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长途电话里跟我说，邬伯伯去世了，是前年十二月的事。
果然是这样。
三年多前，我从伯伯家告别出来。他亲自出来送我。军队干休所大院里整洁干净，路旁杨柳轻拂、泡桐唏挲作响，我左牵右拽地带着孩子们走着，伯伯的话传到耳边：“欣欣，不要再生了啊。”
伯伯又说了什么，我嘴里应着，似听非听，心里有些怅怅的。伯伯这是心疼我带孩子辛苦。
我的到来，伯伯是真高兴。“我这个人是人来疯。”他这样说，兴奋溢于言表。 他不嫌孩子们吵。七岁的宝宝，中文不会说几句，要跟伯伯下象棋。棋桌上，宝宝煞有介事，伯伯高声笑着。两个五岁的双胞胎女儿，总是动这动那，一会儿也坐不住。伯伯的太太李阿姨的身体不好，腿也有毛病，忙得一个劲地给她们拿吃的。想起十多年前死去了的父亲，我真希望自己有伯伯这样一个父亲，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爷爷。一起户外散步时，伯伯叫住一个手里拿相机的年轻军人，让他为我们照几张相，年轻人好奇，问我是伯伯的什么人。“她是一个象我亲女儿一样人。”伯伯说。
可我这样一个人，福份不够。几十年中，与伯伯见面并没有很多次，可他使我有如此亲近、尊敬和依恋的感情。对我来说，他是比其他长辈都特别的人。如果当年和他的儿子结了婚，我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家人，而现在，我只是个晚辈，一个已故朋友的女儿，一个远住海外，断了来往的人。我平淡地道了别，忘了为他请的午餐道谢，拉着孩子们转身走了。
奇怪地，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伯伯可能在后面看着我，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见。一面心里又想，山隔水远的，难道这是最后一次？
我六岁那年，文革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两、三年下来，运动不仅不减弱，反而越来越厉害，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父亲被揪出来，挨批斗，住牛棚，母亲在单位也被揪斗，还被关进监狱了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单位宿舍大院里，批斗父亲的大会就开过两次，家也抄了两次。邻居像躲避瘟神一样地躲着我们。打倒父亲的标语，贴得家门口，大街上都是，我成天担心同学们看到。还担心父亲因为受不起压力自杀什么的。厂里已经有人自杀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生活在孤立无助，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那是春节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伯伯穿着军装，带着一个大眼睛、慈眉善目的阿姨，一个大我四、五岁的高个子男孩，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似的女孩。他们全家来看望我们，这对我们，真如久旱的甘霖、雪中之炭火，父亲兴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多年以后，他还带着骄傲和感激一再提到伯伯一家那次的来访。
伯伯和父亲的来往，可以反映出伯伯交往广阔，平易近人。
父亲出身北京郊区贫民家庭，四五年参加解放军。他生前对当年的事讲得很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过战役。(但知道他曾经因为玩枪走火，把一个战友的腿打伤，自己吓得昏了过去的事。进军西藏是去过的。有照片为证)。他参加过部队的文工团，练过唱歌。因为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又改学摄影，跟着从苏联回来的苏伯伯(当年广州起义领导人苏兆征烈士之子，周总理的干儿子)当助手，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他们的部队应该是属于北京军区的，他们几个战友都是当年北影厂长汪洋的部下。后来归到地方，他工作的电影厂直属文化部。他主要的工作是拍摄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接见，出国访问，党政会议，还有一些党政、国家领导人生活资料片等。文革开始时，父亲还因为拍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拥挤混乱的场合，腿部被主席和总理的车一前一后挟伤。不久，他就被揪出来，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假党员等帽子。一次在批斗会上，头被一个造反派踢成脑震荡。
