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囯”
                    
1、序

怎么评价“太平天囯”，它是一场极其落后腐败的“乌托邦试验”，还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如果不一味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去看这段历史，其眼光会公允得多，全面得多，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有众多的学者专家“著书只为稻梁谋”，更有甚者是立说权作官身阶，全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去评论历史，难免多有偏颇和不实。在那个刀光剑影、风起云涌的时代，凡事都为政治服务，且还在一段特殊的时期里，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故而对历史和现实里发生的任何运动、暴乱等群体事件，都简单而决绝地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好人和坏人两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因此，“太平天囯”总是以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定格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中，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呈现于国人面前。
我从小学四年级上历史课时，知道了太平天囯运动，知道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知道了石达开和李秀成，还知道了他们纵横十四个省，建都南京，坐拥半壁江山，执政十四年。直到潜心读完八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太平天囯》，重新细读罗尔纲的太平天囯专著丛书，这些书且都还是一九五八年前的直行版书。近几年来又细读了的有关太平天囯的众多评论文章，对太平天囯的认识，有了自己结论。
太平天囯在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占南京前，将攻克的武昌、九江、安庆全弃之，建都南京后，清朝的江南大营从南京钟山至七桥瓮一线围困太平天囯，江北大营从浦口到扬州一线进逼，太平天囯从建都南京开始，其首都就一直处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又哪来的半壁江山？当时有人说太平天囯是“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这话虽夸张了点，却是大大的实话。
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囯发兵北伐和西征，一支孤旅如游寇从江南出发，攻关掠地，入河南到河北最后全军覆没。西征的石达开的鼎盛时期也不过占领了安徽二十七个州县和江西大部，而南昌等几个大中重要城市却始终在清军手中。到了一八五四年九月，太平军在岳阳、江西田家镇半壁山战败后，再也没有能力染指湖南湖北了。当时天下大势是：江南一带清军和太平军犬牙交错，大部分地方为清军所有，“半壁江山”究竟是以中国的哪块土地来计算的？
所以说历史是任何政治家篡改不了的。

孙中山先生开始投身反清事业时，就是要在中华大地上推翻独裁的帝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国。
1902年，孙中山嘱刘成禺撰《太平天囯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让此书作为“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扬汉皇之武功”，“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孙中山全集》第1卷）。
孙先生当时鼓吹太平天囯，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1905年以后，孙先生尖锐地指出太平天囯的实质是“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太平天囯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孙中山选集》）。
1924年，孙先生又指出，太平天囯“不懂外交”、“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是失败的“最大的原因”。
这些话均收集在孙中山《全集》里。
后来他清醒地认识到：“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
他在《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写道：“五十年前太平天囯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孙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明确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监督、教育”五权独立的立国、治国主张。他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写到：“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你说孙先生会赞许洪秀全那种神权家天下的主张吗？
因此，我深信即使是洪秀全统一了中国，孙中山先生也会发动民主革命去推翻这个变态的神权君主王朝。

我们曾经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学说的始祖马克思，也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尊崇为一切领域的真理指南的先师，他对“太平天囯”有过较祥细认真的研究，也作了明确的评价和批判。我们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闻听太平天囯一事时，最初说的话来肯定太平天囯，却偏偏忽略他了解和研究得出的论断。
“太平天囯”诞生之初，马克思激情地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随着马克思对“太平天囯”所作所为及其施政纲领的深入了解，1862年6月他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评说“太平天囯”运动：
“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正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
“在他们看来，握有无限权力，横行无忌，这与消灭他人生命一样重要。”
“士兵得不到军饷，而是以战利品过活的”。
“引起恐惧，这便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
“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
马克思最后总结说：
“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
“旧有的服务多年而在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正规军构成革命军的核心。其余士兵是些新招来的青年或出征时强征来的农民。……地方上的一切流氓无赖都自愿归附太平军”（以上均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
太平天囯开始时，马克思是以极大的热情来赞扬东方睡狮的觉醒：
“我们要提起一件事情，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舞起来鼓励大家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61页。）
可是随运动的发展和太平天囯实质的一点点显现，最终他对太平天囯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了。几十年来，我们在评述太平天囯时，引用马克思的话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断章取义，掩盖其准确的评价，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是有意混淆事实，是地地道道的误人子弟。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国现代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冯先生在书中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囯，因为太平天囯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要倒退到黑暗时期”“否定太平天囯必然要给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要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囯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
当你公正地通读了太平天囯的资料后，一定会同意冯先生的观点。
天王洪秀全臆想出来、由南王冯云山等人策动的这场暴乱，从一开始时就以冠以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以天权神授来诱惑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利益献身。因此，洪秀全借基督教之名创立的拜上帝教，不是一种革命，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复旧，一种倒退。
清末民国初的学者、著名的百日维新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先生说：“所谓太平天囯，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晚清百日维新领袖康有为的门人、反满斗士欧榘甲也说：“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一旦得意，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
近代反清义士，时在晚清社会发聋振聩的《革命军》作者邹容，认为太平天囯是“以汉杀汉，山尸血海”，其结果“所保者却是满人”。

这场“革命运动”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据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容闳估计，这场历经十四年的动乱，约有二千五百万人死于非命。
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
太平天囯时期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囯和清王朝都有责任，互相屠杀。
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的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又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
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囯的极权统治》文中说：
“太平天囯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近代史学家简又文先生说太平天囯的作用是“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囯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晚清名臣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同治二年《致李鸿章》信）。这就是太平天囯运动带来的荒凉景象。
1875年，动乱结束12年了，请大臣郭嵩焘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称：“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

台湾史学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中，多次扼要地提出了自己对太平天囯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囯，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囯，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囯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撰写的《中华通史》里，对太平天囯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囯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示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自已自行违犯。”

钱穆先生说得好，“若太平天囯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

“太平天囯”所建立的是极端专制的政教合一政权，它推行的乌托邦式的财产充公、夫妻分居的制度是违背人性伦理和社会常理的。
“太平天囯”是个迷魂阵，不只是大量使用隐语、忌讳语，其新造词语更是怪异荒诞，它特有的“天历”、官爵、体制、礼仪太匪夷所思。
 “太平天囯”的性质究竟是革命还是进步，我无权作评判，只是想将我了解到的“太平天囯”史实整理出来，让世人去判断。

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反思这段历史，并作出中肯的评价，对民族和未来，功莫大焉!

