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得不说0921：

英雄概念该终结了，因为它跟很多概念和原理相冲突。很显然，议会里不需要英雄，举手表决时根本不需要英雄振臂一呼。

湖湘思者：

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当人类社会真正到了人人平等、个个君子淑女的那一天也许英雄就该成为古董送进博物馆任人观赏了，但在邪恶与暴虐尚未根除的今天，英雄依然是弱者仰望的救星！

不得不说0921：

偶像时代应该结束！偶像只是人类幼儿期的产物。各位的年纪都不小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头脑，而不是让英雄代替我们思考，引领我们行动。

湖湘思者：

你把偶像崇拜与英雄崇拜混为一谈了，偶像崇拜是对人类自身以外之物的盲目崇拜，由此引申的还有权力崇拜、金钱崇拜等等。领袖崇拜是权力崇拜的变种，把领袖的话当成圣旨，把他们用过的东西当成圣物。让他们替我们思考，引领我们行动。

英雄崇拜则不同，英雄崇拜是对真善美的皈依，是对人类自身的肯定。英雄用行为说话、用生命说话，英雄是不可模仿的，英雄主义没有现定的模式，模仿英雄只会像堂吉诃德那样成为千古笑柄，请问又谈何“让英雄代替我们思考，引领我们行动”？

不得不说0921：

项羽坑杀秦军20万人，难道不是暴君？关于荆轲，我记得有人说过，如何看待荆轲能看出一个人读《史》的水平。

湖湘思者：

克罗齐说得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荆轲鉴于秦皇的暴虐、朋友的嘱托视生命于不顾，而且他直指秦皇并未伤及无辜，难道还算不上英雄？如果你以秦皇统一中国有功于民族为基点来驳斥我，我只能说你没有把人当成目的而是将人以外的他物甚至虚无之物当成目的了，你赞同的是专制独裁暴君、否定的是真正的英雄！

项羽在战争中的不当行为，有其历史的原因，你以现代观点来衡量他本身有失偏颇。英雄总有其不足，不能凭一时一事来论定。他敢于抗击暴秦，数十年如一日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最后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不肯过江东，以死抗争到底，这不是英雄难道是狗熊不成？刘邦则凭借阴谋诡计、靠愚弄欺骗役使他人最终夺取皇位，即位后大杀功臣，哪有一丝一毫英雄气概可言？

不得不说0921：

但愿被坑杀的二十万秦军也会这么想。想起一句话，杀一人成匪，杀万人则成大英雄。你对荆轲、项羽、刘邦的评价未免太情绪化了

湖湘思者：

为什么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是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摆脱不了当代政治观点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代的政治思想必然融入他的历史研究中。而政治观点本身模糊不清、变幻莫测，这就注定人们对历史人物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所以在讨论英雄伊始我便一再强调不能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对待历史人物也一样。如果那样讨论的话只能是自说自话、各吹各的号。

翻开历史看看，有哪一件历史事实千真万确不再有争议？有哪一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没有加入研究者的主观情感与臆断？所以单以某一本书、某一个人为标准永远不能使人信服。

讨论英雄我们只能从人性的角度，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从性格分析入手。在肯定真诚、勇敢、刚毅、自信、善良、公正等英雄品质的前提下，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如果单以某一特定事例而无视其一贯行为，便是企图寻求十全十美的英雄，那同样是对英雄的否定。

坑杀战俘在今天看来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残忍，但在古希腊或者更早，哪一位英雄没杀过战俘？战争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有其特殊的情境，所以战争英雄是争议最多的，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英雄的讨论。

                        三、

六吋大脚：

你眼中的英雄是那些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边的“民主派红卫兵”，在他们眼中颠覆现政权是唯一的道德——生命的价值小于这个道德。而以正常的社会良知来衡量，他们是反人类的恐怖分子。

湖湘思者：

马克思将事物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鼓吹人与人对立、倡导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不赞同，但他“对现存制度永久怀疑”的批判精神和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我十分赞赏。对某个人或某群人的看法与评价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很正常，但同情弱者与绝不谄媚强权却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

“渴望变革”与“颠覆政权”万万不能打等号！何谓“反动”？反动就是顽固地维持现有秩序，革命、变革、改革则是对现有秩序的否定，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对“渴望变革”而与现有秩序发生冲突的人妄下结论。

六吋大脚：

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群众的愚昧是可怕的。然而，更可怕是那些所谓的“启蒙者”，那些让人充当人体炸弹的幕后策划者！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出法律范畴的。

湖湘思者：

“群众的愚昧是可怕的”，群众的麻木更加可怕！因为愚昧可能觉醒，麻木只有死亡！

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常常大相径庭，尤其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集团的利益各不相同，政治的标准自然千差万别。当我们被各种政治理论与逻辑推理弄得晕头转向时，有一个最好的标准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帮弱者说话。

