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百年一遇之奇才——陈寅恪

1973年仲夏，我到岳麓山下的赫石北村，向湖南师大的谢轶老师和羊春秋老师请教诗词格律，谈完后就讲到中国历史。我问两位老师，中国史学界是不是就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三位最有名，因为我读书时，老师们都说：学中国史必读他们的《中国史略》、《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纲要》。
羊老师欲说又止，谢老师顿了一下说：
“其实，还有一人，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
我特好奇地急问：“是谁？”
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说：“是陈寅恪，真正最懂中国历史的只有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你以后有机会，该多去了解了解他。普天之下只有他才能称之为学人！可惜他死了！”
于是，这个名字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1977年，我在常德一个书店里买到了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陈寅恪的书——《隋唐制度渊源畧论稿》。
以后的三十年余里，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我都格外的留心起他来，直到今日，终于为先生撰写了如下的文字，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从1958年后到1976年的时代里，陈寅恪先生的书平常老百姓难以见到。
陈寅恪（1890年6月16日－1969年10月7日），祖籍江西义宁（今修水县）。祖父陈宝箴历任浙江、湖北、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95年任湖南巡抚，在湖南办新政、设时务堂，聘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为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录用。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1887年）进士，官授吏部主事，戊戌年与父一并被革职，诗名闻世，中华民国年间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文集》流传于世。
1890年，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五、六岁即进家塾读书，所学除四书五经外，兼学算学、地理等现代知识。
1901年，陈寅恪随父移居南京，父亲在家中创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音乐、图画等课程。陈寅恪进学堂就读，授业老师有：校长名儒陶逊，教师国学大师王伯沆、柳诒徵、画家萧稚泉等人。
父陈三立办学堂的规定：一、不打学生；二、不背书。
1902年，陈寅恪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著名画家）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与鲁迅、陈师曾等人同学。
1904年夏，陈寅恪回南京，时日本人大刮中国留学生的钱财，社会上“房东揩他们的油，扒手、小偷虎视眈眈，下女替买东西要一半的小费”，陈寅恪的费用见绌，意回国考公费留学。秋，他与兄陈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日生，一起再度赴日。其兄初入庆应大学，后入东京帝大财商系。
1905年，陈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养疾，结束在日本近四年的留学生活。
病愈后陈寅恪决意赴欧美留学，插班上海吴淞复旦公学，主攻英语，兼学德、法等语。
1909年夏，陈寅恪在复旦公学二年半后毕业。秋，在亲友资助下自费赴德国。
1910年，陈寅恪进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秋陈寅恪闻日本侵占朝鲜，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诗，内有“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句。
1911年秋，陈寅恪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
陈寅恪知中国国内辛亥革命成功，乃专心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据史家考证，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陈寅恪先生当是第一人。
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对研究生石泉说：
“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史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唯独没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本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察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1912年，陈寅恪因病回国，在上海家中自学一年多。
1913年春，陈寅恪再次出国，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1914年秋，江西教育司长招陈寅恪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以补留学官费，陈再度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四个年头中，两次回国，“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敲细推的治学方法。”
1915年，
陈寅恪到北京会见哥哥陈衡恪，在这段时期里，他与年幼六岁的傅斯年在北大第一次相见。与鲁迅常有学术上的交往，4月6日的《鲁迅日记》里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的记录。
陈寅恪在北京，一度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秘书，局长是再造共和的蔡锷将军。后来接受湖南谭延闿之聘，出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职。
1918年10月，
陈寅恪获江西教育司官费出国留学，进美国哈佛大学，从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他与校友吴宓、汤用彤在中国留学生中有“哈佛三杰”之美誉。
吴宓1934年夏写的一篇关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诗话》中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
1919年，吴宓应留美学生会之请，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听后作诗赠吴：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得诗，惊喜交加，在日记中写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何爽，志性高洁，深为倾倒。得此新友，殊自得也。”
陈寅恪和吴宓相约：一生“不降志，不辱身。”
1920年，冯友兰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之，但未之见。”
陈寅恪交友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对那些出身城市暴发户和农村土财主的留学生不屑一顾；很多留学生认为陈寅恪性情孤僻。牟宗三说陈寅恪身上“公子气”重，胡适说陈寅恪有“遗少气”，他确有“世家子”之气。
1921年，陈寅恪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从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在柏林大学陈寅恪被誉为“最有名望的读书种子”。
罗家伦评说：“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23年，陈寅恪给妹妹的信中说：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足见他对文字学的浓厚兴趣。
192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回国，辞去哈佛教职前希望陈寅恪回哈佛代其任教，陈寅恪自感学业未成，回信中诙谐地婉辞：“我不想再回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龙虾。”
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陈寅恪与俞大维、傅斯年同被誉为最堪造就的中国留学生“三巨头”。
1925年3月，
陈寅恪回国，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办学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吴宓主持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这就是当时名动天下的清华四大导师。
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得知陈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时表示为难。
梁启超十分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的价值，好吧！就让他在国外吧！”梁启超很尊重他，常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6年，
清华研究院里迎来了留洋十数年，始终是乡音未改、一领长衫步履、棉袍马褂的陈寅恪。
他开社年历学、古代墓碑与外族有关之比较、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课。陈寅恪上课能使用多种语言，对他的语言文字能力，季羡林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说：
“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俄文、等二十二类。……”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履历表“懂何种外语”一栏上，只填了“德语”二字。他的侄儿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来说，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
在清华研究院里，陈寅恪与王国维是知己，陈誉王为“大师巨匠”、“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陈对梁启超的学问、学术虽十分称道，却对梁早期的某些思想行为颇有微辞，他曾戏写“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诗句。
他曾幽默地对学生们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来笑说这两位挚友。
1927年，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无限的伤痛，他发出：“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的哀鸣。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称王的死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认为是：“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7月，陈寅恪诗赠傅斯年：
“不伤春去不伤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军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璫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1928年，
陈寅恪除为清华研究院教授研究生外，还应北京大学邀请兼课。
暑假中，陈寅恪回上海与原清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唐筼（1898年——1969年）结婚。唐景崧（1841——1903），中日甲午海战后，割台湾于日本，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坚决反对，宣布独立成立“台湾民主国”，唐任“伯理玺天德”（总统），国仅存几周，唐忧愤交集病逝任所。
陈寅恪从海外归国在清华园偶遇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教师唐筼，俩人一见如故，在胡适和赵元任夫妇的撮合下缔结连理，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生死以共，走完了她们倔强而悲壮的人生。
6月，王国维逝世一周年，陈寅恪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撰文：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续）
1929年7月，
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陈寅恪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请，任第一组组长。他始终放不下清华，从未到任，依旧留在清华教授中文、历史，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和著述，在讲课时依然是引用多种语言、引诗举史，佐证历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引用文字无一不准确。
陈寅恪在清华讲课，校外许多学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
曾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一良说：“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和劳榦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1930年，
陈寅恪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书，《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明确提出敦煌学，这是中国史学界最早提出的观点。陈在《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开设“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讲学，大学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陈寅恪又有了“教授的教授”之称。
陈寅恪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任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阅读故宫满汉文宗案卷之便。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研究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相继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有《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四、五十篇论文，学术价值为国内学界外界所公认。
罗家伦把自已编写的《科学与玄学》一书赠与陈，陈寅恪随即幽默地口诵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
“在清华大学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教务，在清华可称为上层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室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1935年，陈寅恪在谈及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的思虑说：
“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又言“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
时日本铁蹄践踏东北，民族危亡日剧，陈寅恪振聋发聩地呐喊：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只要精神不死，国必不可灭。
陈寅恪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求“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担当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重任。
1937年，
陈寅恪参与主持《明清史料》前数集的编辑和刊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逼近平津，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在病榻上低沉地问：
“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
闻中国军队败北，老人怒呼“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拒绝服药进食，悲叫：“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呼！”直至溘然长逝。
陈寅恪独自主办父亲丧事（日本已占领北京），国恨家愁积郁成疾，导致右眼失明。
11月，陈寅恪携家眷分散化妆逃到天津，乘船抵青岛，挤火车到济南，二十日夜到达长沙。
12月，国民政府下令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从长沙经桂林到梧州，年末到香港。
1938年，
到香港陈寅恪夫人唐筼病倒，香港中文大学许地山帮助租房安顿全家。
春节后陈寅恪独自从香港取道越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行前将随身携带的古代东方书籍、文稿、拓本、照片、还有这些年来读书批注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注》、《五代史记注》多册古书，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进一个大皮箱，交铁路部门托运；陈寅恪十年心血凝成比生命还重要的宝贵财富，途中被小偷窃走，陈寅恪面对空箱，当场昏厥。
11月，陈寅恪从北京寄到长沙的书籍又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
秋，陈寅恪离蒙自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日机对昆明轰炸日烈，大学里挖了防空掩体供师生们躲避，陈寅恪诙谐地写一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流离中的陈寅恪写《残春》两首，其一：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百里苦愁花一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年中，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有不解的问题求教德、奥知名学者未能解决，柏林大学向他荐陈寅恪，才使他其得到正确的答案，其才学可见一斑。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9年，
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职称，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教授，主讲汉学，派该校汉学家汉斯副教授为助手。
聘中国人为牛津大学教授是该校三百年来的第一次。
夏，陈寅恪从昆明到香港，为治眼疾，他作赴英国牛津讲学的准备。
当年史语所从北海静心斋迁上海、南京，陈寅恪有五箱论文手稿与书籍随所南迁。南京沦陷前，史语所藏书大部分由长沙转重庆，五个箱子应该在其中。于是陈寅恪写信给傅斯年：“不知从南京搬家时，与研究所书籍同时搬去否？请兄托乐焕世兄代为一查。因弟‘十年所作，一字无存’。并非欲留以传世，实因授课时无旧作，而所批注之书籍又已失散，故感觉不便也”。
傅斯年接信立即查询并将五只箱子运送香港。
7月6日，陈寅恪回信傅斯年：“五箱已运到，甚慰，拟将未成之稿携欧，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12日，陈寅恪再致信傅斯年：“弟五箱运到而错了两箱。此两箱中，恰置弟之稿件，虽又托人查问，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复失，空欢喜一场，反增懊恼。将来或可以借口说：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此殆天意也。”
欧战爆发，德国军队几乎席卷全欧，英囯岌岌可危。陈寅恪远航难成。
秋，陈寅恪重返西南联大，在《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诗中感叹“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陈寅恪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重庆出版。
1940年，
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对蔡的离世，傅斯年与李济都流露出“树倒猢狲散”的悲情。郑天挺感慨地说：“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一流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界机构之不幸。”中旬学术教育界的名人们齐聚重庆，共推新一届院长人选。
陈寅恪出席该会，为院长人选，国民政府从各方面进行干预，为此陈寅恪愤愤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总不能单选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
在重庆陈寅恪第一次看见蒋介石。
宴会后陈寅恪作《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诗：
“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吴宓解释陈诗之意是：“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己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陈寅恪总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确保自己独立之精神。
9月，陈寅恪再到香港准备去英国，他给傅斯年的函中说：“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刚到香港，接中国驻英大使信，因战争要一年后才能去英国。无奈陈寅恪只好回西南联大，日本军队攻占中国南宁、昆仑关，切断了滇越交通。陈寅恪滞留香港，得许地山帮助，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
1941年初，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四川南溪李庄。滞留香港的陈寅恪，家贫如洗，没有回四川的路费。
2月，陈寅恪答傅斯年信：“盖居香港，进退维谷。”
在香港陈寅恪完成“《唐代政治事略》一部，约七八万字，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父老传》）约一二万字。……”
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陈寅恪、吴宓、徐悲鸿等十六人被选为“部聘教授”。吴宓说：“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汤用彤两兄其列，实宓之大幸也。”
8月4日，许地山逝世，陈寅恪代许地山教授中国历史中的二门课。
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陈兄陈隆恪曾记载：“日寇馈米二袋，拒不受。”
陈寅恪学生来访，说奉令请陈寅恪到日占领的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四十万港币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不愿当汉奸的陈寅恪，准备冒死逃离香港。学生周一良说；“盖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对寅恪先生威胁利诱，先生均严厉拒绝之，即先生兄隆恪先生所谓‘正气吞狂贼’者也。”
1942年，
5月，陈寅恪携全家混入逃难百姓中登船逃离香港，陈寅恪一家“当时尚欠债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绕道澳门、经广州湾，六月底到桂林，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逃难的感慨：“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陈寅恪“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到桂林暂住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时国内许多文人争向蒋介石献九鼎，陈寅恪戏作《癸未春日感赋》诗：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期间陈寅恪写了《哀金源》、《青鸟》等诗：
“青鸟传书海外来，王权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陈寅恪在诗中和其他的文章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是：“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
从这些诗文中完全看到他对党家政治的失望。
陈寅恪完成出版《唐代政治史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的发表，为研究唐史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和准确客观的基本观点，是对中国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1943年，
陈寅恪夫妇因身体状况不佳，一再推迟傅斯年的多次催促，到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职。留在桂林广州大学任客座教授。
重庆中央研究院聘请陈寅恪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陈寅恪推辞不就，同时辞去中山、武大、贵大等大学的聘书。
夏日军兵犯长沙，桂林吃紧，陈寅恪举家再逃。
11月底，陈寅恪经贵阳到达重庆。
年末，陈寅恪接受吴宓推荐，接受成都燕京大学（美国教会创办、1942年10月迁成都）代理校长梅贻宝之聘，到燕大任教。
1944年9月，傅斯年参加国民政府参议员延安视察团，行前将心中的期待和此行的计划信告陈寅恪，陈回函说出他对此行预料的结果：“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
10月27日，吴宓往成都燕大探视陈寅恪。吴宓女儿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记述了当年吴宓与陈寅恪相聚的情况：
“父亲……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
11月23日，陈寅恪给傅斯年、李济写信说：
“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现正治疗中，费钱不少，并觉苦矣，未必有良医可得也。”
12月12日晨，陈寅恪左眼失明；14日住进成都陕西西街存仁医院诊治，经检查，左目视网膜剥离，瞳孔内膜已破出液，必须立即手术。18日医院施行手术，术后效果极差，“……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多，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
手术后，陈寅恪燕大唯一的研究生石泉，组织燕大学生轮流值班，梅贻宝前去探望，陈寅恪对其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
四十多年后，梅贻宝还自豪的说：
“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1945年，
2月，贫病交加的陈寅恪写信给傅斯年求援：“……二、如教育部不易办，而养病费无着时，亦可请骝先先生呈蒋公，但须并与谭伯羽（谭延闿长子、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兄及大维商酌方可。”
陈寅恪的诗里充满着凄凉惨淡：“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最为凄惨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第一首：“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他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足见他内心深处的苦闷达至极点。
8月，日本投降，陈寅恪喜而赋诗：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同时又哀吟：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柴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初秋，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重申前聘。
9月，陈寅恪急于医治眼疾，只身到伦敦，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安排诸事，经英国医生确诊为双目失明、一眼微见略光，早治还有希望，而今已成定格。陈寅恪失望地说：“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便辞去牛津大学聘约，经美洲回国。
陈寅恪在英国伦敦时作《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七律：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1946年，
4月，陈寅恪乘海轮道经美国纽约，欲上岸求医，知美国医生了解病情后也无良策，便连岸也没上。在船上，已入籍美国的赵元任夫妇来看望他，陈、赵两位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
5月底，陈寅恪到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俞大维家。在南京接受梅贻琦聘书，谢绝傅斯年劝留南京中研院史语所的恳求。
10月，陈寅恪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947年，
重返清华的陈寅恪，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陈寅恪最推崇宋代史学，他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对司马光犹为钦服，说《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陈寅恪课设在自己家中，二三十个学生，先由助手在黑板上写满要讲的资料，他讲课精细、深入浅出，常能引人入胜。
4月16日，胡适在日记里哀叹：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功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48年，
中华民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电话催请陈寅恪南下，邀其去台湾或香港。
陈寅恪说：“……催去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最鄙视的。所以我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12月，中共军队包围北京，胡适找人寻陈寅恪一家，约同飞南京，陈寅恪同意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拒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傅斯年、蒋经国等要员在南京迎候，陈寅恪在南京住一晚，第二天便悄然携全家赴上海。
在上海，蒋介石登门邀请陈寅恪去台湾任教，遭到拒绝。蒋介石离开大陆后，多次派专机接陈，皆无果而返。对没能接陈寅恪到台湾的事，蒋介石到死都深感遗憾。胡适和傅斯年也引以为终身的遗憾。
1949年初，
陈寅恪从上海到广州，接受岭南大学校长陈经序聘，任教岭南大学，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唐史”等课程。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文化教育界领导们讨论夺取政权后，所有教师必须马上到文管会报到的事。有人提出陈寅恪眼盲，可由他人代替。
成仿吾踌躇满志地大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陈寅恪（续）
1950年，
5月，广州岭大学生联名赠绣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锦旗给陈寅恪，表彰他的渊博的学识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同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问世，他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研究和讲学的方法。
陈寅恪说诗：“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即从古典中体会今典，从今典中理解古典。该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51年9月20日，建国后第一个出访印度、缅甸的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的季羡林，途经广州时，到岭南大学拜谒陈寅恪，师生相谈甚欢；唐筼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令季羡林想不到的是，这次拜谒竟是永诀。
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入中山大学，依旧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唐代乐府三门课程。
1953年，
陈寅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的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
对于陈寅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事，张稼夫曾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中国科学学院成立时设三个所，拟定一所所长郭沫若、二所（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所长范文澜。派陈寅恪弟子汪篯带聘书到广州接先生北上，时陈双目失明，陈寅恪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汪篯记录）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果夫、立夫）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敚敚斘揖霾环炊韵衷谡�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年内在北京的教育界友人多次转告：“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坚持说：“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仍留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当着汪篯的面生气地斥责那些加入民主党派的学友、朋友，说他们“无气节”，“自投罗网”了。
陈寅恪在大学里谢绝一切来访的官员和社交。
康生来访，被以“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为由拒之门外。
他自嘲地说：“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道出这种非常经历。
1954年，陈寅恪完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国家知道后，组织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在内地出版《论〈再生缘〉》和郭沫若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论〈再生缘〉》引发国内知识界的争议，政府总理周恩来出面中止争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从此被久久的搁置了起来，一搁就是几十年。
1956年，陈毅、陶铸、康生、周扬、胡乔木等中央政府要人，先后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并相继力劝他北上定居北京，都被他拒绝。
陈寅恪在诗里说：“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
谁能知道他心中的执拗和凄凉。
1957年，
反右运动中陈寅恪被定为“中右”。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关心陈寅恪，为他配备了助手，对其进行了眼疾的治疗。
陈寅恪在教学中始终贯彻“四不讲”的原则：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坚持“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的治学理念。
他的学生说：
“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历史学家罗香林说：
“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做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的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58年，
3月，一场波及全国学术、文化界、全国高校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的批判运动开始，陈寅恪被冠以“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
中国文化界开始了对陈寅恪的批判。
范文澜说：
“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
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
他虽然没有直接点陈寅恪的名，但句句都针对陈寅恪的。
郭沫若公开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直接点了陈寅恪的名：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一位国家副总理、国家科学院院长竟然要举国之力与陈寅恪一人在史学上对抗，今日读来是不是可笑！
是否证明了陈寅恪的博学实在是无人所能及啊。
7月，陈寅恪向校长提出二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退休搬出校园。从此陈寅恪离开传道、授业、解惑三十二年的讲坛。
1961年，吴宓《雨僧日记》9月3日说：“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杨（周扬曾在文化部小组会上自责说不应该激怒寅恪先生）。”
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说起1954年出版《论〈再生缘〉》和郭沫若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这件事时，陈寅恪愤愤不平的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到：“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年中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文章，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专著《柳如是传》；汇总撰成《寒柳堂记梦》。
1963年，
陈寅恪开始口述洋洋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托《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明心志，表理想。
陈寅恪少年时在南昌，偶得钱牧斋（谦益）序文《吴梅村集》，他万分钦佩明末清初的奇女子柳如是，久蓄写传之意，现着力而书。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说：
“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无限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吴宓在《日记》中盛赞：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道德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1964年，
3月，陈寅恪赠诗向达，录《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中的一首：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写到：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这滴血堕泪的序文，是陈寅恪殉道文化真理的独白，是他九死而不悔的坚持文化独立精神的铿锵声明。
1965年，陈寅恪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完成。再着手述写《寒柳堂记梦》，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书作的计划顿成梦幻。
一部分学生说陈寅恪：
“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1966年端午节，
陈寅恪为纪念与唐筼的姻缘，题绝句四首，其二为：
“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
6月，陈寅恪学生汪篯在北大家中喝“敌敌畏”自杀，年近五十岁。
陈寅恪被冠以“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夫妇俩的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他们的住房外围全被白字黑字的大字报覆盖，陈妻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1967年，
4月2日，陈寅恪向学校造反派提交“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是这样描述的：
“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 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每次召开批斗会，革命造反派将几只高音喇叭吊在陈宅的房前屋后，还常常把小喇叭安放陈寅恪床前，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高音喇叭的摧残使双目失明、患严重心脏病的陈寅恪和患心脏病近乎瘫痪的妻子唐筼，经常双双病发，倒地不起。梁宗岱夫人甘少苏的回忆文章，述说了当时的情景：
“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其言虽过，但真实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年近七十、目瞽病残的古稀老人，在烈焰厉风里还能经几折磨啊？！
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后人悲哀而愤怒，也让中华民族蒙上了万代的羞耻！
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手稿被全部查封，大部被没收。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首饰和陈寅恪二十余封祖父信札也在抄家中被劫走。
1968年初，陈寅恪在濒临死亡前向校方递交了最后的“申请书”：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篔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其境地的悲惨，其人生的无奈，如今读这“申请书”谁不会泪如涌泉！！
1969年春节，
陈寅恪家被强搬到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里。陈寅恪自知夫妻难逃此劫，泣泪为自己预作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悲哉！此哀恸千秋之作啊！
5月5日，陈寅恪发出“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悲鸣。
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逝世。
陈寅恪去世后，学校将他剩余的书全部搬走，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同遭此难，消失得无影无踪。
11月21日，唐篔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她从容地安排好夫妻俩的后事，去了，生命和心灵的哀伤也永远地去了。
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1951年，唐篔的《哭从姐琬玉夫人》诗，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还无比崇敬地吟唱道：“姐母殉夫死，姐亦传其烈”。这次，她虽不是殉夫，却真的是追陈寅恪去了！夫妻之情深感天动地啊！

