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母亲第一次给父亲收尸就是听信了王二木匠的误传。
母亲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猫庄下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到中午时外面就有很好的阳光，她和大伯母坐在赵家老宅门槛外做针线活，大伯母在纳一只鞋底，母亲在给父亲缝寿衣。几天来，母亲一直感觉到胸口像抽筋似的一阵阵痉挛，她给大伯母说这种感觉在她全家被日本人杀害前那几天就是这样，估计父亲这一去凶多吉少。
两妯娌正说着话，母亲看到一颗熟悉的头颅在院门口晃荡了一下，鬼鬼祟祟的，母亲大叫一声：王二木匠，你过来！
大伯母说，王二木匠不是跟长春他们去打仗了，他怎么还在猫庄？
我看到的就是他。母亲边说边去撵王二木匠：王二木匠，你怎么回来了？
看到母亲追上来，王二木匠知道躲不过，眉头一皱，哇的一声大哭：部队打散了，死了好多弟兄，日本人用大炮轰的，轰隆隆比打炸雷还响，一炮就要炸飞十几个弟兄。
母亲心里一凉，差点站立不稳：是不是就逃出你一个人，其它弟兄们都没跑出来？
王二木匠说：我不晓得跑出来多少人，大家都跑散了。
母亲急着追问：长生和长春呢？你看没看到他们冲出来？
王二麻子狠心说：总司令带了几个人往南边镇上撒了，日军人在后面追，是死是活不晓得，副总司令好像……好像……
母亲全身发软：好像什么，你快说呀，是不是战死了？
王二木匠眼珠咕碌碌转动几下，说：好像炸飞了，我没看清，日本人围了过去，我不敢上去看。
母亲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身子一软，瘫下地。
追上来的大伯母一把扶住母亲，厉声问王二木匠：你是不在日鬼弄神，是不是半路上当逃兵跑的？
王二木匠委屈地说，我是你亲老表啊，骗你不得好死，真跟日本人干上了。起先我们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后来大队日本人就上来了，一上来就用炮轰。咱表妹夫是死是活我也不晓得。
王二木匠走后，母亲流了一阵眼泪，决定去杨家铺给父亲收尸。大伯母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她说王二木匠说谎从来就是眼皮不眨一下，不可信。这人要是个本分人，有一门好手艺，会穷得破屋烂瓦，连老婆也讨不上，上山去做土匪。
母亲太了解父亲的个性，大伯父也许真的撤了，但父亲不会。
母亲日夜兼程走了整整两天两宿，第三天中午才赶到杨家铺。杨家铺早已硝烟散尽，但到处断垣残壁，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母亲的心彻底凉了。来的路上她还心存侥幸，祈祷王二木匠真如大伯母估猜的那样当了逃兵。
母亲向人打听，果然几天前这里有部队跟日本人打过一仗。打了一个下午和小半个晚上，几百人全部战死了。
母亲问，知道是哪支部队吗？
人们都说不晓得，连镇公所的人都闹不清。听他们说附近没有驻军，估计是土匪部队。
那些死了的人呢？母亲问。
人们说，被日本人烧了，他们把死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拖到一口干枯的池塘里，灌了汽油，大火燃了整整一夜。日本人走后，镇公所让人把坑给填了。一千多具尸体，哪里烧得完，不填过几天尸体发臭，镇子没法住人。
母亲发疯似的往那口水塘的位置跑去，一边跑一边高声呼叫父亲的名字，引来了众多的围观者。
呈现在母亲面前的其实只是一片刚刚翻起来的新土，坑已经被填得很严实了。几乎闻不到死人的腐臭味，也没有一丝汽油味，反而是一阵阵新鲜泥土的芬芳气息。母亲跪在泥土上哭喊着父亲的名字。
过了一阵，她开始发狂地抓创泥土。
有人劝她：别扒了，那里面有上千具尸体，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分不清了。
母亲说，我男人在里面，我得把他找出来。
母亲又说，我男人在里面，我得把他背回去。
许多人都劝母亲：都烧烂了。扒出来也认不得谁是谁。
母亲已经失去理智，一个劲地扒拉泥土，很快她的双手就鲜血淋漓。有几人上前拉开母亲，一松手，母亲哭嚎着又扑上去。
围观人眼泪流出来了。其中一位胡须花白的老者突然给母亲跪下：大妹子，别扒了，你这哪里是扒你男人，你是在扒杨家铺几千人的心啦，他们是替咱们老老少少挡了子弹。要没他们，进这坑的就是咱杨家铺人了。他们都是英雄，是好汉！
老者一跪，围观的上百人纷纷跪下，哽咽有声：别扒了，别扒了。杨家铺就是不建房子也得先在这里给你男人和他的弟兄们立一块碑！