2、洪秀全紊乱思想初探

莫看洪秀全曾经做过塾师，他的诗文粗鲁，语言贫乏，语法混乱，而且错别字特别多，通顺的文章真的没有几篇。其文化素养底下，文字表达能力相当差劲，难怪他会次次落第。倘真能高中，那将是今古奇观之首篇，也是孔孟儒学、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失败。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第三次落第回家。郁闷、绝望至极而导致精神恍惚，神经错乱，勉勉强强撑到了家，终于倒地大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天，整天胡思乱想、疯言疯语。病愈后，他四处说自己卧病在床上时，梦见一条龙、一头虎和一只鸡，一起走进屋来，接着就有人抬来一顶华美异常的大轿子，恭恭敬敬地请他上轿，把他抬起上天，一直抬进了天堂。天堂的大门两旁，有无数男女夹道迎接他。下了轿后，一个衣着华美的老妇女把他带到天河边，让他下到河里洗净身体，回到宫殿里，有医人剖开他的身体，掏出五脏六腑，然后给他全换上新的，那剖开的伤口立即就愈合了。随后，他被引见给一个金发皂袍的老人，这就是天父皇上帝，天父授给他一把剑，让他同天兄耶稣一道去杀鬼斩魔，同时给了他一个印绶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金黄色的水果，洪秀全吃了水果后力量倍增，便同中年的天兄耶稣一起，在天堂里斩妖杀魔。返回天庭，天父皇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命令他下凡，做人间的万世真主，救天下苍生。

一八四八年冬，洪秀全将这些梦话写成《太平天日》，书中说“天使扶真主坐轿”，“到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视”，上帝“身穿黑龙袍”，“常教主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脚要八字排开。”他的想像力也真的太次了，竟想出些与人间不同的景象和威儀来。书中称上帝为“爷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这个东西不过是重施鱼帛狐鸣的陈陟故技而已，来确定他天授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考的途中，基督教徒梁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起初丝毫没引起洪秀全注意，他还是醉心于功名仕途，再次的名落孙山，使他精神崩溃，乃至大病四十天，神经也癫狂了。洪秀全三次科考失败，这条路他还能走得通吗？科举的路肯定走不通了，是疯子则必找发泄的对象，于是，《劝世良言》就成了他新的良药，《劝世良言》中新的神权思想和基督教义启发了他新的暇想。白莲教的失败，反清复明的灰飞烟灭又清醒的告诉他走老路，借用中国陈旧的神教、偶像已没有多大号召力了。以全新的泊来之神，也许更能迷惑愚昧的中国人，与其潦倒终身不如辉煌一日，不能流芳千古，也求遗臭万年，这也许就是洪秀全当时的想法。

洪秀全知道基督教产生于外国，传入中国的时间很短，影响面也很小，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泊来之神神秘而高高在上，可以任你涂鸦，洪秀全恰恰利用了这点。
他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基督耶稣的弟弟，奉天父皇上帝的命令下降到中国凡间做君王，来拯救中国人民。他依照《劝世良言》的启示，模仿基督教中最简单的仪式，加入中国帮会的行规创建“拜上帝会”。後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拜上帝会”，便试图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解析圣经内容，竟遭到洪秀全的坚决抵制。并因此被基督教斥之为异端邪教。后来他到广州天主教堂请求入教行洗礼时，被教主拒之门外。洪秀全不是天主基督教徒，而是假上帝之名创私教野心膨胀的疯狂教主。

洪秀全因自身的遭遇和对名利追求的屡屡受挫，故而反对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信仰，特别反对孔孟之正统文化，因为他读了“孔孟”十几年，最终一无所获，极度的失望使他不得不找别的出路，思前想后他选择了标新立异。一本几百千字的《劝世良言》居然成了他的“革命”指南，洪秀全回家后闭门造册，写出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宗教教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和《改邪归正》。随之他试图在在家乡广东花县推行他的教义，第一个举动是砸毁书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在这个靠近广州比较文明的地方，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对洪秀全的反感和厌恶，人们把洪秀全看成疯子，对他躲之、驱之，致使他无法在本地立足。万般无奈中洪秀全便偕同一心要抗御清朝的冯云山等人云游到外地传教，一直走到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数月后，洪秀全因当地生活艰苦，加上没收到几个教徒心灰意冷，便独自离开赐谷村返回广东花县。听任不屈不饶的冯云山独自一人深入闭塞、愚昧、贫穷的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去做“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和缔造根据地的工作。

读读洪秀全的杰作：“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只有天父皇上帝才是人人应该尊拜的，他痛斥独占天子称号的皇帝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南东，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分应朝朝而夕拜，理应颂而歌功，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
洪秀全明明白白的向世人宣告：
你能当皇帝我也能当！而现在世人“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不认识我这个真命天子而已，我是天父上帝之子，天兄基督之弟，奉命来到人世间斩杀地上的君王，做人间的新帝王，这就是洪秀全实际思想的出发点。

其实洪秀全思想贫乏得很，从这几十年来被赞誉为农民革命运动纲领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和《改邪归正》中就能读出他的文化底蕴、他的思想深度、他的行为能力。方言俚语、错字别句充斥其中，全是些生涩、拗口、怪异、荒诞的文字，全无一丝文采，更谈不上逻辑，居然一直被尊崇为“革命”的不朽文献，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洪秀全从西方请来个“皇上帝”，用以反对中国传统的各种偶像。

冯友兰先生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话对一半、错一半，洪秀全只是借用了西方宗教的外衣，而他和他的主要“王爷”从骨子里就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念，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他们更不懂，也没有想着去学习，在很多场所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唯我独尊的排斥一切，包括他接了名字的宗教。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极为肤浅，得到一本很浅很浅、区区数百字的《劝世良言》，又在英国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先后停留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教义，然而他的学习完全是按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其中的字和句，根本不去理解与体会教义的内容和实质。三个月的相处，罗孝全已经清楚了解洪秀全的意图和目的，所以，当洪秀全请求入教受洗时，他断然拒绝了。其实入教本是很简单的事，无论何人只要请求就可以洗礼，洪秀全偏偏就是入不了。由此可见，洪秀全对基督教又能有多深的了解？他又能创造出什么先进的理论呢？

洪秀全的专制思想特别严重，该思想在他个人的独裁统治生涯中得到了最高最充分的发挥。例如洪秀全常以太阳自居，他在《天父诗》中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并明文规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等行为都“该打”“该过云中雪（云中雪是剑，说的就是杀头）”。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封建伦理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难道这就是他的革命性？显然他比皇帝士大夫更森严、更高贵，也更残忍。
许多书上记载了洪秀全的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受到当地群众怜惜和尊重的一对追求婚姻自由的恋人塑像捣毁，还痛斥为“该诛该灭两妖魔”“到处男歌和女歌”（《斥六乌》）。
洪秀全的宗法天命思想也表现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总之贫富天排定”“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已得成人”，在他的文章中这类文字比比皆是。

洪秀全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思想上却没有一丝一毫当代民主平等的先进性。他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他是在论证“开辟真神为上帝”的学说，上帝是天上人间的绝对权威，这难道是否定君主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确实与古代乌托邦式的大同思想相近，但他行的却是等级森严，君臣有别！他说的话和之后做的事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偏偏有人只看到那么几句平等友爱的话，而不顾他讲的大多是坚持等级、坚持专制的言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硬生生要把一顶革命领袖的桂冠扣在他的头上？

洪秀全建都南京后，也搞了些开科取士的事，但他出的命题却可笑到极点：
“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这大概是洪秀全对自己数度落第而向科举制度报复的一种作为吧。
在太平天国应试的试卷中，解元新阳考生孙启楙，文章被考官圈点的句子是“恨不得杀尽妖头，上答天王之高厚”（《岁寒文稿》卷三）。
湖北状元文章《真神独一皇上帝》的圈点佳句：
“皇矣上帝，神真无二也。夫犹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独一皇上帝上而何。”“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独一皇上帝也”。
还有太平天国中广为称道、美曰流利的诗：“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简直与打油诗无异。
洪秀全在南京开招贤馆，亲写招贤榜：
“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这些白话确远在他那些四六文字之上。

据清人沈梓《避寇日记》中记载，太平天国招收的人为：
“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厄塞者 ；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士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人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
于是才有了清人的讽刺：“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文武百官三百六十行”。