几十年来，每当陈寅恪生日时，唐筼都会奉上诗作。“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旧景难忘逢此日，为君祝寿进新醅”等句，情深意浓啊！
每当陈寅恪心烦吟诗曰：
“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
唐筼即和诗排解：
“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
还有唐筼的“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等等很多诗句，都体现了唐筼的随遇而安、退一步天地宽的豁达，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给了陈寅恪的一生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唐筼，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是不能有如许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的。
同学七年的俞大维说：
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2002年6月，《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陈寅恪是一代大师，在时势变迁、道德混杂、政权更替之时，在思想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的年代里，“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寅恪兄之思想及生活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以时俗而转移。”（上为吴宓语）
这就是陈寅恪，他是真正沉潜入书斋的纯粹学者，学贯中外典籍，埋头书斋，不识时务，不谈政治，坚持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不为任何物质利益、名誉地位所动。研究、讲学、著述，克服目瞽、年迈多病等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终有大师。这是何等的气节！何等的情操！又需要何等的毅力？才有这齐天的成就！他才真是三百年一遇之人才啊！
陈寅恪认定的道德标准是：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和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和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显荣，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他为此持守终身。

陈寅恪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十几年，未去博取任何学位，他侄儿问及此事，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被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没有学位并不重要。”他侄儿又问姑父俞大维，俞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由此可见陈寅恪留学欧美的真正目的，是为求知识而不是世俗名利。正如鲁迅说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实为学术。”
陈寅恪称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曾国藩、张之洞）”，既要坚持民族传统的本位，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中体西用。他最早的文字多载于趋向保守的《学衡》。
陈寅恪的“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他洞悉世道人情而无所求，他自信而矜然自许，他有无限的悲怆和悲情。这些都缘于祖辈文化教养的薰染承继，缘于我国士大夫气质的遗传。

“读史早知今日事”的陈寅恪，比谁都清楚中国的政治走向，因此他总是在极力避免带任何政治派别的色彩，只想把自己认识的中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后人。他总力求客观而准确地反映历史真貌，坚持站在清静、无欲无求、无党无派的纯学术立场，研究和论述上坚持避免史为今用、史为政治利益所用。
陈寅恪治学“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原则，与所处的政治时势格格不入的，也成就了他独立鹤行、后人景仰的一代大师之伟岸。

陈寅恪的学术是 “为学问而学问”，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当成自己的理想和职责；他明确不当“致君尧舜上”的“士”，不为“吾道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
在学术史上独立构建史学体系，坚持以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为重心，维护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文化价值的治学道路。当年北大学风争论正炽时，陈寅恪从不介入章太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争论，而是各取所长来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治学流派。
陈寅恪晚年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一改正规史学专题或学报论文的风格，在考证文字中大量抒发个人的感慨，将自身生活的世界和研究对象的历史世界串通融合起来。此种风格“是古今中外史学著作中从所未见的变体，然则却是他晚年写史的一大特色。”
更难为可贵的是陈寅恪“不甘逐队随人”，他在致刘永济的信中便说“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
他的著述是纯粹的学术论著，都紧密围绕着学术旨趣，陈寅恪认为“天下之致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

