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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的名义反同性恋：希特勒曾迫害40万同性恋者
 
如今，经历过历史上几次宗教运动洗礼的欧洲，在观念和法律上都对同性恋已相当开放。最早承认同性恋婚姻立法的国家在荷兰，而欧洲也是当今同性恋政治家最活跃的舞台。但就在距今几十年前，政治也曾在这里对同性恋者肆意蹂躏。
 
上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开始对国内同性恋发起“大清洗”。当时的党卫军领袖宣称，同性恋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使公民放弃生育的责任等：“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在此政策之下，从1933到1944年，被判刑的同性恋者达48082人。反同性恋也成为纳粹政治的一个方面，1934年希特勒还曾以此为借口，为与保守力量结盟血洗冲锋队。

国际主导的反同性恋渐少，法律上不宽容依旧
 
当代国际社会，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进行刑事定罪、或以政府名义发起对同性恋的歧视已非常少，不少国家都已通过或积极推动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像纳粹德国的极端例子也几乎绝迹，目前只有伊朗、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等少数国家对同性恋行为判处死刑，而它们都是政教合一或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国家。
 
据2009年瑞典Södertörn大学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依然有约80个国家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非法。在对待同性恋相对宽容的中国，同性恋行为早在1740年代就被划出法律规范范围，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重新成为一个“罪名”；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前，“流氓罪”也常成为一些地方惩办同性恋者的工具。实际上，法律的本职并非对行为的好与坏作道德判断。而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行为作出规定——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成员的判断造成障碍。

同性恋曾被认为是“须治疗”的精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掀起一股为同性恋者“平反”潮流，英国将合法同性行为的年龄降低到16岁，荷兰于70年代率先停止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但同性恋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继续作为一种非正常的、有精神病倾向的行为而存在，这样的定性也延缓了公众对同性恋以及个人同性恋行为的客观认识。
 
中国的同性恋“非病理化”直到2001年才实现，新修订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此项晚7年。在保守主义依然强大的美国，事情就更为复杂，虽然医学上同性恋早就被“非病理化”，在受宗教界影响颇深的民间，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同性恋研究与治疗”组织，致力于宣传改变性取向在科学上的可能性。

对艾滋病的恐惧，转嫁为对同性恋的抗拒
 
从医学上看，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抗拒最直接的载体，是对人类尚且无法治愈的艾滋病的恐惧。自1981年美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起，同性恋就与瘟疫划上了等号。虽然同性恋并不等于艾滋病，但医学发现也证明，同性恋与艾滋病确有密切关系。
 
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是艾滋病领域的“盲区”。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人类对艾滋病的认识尚浅，而大部分人对艾滋病传播机理又一知半解，艾滋病逐渐被人们误称为“男同病”——而此前让同性恋被接受而做出的诸多努力，也在人们对艾滋病的疯狂恐惧中，大打折扣。

白先勇小说《孽子》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在世界上不少地方，这依然是同性恋者的真实写照。
　　
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宗教信仰、伦理习俗甚至政治需要，让人们对本来就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的同性恋心生抗拒。无论是支持抑或反对同性恋，要转变固有的观念总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赋予同性恋者的，是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