母亲停住手，怔怔地望着他们。
母亲伤心欲绝，一路恍恍惚惚回到猫庄。
刚进院门，一眼看到头缠绷带浑身血迹斑斑的父亲呆呆地坐在大门槛外石基上，眼神忧伤地望着头顶发白的天空。还听到屋里传来大伯母嘤嘤的哭泣声。
母亲以为出现幻觉，揉了揉眼，又轻轻地叫了一声：长生！
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声，虎地站起身来，膝盖还未伸直，就扑倒下地。母亲知道他腿上负了伤。
父亲趴在地上，嗷嗷哭嚎起来，泪水从他坚硬的脸上汹涌而下，每一滴都出奇地大而圆。父亲像一头豹子那样哭得有力，又像一个小孩那样哭得委屈。母亲跟了父亲五年，从没见到流过一滴泪，哪怕是从他身上挖弹头时也没有。
父亲哭着说：弟兄们都死了，大哥也死了，几百弟兄我才带回来几十个人。父亲告诉母亲，那天天黑前，他和弟兄们打退了日军两次大规模冲锋。第一次时整个排在梯队最前的刺杀队三百多号弟兄全部战死，连一个伤员都一个不剩。日军第二次上来时，所有弟兄都端起刺刀冲上去。大伯父是在天刚黑时掩护他们撤退时死的，他被十多个日军围住，拉响了绑在腰上的一捆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撤退前，父亲在拼杀中腿上、身上已多处负伤，是大伯父命令赵小三背着他撤的。日军跟在屁股后面追，那时还没天黑尽，有十多个弟兄没跑进镇子就被炮炸了和被枪打死了。日本人跟上来炸平了整个杨家铺镇，他只好带着个弟兄连夜撤出镇子……
父亲泣不成声：整整五年心血，没两个时辰就全完了。
母亲抱着父亲的头颅，喃喃道：你回来了就好，我以为你也死了呢。队伍以后还可以再拉起来。
父亲说，弟兄们都死了！第二天下午，我让赵小三带人去看过，想把死去的弟兄们带回来，尸体都被狗日的日本人烧了。
母亲安慰父亲说：他们没白死，不也打死了好几百鬼子吗？中国人都这样打鬼子，就不怕把小日本赶不出咱们中国。只要你人还在，就不怕拉不起队伍。
后来，父亲的队伍一直没有再拉起来，原因是由于附近村寨里已没有多少青壮年男丁，猫庄一带本来就山大林深，地广人稀，经过杨家铺一役，方圆近二十里的壮年男丁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更最要的原因是由于父亲再没有那种精神气了。抗战胜利，山寨的那杆抗日大旗一倒，父亲就被还原成我爷爷、我爷爷的爷爷那种纯粹的土匪了，放任自流的弟兄们杀人越货，强抢恶要，猫庄一带天天鸡飞狗跳。
父亲确实没有心思重振旗鼓，他把心思用到给弟兄们刻墓碑上了。几年时间里，他在山寨后面山坡上建造了一座碑林，给每个在杨家铺战死的弟兄立了一块令牌碑，每块碑文都刻上民族英雄的字样。母亲每次上山去，都能看到父亲坐在碑林最前沿自己的墓碑前，一坐就是大半个时辰，一言不发，沉默得自己就是一块墓碑一样。母亲猜不透他是在缅怀死去的弟兄，还是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抑或感慨旧日风光不再，雄风难振。
一天黄昏，父亲对刚上山来找他的母亲说，你讲我到底配不配这块碑？
母亲楞了一下，冲动地说，你配，你当然配。弟兄们也都配。
父亲说，他们是配。他们都是死在战场上的，他们要是不配咱中国就没民族英雄了是不？
母亲给父亲解释，凡是抵御过外来侵略的都是民族英雄，不管他是否死在战场上。
父亲说，你这一讲我就放心了。我死后进这墓里就没人戳脊梁骨了！
母亲哥们似的拍了拍父亲的肩膀，放心吧长生，不管你死在哪里，我保证把你背进墓里来。
父亲想也没想，说，要得，要得。
母亲第二次给父亲收尸是1950年春天，猫庄到处怒放着艳丽的罂粟花时。
其实，先年十二月我们县城已经宣布解放。就在解放军入城那天，一生与民国政府对着干的，多次拒不招安的父亲瞒着母亲突然接受了逃到台湾的白崇禧电令他为“湘西救国青年军司令”的委任状。
几天之后，解放军一个团政委来猫庄找到我母亲，给她宣传新政府政策，希望她能上山劝说父亲交出武器，解散山寨，向人民政府投诚，争取宽大处理。政委也是北方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母亲只聊了几句，两个就扯上老乡关系。一聊就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当天傍晚母亲迫不及待地去了山上。上到飞鸦角，一眼看见土坪上那杆原来悬挂“湘西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旗帜改成了“湘西救国青年军”，聚义堂灯火通明，喧声闹语，母亲问一个哨兵，才知道父亲已于三天前就任总司令，今天接受到老蒋空投过来的一批美式装备，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到底。此刻正在聚义堂大宴友军，共商复国大计。