陈寅恪始终坚持学术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思想坚如磐石、始终不渝。陈寅恪学术中的政治意识总是置于现实政治之外，从而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价值。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陈寅恪也不例外。
胡适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钱穆认为陈寅恪的行文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
钱钟书说陈寅恪的诗史是一个偏见，他在《管锥编》、《宋诗选注序》中都直接或间接批评了陈寅恪的某些观点。

陈寅恪先生当年既不跨海入台，亦不出岭南半步；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求显贵于当世；他不求万世之功名，也不求万人之口碑。
他是近现代最有成就的历史大师，他最大的功绩是读史的方法、治学的精神。他“读书必先识字”，又汇通贯通各领域，以此证彼，诗史互证。随《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和修订稿《金明馆丛稿》陆续面世，陈寅恪的形象却愈来愈清晰，先生的学术成就重新被后人所认识、所推崇，也必然会得以发扬光大。
前尘往事，如烟似梦，陈寅恪在《论再生缘》开篇中“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苦笑与自嘲，实让后来者唏嘘感叹。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代学者的宿命！那自嘲里是清风傲骨的气节；苦笑中是前无古人的抱负。
我深信，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灿烂与不朽。他的光芒正如他为王国维先生写的碑文语：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语用在先生身上是当之无愧的。


主要参考书籍：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
《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06月。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09月。
《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1月。

3、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后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出生。幼年丧父，由祖父和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考入于天津府立中学堂就读。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傅斯年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学时俨然是“国学小专家”。
罗家伦回忆说：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1918年，
傅斯年在北大与罗家伦、毛准等等二十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
周作人讥讽傅斯年和《新潮》：
“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做义民。”和“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
1919年，
“五四”运动，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是北大颇具影响的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不久因为思想上反对“过急”，退出学生运动。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争议。傅斯年不是哲学系学生，在顾颉刚鼓动旁听了胡适的课。听完非常满意，对哲学系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后来胡适回忆说：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大学毕业，赴欧洲留学，先进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留学六年多时间中，大部份时间研读实验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后期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东方语言和考据学。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说：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用全副精力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之间事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风气中，傅斯年连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
1927年，
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同年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四•一二”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赞同国民党的清党。
1928年，
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组织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殷墟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年，大小十五次。
1929年，
傅斯年担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他先后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1年、
4月21日。傅斯年给王献唐信，肯定明代学人：
“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
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
1932年，傅斯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赞成抗日，对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评。
1934年，
8月，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所谓国医》的评论，他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他把国人迷信中医的原因归为三点：
一、“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
二、“头脑不清楚，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
三、“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接着引发了的8月13日赵寒松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文。18日陈泽东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等文章批驳傅斯年。
1935年、
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安阳指导殷墟发掘工作。
石璋如回忆说：
“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摆脱故纸堆的束缚，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36年，西安事变后，傅斯年连篇累牍地在发表文章声讨张学良、杨虎城，他始终把以蒋介石看成是国家的正统代表。
1937年，傅斯年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1938年，
傅斯年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参议院说：
“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1939年、5月，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1942年、
12月，傅斯年大病后回到云南李庄史语所后写信对胡适说：
“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
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
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1944年，
傅斯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骂其为皇亲国戚、贪污舞弊。
事后蒋介石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5年，
7月1日，傅斯年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六人访问延安，傅的加入是受黄炎培等人的鼓动，对此，罗家伦劝说过傅斯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子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新潮》，两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傅斯年单独交谈。毛说傅在五四运动中，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里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回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
便笺：“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七月五日”
条幅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1946年，
西南联大解散迁回北平，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就职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他的目的是为胡适铺平道路，接管之初，棘手问题很多，他在给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
“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认定“汉、贼不两立”，严格执行“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周作人在不录用之列，尽管有许多人为周作人讲清，周作人还是被清除出北京大学。故周恨恨地说：傅斯年“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在日伪时期当过教授的荣庚，找傅斯年请求回北大任职，傅见面就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不用来见我”。此事第二天见报，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1947年、
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
《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痛批行政院长宋子文。文中说：
“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1948年，
傅斯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1月底，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等人会议，商定迁台准备。
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分三批将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运往台湾。
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静观待变”。
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除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下外，大部分人员携妻带子迁到台湾，这是唯一的一个“兵随将转”的单位。
12月17日，胡适五十七岁生日和北大五十年校庆，在南京的北大学生举行宴会，中央研究院礼堂大厅会上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自谓“乃一不名誉之逃兵”。
傅斯年致词，先祝贺老师寿诞，后说北大“以北大50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
代总统李宗仁主政，与中共和谈，谋求保住江南半壁，他希望傅斯年能助一臂之力。傅斯年致信李宗仁直言时局：国民党的“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皆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以致到这不可收拾的局面。
1949年，
1月，国民党中央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晤谈，请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接受并称自己欲“跳这一个火坑”。他主持台大，尽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为我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1月5日，台湾省主席陈诚迁入台北主持政事，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傅斯年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的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傅斯年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这话十分中肯！
1月19日，傅斯年搭乘军用飞机抵台湾。20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亲拟“敦品，办学，爱国，爱人”八字为台大校训。力求把台大办成台湾的学术中心。
傅斯年到台大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要来听课，请不要见怪。教课的优劣可以决定人的去留，用此一招，顿令台大教风为之一变。
台湾《国语日报》创刊，傅斯年担任首任董事长，直到去世。
4月6日，国民党军队闯入校园逮捕师生，傅斯年对不经法律程序的行为极度不满，他向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7月11日，任卓宣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就六月文学院外文系李霁野教授逃离台湾事件，指控傅校长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
傅斯年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表示“对于文学院教授李霁野无故离职，传闻前往共区一事，已经校内行政会议决议予以停薪处分，并函请警备司令部派员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办理，岂有袒护亲共分子之理？学校必定有闻便查，查明便办，绝不护短。”
声明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熚也荒艹腥咸ㄍ宕笱У奈拮镅�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
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抨击：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1950年，
12月20日，傅斯年参加中华民国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因为台大的经费被质讯，议员郭国基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
傅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
议员郭国基又问：“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
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突发脑溢血倒下去了。
他到台大时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不到一年，解决了全校60%穷人学生的住宿问题。
蒋介石闻讯，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守候在电话旁，听陈诚每半小时一次的汇报。
傅斯年病逝，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先生弃世了”。此话被记者听成“傅斯年先生气死了”，因此媒体登出“傅斯年先生被郭国基气死”的报道，于是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参议会，要求法办郭国基。经台最高当局多方说明，事情才得以平息。
12月22日，前往灵堂吊唁者上千人，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和元老以及知名学者：陈诚、于右任、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钱穆等人。
泪流满面的学生们手执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的小旗。
侄儿傅乐成回忆说：“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此情景台湾记者于衡1973年的回忆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月31日，追悼大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
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正中，悬挂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两旁分挂台湾各界人士的挽章、挽联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当日致祭者五千余人。
此期间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于右任挽傅斯年：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胡适在美国闻听噩耗，致电台湾，称“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作诗寄托哀思：
“人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的报纸一致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
12月22日，蒋介石唁函致俞夫人。30日频布褒奖令：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早岁从事文化运动，克树风声；留学欧西，益增渊涉。都讲大痒，成材綦众。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商量邃密，纂记繁丰；绝学昌明，有光盛业。中间历膺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谠论渊谟，时政多所匡正，清议资以转移。比年膺任台湾大学校长，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揆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方期遗大投艰，更隆厥用，乃以国步艰屯，自忘痼疾，巨细躬亲，卒致脑溢血而逝。缅怀猷绩，痛切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由行政院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忠贤之至意。”
傅斯年葬于台大校门内右侧一地，名为“傅园”。学校行政楼对面架设一口“傅钟”，上下课的钟声都响21下，因为傅校长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的两个侄儿：傅乐成随他到台湾，在台大历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国通史》。傅乐焕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傅斯年的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论文百余篇：《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均编入《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1993年，山东聊城市政府成立“傅斯年陈列馆”。
1994年，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匾额。
傅斯年是我国近代与陈寅恪齐名的大师，因此后人称他俩之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之萎靡，学风之败坏，金钱名利之角逐，弄虚作假之盛行，还有一个半个学者专家的品德和才学能有他们之一二吗？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七十余种，组织殷墟甲骨发掘十五次，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专门组织整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一生特富传奇：他对国外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只承认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余者则都称之为“洋骗子”。

傅斯年体胖，虽满腹经纶，却生性率真。一次在议院为中医问题，与议员孔庚议案意见相左，展开了激烈辩论，孔庚词穷便辱骂傅斯年，傅斯年气极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散会后，傅斯年在门口拦住孔庚，一见到七十几岁、又非常瘦弱的孔庚，便丧气地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后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
傅斯年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前，恨其政治立场，当着胡适得面骂他：“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两人却成为莫逆之交。

蒋介石对桀骜不驯的傅斯年欣赏有加，一心想让傅斯年做官。
1946年初，蒋介石想要傅斯年当国府委员，指示陈布雷“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依旧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是任你说破了天，傅斯年坚辞不入政府，并说：
“如在政府，与政府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彰显无疑。
蒋介石又想胡适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希望傅斯年去做他的说服工作，傅斯年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不管傅斯年是怎样的不与政府合作，在蒋介石面前从不毕恭毕敬，蒋介石始终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
傅斯年不入官场，他的正义感和敢讲的作风常让国民党内大员头痛。
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曾说：
“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记傅孟真》程沧波，台湾《新闻天地》第156期）。
罗家伦回忆：
“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家伦，台北《中央日报》1950、12、31）。
《观察》周刊的主笔储安平于2月16日致信傅斯年说：
“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词，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
《李敖有话说》中记述到：
“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对北京大学的贡献，北大校长蒋梦麟说：
“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胡适为《傅孟真先生集》写《序》说：
“孟真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在这不到200字的一段话里，胡适用了十四个“最”字准确而又全面地描绘出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
有人说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傅斯年用心专注，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不只是有其心，更要有其行，他的做人之高风亮节，就更值得后人学习了。


主要参考书籍：
《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斯年传》、红旗出版社2009、5。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4、殷海光