理论是灰色的，言词常常欺骗我们，就是我们的意识也并非我们真实的展现，因为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同样隐藏着善与恶，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我们言不由衷地进行自我欺骗，对权力的恐惧早已深入每一个国民的灵魂深处，所以敢于站在弱者一边帮弱者说话，才是最终决定一个人真与善的根本！

六吋大脚：

“具有普遍性，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哪个阶层均可适用。无论帝王、奴隶，无论天才、凡人均能依此进行评判”——你的这个原则说英雄跨越时空跨越种族阶层。再看你的另一种解释：“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对英雄的渴望与崇敬永远也不会消失。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需要不同类型的英雄罢了。”

1、黄继光对中朝两国是英雄，对韩美就不是了。2、雷锋在毛时代是英雄，现在不是了。按你的原则他们不可能是英雄了。

湖湘思者：

雷锋根本不符合我对英雄的定义。他是毛时代的宠儿，所以才有时间与钱财去做他认为的好事，而且还会虚荣地把自己所做好事用日记记录在册。

一个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做好事的人我们可以称其为“好人”“大善人”或者“高尚的人”，但是他们并不能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有那些能忍凡人之不能忍、行凡人之不能行的特别崇高的人我们才会将其视为英雄，如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雷莎修女。

六吋大脚：
 
红卫兵思维的一个特怔就是偏激走极端，凡是“旧”的都是错的。例如毛时代学雷锋，到改革开放时就不学了，我最看不惯连学雷锋都要否定！一些人竟然把雷锋当成一种政治符号！去问问那些老人吧！学雷锋干什么？回答当然是：做好事、助人为乐。当人们把雷锋当成傻子的时候带给社会的是更多的冷漠……

湖湘思者：

我们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不如说是思维方式更为准确，因为观点之争很容易达成一致，而思维方式不同则很难沟通。你的思维方式基本属于文革思维，你的逻辑思路如下：

我说雷锋是英雄因为他“做好事、助人为乐”，
你否定雷锋是英雄就是反对“做好事、助人为乐”，
反对“做好事、助人为乐”的人就是要教人做坏事、与人为恶，
所以，否定雷锋是英雄的人就是“偏激走极端”、就是“卑鄙”的坏人！

这种思维方式（文革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先设定自己绝对正确，其次简单武断地去判断他人的判断，最后同样是简单武断地得出自己的判断——对他人作出终审判决。持这一思维方式的人总是打着捍卫真理的旗帜、喜欢把所有反对者当敌人、喜欢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听听我的分析，想想我话中的意思再下结论呢？
我否定雷锋是英雄恰恰不是反对人要“做好事、助人为乐”，而是嫌他做得不够，希望人们做得更好。

他为什么只“对人民像春天般温暖”？而“对敌人像寒冬般冷酷”？敌人是哪些人？敌人由谁来判定？把“敌人”纳入道德范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是二十世纪东方大地上所有灾难的根源！

其实在毛时代最值得人们同情关爱的正是那些被政治斗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可怜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未改造好的子女”）！

佛祖要我们普渡众生，基督劝我们爱自己的邻居甚至自己的敌人，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雷锋崇尚的恰恰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学说”！所谓“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其要害就在于把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在“人民”之外，把他们当成中世纪的异教徒、希特勒时代的劣等民族，这种思维的危害极大，因为它为同一民族内部的残酷镇压、血腥清洗奠定了基础！

六吋大脚：

什么叫捍卫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什么叫为民族存亡而牺牲？这难道与“为祖国为人民利益”有本质区别么？雷锋、刘胡兰、刘文学、金训华之类的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不是你忽悠几条原则定义就能否定得了的。特别是雷锋，你去问谁，都能回答你“学雷锋做好事”。只有你才会把雷锋看成政治斗争的玩物。

湖湘思者：

“捍卫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和“为祖国与人民利益”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前者完全限定在伦理道德范畴，是地地道道的价值判断；后者完全限定在政治范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判断！“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无论从生物学、心理学、法律学以及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有共同的标准，都能基本达成一致；而“为祖国与人民利益”则含混不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集团甚至不同的个人都有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看法。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具体的人，后者指的是抽象的人。“人民”是人的集合体、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概念；“国家”更远离了人，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概念。——正是这一偷换使“人”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工具与手段！强调“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是以人为目的，强调“为祖国与人民利益”则把人变成工具了，这一区别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大力提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直接后果使人忽视个体的存在、不再敬畏生命。

文革之所以发生，亿万中国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投身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数千万红卫兵之所以疯狂地焚书、砸古董、毁寺庙，玩命地彼此厮杀，还不都是在“为祖国与人民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吗？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忘记了个体的存在、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只为一个虚幻的目标盲目奔走时，他们怎么不会干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来呢？！

“十年浩劫”不会凭空产生，民众也不会一朝一夕变得愚不可及，正是文革前那十几年的愚民教育才最终导致了民众的疯狂与文革的产生！正是千千万万以雷锋为榜样的莘莘学子最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荒诞剧！