洪秀全说满清贵族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争其兄弟之产耶!”。杨秀清、萧朝贵的讨满檄文里说：“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概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其实陈腐了的夷夏观念远远赶不上同化的进度，满清入关二百年，汉文化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只是缘于统治阶层的极度腐败，人民大众的反满清实则是对腐败势力和权力的宣战。

在宣传和发动上，洪秀全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来引诱身处最底层的农民的：“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同打江山功勋等臣”“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许诺同自己一起造反者“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谕众兵将遵天令诏》，《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
在组织上他实行政教合一的军事化体系，把二十五家组成一个最基础的组织，设两司马。两司马里又分五人为一伍，这二十五家派一个“两司马”的官员来管理他们的作战、劳动、教育和婚姻生育等一切活动。“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军事体系，其官员就称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这就是军队的建制。军队再由王侯统领指挥。从基层到中央军政统一、政教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的严密军事化组织体系，专制统治就形成了。

再说说《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世上的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归“上帝”所有，因此无论打下了什么地方，夺得的任何财富，都归天朝所有，实际上是归“上帝的二儿子”天王洪秀全所有，任何敢私藏金银财物的人将处以极刑。洪秀全不是要否定权力，而是要建立一个洪秀全私人的“太平天国”！这个“天国”，人人都不能有私产，“物物归上帝”，即归洪秀全。天下民众的财产和权力都归了地上的主宰，广大民众只能从他那里分得一份残羹剩炙，这样，广大民众只能是他个人的奴隶！虽然他允诺分给民众一份土地和财产，但在面对质地、数量不等的土地、面对权力强弱、能力大小、关系亲疏时，又能怎样去分配呢？只能是任由大大小小的权力官员来进行分配，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不想都会知道，由没有文化、只靠杀人战功而拥有权力的人来实行分配，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不公。

还有所谓的“圣库制度”。在紫金山暴动之初，洪秀全下令各地的“拜上帝会”教徒，“将田产屋具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部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太平天国宣布：“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定都南京后，建立了中央的“天朝圣库”。“天朝圣库”集中了沿途夺取的城市和南京城里的官衙、官员、富户及所有居民的所有金银、粮食、货物、房产等。这种财产集中完全是对老百性的掠夺，财产集中在洪秀全一人之手，那他的使用受不受限制呢？他是不是受限制的！他可以大肆挥霍“天国”的财产，天王府和各王府的建造就是铁证。

洪秀全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武宜东乡登基称天王，正式登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不管现在有多少人，也不管前程如何，更不管你四处刀枪林立、炮声隆隆，先做皇帝以了夙愿。称王（帝）后分封部属：
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
九月，太平军占领了地不满二十平方公里的永安县城，就诏令封王：
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南王冯去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洪秀全的无能就体现在此了：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领袖和实际权力均交给了杨秀清。
东王府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尚书为分管各部的主要官员，军事大事皆先经东王汇总裁处，再呈报天王。这就形成南京城里的另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中央。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天国之子”和他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一文中说到：
“我将集中探究洪秀全的内心，并尽我所能去努力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对他的国家产生如此惊人的作用”。他认为洪秀全为完成上帝“委托”的使命，“执着于他的梦想……”。
他说“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开始向广西山区的一小帮农民和季节性劳工传道时，他是否有过一丝闪念，意识到由他的信念启动的事态之发展将导致千百万生灵涂炭，并将由中国的一些最伟大的政治家花上十多年时间竭尽全力地予以镇压？也许洪秀全真没这样想过，因为他把自己与上天的力量等同在了一起，逐渐相信他自己不受任何凡夫俗子评判的束缚。”

当时洪秀全紊乱思想的骚动和祸乱的历史正如史景迁所说，千百万生灵涂炭，晚清最杰出的四大名将竭尽全力花了十多年时间才扫清寰宇，

太平天国的集权专制与传统的中国中央集权毫无区别，而其宗教性、专制性、落后性更胜前十倍。洪秀全利用清王朝的腐败、保守和落后状况，建立的“洪氏王朝”，本身就是家天下的王朝。
以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来领导一场运动，它会走向何方？

谢谢看此贴的朋友！

3、浅论太平天囯失败的原因

我一九七四年得到老师赠与的一套《近代史资料丛书——太平天囯》和罗尔纲写的有关太平天囯丛书，平常的空余时间便潜心细细读了起来。“太平天囯”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最终得出的结论竟同我从小学到大学听到的称颂——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截然相反，它是一场暴乱，给已经陷入无限苦难的中国带来一场空前的浩劫，是一个私欲极度膨胀疯子为追求出人头地而挑起的一场浩劫！
洪秀全四次科考秀才，全部落第而归，升官发财的仕途梦完全破灭了，急得神经错乱，大病一场卧床四十多天，在昏迷和清醒之中他都在寻找出路，终于他从布教教士那里得来的小册子里得到了启示，创立一个人所不知的新教来慰藉他的梦。若不是冯云山契而不舍地宣传发动组织，他的那个梦就永远停止在梦境里，成为自我安慰的画饼。当他拥有些许力量的时候，他不是为夺取天下管理天下筹划决策，凭自己意念中的权力，制定出一整套比中国历代皇朝更落后、更迷信、更愚昧、更残酷，等级更森严、生活更奢淫、贫富更悬殊的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并在弹丸之地的永安到孤城南京就实行它的天条天规。
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根本扯不上是革命、是进步！

太平天囯从一诞生就不尊重知识，打压知识分子，摧毁孔庙，焚烧一切与孔孟有关的书籍，摒弃中华民族的一切民间传统习俗，扼杀“拜上帝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信仰，以诱骗和暴力强行搞起那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
洪秀全在金南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斥孔孟、焚禁古书，身居南京的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说：
“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太平天囯《诏书盖玺颁行论》严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后来太平天囯也开科取士，考试仍用八股体，诗用试帖体，题目完全出自太平天囯教义。这些题目让大多书读书人难以理解而望而却步。
张德坚《贼情汇纂》里记载：安徽乡官保荐一名龙秀才，龙秀才向洪秀全上万言书，把洪秀全比作周武王、汉高祖，洪秀全批示“周武、刘邦是朕前部先锋。”不授官职给龙秀才。
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囯的缺陷，是对太平天囯的中肯批评。
《李秀成自述》里记载：
“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我家寒苦，有食不逃。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
在闭塞、愚昧、极度贫穷的紫金山区，山中蚊虫猛兽极多，用它们来恫吓村民又会有几个不怕的？兵起造反时，沿途村庄的房屋摧毁了了，粮食拿光了，村民不跟着走还能活得下去吗？

我想，凡是一个身心健康、理智健全的人，只要看完了“教主”洪秀全留下来的所有教义和诗文，就会清楚它的本质所在。
太平天囯一八六四年灭亡，到一九四九年尚不足九十年，它留存而面世的史料很全（虽然南京的太平天囯资料大部被湘军焚毁），各地的许多原始资料还是被介入这场动乱的列强们抢去而保存了下来。这要感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们，他们跑遍中国、远涉重洋，挖掘和完整的整理出太平天囯的存世的资料，仔细读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运动的史料只有太平天囯的是最为完整的了，这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最有益的帮助和指导。这些留存面世的史料，已经完全能够说明太平天囯运动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众多的文人学者，又会以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即所谓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诠释这一历史现象呢？这大概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哀、中国历史的悲哀吧。