　　我是从李敖的书里读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殷海光的。李敖在文字里对殷海光充满了敬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有友提出了他，虽对他知之甚少，我还是把所知道的一点写在下面。
殷海光（1919年——1969年），原名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山人物、启蒙大师。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1926年，殷海光居住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镇。
1932年，殷海光由伯父、辛亥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好学生，桀骜不驯，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强迫他在二年级辍学，到食品店当学徒，八个月后复学读书。
1935年，殷海光喜欢哲学，受哲学大师金岳霖影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殷海光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金岳霖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1942年年，殷海光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西方哲学。
1944年，殷海光入伍，到印度军营里学习军用汽车驾驶，图抗战报国。
1945年，殷海光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殷海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1947年，殷海光回上巴河镇看望父母，自离家后他唯一的一次回家。
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抨击当时的权贵和国民党的政策，受到训斥险遭撤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民族报》总主笔。
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说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因而触怒了当局，被围攻、批判，踢出了《中央日报》社。
他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
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殷任编委兼主笔。胡适、雷震为发行人。
胡适不在台湾时，雷震专政事务，殷海光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撰写《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直接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和政策。
殷海光自到台湾后，忧心台湾知识界的麻木“冬眠”状态，便经常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各媒体写文章、自行出书等等，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他大力宣扬哈耶克、卡尔巴柏的哲学新思潮、罗素的哲学精神，呼吁、鼓动青年和民众解放思想，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
因此殷海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是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崇拜的精神领袖、民主斗士。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成为港台政论家的范文。
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1954年，殷海光赴哈佛做“访问学者”，研究、讲学。
1955年，
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同时为《自由中国》、香港《祖国》周刊撰写政论文章，对抗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禁制，批判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和宣传。
殷海光自诩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为“五四”的反传统辨护，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
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信中说：
“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表明了他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决心。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烈文章，挑战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统治。
1960年，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总统。殷海光在报刊上连连撰文反对，他为台湾民主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是时势所趋，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他的激烈政治倾向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张起来。
7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谋求推行“选举改进”），殷海光与同人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随雷震的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成了禁书。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殷海光对胡适不满，因为胡适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从此他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不去吊唁。
殷海光对傅斯年抱有特殊的情感，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殷海光独自在深夜哭倒于傅的灵前，又作长文追悼之。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殷海光因中西文化论战事，而遭到全岛政治、文化界的围勦，《中国季刊》等刊物责骂殷海光是“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
1964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发给殷海光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著禁止文星书店出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生活更加拮据。
1966年，
殷海光每次在台大演讲时，礼堂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7月，台湾大学迫于政府命令不再续聘殷海光，又囿于舆论的压力，台大改为殷海光只领薪金，不来上课的方式。
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7年，哈佛大学邀请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因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而未能前往。海耶克教授来台，也被当局禁止与殷海光晤谈。
殷海光对自由的追求使蒋介石大为脑火，他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
“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去世。
1970年后雷震购墓地，移葬《自由中国》社过世的同仁罗鸿诏、殷海光。雷震题写殷海光墓碑，移葬时，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嘱在墓碑上一定要镌刻“自由思想者”几个字。
雷震遂将这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殷海光活了五十岁，殷海光留下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逻辑学讲话》、《生命的意义》、《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殷海光在最后几年里是孤独的，心情也极为忧郁。他很少与人接触和来往，有人回忆说：有时，老朋友来了“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有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里这样说：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啊！
殷海光自称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他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在《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
他的学生林敏生说：
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让世人瞩目。
殷海光从三民主义者到自由主义，他痛恨专制极权，提倡民主自由。
殷海光针锋相对地批判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政治三大真谛，一曰爱民，二曰教民，三曰养民”：
殷海光问谁有“爱民”的先天资格？假若民不愿被“爱”时是否有罪？
其“教民”实则是“愚民”，教育之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心身得有健全的发展。”而决不是灌输某某思想，或把人当作政治工具。
台湾现时“经济的事，经官方过手，就变得事事限制，处处掣肘。……”更无养民一说。总而言之这“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殷海光宣称：“‘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是籍‘有为而治’之名，行控制万人之实。……叫嚣‘组织’者则是在事实上籍‘组织’以行‘驱策’，就是把人不当人。这样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情。”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殷海光曾经说：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几十年治学生涯中，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毕生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学问作基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在于把自己的学问用于社会批评工作上来。
我对他了解不多，只能将知道的这点皮毛贡献出来，没有评述的资格。
殷海光去世后，1989年，台湾成立《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继而出版了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大陆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殷海光文集》和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捐资在南京大学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直到这时殷海光和他的书籍才逐渐为大陆人知晓。


《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后名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出生在北京。民国初年在同盟会《民国报》当编辑，做外勤记者。常用笔名寿民、瘦民等。有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他写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从此便以‘漱溟’为名。　
1898年，梁漱溟开始读《三字经》、《地球韵言》等书。
1899年—1905年，梁漱溟入中西小学堂、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堂等学堂读书。
1902年．梁漱溟九岁，有次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向人吵闹。第二天，父亲梁济（字巨川）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并不责斥他，写了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梁漱溟看见一串钱挂在树枝上，十分羞愧。此事教益长久留在记忆。
1906年，梁漱溟入顺天高中堂读书。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作文得到老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1907年，梁漱溟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
1910年，梁漱溟在顺天中学与甄元熙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读立宪派的《国风报》和革命派的《民立报》。
1911年，梁漱溟毕业。毕业前经甄元熙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开始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后潜心研究佛学，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沉思转向儒学。
1913年，梁漱溟正月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社会主义粹言》一文。7月向父兄说出家当和尚的意愿。
1914年2月，梁漱溟在《正谊》刊物上发表《谈佛》一文。
1916年9月，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文。同年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梁漱溟欲往衡山出家为僧，因各方的劝阻未成。12月到北京大学任教，讲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3月，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研究所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北大出版部）。
1919年1月，梁漱溟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
五四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
6月，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的“引子”。阐述自己的“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
1920年1月，梁漱溟《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梁漱溟读了《东崖语录》后，放弃出家的念头。秋在北大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讲演稿从十月起，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1921年暑假，梁漱溟到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其讲演稿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
1922年初，梁漱溟访太原，认识了卫中并参观他所办的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9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8月，梁漱溟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任山东省省立第六中学（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
1925年春，梁漱溟返北京与熊十力住什刹海为山东六中部分学生讲学。
1926年1月——1927年1月，梁漱溟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文章。
1928年春，梁漱溟访问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7月，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2月，梁漱溟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地的乡村政治管理的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1月，梁漱溟支持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自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杂志，在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
1931年1月，梁漱溟赴山东，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梁漱溟担任该院研究部主任。
1933年2月，梁漱溟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草案中关于《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部分。被中华民国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出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3月，梁漱溟主编的《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担任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长谈达八次，每次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
1939年11月，梁漱溟在重庆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夏，梁漱溟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3月，梁漱溟参与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同年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任社长。经桂林时，应邀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2月，梁漱溟再到桂林，开始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5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书长梁漱溟气愤地说：“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匆匆赴昆明去调查李、闻被杀案。
1946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参加国民党政府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办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48年改名为勉仁文学院，担任院长一职。11月，国共和谈破裂。梁漱溟回北碚，重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夏秋间，梁漱溟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8月至9月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就被选为新政协委员。
1950年3月12日，梁漱溟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走进中南海，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对他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问梁国事，梁漱溟坦率地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接着分析时局，借古喻今，从治国安邦，到国之兴亡、民之昌盛，滔滔不绝，最后真诚地地说：“纵观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殊不易啊！”毛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毛泽东留梁漱溟在家吃晚饭。此后毛泽东经常请梁漱溟到家交谈，是新生共和国领袖的座上客。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约见梁漱溟，征询出兵一事。梁漱溟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9月，49年后，梁漱溟向共和国政务院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8月，梁漱溟向毛泽东请求到苏联去做学术访问和研究，未获得批准。梁漱溟从二十多岁时，用餐除鸡蛋、牛奶外，其它荤腥一律不沾。建国初期在一次国宴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辩，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他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没受任何正式处分。自一九五三年后梁漱溟居京西八大处，深居简出，很少开口，不再过问世事。
1960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据他儿子梁培恕回忆说，父亲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梁漱溟被赶出居所，迁住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9至11月完成《儒佛异同论》写作。文革狂潮中，他自信地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1974年1月，梁漱溟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文革”时期的一首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这就是梁漱溟的书生之气。
1975年7月，梁漱溟完成《人心与人生》。重写《东方学术概观》。
1979年初，梁漱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常委。10月，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梁漱溟出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担任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
1985年3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作讲演。
1986年11月，梁漱溟的《东方学概观》一书出版。
1988年6月，梁漱溟在北京逝世，葬于桂林穿山公园。辑有《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八卷。梁漱溟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梁漱溟逝世后灵堂联誉太高，令人不能十分信服。梁漱溟子梁培宽说：
“有人问我父亲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很难说。因我无此学识。记得我父亲去世后，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
这个对联是我的儿子写的；他也没和我商量，事前我不知道。当时追悼活动的组织者不同意挂，我儿子则坚持要挂，可能因为觉得争起来也不好，组织者后来还是默许了。”

梁漱溟6岁读书，上了四所小学，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出生成长在城市，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卓有成效的学者，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一九一八年在杨昌济家里初识，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梁漱溟常访杨怀中讨论哲学，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他开门。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张（敬尧）运动”，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是其中一员。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
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半个月，与毛泽东长谈了八次，两次竟通宵达旦，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职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在延安毛泽东公开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半个世纪后梁漱溟回忆说：
“他（毛泽东）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于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毛泽东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关于阶级斗争等问题，梁漱溟说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一九五零年一月，毛泽东再三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北京，并专门派车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毛泽东还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关系融洽，经常来往。在北京，毛泽东要梁漱溟参加政府，梁心里始终只想把毛泽东当作朋友，这就是书生的幼稚。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转成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11日，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会上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上卷）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严厉地指责梁漱溟是在反对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
九月十二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在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中：说梁漱溟“一贯反动”，就想“升官发财”，“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等等。
周恩来发言中，毛泽东时不时插些很重的话：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风向立转，整个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对梁漱溟的批判大会。
对此梁漱溟震惊不已，梁漱溟自撰《事情》文中记述：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告诉你，我没有雅量’这话，《毛选》第五卷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梁漱溟全集》七卷）”
梁漱溟的自辩发言使矛盾激化，大会主席团就让不让梁漱溟继续讲话的事，交由会全体与会人员表决。
毛泽东补充说：“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当大会主持宣布表决赞成让梁漱溟继续讲话时，毛泽东第一个举手赞成，在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少数中央委员随之举手赞同。而大多数来自地方的与会者气愤梁顶撞领袖，视为大逆不道，都高举双手反对梁再说话。
毛泽东嘲弄着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
梁漱溟的发言权就这样被扼杀了！
郑大华的《梁漱溟传》中说：
9月18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
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指名道姓、语言尖锐地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毛泽东选集》五卷）。
最后，毛泽东给梁漱溟定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留着他，作为我们党内的反面教员嘛。从此，梁漱溟与毛泽东不再交往；梁漱溟从毛泽东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反面教员”。
然而梁漱溟在1953年9月22日的检讨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通：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比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
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1965年11月中旬梁漱溟在韶山参观时主动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
1980年梁漱溟又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还是在权力面前低下了头，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鲁迅、胡适、傅斯年！

梁漱溟是一个曾经满怀抱负、向往光明、平等民主的知识分子，也是期望对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也曾激愤、呐喊、奋斗，也曾忧伤、探索、追求，而今在大起大落面前，在打击和侮辱面前，居然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境，无论做座上宾也好，还是沦为反面教员也罢，这些丝毫都不伤及他的身心，影响他的生活！活到九十五岁的高龄，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而更准确的说是他崇尚和研究佛学的结果。
梁漱溟挽王国维：
“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自题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主要参考书籍：
《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
     《梁漱溟评传》，景海峰、黎业明。
     《梁漱溟传》，郑大华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