伯伯的历史和处境其实与父亲很不同。他的回忆录里有很完整的介绍。他是山西忻州人，从小父母双亡，因为不堪忍受收养他的堂伯父的打骂虐待，在三七年底，不满十一岁的他独自逃出，流浪中，辗转参加了晋西八路军领导的军队，和日军打过仗，负过三次伤。四五年，从前线被调到延安，从事中央保卫部门的工作。从周恩来院外的哨兵，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到建国后成为金日成、赫鲁晓夫的访问时的卫士长。文革初进驻钓鱼台，负责包括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等保卫工作。后来在所负责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接待过访华的基辛格和尼克松。因工作关系，他跟江青打了多年交道，受过不少刁难，又险些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后来他还亲自参与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周恩来去世之前，最后想见的人就是他。他见证了许多政治斗争，最后又为政治所累，受过委屈，又被命令提前退出工作岗位。他从一个流浪的孩子，参加革命，后来通过自学和进修，达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他的命运，起伏跌宕，非比寻常，他的作为，充实丰富，可圈可点。
我最初认识伯伯，应该是他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父亲曾为中央领导外事活动摄影，和伯伯在工作场合认识，伯伯等于是父亲的领导。他当时的身份，与父亲是有很大距离的。文革残酷斗争，没有触及到他。他所经历的政治斗争和生存危机，与父亲的不是一个层次。
我当时不太懂这些，只是真心地喜欢这家人，特别是伯伯。他中等身高，一身整洁的军装，浓眉、笑眼、高鼻、鼓脸，给人一种温厚的感觉，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说起话来声若洪钟，把我的名字“欣欣”叫成“星星”。其他长辈，往往无视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而他亲切地对我讲话的慈祥，在那冷竣的年月里，让人感到温暖。我小他们的女儿一岁，他要我们交朋友，还邀请我去他们家玩，晚上就住在那里。
他们家在钓鱼台的宿舍楼里。那时候，条件那样好的房子不多。宽敞明亮的房间，厨房浴室俱全，全天都有热水供应，随时可以洗热水澡。伯伯的女儿，性情安静，随和。那个哥哥长得高大挺拔，眉眼英俊，不大理会我们。两个女孩儿缠着他玩，才答应跟我们打牌。他总是赢，赢时就说“洗牌、洗牌，劳动、劳动。”我们还是很开心。不久，他就当了兵，穿了军装的他更英俊了，让我很羡慕，觉得他高不可攀。
他们生活简朴，饮食简单。阿姨是山东人，炒菜时按照伯伯的口味放醋，刚吃时有些酸，后来也觉得很好，青菜变得很鲜脆。
逢年过节时，我也会去伯伯家玩。一次，部队开春节联欢晚会。在一个大礼堂里，到处是军人和家属，演出开始前，领导同志入场，大家热烈鼓掌，我看见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入会场，我认出前面是汪东兴，他后面就是伯伯。我不知道伯伯是什么级别，父亲说他是八三四一警卫团副团长，我想他是个团级干部。后来才意识道，这跟一般团长不一样。
“四人帮”倒后，我上了大学。伯伯的位置也变了。他从中央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当副司令员，家也搬出了钓鱼台宿舍。他这时来我家，与朋友们见面时，讲话时仍是笑声朗朗，谈起调动时有些低落。我不解，后来才意识到，国家改朝换代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伯伯已经不再被重用了。也许是那会儿，他开始喜欢钓鱼。他给我们看了一把钓鱼竿，深红的木干，一节节的可以接在一起。他说这是甩竿。我想，将来我有了钱，一定给伯伯买一付好鱼竿。
伯伯家的哥哥，从部队退伍回来，当了工人。他变得更高大，健壮的体格。我们见过几次面，他借一些书给我看。他不是我印象中那样骄傲，但我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后来连见面的理由也想不出来了。年少时曾向往，将来嫁给一个象他那样的英俊的解放军。这个幻想，也如其它许多美丽的梦一样，不意之间苍白地消逝了。
八十年代末，我出国去了澳大利亚。十多年后，我的生活改变了，国家更是改变得让人有隔世之感了。再见到伯伯，和他交谈，我知道会有分歧，但又难以抑制地想谈点什么。文革的发生，毛泽东的评价，当然是最敏感的问题。不想和这个一直在政治中心工作的人发生直接冲突。我装做偶然地谈到李志绥。伯伯说，李志绥他在干校时打过交道，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开个批评会就把他吓得要命。这样的人写的东西，可信度不会高。伯伯又说，你想想，毛主席那时有多大年纪了。五十年代就有六十多岁了。他的身边又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又说：那么文革呢？他没有责任吗？我的记忆中装满了一次次的运动。反右、镇反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的事我记忆犹新：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揪出“走资派”，打倒“一小撮”，铲除“封、资、修”，清理阶级队伍，到后来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批右倾翻案”等等，一批批人被整，被抓。做学生的我们，也会跟着搞，整老师，整自己。 伯伯说：文革是错了。但开始时的确是为了反修防修。他说：你读过‘九评’吗？当时面临着多大苏联的影响和压力。如果不搞，就要修了！他又说：后来运动发展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是谁都始料未及的。