从1950年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流一致认为太平天囯失败的原因，归纳为两点：
1、客观原因是太平天囯后期，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造成敌强我弱的不利因素，这是根本的原因。
2、主观原因是太平天囯领导人中的内讧，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而太平天囯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归根结蒂是由于没有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
“太平天囯失败是指未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历史证明农民起义只有在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出现之后，并在它们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在太平天囯时期，中国社会上虽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未能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是史学界权威的结论。
此真滑天下之大稽！那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又该作何解呢？他们没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而夺取了天下，可怜的无产阶级史学家们啊！若说太平天囯失败是指未能推翻清王朝，并把主要原因同样归结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这又将作何解？所以这种论点违背了历史事实，对历史的评判也是绝对错误、决不可取的。

太平军从广西金田到定都南京，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太平军所到之处，各地的清朝军队都是节节败退，看起来所向披靡，力量似乎很强大。
其实不然，满清军队入关，建立清王朝二百年，原来能征惯战的满清八旗子弟，都成了国中贵胄，养尊处优、饱食终日，师老人惰，安排在全国各地的满人绿营已是垂垂暮年，毫无战斗力可言了，以致逢仗必败。再加之统治阶层从皇帝到省市府衙的腐败，民不聊生，国力锐减。兼之清政策闭关锁国的政策，更导致的国势的落后，十九世纪下叶，清王朝已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了。一遇风吹草动，清王朝就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依靠汉人来收拾残局。

可敬的史学家们一说起太平天囯，就无比骄傲地说：纵横十六省，建国十四年。事实是太平天囯虽然占领了南京，而南京自始至终都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中，双方军队犬牙交错的对峙，南京城门外大多数地方走不上十里就有清军屯守，太平天囯从来都没有真正完整的占有过半壁江山或江南一省。
从一八五四年以后，太平天囯就没能再染指湖南湖北，即使是石达开出走也仅仅是大军路过。因此说是纵横十六省，建国十四年的胜利，太牵强附会了。

说太平天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们虽反抗地主，却不能也不懂得怎样去消灭地主阶级。可事实上他们一路上消灭的地主、富豪、仕族太多了，而且都是从肉体到精神连根拔起。所以以上观点我决不苟同！再说洪秀全们能代表农民阶段吗？

太平天囯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用以蛊惑和号召无地、少地农民群众追随他们造反的手段。在这里我不谈祥它的主要内容，只说它的原则：
“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解归圣库”“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这个上主是谁，就是洪秀全等少数几个人，人不满万、地无十里时，洪秀全就急不可耐地登上权力的最高峰——天王，诞生了一代新帝！
纵观太平天国十几年的作为，《天朝田亩制度》推行了吗？一八五三年进南京后，在江西占领区，石达开曾经推行过分田；一八五八年后，李秀成在苏州、常州一带也推行过，但真正得到田地和财富最多的都是拥有重兵的王侯。
一八五四年，针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杨秀清发布浩谕：
“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来息”。
为此等景象，杨秀清等王联名上奏天王：
“建都天京、兵士份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良民，照仍交粮纳税……”，请求地主自主土地和收租纳税。
这提案经洪秀全批示“即遣佐将施行”，于是又回到允许地主拥有土地和继续收租的秩序中来。
据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
“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后来太平天国在很多占领地还是依旧制要求农民、地主“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太平军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农民田地凭证，设立收租局，并强迫农民交租纳税，规定佃农“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并非是把地主的田地全部无赏平分给无地的农民，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且在太平天囯占领的许多地区，附加税、田捐等是由太平天囯的军队直接向佃农征收，征收额又往往随战争的进程而浮动增加（没有减少的事例），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不断加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朝的圣库制度。一八五一年洪秀全令：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一八五二年在进攻长沙时再下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查出，斩首示众”。到南京建都后就更加严厉了：“凡私藏金银者，就是妖，定斩不饶”。藏银五两（含五两）以上不缴者一律处斩刑。
物资的分配，金以猪肉的配给为例：最初时天王每天十斤猪肉，以次递减到中级官员（总制）每人每天半斤猪肉，总制以下的中级官员到全体军政人员就没有猪肉分配了。其他物资那怕是针头线脑的分配就更加细化了，无一不在圣库的掌控和分配之列。这种分配公平吗？后来，城市打下的多了，财产积累的多了，除少部分分配给各营圣库执行起分配制度，大部财富充实了中央圣库，天王等中央层的用度就实行各取所需了。
而且天王和各王在南京的巧取豪夺敛财聚富，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奢侈挥霍生活糜烂，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太平天囯高层在南京城里的自相残杀，是群王争权夺利之必然。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囯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只有这一点大陆史学界的权威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史学界的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于杨秀清野心太大，行事飞扬跋扈，逼封万岁而殉命，完全是咎由自取。野史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洪秀全是事变的挑起者，洪秀全杀杨之心久远而坚定，口中不说还故意加杨秀清“万岁”，以至韦昌辉气极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加封杨秀清“万岁”，表面上是忍让和谦恭，实际另有图谋，一面麻痹杨秀清，一面激怒韦昌辉，最后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这个隐患在太平天囯最初就埋下了，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洪秀全受不了广西紫荆山的艰苦和寂寞，早早离去回了广东，实干的布道者冯云山又被当地官吏抓进了监狱，拜上帝会濒于瓦解，这时杨秀清假借天父附身下凡“传言”，发号施令，稳定了会众，使拜上帝会转危为安。当时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广西浔州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有种自称鬼魂附体、沟通阴阳两界的“降僮”的迷信形式，杨秀清就是以 “降僮”的形式，简单直接的把“天父”“上帝”带到人间，从此获得了拜上帝会中至高无上的天父传言的权力。
一八五零年，洪秀全发布起事总动员令建立太平天囯前，杨秀清忽然口哑耳聋的大病起来，大家都以为他残废了，可是一到了金田营地，他突然开口说话，自称天父降托，耳聪目明、心灵性锐起来，井井有条地指挥军营中的大小事务，他的神秘和权威、以及代天父传言的可信度进一步加强。到永安封王，洪秀全不得不令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生生地把实际权力交给了杨秀清。
进了南京，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册封各部尚书，尚书为各部的主要官员。天国的所有军务、民政一应大小事务由所管辖的王侯整理，必须先报东王府，汇总裁处，由东王杨秀清拿出意见呈报天王，天王的权利就是批复。于是南京城里就有了一个最高偶像和拥有实际权力的两个中央。
孙中山先生曾说“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囯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了。太平天囯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囯的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的一念之错。”孙先生不究史，其为一家之言，并非真理。
如此的两个中央安能相安无事！若洪、韦联盟杀杨的说法能得到多种史料的证实，那么洪秀全就成为天京事变的罪魁了！