6、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又名章埏，字子伟；浙江青田人。
章乃器在《七十自述》里说：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
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
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
章乃器十岁时看《风波亭》戏后，痛恨秦桧。扎稻草人扎弯弓投射。祖父章楷见后顺口说：“箭射秦桧。”章乃器和：“笔赞岳飞。”祖父说：“箭射秦桧奸贼。”章乃器立答：“笔赞岳飞忠臣。”又说：“箭射秦桧，奸贼遗臭万年。”章乃器朗声应道：“笔赞岳飞，忠臣流芳百世。”
1913年，章乃器入浙江立甲种商业学校。原章乃器倾心国文和数学，怀科学家之梦。
1914年，章乃器读了《经济学》后，十分倾倒“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句，更是赞同“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的经济原则，自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章乃器说：“我在‘甲商’（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
1919年，章乃器在北京面对五四运动游行的学生，痛感自己“救国有心而赴难无路”。后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
1920年，章乃器任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营业部主任，又兼任一合资公司会计主任。
1921年，章乃器离京到上海，在浙江实业银行任襄理。
1927年，章乃器创办《新评论》半月刊，政治立场是支持中国国民党。这年他“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1929年，章乃器在上海创办中国征信所，此为企业信用评价机构。
1931年，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九•一八”事变后，章乃器多次帮弟弟章秋阳把中国共产党瑞金运来的金银换成法币，帮助转移经费。
1932年3月，“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一文中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
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十人，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国事，这是救国会的前身。
1934年，章乃器在中国征信所里安排一些被通缉追捕的共产党人，转移保存了方志敏的狱中手稿，后由宋庆龄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5年，
章乃器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主张，并大量印发《宣言》。
6月底，章乃器、章秋阳兄弟先后把陈云安排在法租界霞飞路358弄尚贤坊21号、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章秋阳妻家，保证了陈云在上海的安全。
秋，章乃器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很形象的解释“金融”：“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
12月12日，章乃器和上海有关人士283人，共同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的号召。
1936年，
章乃器主张国家币制统一，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
章乃器定期到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商学院等院校讲授国际金融和银行实务。出版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著书。
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
7月15日，救国会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全面阐述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盛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恳切地表示愿在救国会的纲领上签名。
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表达敬意：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章乃器挽联曰：“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22日，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万国公墓为鲁迅主持葬礼，章乃器致哀词。
11月23日，救国会拒绝接受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这就是世称的 “七君子事件”。
1937年6月，
七君子扬州公审无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七君子出狱。章乃器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任职期间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整饬财政，被称为“战时理财专家”。协助新四军，每月补助3万银元，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
10月，出版章乃器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两段文章。
章乃器坚持救国会应站在超党派的立场上，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要“宽大、容忍”，不要再有党派和领导权之争。
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
“在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托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较多的秘密。”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在这不团结便要做亡国奴的威胁之下，最能克服阶级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最能克服党派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党派利益的人。倘使国家灭亡了，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只有死路一条!”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成立。
章乃器题联：“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前驱”。
1939年5月，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免去章乃器安徽财政厅长职务，与帮助新四军不无关系。
章乃器撤往重庆，担任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理事。创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避免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合理利用外资，财产实名制和西部开发等等研究意见。
章乃器与沈钧儒等人在重庆商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筹建。
1940年春，斯大林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承诺“满洲国”和蒙古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该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发表“至斯大林公开信”提出抗议。为维护苏联形象，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要求沈钧儒等人收回信件，沈钧儒等人同意。章乃器坚决不同意，愤然退出救国会。
1943年，章乃器主编《工商手册》，四十章60万字，函括工商业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内容，并附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
1945年9月17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中，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0月19日，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作《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
章乃器等各界人士对毛泽东、周恩来的要在中国建立政治民主、多党协商的宪政政府的承诺，倍感欢欣鼓舞。
1946年春，章乃器在重庆校场口惨案中受伤。章乃器与黄炎培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参加国民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政坛上的名符其实的第三大势力。
1947年春，章乃器到台湾创建台湾物产制造公司，筹办糖厂。章乃器积极组织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内战、要和平等民众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当局解散民主建国会，章乃器被迫离开重庆到香港。
1948年元旦，民主建国会在香港发表《乾纲重振》声明，宣布与国民党政权决裂，支持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
12月4日，再次发表由章乃器起草的《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
年底章乃器结束在台业务，将自任总经理、十分红火的港九地产公司舍弃，应毛泽东邀请乘苏联轮船秘密北上。
1949年初，
章乃器到东北，在沈阳欢迎大会上由衷地表示：
“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
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说：
“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提议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共产党的功绩和两个中国的区别。对歌词一字的改动，毛泽东曾亲切地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2月25日，章乃器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
4月15日，章乃器和黄炎培等与毛泽东香山会晤，受托“民建”要为解放上海作贡献。章乃器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联合声明上签名。
9月，章乃器在全国政协会上说：“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
章乃器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10月1日，章乃器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
开始民建是“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的召集人制，黄炎培、章乃器、南汉宸三人轮流为召集人主持会务两个月。后改主任制，黄炎培首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章乃器任副主任。
1950年，
章乃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政务院及其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
7月12日，章乃器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17日，陪陈云到上海调究。
8月底，章乃器回北京出席政协筹备会，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召集人，负责其中的经济部分。
9月21日，全国政协会议上章乃器作《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
1951年5月，章乃器担任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团长，他真心拥护土地改革，但对土改中的一些过激行为颇有微词。
8月底回北京，毛泽东对章乃器说：
“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1952年5月，章乃器陪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往上海调研“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运动。
8月，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章乃器出任政府粮食部长。
他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首创粮票制度，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经济核算制。
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章乃器担任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4年，章乃器自豪地向英国工党代表团介绍新中国是如何解决四亿人吃饭的问题。章乃器仍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5年，
5月，章乃器在民建代表会上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概念，是根据列宁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引申的。
10月18日和27日，章乃器两次致函毛泽东，一信中谈到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体会，信的末尾“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学一点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辨证法则。”
毛泽东批注是：“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
另一信中说“我前些时候向您反映的民建郑州市分会说当地私营工厂百分之百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不准确，这是由于写稿人和签发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热爱有欠缺，和对违法和不违法界限不清造成的。……”信后附有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的表现的专题材料。
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周恩来、陈云、彭真、李维汉传阅。复函：
“乃器部长：前后两信均已收到阅悉。感谢你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1956年，
4月28日，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应该在全国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
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全面的阐述了这个方针。
这个方针加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和闻者足戒”的政策宣传，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政治上的幼稚无知使他们毫无顾忌，放所欲言，从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磨。
7月—10月间，章乃器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感慨地说：
“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这是违反党的原则，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
1957年，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五卷）
2月27日，章乃器出席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会，时来京开会的王造时因周恩来要他考虑恢复救国会。王征求章乃器意见，章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两个多月后，他们的见面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
国务扩大会议上，章乃器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6月19日）的报告，思虑再三给毛泽东写了封信：
“毛主席：您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中的讲话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应该让更多（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听到、读到。我对您的讲话内容有四点意见，供参考：
    1、说评级是争名夺利。我知道，您是根据许德珩部长的反映而提出批评的。的确，高级知识分子的评级引起了不少问题。……因此，我认为不能笼统地批评评级是争名夺利。因为，这是产业中按劳付酬的八级工资制的基础。这样笼统批评，对产业工人、工会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
    2、关于粮食的征购数字。1956—1957年度计划征购八百零二亿斤，是因灾减免的结果。原来的数字要大一些。今年（1956—57粮食年度）大致要挖库存五十一七亿斤，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过去许多人认为少购可以少销，现在，多数地方的经验证明，少购并不能少销。因此，我建议，以提“在‘三定’的基础上稳定三至五年”为好。
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以为，这主要是名词概念的争执。如您所说的，是先进、落后的两面性质或者两重性，他们是不会不接受的。……资本家们印象最深刻的两面性，是“五反”中提出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经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革命和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两面性。这是使他们听了要惊心动魄的。……。
4、“死转化为生”，从生理状态说还不可能，从社会状态说则可能。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类的成语加以说明，请考虑。
    匆促中提出以上意见，不对请指正！
致
      最大的敬礼
                                      章乃器    1957年3月”
4月15日，章乃器在建国会的发言：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
22日，章乃器批评《人民日报》社论：
说工商界要“脱胎换骨”，“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五反、社会主义），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恳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已结束，要向自然界宣战。
5月12日，章乃器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作简短发言。13日送去《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函李维汉：“稿子是信手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个书面发言立即在14日见报。
章乃器批评统战部：
“统战部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制其他意见不同的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共产党员的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
15日，毛泽东在党内通讯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文：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我们的方针“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毛泽东在写评论文章时，就已经作出调整反右斗争的步调。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语道：这文章于外人不得知，资产阶级就更不可知了。
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善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时说：
“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20日，章乃器写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
30日，毛泽东在作者“小雅”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文章发表前，批示“乔木同志：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毛、五月卅日”
这是毛泽东对章乃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开始进行的反驳。文章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
31日，章乃器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
整个五月为发动整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
6月5日，工商界座谈会上有人开始责问章乃器。因为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了“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黄炎培日记）这样的话。
6月6日，章伯钧（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部长）邀请费孝通（民盟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钱伟长（民盟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曾昭抡（民盟常委、北京大学教授）、陶大镛（民盟北京市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药眠（民盟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六教授在全国政协聚会，参加会议的有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等共十三人。会议的议题是由大家介绍首都各高校鸣放情况，研究民盟下一步的工作。
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7日，章乃器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被打印散发，作为批判章乃器的材料。
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章乃器立刻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10日，章乃器在呈交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写到：
“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15日，章乃器在《光明日报》社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的会议上说：
“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
16日，章乃器批评章伯钧：
“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18日，民建中常会撤销章乃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
19日，民建、工商联通过决议停止章乃器在两会的一切职务。
20日，对于作检讨，章乃器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
25日，国务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有批判章乃器的话，章立即予以反驳：
“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周恩来语塞斥责章乃器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
26日，章乃器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四川组批判会上，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倾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
一个纯属民众组织的正常工作活动，被无限上纲了。
7月7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在政协礼堂磋商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纮、陈铭枢、龙云等人的处理。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说：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
10月13日，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12月，刘少奇指示中央统战部：“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三人撤销了所有职务，仍保留政协委员，章伯钧还是政协常委。
在这种情况下，章乃器仍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并自题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反右运动后，章乃器搬出北京朝阳门外小公寓，迁入东郊呼家楼一间不到十二平方的小屋。
反右运动后期，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章乃器的老朋友、全国工商联秘书长黄凉尘劝他说：“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坚持了，赶快认个错吧！”
章乃器说：“我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不服这个输！”
1958年，
1月，章乃器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申辩道：
“我对党批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28日，周总理电话召见章乃器。章乃器《七十自述》里记下了这次谈话：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31日，毛泽东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直到被撤职前，章乃器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始终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
李维汉说：“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2月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撤销章乃器等三十八人代表资格的报告。26日，章乃器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职务同时被撤销。
此后九年里，章乃器蛰居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
1959年4月，章乃器保留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还不忘记反面教材章乃器：“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
1962年3月，章乃器就划为右派事，向三届政协常委会提出申诉。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
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政协主席周恩来和统战部长李维汉接见与会委员，周恩来笑问章乃器：“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
章乃器回答：“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
李维汉圆场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建议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资格。
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的决定。被打成右派后，章乃器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再改为发生活费150元，经周恩来指示增加到200元。
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女士抵北京，周恩来总理劝章乃器去海外。章乃器说：“我是爱国的，是为建设新中国而来的，而且是被请回来的；除非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否则哪里也不去。”
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中章乃器家遭红卫兵查抄，本人被押至北京吉祥戏院殴打，其妻王者香被打死。
章乃器在逆境中自撰联语：
“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文革中外调人员找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
章乃器说：“到底我还是社会主义公民。不实事求是，连做公民的资格也没有。”“我不会歪曲历史！”予以拒绝。
1971年3月，
章乃器写了12000字的信寄给周恩来：
“周总理：……您好！12月28日给您的信已经收阅了吧！
我们认为血统论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问题。它不是一次乃至几次党报的社论批判所能消除，也不是一次乃至几次政府禁令所能根绝。……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就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能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几个月内还想再同您谈谈历史的经验。目下的困难是参考书太缺了。您能在这方面给我支援吗？
此致敬礼
                                           章乃器 1971.3.10”
1975年，
章乃器给毛泽东写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有工作，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才应邀回来，国民党战犯都特赦了，而自己的问题多年未能解决。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逝世时是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举行了小型追悼会，“七君子”中的史良和沙千里出席追悼会。《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登则短的讯。1982年5月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遗著《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对于章乃器救国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毛泽东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
1949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当面称赞章乃器，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荣毅仁说章乃器“待人诚恳、热情、性格秉直”。
邹韬奋在七君子事件中说：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章乃器为人刚正耿直，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精神。他政治上的短视，拘于历史局限和中国传统文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苦难。他还是始终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保持了中国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他一生参与创建了两个民主政党：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为坚持自己的理念先后离开这两个政党。
章乃器赞同社会主义，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不应打击，他不赞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等等。却相信和崇拜伟人和领袖改变历史的历史。
章乃器一生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
纵观章乃器风风雨雨的一生，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盟友之一。

《七十自述》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82辑1980年。
《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2007。