翻开世界历史看看，你会发现许多优异的民族也和我们一样疯狂过。无论是德意志还是日本，都曾在“爱国主义”的鼓动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正因如此卢梭才会不无愤慨地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当“祖国”“人民”成了权力手中变幻莫测的道具时，善良的国民很容易被催眠、被愚弄，从而变成被权力任意驱使的打手与炮灰。所以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让他们肯定个体的存在、尊重生命是第一要务。也只有那些敬畏生命的人才可能真正为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心甘情愿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们的分歧并不在做不做好事上，而在于为谁做好事，做什么样的好事。
要知道千千万万只会做那些当权者允许的好事的雷锋并不能阻止文革的产生，恰恰相反，“雷锋”越多文革产生的概率越高！文革赖以存在的土壤正是那些没有主见、没有自我意识、惟命是从的螺丝钉似的顺民、良民！

雷锋，这个建国后因为政治需要而大树特树的英雄如今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于是有人惊呼：这是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然而，我却以为这恰恰是人性的复苏、道德的回归！

想一想在雷锋榜样引导下，我国诞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热血青年”：
那奋不顾身、玩命厮杀的红卫兵小将，那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自卫勇士”，那敢于向学生开枪的“共和国卫士”……

再想一想雷锋干的那些好事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街道脏了他去打扫，结果，要么使本该打扫的清洁工更加懒惰；要么使本该管理的部门更不作为。
老人病了他去照顾，结果，要么使本该照顾父母的儿女更不孝敬；要么使本该关爱他的政府部门更加冷若冰霜。
…………

善是人性的根本，没有善的灵魂是魔鬼，但善必须要有理性，否则反而事与愿违，好心干坏事。天助自助者，对那些一心想推卸责任依赖别人的人，对他的帮助反而是戕害他；对那些被家人或社会遗弃的老人或小孩，当务之急是帮他们讨个说法，找到根本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越俎代庖掩盖社会矛盾。

今天的中国真如“九斤老太”的说的“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了吗？孙志刚的死触动了多少颗善良正直的心，有多少人冒着被打被抓的风险为之奔走呼号；邓玉娇的案件牵动了多少根正直敏感的神经，让人寝食难安、忧心如焚！…………

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为什么能如此感动世人，让素昧平生的人甘心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自身的安危？这不是善是什么？比起雷锋精神高扬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右派、反革命分子被无辜定罪、批斗流放、坐牢杀头，有谁为他们仗义执言、鸣冤叫屈？有几人敢与之亲近、同情关爱？

世事有目共睹，可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这是由于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导致。“九斤老太”之所以得出“人心不古、今不如昔”感叹是因为把婴儿出生时的重量当成衡量人心的唯一标准。那些感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儒老夫子则把“车上让座、搀扶老人、推推板车”当成人性善恶的唯一标准。

只要人类存在，善永远也不会泯灭，而且这善更多存在于弱者身上、存在于社会底层，只是不同的时代表现的方式不同。追求大善是善得以延续的根本，大善不存，小善有时就会变成伪善！

六吋大脚：

如果仍然以政治挂帅来进行思考，很可能违背常识。
1、道德滑坡是国人的共识，但并不等同于道德灭绝。
2、雷锋做的那些好事虽然很平凡，但莫以善小而不为，提倡助人为乐对人类社会肯定是有益的。
3、学雷锋并不必然地成为红卫兵，红卫兵恰恰是那些不喜欢做平凡好事的政治狂。

湖湘思者：

“莫以善小而不为”必须在大善没被歪曲与掩盖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真理，如果以小善来取代大善，那种小善则会变成伪善。例如将孔孟关于仁爱和民贵君轻等重要思想隐去，一味让人们学习他们提倡的礼节与行为规范，那种小善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善！董仲舒、于丹之流对孔孟思想就是这样篡改的。

雷锋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产物，我远离政治远离被政治炮制出来的“英雄”，怎么反变成了“以政治挂帅”呢？最多你说我没有政治头脑，说我政治挂帅实在不合逻辑！

红卫兵相互争斗的狂热劲都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发的，这与他们心中的英雄版样（雷锋）盲目听毛主席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无关系。你说“红卫兵恰恰是那些不喜欢做平凡好事的政治狂”，这种判断根本不合事实！红卫兵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长大的，他们单纯而盲从，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狂，而是些被政治欺骗愚弄最终又被抛弃的可怜虫！

答红缨枪：

谢谢你指出董存瑞与项羽坑降卒之误，我引述网友回帖时未加指正，的确有误特此致歉，董存瑞可能是黄继光之误，项羽坑降卒按史记的记载应该是二十万，四十万那是白起坑赵军的降卒数。《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第四》记载：十一月，“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
我即刻予以更正。再一次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