太平天囯政权的性质，史学界中有人认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往往是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退回去”。他们认为太平天囯是以反满清王朝为起点，以封建化为终点的不能成功的农民运动。
其实不然，洪秀全根本不懂“高筑墙，缓称王”的道理，从建立太平天囯国号开始就是君体独裁，甚至比满清更加等级森严，这从一八五一年永安封王和颁布的各项制度法令就充分显现了的。
洪秀全在述怀诗里说“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当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显然他在自比刘邦和朱元璋。后来又用封官许愿来鼓舞士气，他说：“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只要全体将士能“各做忠臣劳汗马”，就能保证大家“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洪秀全是急不可耐地要登上皇帝的宝座。
这是否就是农民起义？自古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到最后田又归了谁，二千余年来的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成者为王！太平天囯跳不出这怪圈，任何一个家天下的集团和政党也跳不出这个怪圈！
太平天囯定都南京后，其政权建制、职官制度、等级制度、礼仪制度等，全都是沿袭家天下帝王专制的模式，他们把夺来的权力变成另一种方式，名正言顺的变成自己独有的权力。
以娶妻为例，太平天囯“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天王和各王，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四十人，至江宁选百八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
其规避制度更加专横：“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

天王洪秀全在南京修建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全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诗”，如“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等等几百首。
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日”、是“太阳”，要后妃们“速照本心对太阳”，“各莫鬼迷过太阳”。他训斥后妃：“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天京事变”后，他逼走石达开，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联做”，在朝中重用文盲且无德无才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和十岁的幼西王萧有和，说什么“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台朝诛之”。
实则洪秀全把太平天囯当成是父子承袭、“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洪家天下。

还有人认为太平天囯的失败有多种因素：
一 、1852年围攻长沙一役，西王萧朝贵战死；1854年林绍璋湘潭战役的失败，关键性地影响了整个太平天囯的进程。
二、老将曾天养在岳阳战死，对太平军的军心是个沉重的打击。
湖南两战两败，损兵折将，士气受到明显打击，畏怯湖南；使太平军不能据有湖南鱼米之乡，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后勤补给之地；湘军因此才能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对付太平天囯的绝对主力；还有湖南每年上交清政府290多万两白银，湖湘学子为清政府所重用，为垂死的王朝打了针强心剂。
三、太平天囯北伐军的全军覆没，三万老广西将士的消亡；还有湖北田家镇一役，太平天囯精锐损失殆尽。
四、内讧之后，幸存下来的两广老弟兄所剩无几。“天京事变”标志着宗教统治的破产，作为天国支柱的平等思想，也因为上层的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骄逸奢侈和等级制度更胜于清朝而破灭。幸存的两广老兵，也因为“天京事变”变得心灰意冷，整个太平天囯上下可谓是离心离德。
五、翼王石达开的分兵他走。
六、后期没有一个像东王杨秀清那样能统揽全局的领袖人物，洪秀全的“天王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策略加剧了上层的矛盾。
七、太平天囯内部指挥不畅，行动不协调，将领不合心，不能同心共济。以后期李秀成、陈玉成为例，两支柱尚不能合作，况他人乎？

其实，太平天囯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腐朽和滥杀，一个疯子和一群失意的人在贫瘠的大地上，用前者腐朽的制度建立起更腐朽的制度，它一出生就已病入膏肓，在中华大地引发空前的大瘟疫，它怎么能顺应天时民心而入主中华。

1860年，江宁李圭著《思痛记》里记载：
江苏丹阳被李秀成部占领后，“杀戮之残，蹂躏之酷，无日无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赣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者。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之残忍也”。“贼亦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顾贼众奉行者少，而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
江西高安县志：
“癸丑（1853）贼至，所扰惟典铺大家为甚。乙卯（1855）再至，惟以仇视官绅，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杀犹未甚也。至辛酉（1861）逆酋李秀成至，而祸斯极矣，分扰各属，放手焚杀，恣意淫掠，各乡勇男妇死者不下数千人，所过成焦土”。
外人亦言晚期太平军缺乏战意斗志，惟以烧杀破坏为事。
据英国人说，在1858年，南京吸食鸦片的，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太平天囯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土壤里衍生出来的怪物，从一出现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可以说太平天囯高层里没有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有的是各有遭遇、各怀私心、各具目的的野心家和枭雄，要以比原来更落后的制度来取代前朝，倘若真能胜利，那将具有改写人类历史的“功绩”了。

4、再析太平天囯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囯这段历史为期并不远，而且留存真实、可查可考的资料齐全和丰富，为什么又会赞美和毁誉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呢？
我以为先是孙中山先生单纯的借太平天囯号召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起来造反，用以作为推翻满清统治的手段。日本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说孙先生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又褒称太平天囯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留日学生刘成禺写《太平天囯战史》，孙中山先生作序，此书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发行。该书史实误漏甚多，没有史学价值，纯粹是一本号召反清的宣传册子。
孙先生在序言中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
当时孙先生认为太平天囯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这就可以证明孙先生对太平天囯知之甚少，洪秀全是什么样的人，太平天囯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他知道的不多，因为没有读到太平天囯的史料，仅仅知道洪秀全喊出了“今满妖咸豊，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天所不容，所诛者也”的豪言壮语，因为耐不住压在大汉族人心中二百年沉重的巨石，因为心中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实则是为自己賁发的呐喊所触动。
既然他对太平天囯不甚了了，那么他因为斗争需要的推崇就会是真理么？人无完人啊，他的盲目推崇，给一代成功的政治家以籍口，造成历史认识的极大混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把伟人所有的话都当成真理。我认为先生只是借洪秀全“驱逐鞑子”的口号，而后来人巧借先生之言为个人政治目的服务。
当时在孙先生倡导下，借宣传太平天囯反满清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为其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但从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看，作者对太平天囯制度、服饰等知之几乎为零，完全是臆造描述绘画出来的。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刊出苏曼殊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章太炎题词。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二十四岁，对翼王石达开也是一无所知，她身处变革时代，热血沸腾，以心境理想而画，会是真的么？其画也是臆造的！后来她的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我的判断就出于此。
还有广为传唱的章太炎《逐满歌》：“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南社诗人高天梅托石达开名写诗多首，自行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以讹传讹，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诗词小调、故事戏曲，使那些本来模糊不清的乱世魔王一个个都成了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了。
孙中山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推翻满清，宣传中背离史实，是可以理解的，虽有后遗症却是不难治愈的。此做法让后继的权力者引用为不容置疑的教典，却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误人子弟啊，谁在误子孙后代啊！

孙中山先生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虽赞赏了太平天囯的“民族主义”，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囯“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孙先生在《民权主义》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太平天囯不是我们的榜样，“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而这些话许多人偏偏视而不见。

1949年后，中国把太平天囯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拔高成“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只能歌颂，不准批评。以至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百口一词说：“英雄、斗士……”。
最初肯定太平天囯的是有无产阶级史学家之誉的范文澜， 1943年他在陕西延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为纪念洪秀全撰写成《中国近代史》书稿中“太平天囯革命”一章，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连载，后由延安新华书店印版发行单行本《太平天囯革命运动》。《解放日报》发表时称《太平天囯革命运动（初稿）》，《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编入第三章时称“太平天囯革命”，将“太平天囯”定调为“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

现代史学家罗尔纲在1949年前就认为太平天囯是“农民起义”，1949年后肯定洪秀全更是不遗余力，他把太平天囯列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王朝，用正史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囯史》。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冲击，其根本性质在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土壤，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甚至把洪秀全从金田起义起就妻妾成群的传闻，认定是敌人的诬蔑。