7、张澜

张澜（1872年4月—1955年2月），字表方，四川南充莲池乡人（今西充县）。从小随父亲张文倬（乡村塾师）读书。
1894年，张澜中秀才，不久补廪生。
1897年，张澜先后执教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
1900年，父亲病故。
1902年，张澜入四川尊经书院读书。
1903年，张澜被选送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张澜提出清慈禧太后退归深宫，还政光绪皇帝，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
1906年，张澜创办南充民立丙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学。
1909年，南充地方推张澜出任四川咨政局议员，坚辞不就。他与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成为至交，经常参加立宪活动。
1911年6月，清政府将四川人民集资修建的川汉铁路路极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外债，激怒四川各阶层人民。张澜代表南充出席成都川汉铁路股东会，组成保路同志会。
8月，张澜被推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领导保路运动。
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其诱捕，囚禁“候旨听斩”。张澜斥责赵：“……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
四川各县保路同志会群众十余万人围困成都。清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途中兵变杀端方，赵尔丰被迫释放张澜。
10月，武昌起义后，四川独立成立军政府，张澜担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任职期间，他先后与地方人士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创办南充果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北京参加国会时，经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6月，当选为进步党四川支部常务委员。
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离京回四川接任南充中学堂校长。
1915年，护国战争枪响，张澜联合川西、北驻防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大部武装民团，宣布南充独立，赶走袁世凯北洋军。
1916年，张澜担任嘉陵道尹，主持川北政务。他走马上任收编安置散兵游勇，肃清盗匪，惩治贪污，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
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
1918年初，熊克武纠集川、滇军赶走北洋军，主持四川军政。张澜离四川到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澜担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鼓励和支持四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张澜因母丧回四川。随后几年，他在南充兴办教育，联合各方人士成立南充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报》，鼓吹地方自治。
1925年12月，刘湘成立成都大学，任命张澜为校长。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在校内办《科学思想》杂志，宣扬科学与民主。
1927年，国民党统一四川，要求各学校进行党化教育。张澜在七月的布告中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之义之学说，而辙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党，违反学府性质，有失学者态度……”。
1928年，2月成都省立一中学生因校长杨廷铨压制学生运动，将其打死。16日凌晨，军警包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师大附中等几所大专院校，逮捕各校师生一百余人。当日下午4时左右，不经审讯，在成都下莲池枪杀袁诗荛、李正恩、周尚明等师生十四人，震惊全川。惨案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主持将成都大学六位死难者葬于武侯祠南侧。同时张澜愤然向政府当局提交辞呈，经全校师生得挽留复职。
1930年下半年，张澜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回南充，从事中小学教育。
1931年，九•一八，日本攻占东北沈阳。张澜悲愤地写到：
“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宵寝难安。”
1934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成立安抚委员会，聘请张澜担任委员长。
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
1938年3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成立民国参政会。张澜被聘为中华民国国民参政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3月1日、3月25日，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巩固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构、动员组织民众、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政治机构、组织抗战经济基础等意见。
1939年9月9日，针对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和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联合其他党派的和无党派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要求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迫害人民。张澜和其他党派共同提出六个民主宪政提案，包括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等提案。
11月4日，张澜在成都邀请成都文化界人士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张澜说：“目前宪政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为民国二十六年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应否继续有效?二为民国二十五年颁布之宪法草案，因时过境迁，是否适用或应如何修改?”提议成立“成都宪政座谈会”，发起人从13人增加到25人。带动社会各界对宪政问题的关注。对国民政府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提出批驳，要求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能代表民众的国民大会代表。
11月中，各民主党派在宪政和抗战问题上意见一致，张澜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其宗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0年12月6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因公开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问题被拘留。张澜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在马寅初当时有慨于民困国贫，为感情所急，所言或不无过失，然安置偏方已逾一年，犹未获返，无怪忧时爱国之士，皆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戒惧。”“应请政府迅予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并使忧时爱国志士，闻而自励，皆愿竭忠献党，拾遗补阙，以襄助抗战建国之成功。”提出解决办法：“一、迅速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仍使担任大学教授。二、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
1941年 3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秘密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任主席，张澜为执行委员。不久黄炎培辞职，张澜出任主席，他继任后力排众议，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12条中涉及共产党的有关条文删除，缩减为10条。张澜任民盟主席十四年。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作为中国政坛上的第三党，张澜领导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被中国共产党赞称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民盟作为在野政党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力、最可靠的同盟军。
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10月10日，发布成立公告，提出十大政纲。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批判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实施宪政”是骗局，是假民主﹑真独裁的。蒋介石读文章后劝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
张澜数次在成都五所大学召开的会上演讲，他说，救国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坚持团结抗战不做亡国奴。一是救救“民国”，因现实不是民国而是“党国”。
延安1944年2月22日《解放日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执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张澜文章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为扩大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任主席。他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他秘密吸收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云、康、川的军政首脑入盟，使民盟的经济和实力大增。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张澜在诗里饱含忧虑：
“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曾三顾特园见张澜。
一顾时张澜提醒毛泽东，“蒋介石在唱鸿门宴”，“出尔反尔，居心叵测不能不防”。
8月30日，二顾特园，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宴请毛泽东。毛泽东一进门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回家来了。”“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张澜向毛泽东祝酒，“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举杯相邀，“且共欢此饮！”宴毕，毛泽东为主人题词“光明在望”。
9月2日，民盟中常委在“特园”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与张澜共商国是。
张澜进言：政权、军权对人民至关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建议说：要把谈判的成果公开出来，让人民来监督，让人民来推动。
中共的和谈举动得到民盟的全力支持。
10日，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军队应“采用全盘统筹”等建议。当晚，周恩来、王若飞向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通报10余日来国共两党谈判情况。15日，毛泽东再赴特园看张澜，就国共谈判、民盟和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民盟与中共达成谅解：约定双方提出重大政治主张前，事先彼此协商。
10月，张澜主持民盟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在会上提出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
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五百余人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倡议全国各地分别成立反内战联合会。12月，张澜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建设诸问题提出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停战。
国共谈判期间，张澜领导的民盟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
1946年，
1月，民盟首席代表张澜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他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骤，使政协达成成五项协议。在政治协商会议里，他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激烈反对国民党在政协中的独大行为。
7月，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8月，张澜在成都主持追悼会，痛骂国民党、蒋介石。
11月，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张澜坚决拒绝民盟参加“国民大会”，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
12日晚，滞留重庆的张澜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指示民盟政协代表：“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下午和晚上又两次打电话反复叮嘱。直到他看到民盟总部在报纸上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14日，民主同盟总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省市民盟广泛宣传总部决定和张澜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国共和谈时，张澜与毛泽东只经过几次交谈，就拜服毛泽东，他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党。”
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反对国民党、蒋介石。
1947年，
1月，张澜在民盟上海中央一届二次全会上说：
“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
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11月，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同时发表个人声明（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善雄辩德罗隆基。《声明》出自罗隆基之手）：“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1月，沈钧儒等人在香港恢复总部，民盟中央在香港公开申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最亲密合作的典范。民盟中央主席一职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张澜在上海为民盟筹措经费；冬张澜因病住进虹桥疗养院。
1949年，
元旦，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等人到上海，请在虹桥养病的张澜出面调停。
张澜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入。”予以拒绝。
张群出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临行前往医院向张澜“请教”，他劝张群“不要跟蒋介石跑了，要张群为四川人民作好事，不要自绝于人民。”
1月6日张澜在上海评蒋介石元旦文告，斥责蒋介石“并不真要和平”。
3月，张澜拒绝去台湾，被当局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走。
6月，张澜到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工作。政协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澜在一篇致词中连用四个“革命到底”。他称赞政协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一。”表示“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担负起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它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9月，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澜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2月，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张澜继任民盟中央主席。
l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土改法，张澜在政协一届二次全委会讲话：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
10月，庆祝国庆，张澜发表文章：“现在，我们是入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丽奋斗。”
195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年，民盟成立十年。张澜在庆祝党三十周年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
1952年，中央政府为张澜举行八十祝寿会，他在谢词中说：中国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进步确是很快，国家进步愈快，年老人更需要好好学习，“l8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
1954年，张澜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澜先生说“表老啊！你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
9月，第一部宪法公布。张澜发表《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一文。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号召“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

着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张澜“四勉一戒” 座右铭：“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张澜一生多次做官，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有川北圣人之称。他在做官期间，家贫如故，他的夫人他的母亲仍然住在农村，过着普通的农家生活。有人不信派人暗访，发现他家里一屋空空，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家人吃穿也极为简朴，于是非常感叹，川北圣人名不虚传！
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范朴斋说：“民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所以别人以为张先生一定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其实张先生的高明处在于直，巧妙处在于拙，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这样真地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张澜逝世，中国共产党给予张澜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亲临吊唁。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致悼词说：张澜“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他始终反对蒋贼的投降阴谋，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胜利后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内战，不参加也不承认蒋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谓‘国大’会议。这种态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间接地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其意义非常重大。”说张澜：一是诚实无欺，从无虚伪，立场坚定，敢说敢为，敢于与反动势力做斗争；二是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坚持正义。
悼词中盛赞张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不朽”。
1955年2月15日，陈毅在上海民盟市委张澜追悼会上说：就党派关系上说，张澜是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关系上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

    8、“六不总理”——段祺瑞

    近日再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读到了民国人物传中的段祺瑞，正巧前几日里看了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的X档案中对段祺瑞的简介，不知为什么，几天来这个段祺瑞总是在脑海里打转，挥之不去，斥之不走，无可奈何中，就拼成了这篇文章。

    本来嘛，这个一直被咒骂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大军阀”、“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制造者、“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尽管他是历史不可绕过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可卷可点的呢！

    而就是这个“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身居高位，甚至一度成为天下第一人。从他在清廷做官起，就超乎常人的廉洁自律。他的门房从不敢向来访者索取红包，因为一旦索贿一文钱，段祺瑞是定斩不饶的。他自己也从不收礼，就是遇到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又实在是不妥时，他就在礼物中挑选一、二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全悉退还。

    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对此物都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在半夜里起来观赏摩挲着它，爱不释手；清晨段祺瑞还是淡淡的一挥手，叫人把东西抬出退了回去。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老部下冯玉祥送来一个大南瓜，他无法只切留一部分才整个收下了。

    1926年后段祺瑞寓居天津，亲自过问日常开支、审查日常细账。他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家里时时出现揭不开锅的窘迫困境，多亏魏宗瀚邀约些老兵，自愿轮流来站岗放哨、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段祺瑞的生活相当简朴。他从不吸鸦片，不逛北京的八大胡同，在老家合肥也一无房产二无土地，这在民国初年的权贵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一生穿衣简单，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带一顶瓜皮帽。出门时，穿的军装、礼服，也都是随随便便，有时西服领带打歪了，也浑然不觉。

    段祺瑞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他的嗜好只有下棋、打牌，面对灯红酒绿，金黄银白的花花世界，真的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

    段祺瑞虽有“三造共和”之誉：致电逼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却还是落得个独夫民贼之恶名。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房子生活。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义女的名义（段原配夫人过世，娶袁世凯养女张氏），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欠袁世凯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袁，可没给房契。世凯袁死，房主儿子拿着房契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房子。段祺瑞二话没说搬家，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纵观他清贫的一生，又有点为他扼腕叹息。读读段临终的“八勿”遗言，它确是治国之论啊！还是为他叹息。

    段祺瑞说：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这个段祺瑞，居然是这样的清廉、这样的洁身自好！他有信仰吗？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能这样？对比古今中国官场，他的“清廉”完全让今人瞠目，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段祺瑞，简直不可思议！

    看看现在吧。2009年《法制日报》的《检察官披露郭京毅等贪官落马内情：一拎一大串”》一文中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

    ‘2008年，从已查办的案件来看，窝案串案比较多。许多案件一拎一大串，大贪带出小贪，小贪揪出大贪。’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委员介绍说，比如，备受关注的商务部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案，牵扯出多名领导干部以及数名律师。（这是贪腐的又一特色。）

    2009年，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大案188件，其中100万元以上案件28件；查办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要案67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48人，局级领导干部19人。

    山西检察机关2008年全年共立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486件552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8%和10%。同时，查办大案要案成效明显，全省共立查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190件，同比上升1.6%，重特大案件占立案总数的34.4%。查办要案20人，是去年的2.5倍，其中厅级2人，处级18人。”

    中国青年报报导，北京有媒体在一份调查统计中得出结论说，2008年中国贪官受贿平均值是884万1073元人民币。

    《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清缴违规资金80多亿元》文中说：

    “3月13日，我省召开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汇报会。会议指出，经过半年时间的专项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全省共清缴各种违规基金、价款、税费等资金80多亿元。其中，在自查自纠阶段，个人主动申报违规违纪违法问题2461件，涉及资金2400多万元；各级专项办立查案件211件。”

    新华网2009年3月11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童建明11日做客新华网时说，……去年查办构成犯罪的司法人员有2600多人。”  

    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贪污受贿：

    清查出现金人民币1791.63万元、港币627.2万元、美元16.56万元、新加坡元1.5万元，另有金银首饰等物品17件。

    2009年的《瞭望》周刊披露：原任赤峰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徐国元在六年间，敛钱财3200余万元，且案件涉及人数之多，实属罕见。

    曾获得“中国改革100新锐人物”称号的安徽漯阜铁路公司董事长张海英贪污挪用国有资产 8790余万元。

    不用再举例了，日演日烈的腐败，正如水缸里的茄子，压下去这个，那个有起来了，这满缸的茄子，你又能压得下吗？我真的想不出那些自诩有坚定的、信仰人类最先进理论的共产主义者们，那些自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竟能如此的胡作非为，视天下物为己物、天下财为己财，任意取之，任意挥霍。相比之下，人品、……之高下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既然是写段祺瑞，还是勾画出他的一生吧：

    段祺瑞（1865年—1936年），合肥人，原名启瑞，字芝泉，自号正道老人。十四岁时家道中落。

    1881年，段祺瑞独自怀揣壹块银元，从合肥到威海投奔担任清军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在营中当司书。

    1882年10月1日，父亲段从文被同行的两人害死，段祺瑞请假奔丧未获准，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犯正法。

    1883年5月，母亲范氏悲伤过度去世，时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段祺瑞返乡治丧后回军营。

    1885年，段祺瑞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段祺瑞“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世”，受李鸿章器重。

    1886年，段祺瑞与宿迁举人吴懋伟之女吴氏在合肥结婚。

    1887年11月，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

    1889年，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官费进入德国柏林军校。继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

    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北洋军械局委员。

    1891年，段祺瑞任威海清军随营武备学堂教习。

    1895年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调段祺瑞担任新建陆军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旋兼行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代理总教习。

    1898年9月，北洋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告成，清廷给学堂监督段祺瑞升叙加衔。12月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段祺瑞仍统领炮队，赴日本观操。

    1899年12月，段祺瑞统领炮兵，随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编撰了许多本操练章典。