这个时候，阿姨在旁边忙给我递眼色，轻声说：“你伯伯有血压高，不能激动。”关于政治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我转过话题，问伯伯有没有写回忆录。伯伯说有，马上就找出一本，回忆录的标题是：[《红色警卫_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XX回忆录》。伯伯在扉页上写上“XX小女存阅留念_邬XX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又问，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写进去了？伯伯笑了，说：当然不是。
不能谈很多了，但我相信伯伯绝对不是完全谈不来的那种。沉默的我，感触良多。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历史的代沟。但善意、良知、通达的个性，可以轻易地搭起一道道的桥梁。后来读伯伯的回忆录，更看到了，他不但有过人的记忆力，清晰的思路，看待事情还很独立豁达，既忠于组织和军人的职守，又有历史客观的高度。书里写的事既有趣味，更有纪实价值，让我受益良多。
战乱动荡的时代，造就了伯伯和父亲他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生活，而工作，而受苦，而受不平的对待，而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旧怀着一样的理想，有着同样的思想方法。我们这一代，受的是理想教育，也经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放弃了父辈的理想，认识到人的尊严和权力，自我的价值，是更可宝贵的，是更要为之奋斗，为之追求的。我们成为自私的、务实的、反叛的一代。两代人之间，无可避免地，有全然不同的见解，有难以相融的观念。老一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没有理想、不懂历史。我们看他们，是头脑僵化的时代的牺牲品。
为了理想，他们奋斗过、牺牲过，而结果是后代的我们，把他们从精神上、成果上都否定了。是非曲直、功过得失、道义良知。难道历史的真实是，一代的主流总是被后一代的主流否定吗？也许正是。每一代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与之相应的道德价值观。每个人也有其独有的命运和世界观。我自己，一个只为自己活着，更离开了自己国家的人，对长辈们仍旧报有尊敬和很深的感情。离开了中国，给了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机会，也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更多的困惑。角度越多，困惑也就越多。不记得是谁说的：历史不是苍白的。在我看来，历史也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平面。历史是多层面、多空间的。像大海、像山峰，又都不确切，它给每个人的人生和内心，都刻上不同的痕迹，印上不同的烙印。
我发感慨地脱口而出：“这些年，世界的变化真是快啊！”
伯伯听了，也同样地感慨道：“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他爽快积极的态度让我感到安慰。他看到了，逝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不就象长江的流水，一浪推过一浪吗？
伯伯看起来心境开朗，晚年过得很幸福。参观伯伯的家，宽大的房间，厨房、卫生间设备也很好。平时伯伯跟阿姨还有一个保姆住。他们的女儿有时也回来。学校放假时，孙子也来住。伯伯对我说：以后你回国，也过来住，这里房间多、方便。
伯伯给我看了一家人的照片，儿子，媳妇，女儿，看上去都很好，孙子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很多伯伯旅行时跟朋友们的照片，不少是年轻人。伯伯还是喜欢结交朋友。阿姨也找出了一张他们保存的父亲当年工作时的照片送给我。在书房里，我看到伯伯写的毛笔字，就提出要几幅。别看他军人出身，多年来不断的练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我说要挂在家里。伯伯高兴地挑出来几幅送我，还叫我去琉璃厂去一家店去裱，说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给优惠。
我建议伯伯出国，说如果能来澳大利亚看我们多好。伯伯说，以前的工作性质，不允许他出国。也许等到若干年以后，或许可以得到出国签证。
若干年还没有到，伯伯就去世了，也没有再给我一个去看望他的机会。去年十月回国，因为安排紧，没能跟伯伯家里联系，连他去世了都不知道。妈妈说，伯伯得的是肺炎，医院没有及时用药，给耽误了。这让人心里更加难过。伯伯还没有过八十岁的寿辰。
我想对伯伯说：天上又多了一个我爱的人看着我，我会好好地生活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于澳洲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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