那就看看天父诗和洪秀全“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吧，里面清楚的记述了后宫“不记姓名、位次”的嫔妃，是以数字编排的事实。
据《洪大全供词》：“洪秀全眈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
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这些资料罗先生不会不知道啊！他读史料肯定比我们早，比我们全，而得此结论实在令人费解。
请读他的《太平天囯史稿》中的一段话：
“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它把农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峰。
它制定了显著的纲领制度，如废除地主阶段的土地占有制；如准备革命成功后建立轮船、铁路、工产、矿产等近代工业；如套求人与人平等，男女平等，‘天下跟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大同思想；如创行人民选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如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传播有关的生产知识；如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进步文化政策。
但是，太平天国究竟还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它还保存有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保守性、自私性。”
真的是这样吗？

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囯终身不懈，完成《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两书，收集了太平天囯的绝大部分史料。他语出惊人、骇人听闻——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不知道他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敢苟同。
其实他也不赞同太平天囯的这种政体，他把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时“民有民治民享”的话改成“共有共治共享”套用在太平天囯的头上，实在是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

几十年来，对太平天囯的全盘肯定的根源是政治家为治国治民之需，引人步入古为今用的误区，取其一点，不及其余。造就成一言堂的政治环境，任何人包括史学家都不能乱说，更有甚者是很多人善长奉迎，为一己私利而符合鼓吹之。群众只能读到千篇一律的政治教科书，接受一种观点，最终深信了农民革命运动的论断。悲哉！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赞同《太平杂说》的论点。
潘旭澜《太平杂说》说得多么好啊：“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那么洪秀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先谈谋国，“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不是洪秀全。
李秀成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洪秀全初到广西桂县，居住两个月就畏其艰苦折回广东，具有推翻满清明确目的的冯云山，不愿放弃，独自一人深入更贫穷得紫荆山区传教，发展会众。洪秀全知冯云山稍有收获，再来桂县，借那么一点点气候，大摆权威，捣毁寺庙，鞭笞孔、孟塑像，终至惹恼了桂平县的一些读书人，联合官府抓了冯云山等人。他见状置会众和刚起的事业于不顾，连夜逃回广东。
冯云山把远在广州的洪秀全推为教主，一则是拿他写的那几本书为纲领（自己写不出），二则是引进泼赖之神，更增添上帝教的神秘。洪秀全称基督为长兄，自己是上帝次子，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
因为冯云山的被捕，洪秀全的出走，杨秀清、萧朝贵趁机借天父天兄附体下凡，攫取了拜上帝教的实权，为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主动让步，退居杨、萧之后，从此杨秀清总揽了太平天囯的军政大权。
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太平天囯发向全国的檄文《奉天讨胡檄》，只用杨、萧名义，而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实际是个挂名的领袖而已。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教主天王洪秀全深居宫帏，从不坐朝议国事，只接受东王送来的奏表，还概不见人，只见东、北、翼王三人。因此，南京城中一直传说没有天王这个人，清《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

从广西谋事造反到1853年称孤南京，到发兵西征北伐，再到1856年的南京内讧，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个木偶。杨秀清早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对其没有丝毫的尊重，数次假天父下凡之口批评洪秀全，甚至借天父之名要打洪秀全五十杖，经百官苦苦求求，才予“赦免”。洪秀全终于忍无可忍了，1856年夏，杀了杨秀全全家和部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昏天黑地。
洪秀全杀杨秀清时，是以“逼封万岁”的谋逆罪为由，密诏韦昌辉、石达开诛杀杨秀清。但在诛杀韦昌辉时又称韦昌辉杀东王是“无诏擅杀”。
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奸徒乎！枭雄乎？
南京太平天囯内讧后，洪秀全不再信任外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任意提拔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王，终于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
堂弟洪仁玕带来个《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不及一月便封为精忠军师。他一方面“旨准颁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方面不放弃拥有的半点特权，不接受新政。不久又因小事冷落了洪仁玕，最典型的叶公好龙。
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力撑危局，洪秀全在天京城里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大发横财。危急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
因此连罗尔纲也无法维护他了，在《湘军史料丛刊》序里写到：“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囯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批评洪秀全是亡国的主要责任人。
其实罗尔纲又错了，就是没有湘军，太平天国也必败无疑，况且湘军一直是以少打多，而且越战越勇。

再说太平天囯的宗教：太平天囯的拜上帝会仅仅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几个人名和礼仪名，洪秀全在教义中引用各种儒家经书，来印证《劝世良言》的“独一真神唯上帝”，印证中国古来就信奉上帝。
洪秀全《天条书》初刻本，中有引自《诗经》的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见《大雅•文王之什》）；“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见《商颂•长发》）。
引用《尚书》的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见《泰誓》）、“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引用《易经》的有：“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
引用《孟子》的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梁惠王》）。
洪秀全说，历史上中外都同“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
所谓反孔反儒，对自己有用的决不会反，洪秀全的思想和文章全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现在我们看看洪秀全到底留下些什么革命的文件。
洪秀全在《百正歌》中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该作何解呢！
太平天囯《天朝田亩制度》中，把农民指作贱民。由该何解！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说：“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这还不足以看出洪秀全从心底里就看不起春种秋收的农民，他到底代表了谁，是农民吗？还能称是农民领袖吗？
洪秀全的《天父诗》第一百一十六：“天兄耶稣下凡圣旨：天兄曰：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指刀，“飞”指杀。意思是洪秀全的众多老婆，凡有半点轻慢天王的，罪该杀头。
《天父诗》十七、十八首是对后宫嫔妃的管教规定：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还有《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有记载：“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写的是受刑后的惨状。其刑法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
这些都记述了洪秀全对后宫嫔妃的管理和使用各种酷刑的惨状。这些清规戒律和酷刑，就是洪秀全的男女平等么？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人一气理无二”的天人思想，与基督教无关，倒是与程朱理学、佛教哲学息息相通。
洪秀全还有“鬼心既革，《孝经》当明”、“《蓼莪》诗可读，胞与量宜恢”等句。《蓼莪》是《诗经•小雅》中的章句，洪秀全的用心是很清白的，就是要人们只“共奉上帝”。
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引用《中庸》中孔伋（子思）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话，又引用《诗经》中“天生蒸民”和《尚书》中的“天降下民”等语，然后说：“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
所有这些，不过是古为今用、蛊惑人心的宣教。
洪秀全的最终目的是用宗教为皇权服务，天王的神人合一是为皇权的独尊。所颁诏书，强调“三纲五常”，是为树立“天王”专制权威服务。癸好三年颁布的《天命诏旨书》，就充满了天王专制的言词。
1851年（太平天囯辛开元年），洪秀全在东乡颁旨：“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
7月14日他又紫荆山茶地颁旨：“皇上帝曰：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天王诏令：“同顶天父天兄纲常。”
以及洪秀全后来旨准镌刻的《幼学诗》中说，“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太平救世歌》中说：“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又借天父下凡，叫“众小媳，孝顺尔丈夫”，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并一再强调：“生杀由天子”，“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后来颁布的《福音敬录》中再次强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教规。
从中哪里可以看出一丝丝先进性、革命性？又同基督教义有哪点相同？