    1901年，经袁世凯保奏，段祺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年底随袁世凯到保定。

    1902年5月，段祺瑞率军镇压广宗县景廷宾起义。6月出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全面主持编练新军。7月9日升“道员留直隶补用，并加二品衔”。

    8月9日因镇压直隶广宗、威县反洋教团众“劳绩”，经袁世凯保奏，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勇号。

    1903年，段祺瑞（虎）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后被人与王士珍、（龙）冯国璋（豹）共称袁世凯的“北洋三杰”，又被人戏称“龙、虎、豹”。

    1904年，“武卫右军”改为“北洋陆军”，段祺瑞任第三镇统制官，辖第五协、第六协。

    1905年5月，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成立，段祺瑞调任统制官，辖第七协、第八协。9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0月清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第一次秋操，段祺瑞担任“北军”总统官。

    1906年初，段祺瑞调任常备军第三镇统制，兼督北洋武备各学堂总办。3月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留北洋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兼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事大臣。

    1907年9月，清朝廷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兵权。10月段祺瑞被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督办陆军各学堂。

    1908年10月，段祺瑞担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1月慈禧和光绪先后死亡，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段祺瑞制造兵变迫使载沣不敢动手。

    1909年1月，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被“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段祺瑞留军中，常赴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密议。12月，段祺瑞担任第六镇统制。

    1910年12月，清廷赏段祺瑞一品顶戴，加侍郎衔。任命为江北提督，驻江苏清江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23日清廷谕江北提督段琪瑞，北上赴湖北参战，25日任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听令于钦差大臣袁世凯。11月署湖广总督，官位正二品。兼任北洋第一军总统官兼领湖北前线各军，驻湖北孝感对抗黄兴的国民革命军。

    1912年，

    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孝感，7日派总参赞官靳云鹏到北京联合各军，要求共和。26日，段祺瑞率北洋军将领四十六人致电清朝廷，要求“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2月5日，段祺瑞联合第一军八名协统以上将领发代奏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10日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河北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11日到京。2月12日，清隆裕太后迫于各方面压力终于下诏清帝退位，此即为段祺瑞的“一造共和”。

    3月10日，南北和谈成功，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9月7日，袁世凯授段祺瑞陆军上将。10月9日特授勋一位，颁发二等嘉禾章。

    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镇压南方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后署湖北都督，辖各省兵力数万。

    1914年2月1日，袁世凯召段祺瑞回京供职，13日兼领河南都督。4月3日招段祺瑞进京重任陆军总长。5月，袁世凯设立“海陆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将段祺瑞兵权收归自己。段祺瑞遂把一应事务交给心腹徐树铮（陆军部次长），自己不再到部里办公。6月，袁世凯在京师建立将军府，设将军名号，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10月8日颁发一等文虎勋章。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2月1日段祺瑞、冯国璋等十九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反对，称“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

    3月19日袁世凯召开对日会议，段祺瑞主张强硬。

    5月2日，参谋总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三部赴关岳庙宣誓，以示军人忠诚卫国。

    5月8日，内阁讨论日方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独持异议，主张动员军队，对日采取强硬态度。30日段祺瑞称病辞职，31日袁世凯下抚慰令，给假两个月，隐居西山。

    8月3日，日本报纸宣称段祺瑞与袁世凯决裂，段祺瑞通电辟谣，斥责报纸在挑拨离间。14日北京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推进帝制。段祺瑞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28日，袁世凯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职。

    12月袁世凯称帝大封爵位，段祺瑞不接受爵位。

    1916年，

    3月22日，由于全国的反对，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为对南方用兵复请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任国务卿兼陆军总长。5月8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实行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袁对段不放心，不采纳段祺瑞建议，暗嘱梁士诒掣其肘。12日，段祺瑞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停止兑付现金，加深了人民对袁世凯的更加不满。

    袁世凯称帝83天，其间段祺瑞的辞职和暗中抵制取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段祺瑞“二造共和”。

    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22日段祺瑞通电反对恢复民元约法，仍以民三约法为行政标准。29日废“国务卿”，段棋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组织责任内阁。

    8月21日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

    10月授段祺瑞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11月，段祺瑞与黎元洪闹翻，徐世昌入京调和。

    12月，时日本政府提出“经济援华”，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代表西原龟三密谈，商讨“中日亲善”。

    1917年春，

    为获得日本的支持，段祺瑞力主对德宣战，黎、段的“府院之争”日烈。

    5月，黎元洪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段祺瑞乃召各省督军倒黎。

    6月，黎元洪请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京“调停”。

    7月1日张勋入京后立即解散了国会，拥溥仪复清帝位，自任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改国号为宣统九年。2日黎元洪逃入外国使馆重新起用段祺瑞为总理，令段为总司令名义兴师讨逆。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通电，4日在马厂誓师，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5日发表讨伐张勋檄文，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倪嗣冲为皖鲁豫联军司令，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树铮为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傅良佐、曲同丰为军事参议，张志潭为秘书长，曾毓隽、刘崇杰、叶恭绰、丁士源分任军需、交涉、交通、军法处长。6日讨逆军进攻，12日攻入北京，张勋狼狈逃跑，复辟乱平，黎元洪辞职。14日段祺瑞进京，迎冯国璋代理总统，15日兼陆军总长，17日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为段祺瑞“三造共和”。

    8月在段祺瑞的把持下，正式对德宣战；段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这段时期里，段祺瑞向日本大量借款，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9月，孙中山联合滇、桂等省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傅良佐取代湘督谭延闿，任王汝贤等为湘军司令，率军南下作战。

    10月攻下衡山、宝庆。冯国璋暗中指示王军退回岳阳，北军全线溃败。

    11月，段祺瑞无奈辞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

    12月，冯国璋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

    1918年3月，冯国璋请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4月，段到武汉等地促北军兵伐南方。5月，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8月，北军将领吴佩孚接连通电“罢战主和”，并斥责段的亲日政策。9月，《中日军事协定》传出，全国各界纷纷通电责问。10月，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

    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段祺瑞依旧主张镇压学生、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直、奉两系军人在英、美的支持下发起抵制段祺瑞的军事行动。

    1920年5月，直皖战争爆发。7月皖军败北，段祺瑞通电辞去边防督办。

    1921年，段祺瑞出北京，移居天津日租界。直、奉矛盾加剧，段祺瑞暗中联络张作霖，交好孙中山，图谋东山再起。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拥护共和，将自己统帅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挥师入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拥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

    3月，纪念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段祺瑞得票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与当时青年人的偶像胡适并驾齐驱。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天津会议，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总揽军民事务，统帅陆海军”。段祺瑞宣布“外崇国信”，表示尊重各列强在华利益。接着断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截然相反。

    1925年，

    1月1日段祺瑞下大赦令，废止将军府，邀孙中山、黎元洪参加善后会议。

    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举行，段祺瑞发表政治建设宣言，4日电令各省停止军事行动。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段琪瑞未参加祭奠。16日段祺瑞公布十四年八厘公债条例，债额一千五百万元，以停付德国庚子赔款项款为担保。

    4月13日段祺瑞公布临时参政院条例。21日善后会议结束，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下达《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下“取消法统”令。

    5月7日，北京学生国耻日集会请愿，被警察捕去十八人，10日段祺瑞下令诰诫学生。

    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段祺瑞发出忠告，请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议决废除不平等条约。

    11月28日，北京工人学生举行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顾孟余等指挥，包围段祺瑞宅，要求段下野，组织国民政府。29日北京各团体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30日段祺瑞准备修改政府制，设责任内阁。

    12月段祺瑞下令增设国务院。

    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乘段系攻张作霖之际占领天津。

    1926年，

    1月9日，段祺瑞通电表示随时可以下野。14日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要求惩办段祺瑞等人。

    2月21日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

    3月，张宗昌、吴佩孚等向国民军展开攻势，日本等八国为阻止国民军在天津的布防，助奉鲁军炮轰大沽口，对国民军发出通牒。17日北京城里的学生、工人、市民等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的“最后通牒”，被段祺瑞卫队刺伤十余人。18日，北京各界人民群众五千余人结队到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卫队向请愿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五人的“三·一八”惨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27日国民政府通电讨伐段祺瑞，上海及各地市民均开会追悼被害者。

    4月9日晚，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将卫队缴械，10日段祺瑞应允辞职，要求出京，鹿钟麟不准。11日晨，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16日段系吴光新部唐之道拥段祺瑞复职，17日段祺瑞出东交民巷，宣告复执政职，20日通电下野，退居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在惨案发生后，段祺瑞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发誓终身食素以谢罪，他的确在后十年里，始终遵守着誓言，那怕是病得虚脱时，年七十时，大病后身体异常虚弱，医生和家人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摇摇头，坚决地说：

    “人可死，荤不可开。”他宁死也没有背这一誓言。

    段祺瑞隐居天津，蒋介石派吴忠信拜访段祺瑞，送去二万元生活费。以后三四年间经常送去巨款，保障了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段祺瑞没有家产，一家人的生活相当拮据，蒋介石的每一笔款子，几乎都是雪中送炭。

    1930年2月，日本土原肥策动组织“北洋派大同盟”，同南京政府对抗，他秘约联络段祺瑞在载沣家里见面。段祺瑞大摆北洋政府执政的倨傲，段祺瑞虽亲日，始终不为日本人利用。

    1933年，日本入侵华北，1月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持蒋介石信到天津，蒋介石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段祺瑞知道日本会以溥仪方式对他。段说：“我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可随时就行。”21日凌晨，段祺瑞在吴光新、魏宗瀚、段宏纲陪同下悄然离开天津。22日抵南京，蒋介石亲到下关码头迎接，当晚宴，在南京的军政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当晚蒋介石询问：“段先生愿住南京还是上海？”段祺瑞说“那就上海吧。”段祺瑞初住上海世界学社，不久搬到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

    蒋介石每月送他一万元生活费，他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段祺瑞病逝，终年72岁。葬北平西郊。

    1963年，段祺瑞侄段宠纲和章士钊在北京万安公墓重葬段祺瑞，章士钊题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华书局·1978年。

    第四辑

    1、罗隆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8年1月31日”

    全国人民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部长职务的决定：（1958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通过）

    “1958年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决定：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罗隆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命令和决定上的第三人，就是中国现代唯一一个不识时务的，向国共两党叫板的——罗隆基。蒋介石没把他整下去，毛泽东却在不动声色中整他个体无完肤，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气魄！这就是霸者之风！

    罗隆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965年12月7日），江西安福县枫田镇人，字努生。五岁启蒙读书，父罗念祖给他取名“罗隆基”。

    1903年，父亲在吉安开馆教学，只收四个学生：儿子罗隆基、吉安刘峙（后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吉水罗家衡（法学家）、邻村李畴福（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1949年后安福县副县长的“三朝元老”）。

    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清华学校。罗隆基经常看马列主义书籍和西方各种书籍，他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抄写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全文，张贴在学校的大走廊上，因此受到学校的警告。

    1919年5月4日下午，罗隆基得知北京城里很多学生在游行示威，即邀王造时、何浩若进城了解情况，回来后号召大家：“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第二天清华学子上街了，罗隆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校友潘大逵说：“罗隆基是清华的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5月5日下午，罗隆基在西单街头演讲，逃脱了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的追捕，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捕关进监狱。段祺瑞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江西三只虎，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和清华的罗隆基。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到处演讲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坚决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打倒卖国贼。罗隆基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罗隆基是异常活跃的。

    梁实秋回忆录《清华八年》中说：

    “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王造时遗稿里也记述了“五•四”运动中的罗隆基，他说：

    “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1921年6月，北京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罗隆基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民国著名人物传》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1922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转赴英国，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HaroldJ.Laski）教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3年，罗隆基和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在成立国家主义团体 “大江学会”。 罗隆起草的“大江会”宣言称：

    “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世纪评论》第2卷）

    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在给清华同学的信中说：

    “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

    1928年秋，罗隆基从英归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政治经济系主任。罗隆基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对英美“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非常欣赏。

    罗隆基一度接编《新月》（胡适主办）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新月》显得生机勃勃，其纵横笔墨，政见超前。

    1929年7月10日，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文中说：

    “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官吏的雇用应采国民、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法及采公开的竞争的考试方法…… 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超越法律的地位，即为侵犯人权。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国家的海陆空军是全民所供养的，他们的责任在保护全民的权利，不在保护任何私人或任何团体的特别权利。国家军队应对全民负责。……国民应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 ……。”

    1930年2月，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中痛骂国民党：

    “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互为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般要做官发财夺取权利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那时，在英美，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家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是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的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的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个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至于“党权高于一切”，至于“党外无党”，这亦是如今所谓的党治。这不止于党治，这是一党独裁（party dictatorship）。党治与一党独裁，似不可混为一谈；批评党治与批评一党独裁，亦当分为两事。

