力有所改善为止。可惜就由于这晶体摘去，于后来的灾难中在干部农场因为强劳和饥饿致使视网膜剥离失明。
初中一年级时我读了百来本近代人粗制滥造的武侠小说，什么吴天宝、萧金琳的，因为是转借自同学从街上租的书，一两天要还，多是遮掩在课桌抽屉里上课时偷看，却引不起多少兴趣，得不到满足。
于是在初二有闲时一个人翻窗户进入学校的书库里，读了《人猿泰山》，还是不过瘾；于是大读《史记》《汉书》，生吞活剥，居然看得下去。国文老师是北大毕业的老夫子罗完白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我心中的创造者》，为这我作了一篇古文，写的是孔子。记得开头是“叔梁纥祷于尼丘，归而生夫子，及长，当道于鲁。”结尾是“夫周道之衰也，诸侯互为鱼肉。”接着评价孔子是“沉舟义艇、颓厦支柱”。老师给了我一百分，并圈圈点点，在老师们中间传观，说大一的中文系学生未必写得出来。这时我十二岁。
那时从北方来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名叫景向之，辽宁沈阳人，认真又很严厉。他上第一堂课时，我为窗外啼叫的小麻雀吸引，凝望着那只小东西。他走近我，大喝一声：“站起来”，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可是当他考问我讲课内容时，我却能一一答对；我看到他迟疑的目光。后来他安排我在全校的比赛会上演说英语，又后来有了我的古文一百分在老师中传观，除了我的国文老师，最兴奋的就是他。
军管会接管学校那年（1949年），景老师与同事一起在校务会上当面指斥贪鄙成性的总务主任的恶行与狡辩，愤怒到挥起手中沏茶的碗盖砸过去，两个人几乎打了起来其实毫发无伤。穿无帽徽军装屁股上别着小手枪套的县长沙成章来了，说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后面跟着秘书文敏。尔后与我们热衷于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才十几岁的孩子们对阵挺神气吓人的。这时我已经饶有兴致地在看《共产党宣言》。
后来知道，这位县长就是本县黄石的大户沙家一少爷，入读大学后1943年参加学生组织民生社，1948年才在本县加入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前一年还在附近的县城关镇的油杂中学渔父中学教书。据地方志，这时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准备下湖南湖北建立新政府的以王任重为首的冀南南下工作团还在集结途中，到任的桃源县长是冀南人李铁峰。而新解放区的地下组织先接管政权。沙成章老年在益阳市退休。
沙成章以捣乱为由，把景老师抓去关押了起来，这引发了同学中自动组织的一场请愿。十几天后景老师出狱了，县里让他回原籍去。离去前已被剃成光头的景老师，特地把我约到县城正街一家小饭馆里，就为了在我的赠言簿上写道：“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没有看到一个像你这样聪明的学生。我们在依依不舍中分别了，希望你记得有我这个老师”。师道尊严而又饱含情义，景老师虽委屈如此，却耿耿于表达对我的满腔期望。只可惜我后来飞来横祸，被浪费了许多年光；虽然急起直追，然而书生老去，成就毕竟要受到些限制。
景老师后来如何不得而知，这段曾被拘禁有前科的经历是可能发酵继续成灾的。在强项的专政即专制社会里，过于真挚、义愤溢于言表于当局的人不会有好果子吃。在随后的大规模镇压中，景老师也许很苦；就是当时首倡请愿的本班同学胡天表，怕也难逃厄运。长于训导驯服工具的某人物推崇的 “夹着尾巴做人” 纷纷成为他们圈内的家训与流行的格言，是有它的准头的。几千年的奴隶封建制从来排斥小民尊严。只是这拟兽的教化无视尊严却倡导伪善，掩饰强项而驯服弱者，膜拜兽道横行、正义扫地，造就深远的公害。
景老师走了，是和一起来的音乐老师杨秀禄一起走的。杨老师同样俊朗。他开了一场音乐演奏会，展示了独自的长笛、小提琴、大提琴、黑管、萨克斯以及钢琴演奏；这样的场景是我们从未见识过的。这也是一场募捐，以便有补于他俩一路的盘缠。这让我们这些乡里娃们开了眼界，并些许惶惑地感受到知识、正义的无奈与权势的跋扈。
后来我去长沙读书，随母亲住在杜家山贫民窟的杉树皮小木屋里。这时期，除了姐姐寄钱来接济，我们再无别的生活来源。
我无钱购买制图工具，又一口乡音拘谨得很，一时融不进同学圈不好意思借用，制图课时我就逃学去三联书店倚靠在书架上看书。制图课学完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我用蘸水笔一连描了十几张机械图交卷了事。教我们制图的是儿子也是副教授的老教授李国桢，教授们都很是严谨，自然不买账，给我打了零分，记录为丁。我们的毕业证书是综合几年成绩定名次发文凭的，后来发给我的毕业文凭标示为贰号，就是第二名。这就是我关公走麦城的成绩了。
市里的公共图书馆也在附近，那里有凳子可坐，有时候或是星期天我就会到那里去读书。
我读了不少苏联当代和沙俄时期的文学书，这也是当时可看到的外国文学书中最多的部分，有些书比如陀斯妥夫斯基的著作于一个少年是干涩沉闷却仍有诱惑力的。我喜欢莱孟托夫的《当代英雄》，我喜欢他清新、灵动、绚丽的色调，卓尔不群的高贵的人物。后来就开始读莱孟托夫的诗，然后是认真读普希金的诗。我也喜欢高尔基的诗《海燕》，可是政治诗毕竟不免矫情，体会不到持久而可回味的韵味。到我开始工作后，除了在养病期间看完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等外，也因为时间毕竟可贵，我读的文学作品主要的还是诗，于是是李煜、李清照和苏东坡、辛弃疾等的词。在文工团的痛苦时期，我随身带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多年来，我从《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等直到元曲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有点空闲就读。外国的也如此。
每到一个新地方，偷闲首先光顾的就是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寻找可读的书籍。在外出参加会议时的闲暇与路途上读。前些年省城来回多些，就再从书店买十元一本的《呼啸山庄.》《廊桥遗梦》《卡萨布兰卡》一类的原文简写本在旅途中读，几小时行程恰好读完，到家了，书也交卷上架了。
其他外国人写的书，如拜伦、席勒、哥德的诗作乃及狄更斯、小仲马、大仲马等的作品陆续读了一些，可是传播评介历来十分有限，后来就并不十分热衷；以为到底国粹触手可及，又博大精深。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之后，我曾有过小品与诗作在国内外发表。我后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极为宝贵，文学方面极少提笔，要么也是思绪衷来，难以自拔，一吐为快；经历坎坷，不求闻达，唯舒啸寄傲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