同样《天朝田亩制度》与基督教教义毫无关系，倒有点《周礼•地官》的影子。《周礼》卷十一《小司徒》中写道：“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汉郑玄在注文中释：“此皆先王所因农事而定军令者。”
《天朝田亩制度》里的建制规定是：“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一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五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
只要一对照，就明白此规定出自何处。
曾几何时，人们对《天朝田亩制度》推崇倍至，赞扬它是“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其根本性质在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发生场所，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殊不知平分土地的愿望也可以在《周礼》中看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
汉代郑玄的注和唐代贾彦的疏，大意均是：小司徒的职责是辅佐大司徒平均土地，为此应对人民进行核查，普遍了解男女、老幼、强弱者的人数；上地养七人，而能任强劳力者为三人（另一人是家长，还有一半即三人是弱劳力）；中地养六人，可任强劳力者两家五人；下地养五人，可任强劳力者平均两家各二人。
这里说的“上地”、“中地”、“下地”各可“再分上中下三等”，因此，土地共分成“九等”。所以郑玄再作解释说：“有夫有妇乃成家，从此二人为一等，至十人则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经唯言七六五者，据中地之三等，则知上地下地之三等。”
由此可知《天朝田亩制度》地分九等、均分土地、不分男妇的办法，来自于《周礼》，不是太平天囯的独创。不同的是《周礼》中说的是“给地”、“授”，而《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分田”、“分”。

你以为洪秀全会摒弃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吗？不会，绝对不会，他是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下长大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大脑中已根深蒂固，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个桎梏。为一己之私——出人头地（不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赶考为什么），固然他只会充分利用传统封建文化中有利于皇权、专制的语言和理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他根本不懂），更不可能是借西方的先进来谋求中国变革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而是一个思想紊乱、私欲极度膨胀，又极其无知、愚昧的独裁者，他的失败只有庆幸，决没有腕惜！
太平天囯后期，洪秀全的偏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至洪仁玕在《克敌诱惑论》中痛切地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他提出“革故鼎新”，采取措施，加强宗教神秘性，以维护洪秀全神人合一的地位，力图强化上帝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他阐发天父、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义，将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掺合进去，要天朝上下克服外界诱惑，辟邪崇正。
他在《资政新篇》中说：“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教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
在《钦定军次实录•辟邪崇正论》中的理欲说教更多：“遏欲存理之性，即所以获福避祸之道。”“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上大天堂者，惟我是问。”
在《英杰归真》里指出，“革故鼎新”最根本的要求是“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象而拜上帝，化愚顽而归良正，脱俗见而遵新化，视听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万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这样，“今日则脱鬼成人”，“今日则洗心革面”，“今日则咸与维新”，“前入魔鬼之网罗，几几地狱；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这样就实现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这些是洪仁玕一厢情愿要重振朝纲的纲领。

太平天囯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
洪秀全一面借用儒学的理念和语言，一面却把儒、释、道学统称为“歪理邪说”，把孔孟及孔孟的信徒都视为“妖魔鬼怪”，对儒家经典，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惟恐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一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严禁拜上帝教圣书（钦定太平天囯文本）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太平天囯中“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编撰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子的故事，鞭打孔子的理由是：“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太平天日》中天父皇上帝责问孔丘：“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子错在“声名反大过于”上帝。
为清除孔子的影响，树立上帝的权威，就是太平天囯反孔的实质。
无怪乎曾国藩惊呼：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洪秀全虽也开科取士，设榜招贤。然上帝教“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和反孔焚书的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
史载洪秀全对文化人：“贼掳我官吏绅矜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事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算己也。”
故李秀成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凭这具话，其胜败可立判哉！
由于太平天国的冲击，汉学一度形容枯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因其宜矣。”后来，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指出：“洪杨之役……江、皖、浙靡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雕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考证学本已在落潮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胡适说“残破穷困的基础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
一时的祸乱，确使中国落后了许多年啊！可怕呀！

说句题外的话，开始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860年到南京被洪秀全赐以“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的洋教士罗孝全，在了解太平天囯后说：
太平天国“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一样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在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边条线上走。”他迅速地不辞而别，洪秀全为他的逃跑狠狠地责罚了洪仁玕。
还有受到太平天囯各王礼遇的洋人富赐礼在《天京游记》里说：
“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
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梗。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
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第一日他退让一点，但未几又说传教士错了。他从新翻译圣经，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砂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经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
其不伦不类的宗教教义是先进还是倒退，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太平天囯对传统文化习俗全盘否定，企图以泊来的宗教洋名称夺取权力，同时又把孔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据为己“用”。太自相矛盾了，这也凸现了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你以为洪秀全能忘记中华的传统文化吗！当然是不会的，他是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自然“四书五经”对他的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四书五经”的桎梏。他尽走偏门，借用二千年前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只言片语，为自己的一己私欲找理论根据。
所以说，天王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借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谋求中国变革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紊乱、行为乖张、私欲膨胀、愚昧残暴的独裁者。
纵观太平天囯，承袭的依旧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
一、“奉天承运”：中国自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均自称是“天子”，是天帝的儿子，秉承天命来进行统治，用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秦末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要借助于天命。
陈胜、吴广用“篝火狐鸣”的办法示意“大楚兴，陈胜王”是秉承天命和天意。东汉末年黄巾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
元末红巾军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太平天囯同样运用这种“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思维模式。太平天囯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
在太平天囯《天命诏旨书》等文献中，全部充斥着“天命”字样，都在说明洪秀全作太平天囯天王，实是“天命所归”。
二、“改朝换代”：自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都是改朝换代。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只是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改朝换代”而已。
太平天囯在东乡建制后，一直具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它强调“天王开辟君王”，“嗣后当有万万年不易之纪纲”。一再宣称“洪家天子杨家将”，“壮天威而成王业”。宣扬待到“小天堂威风”，“后来自有高封”。这些说教，浸透了创立“新朝”、“万世一系”的思想。
这种“改朝换代”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农民战争的祁求模式。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是最具蛊惑力的一种号召物。
唐朝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试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劫财以均平”相号召；明末李自成则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帜。谋求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皇朝。
太平天囯同样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的主张，在口头上大喊把“平均”化作一种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这个制度在萌芽中就是只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制度。
以它来完成自己的“改朝换代”，岂不怪哉。

曾国藩是当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维护者，曾国藩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天国，完全是太平天囯的愚昧落后、专制暴政的必然结果。这场浩劫成就了曾国藩之功名，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5、太平天囯之祸析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囯》“卷首语”中写道：
“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一点也不夸张。
事实上，太平天囯在华夏大地所造成的损失之巨，影响之远，悲惨之极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我阅读了许多资料才写下这篇文章。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
3月20日入金陵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战火狂飙所及，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

先谈人口的骤减。清道光三十年（1850），官方统计全国总人数为429931034人（缺台湾府），咸丰元年（1851）增至431894047人（缺台湾府和广西省永安州）。估计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可能已达到4.5亿。
安徽省广德县，1880年(光绪六年)编纂的《广德州志》记录：
“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五年中，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可见战争的残酷。
据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徽州府歙县在太平天囯期间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
胡适的父亲胡传在自传中说：余曾于1865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吃惊地发现在徽州府境里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幸存者仅为五分之一。
清政府统计：浙江人口从1851年约3000万，战乱后经历十年恢复期，即到1874年，人口还不足1100万。
1860年至1864年间，太平军两占杭州，杭州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
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1830年清政府统计苏州府人口数为341万，到1865年已减到129万。
常州府金匮县1830年人口数为26万，到1865年减至14万。
高淳县1837年人口数为188930，到1869年降至55159。
近南京城的金坛县1853年前，人口数超过70万，1864年后县城中仅剩3000人，郊区四乡仅剩3万人。
据清政府统，1851年江苏人口数为4430万，战乱1864年后，经历十年的休养生息，到1874年，人口数依然连2000万还不到。
昔日的富庶繁华已化作战火的灰烟，换来一派“愁惨气氛”。
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范文瀾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承认说：杨州、苏州、南京在太平天囯战争后，“二三十里无居民。”“竟日不逢一人。”只不过他把战争的惨境归罪于清政府和英、法等西方列强。
萧条至此，惨矣！读史心中亦悲切！