    一党独裁本身的好坏，一党独裁是否适应于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是各人政治眼光的问题，我不愿在这里来讨论。一党独裁民主政治是否能相容并立；一党独裁，与民权学说是否能同时并进，这是我要平心静气与国人讨论的一点，这的确是中国政治上值得研究的一点。一党独裁是欧战发生后，在政治上新生的一种名词。一党独裁简直可以说上十九世纪民主政治的反响。一党独裁是起来打倒民主政治的新运动。……”

    3月，罗隆基在《新月》上撰写发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1931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再次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文，他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谬误，指出暴力对人权的危害。

    他说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以马列主义为信条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这就是他的人权理论观。

    11月4日，罗隆基被国民党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的罪名被逮捕，经胡适等人营救当日获释。

    放出来后，罗隆基立即在《新月》上将“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细公诸于世，更加激烈地骂得国民党：

    “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了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拘捕、缉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

    此后罗隆基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新月》上连续地发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诸如“服从的危险”、“平等的呼吁”、“对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的批评”，接二连三地出炉了，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忠实的同盟者。

    1931年，“九一八”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组建“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

    1932年1月，罗隆基应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又应张伯苓的聘请，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就沈阳事变等事件，对蒋介石政府进行猛烈的抨击，言辞激烈，发表《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文。

    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枪击。不久，《益世报》迫于压力辞退罗隆基。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

    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罗隆基南走。

    罗隆基与张君劢成为国民政府的参议员。他舌锋锐利，在会中活跃非常，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

    1940年11月3日，《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在昆明采访罗隆基时写到：

    “我就在这里访问了国民参政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罗隆基先生，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罗教授身穿一件深色长袍，西装裤，足蹬革履，头发向两边分开，容光焕发，风度翩翩，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接见记者时一点也不拘束，并说他曾办报多年，彼此是同行，乐于谈点多时局的看法。”

    罗隆基说：

    “《新华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就是发行工作没有做好，从重庆寄到昆明相隔时间太久，你们应该派人来此做点调查工作，设法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者的期望。”（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第七十五辑。）

    194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罗隆基和张澜、沈钧儒等人将“三党三派”：章伯钧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在重庆秘密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任主席，张澜为执行委员。罗隆基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延安的《解放日报》，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社论：

    赞称同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将会开辟更好的途径……。”

    罗隆基与民盟参政员一道，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谴责国民党，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罗隆基同年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昆明组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推动昆明的抗日运动。

    1943年下半年，中国大中城市中出现一股围绕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政治格局等问题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传媒舆论的最强音就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出的声音，其势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将政治格局的实行进入实际操作程序。运动的开展和发展，罗隆基居功至伟。

    “民盟”成立后的四年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发展了三千名盟员（他们大都是知识界精英、政界高层人士），成为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是国共两党青睐、依靠的第三大势力。“民盟”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在重庆、南京和上海全力从事民主运动，给予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许多支持和帮助。

    10月，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这部由罗隆基起草的《纲领》，中心理念和架构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罗隆基紧紧地抓住当时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两大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

    1946年初，

    这一方案为国共两党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深为可惜的是，国共两党的分裂、内战，这方案如同昙花一现，一闪就彻底夭折。

    2月，罗隆基担任重庆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总编辑，他以民主同盟发言人的身份不断地发表讲话、文章，痛快淋漓地斥责国民党，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共产党。

    罗隆基四十年代中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和《民主周刊》上：有《期成宪政的我见》、《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权力与效率》、《中国与民意政治》、《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国民参政会的效用》，《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中国民主路程遥远》、《中国的政治前途》、《为国民党借箸一筹》等等，影响极大也极为广泛。

    国民党也攻击罗隆基，说他是“玻璃裤子”，把罗隆基写作“罗隆斯基”，是投机分子，完全投靠了苏联和中共。

    梁实秋撰文为其申辩：

    “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梁实秋认为：罗隆基一向站在反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机。如果是国民党局促在广州的时而反对之，那也许是投机。罗隆基以一介书生，敢与在朝的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罗隆基从办《新月》杂志时起，他主张的是人权、民主、宪政、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在，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政，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日，他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一件一件的说是作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此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梁实秋批评罗隆基：

    “讲到他的人品，问题可多了。许多人批评他不诚恳，不择手段。当然像张君劢先生那样的憨厚恢宏，或梁漱溟先生那样的诚恳刚毅，他都相形见绌。他的锋茫也许是太露了，他的性格也许是太急躁一点，不过在出处大节上他没有苟且过。他急于进取，玩弄手段是有的，但是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我承认他有重大缺陷，他锐利有余，涵煦不足，所以不容易得人心。他多少年来做政治活动，常是匹马单枪，固然也不乏‘同路人’之类，但多是临时联属，不见得能长久的志同道合。他在才学上，可以领导一个运动，他在品德上不易笼照一个团体。”

    1947年，

    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解散，罗隆基和张澜迁居上海，“民盟”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而站入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里来。自由民主运动在中国灰飞烟灭了。

    11月，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罗隆基代张澜发表个人声明（张澜患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盟内诸事和文件多出自罗隆基）：“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月一日，毛泽东就口号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电沈钧儒、李济深，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号召召开新政协。

    5月2日，香港民盟新主席沈钧儒与其他党派负责人，聚会香港罗便臣道九十二号李济深寓所，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4日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书面和口头谈话。肯定中共“五一”号召是和平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五一”号召表明中共并非实行一党专政，中共绝无包办国是之意。

    民盟中央把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事，通知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罗隆基知道后没有表态，而是以张澜主席的名义，起草一封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个民盟常委和在港的中委，要求大家在发表文件时必须留意两点：一，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

    1949年，

    9月，罗隆基在上海给沈钧儒写信，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

    （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

    （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

    （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罗隆基对中共中央统战部专门负责其他党派工作的于刚说：

    “联合政府中，各党派是并立的！将来若以批评作为政治罪，则不接受。”

    罗隆基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被任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他同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0年，民盟中央第四次委员会上，章伯钧和罗隆基争论激烈，相持不下。千家驹回忆说：“会开了一个多月，开不下去，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泽东亲自出面，找我们大家商谈，双方才算勉强妥协。”（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

    1952年的7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于刚奉上级令，约罗隆基长谈。

    罗隆基开诚布公地向中共表达并解释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1954年，

    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民盟参与新政权之时，取消了自己的纲领，盟章第一条：

    “本盟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继而的另一条是“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时，对民盟盟章总纲里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他据理力争，坚持反对。结果还是写入盟章总纲，他悲伤的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1957年，

    3月19日，罗隆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加强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他的态度磊落而诚恳。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毛泽东多次言辞恳切的请大家帮助共产党。

    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上作的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了以申诉。该委员会亦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共产党中央下达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6月21日，罗隆基参加完科伦坡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回到昆明，就成了全国的右派的统帅、天字一号的大右派分子。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拉开了揭发斗争罗隆基专场的序幕。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章罗联盟”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俩人关系多年来形同冰炭。在民盟无人不知。罗隆基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质问章伯钧：“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他气愤至极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章伯钧的面前，拂袖而去。

    7月3日晚，在北京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会继续揭批罗隆基。

    7月5日晚7时半至11时，民盟中央在同一地点举行第四次整风会，仍是揭批罗隆基。一周三“批”，中共统战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挨批挨骂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帐，同时转而恳请左派们能实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学者或与他有私人往来的高级知识份子，都牵入到自己的案子里来。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7月21日至31日，根据统战部的指示，民盟中央调整了整风机构和人事安排，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其中调查研究组组长和整风办公室的主任由胡愈之兼任，他的夫人沈兹九任调研组副组长。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于当日下午举行“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批罗隆基的消息。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二百余人参加批判会。下午2时半，批判会由胡愈之主持，胡愈之首先要罗隆基交代对共产党的态度，即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态度。罗隆基支吾了三十分钟，承认自己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讲的“平反委员会”是反共的，承认自己和其他右派份子只存在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联系。其他概不承认，并说：“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过关了。”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第一个发言，他骂罗隆基是“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说罗隆基“早在二十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吴晗揭发在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时，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吴晗说：“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同时揭发1949年政协召开前，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当即反对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批判说：“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接着梁思成从罗隆基1929年在《新月》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从1929年就在吴淞中国公学与罗隆基共事的周新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揭发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

    周新民说罗隆基在建国前，为张澜起草一封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响应中共“5•1”号召时，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了另一件事：关于1949年12月的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四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后由毛泽东出面，双方才达成妥协。

    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抱病而来的马叙伦首先发言，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 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场。

    8月19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整风会批斗罗隆基，由史良主持。这一天，罗隆基不仅对所有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又全部赖掉”。史良气得骂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

    8月30日和31日，民盟中央连续举行第9次扩大整风会继续批斗罗隆基。罗隆基交代了自己同李宗仁、胡适、张东荪等人的关系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讲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民盟中央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后来民盟中央在中共统战部的支持下，收缴了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这些便成了批判罗隆基最有力的武器。

    从盛夏批斗到寒冬，直到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3天的批斗；使心力交瘁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终于低了头：从指天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转而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查获得毛泽东认可，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要求，民盟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

    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统战部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终于大松一口气，这时距规定期限仅剩4天了。

    1958年1月26日，罗隆基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周恩来约见罗隆基，转告香港有人邀请罗隆基到港办报，周恩来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

    罗隆基凄凉而坚决的说：“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他真的哪儿也没去，在北京度过了最后的悲凉岁月。

    1959年，《黄炎培年谱》中记载：

    “1959年6月2日。罗隆基约谈，在文化俱乐部谈一小时，意在说明自己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乃劝其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症，必须认错忏悔，始有出路。”可见罗隆基从不认错。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终年67岁。

    而令罗隆基绝对想不到的是，他的骨灰在偌大一个中国竟一直找不到一块安放之处，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灰飞烟灭了。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

    《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1979年10月，胡愈之在民盟三届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说：

    “民盟盟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六千余人之多，约占当时盟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物出版社1991年）

    另据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文中批露：

    民盟中央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百分之四十三，中常委中的百分之三十六以上的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 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中央认为，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是在世的，也应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能够工作的予以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不予改正的人的亲属子女，不得歧视。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继续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善始善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8）

    中共中央在给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平反中，罗隆基、章伯钧、 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等五人明令不予平反。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由民盟中央主办一个缅怀罗隆基的纪念会。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会讲话，算是恢复了罗隆基先生的名誉：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民日报》1986、10、25、）

    罗隆基是理想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关于民主和宪政的理论代给古老的中华民族。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隆基就遗不余力地撰写了许多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同时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民主化进程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思想和努力未能在那个年代里得到实施。

    1949年后，罗隆基寄希望于改朝换代后的新政府，以政治学家和法学家的身份，不计后果地企望以学术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宪政，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

    罗隆基推崇“专家政治”。力主宪法的制定，应先予最广泛的全民讨论，再提交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大会，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持政者都只能在国家的宪法下行使管理权，权力应该是全民公有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权力对很多人来说是禁栾，是不容许别人染指的！

    当年罗隆基很左，反对起国民党和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罗隆基的早年朋友对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

    作为朋友的梁实秋说他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梁实秋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梁实秋认为，偏左不一定是错，犹如偏右也不一定是错一样。他说：“站在中间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骑墙分子，应该有他坚定的信仰与立场并无所谓偏左偏右。如果某一椿事，国民党的主张比较合理，不悖于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国家利益，我们当然偏向于国民党；如果某一椿事，共产党的主张比较合理，不悖于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国家利益，当然偏向于共产党。所以严格的讲，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并没有固定的偏左与偏右，只是就事论事，显得有时偏左与有时偏右而已。罗隆基近来的态度，好象是近于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这顾向我不赞成。”

    正是罗隆基的这种性格使他义无反顾的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不遗余力地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

    罗隆基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有棱有角。罗隆基脑筋灵敏辨才雄浑，擅长演说辨论，了解英、美政治，知道怎样煽动群众的情感，知道怎样引导群众的激情。

    梁实秋说：努生的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在许多场合，议事程序全然不合，他不免在旁窃笑，这都是他的才干，往往为侪辈所不及。”

    罗隆基就是没读懂中国历史这部书，没读懂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家”。他一点也不了解东方的帝王权术，才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诚如章怡和后来说：

    “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就是这种性格引火烧身，成为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不共载天的大右派。

    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人。

    本来我还想说些什么，转念一想，罗隆基说得够多的了，而且比我深刻千百倍，我就别做画蛇添足的事了。

    谢泳：《罗隆基评传》。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之《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

    《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物出版社，1991年。

    《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明报月刊200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