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实际数至今还是个谜，谁也拿不出准确、权威的数据。
众多学者根据太平天囯前后的清朝《户部清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1851年到1864年人口数锐减40%，绝对损失数达1.6亿（其中包括全国各地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局部战争损失的人口数）。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减少了1.12亿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文中说：
“太平天囯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时中国人口已经达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
中国人死了四分之一强。兵凶战祸，触目惊心!
有学者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研究，认定太平天囯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等五省，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口至少达5400万，再加上太平天囯战争中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囯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战祸直接造成死亡人口数达7000万。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囯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
《中国人口史》统计1851年至1864年期间，太平天囯战乱中南方七省人口死亡的数字：
江苏省战前4471万人，战后共死亡1679万，死亡率为37.5%。
浙江省战前3027万人，战后共死亡1630万，死亡率为53.8%。
安徽省战前3738.6万人，战后共死亡1700万，死亡率为45.5%。
福建省战前1621万人，战后共死亡449万，死亡率为27.7%。
江西省战前2428万，战后共死亡1172万，死亡率为48.3%。
湖北省战前2218.7万人，战后共死亡500万，死亡率为22.5%。
湖南省战前2180.9万人人，战后共死亡200万，死亡率为9.2%。
全国其他各省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口和七省死亡人口总计达到11840万。再加上未统计的省份，总数不会少于1.2亿人，1851年中国人口统计总数为4.36亿，死亡率为24.7%。太可怕了啊！

引用两个见证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人的话来说明这种惨状：
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里引用了时《中国之友报》副主笔的《苏州旅行记》中的叙述：
“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
英人呤唎还统计了从1860年到1864年9月，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不到五年时间里，交战双方将士战死和死于战乱的平民，人数达二百八十七万二千五百五十人之多。每年死亡人口在57万之上，又是惨、惨、惨字啊！
美国学者魏斐德1960年代估计：“太平叛乱这场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人到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19世纪80年代估计：中国在太平天囯战争期间（包括云南、陕甘“回乱”及北方五省大饥荒）损失人口6100万人——8300万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北方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在1500万人——2000万人间。那么太平天国之乱死亡人数在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陈恭禄提出更高的估计：太平天囯之乱，合中原捻军，关陇滇回民、贵州苗民起事，各省城镇土匪之劫掠，饥饿疾疫的死亡，“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人以上”。

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囯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其调查报告《浙江、安徽省书信》中说：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
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祝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
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我在不同的地方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
这就是他对太平天囯战乱后中华大地景气的描述。

战乱带来人口锐减的同时是土地的大量荒芜。
据1865年苏南各州县向上级政府的册报中称：“抛荒者居三分之二”。
浙江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达112366顷。
安徽省“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
清朝廷下令招垦，地方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垦荒优惠政策。
安徽省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
虽给以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然“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
1869年，江苏省垦务局特订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
浙江省严州规定，募民垦种之地，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遇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后，再向政府呈报，将其所有之田亩产权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
由此出现了一次江南大移民，据清政府估计，战后苏南约有160到260万移民人口，外省移民约占100万。
浙江省约有132万移民。
安徽省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约136万，皖北约128万。
清两江总督马新贻，在1869年《招恳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说：
“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等地，还是户口零落，荒芜的田地还占原额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几经垦荒移民，到战乱后的1970年，江南各省的农业生产恢复还不到战乱前的一半，足见毁之容易，复之艰难。
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战后三十多年，十九世纪末在他的奏折中还提到田地荒芜的现象：“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
几十年后，原是寸土寸金的江南富庶之地依然是“垦种乏人”！

再说说苏州的衰败。
江苏省苏州，处江、湖、海之间，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从隋唐起就是东南巨郡都会，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经济上的繁华，文化上的优雅，使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富饶城市。
苏州的富庶对太平军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清人说“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事实确实如此。
1860年5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兵进苏州，守城的巡抚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颁布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城里顷刻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嚎哭声震天。此状清人李寿龄在《匏斋遗稿》中《姑苏哀》诗中说：“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这是清人自毁的状况。
1860年6月2日，太平天囯李秀成占领了苏州，一向十分活跃的工商行会组织全被摧毁，丝经行、丝行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茅家琦《太平天囯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此后，忠王李秀成在城中大建王府，将其大本营移至苏州。苏州便“是太平天囯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

1863年初，清李鸿章与太平天囯李秀成在苏州（太平天囯苏福省）一带反复搏杀，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真实的描述了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
战后的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太惨了啊！
太平军的狂飙所至，庐舍为墟，遍地瓦砾。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已是一片劫灰：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余年，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非常严重。
1863年，请大臣左宗棠记下了亲见的情景：“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
清史稿里称到战后的1875年，“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见清大臣郭嵩焘奏稿《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

现代史学家戴逸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明确指出：在1830年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9%，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西欧五国的GDP总和也只占29％，与中国持平。但经太平天囯战乱的40年后，到1900年，中国的GDP只占到全世界总数的6％。从这一组数据中得出，是太平天囯战乱让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极贫弱国家的结论。
1956年，王亚南曾批评罗尔纲：“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从这样一个比例中，怎么也不能结论出太平天囯的运动是一种大革命运动。”
清末王船山先生曾说：“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是否应该以此三衡来判断太平天囯“革命运动”的性质呢。

最后，说点题外的话，不，又与此题答有关联。那就是被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史学家推崇备至的太平天囯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它一诞生起，就只限于纸上，没有认真公平地实施过一天。
它高喊着普天下“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姐妹”的口号，实际却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它所制定实行的称谓、觐见、服饰、舆马、仪仗等等远远地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特权规定，而且那些官阶称谓几近荒诞，违反者的惩罚残酷程度可与商纣王相提并论。
比如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亦要下跪三呼千岁。王爷出行，路人和小于自己的官员一律回避，回避不及则必须跪伏路旁，抬头窥视者杀无赦。等级之森严，史所罕见。
还有太平天囯的高层可以妻妾成群，对下层和老百姓却是严格禁欲，家庭被撤散，夫妻分住男营女营，私自过“夫妻生活”是犯天条，杀无赦。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实则是所有抢来的金银财富，全是洪秀全等高层挥霍腐败的资源。
太平天囯对民族习俗文化的灭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陷之处，凡学宫……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对上帝教圣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郭廷以说得好：“太平天囯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郭《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囯的洪秀全，为一己之私，充分利用灾害和饥荒、落后和愚昧，引诱和裹胁大批盲流；利用下层农民与生俱来的贪欲之心，竖起杀富济贫的大旗，喊出分田分地的诱惑；制造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乱。
太平天囯“革命运动”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死人无数作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为代价的，一场肆意抢夺，无情杀戮的浩劫！
该怎样评价它，总不能把任何造反、特别是为一己之私而造反的行为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