母亲把醉醺醺的父亲拖出来，指着那面在风中猎猎飘荡的旗帜，质问他：大好河山都丢完了，你相信他们还能复国？
父亲摇晃着头颅，满嘴酒气地说：蠢猪才信。自打日本人以来我就没信过他们半分。
母亲笑了笑，你还没醉。长生，投诚吧，解放军一个团政委找过我，他们说先礼后兵，投诚可以宽大处理。
父亲还是摇头，我手里有人命，按他们政策够枪毙十次。扯这杆旗不过是权宜之计，弄些枪炮，打好最后一仗。小玲，你晓得我天生喜欢打仗，还是让我像所有赵家人一样死在枪下吧。我死后，你带孩子们回北方去。清明节快到了，这么多年，你也该回家扫扫墓。
母亲看到父亲脸上挂着一串晶亮的泪水，知道父亲已决意放弃生，选择了死。每个人都有他的宿命，母亲能想像没有刀枪的日子父亲怎么过得下去，就什么也不说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母亲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仔细一听，是从鸡公山方向传来的。母亲一把搂紧我大姐二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天亮后，枪声稀疏下来，母亲也擦干泪水上山去给父亲收尸。
走到半山腰，看见父亲被解放军战士押下来。他当了俘虏。解放军一个连轻松地攻下了山寨，父亲的最后一仗打得窝囊透顶，弟兄们逃的逃降的降，完全没有父亲预料的像当年的弟兄们杀日本人的那股狠劲。
父亲是天亮时被解放军从自己的墓碑前带走的，面对几支指着他的冲锋枪，父亲自知难逃死罪，低声求一个解放军军官：就在这里枪毙我吧，省得以后还要麻烦人把我抬上来。
军官看了看我父亲，又看了看那块墓碑，一枪托砸在父亲背上：你狗日的一个大土匪头子也敢称民族英雄，给老子捆起来带走！
9
母亲半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七年前那一幕：父亲神情忧伤地坐大门槛门外的石基上哭泣。母亲走上去，抱住他的头颅。父亲哭着说，别，别把我往山上送。天要下雪了，路滑，别摔坏了孩子。母亲也哭，大叫着说，不，不。我不会听你的，我晓得你心里惦记着那块碑！
醒来后感到下腹一阵阵绞痛，知道又是我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母亲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起身去堂屋里看父亲。其实母亲根本就没睡，她是坐在火塘边打瞌睡了。火塘里的火早已熄灭，脚手已冷得木木的。
一阵阵冷风从门口吹来，二门没闩，被风吹开了，一定是大伯母还没有回来。母亲知道大伯母多半在猫庄没找到帮忙的人，回青石寨娘家叫人了。母亲已经下定决心背父亲上山，找不找得到人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风吹得父亲尸身旁的长明灯“扑刹扑刹”乱跳，呜呜哽咽。母亲给长明灯加桐油，发现大半桶油差不多快吸干了，灯蕊上开出一大朵红亮的灯花。母亲这才晓得自己足足睡了几个时辰，她很奇怪这种时候竟然也会睡得那么香甜，还做了梦，梦到活生生的父亲，如果没有我在肚子里闹腾，兴许这一觉就大天亮了。那就误事了。
加完油，母亲就听到了嘹亮的鸡啼声由远而近地传来，霎时，响成一片。从灯油消耗判断，母亲知道这是鸡鸣三回，很快就要大天亮了。
是到给父亲出殡的时辰了！
猫庄的说法是死人天亮后出殡对后代不利，母亲不信这些，但她知道我父亲迷信，赵家人都迷信这一套。他们几代为匪，杀人无数，但从来都对山鬼河神顶礼膜拜。也难怪，天天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禁忌比平常人要多一些。
母亲是赵家人，当然得遵守赵家规矩，决定不等大伯母，她要是叫得来人也该回来了，估计这会儿还在和娘家人磨嘴皮子。
母亲去房里拿来一床旧毯子，撕成长条，结起来，绾成一个猫庄人背小孩子的布背兜，套在父亲尸身上，她准备像背小孩一样把父亲绑在身上背上山去。现在天太黑，她一只手得打火把，没法托住父亲。这样绑起来父亲就不会滑落，而且还能省些力气。母亲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父亲个矮、干瘦，体重不足一百二十斤，虽有孕在身，不说还能像十多年前一口气背着他跑二三十里，毕竟上到山寨才有六七里路，多歇几肩也就到了。
母亲就这样出发了。
显然，母亲过分自信了，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体力。才走出一两里地，还没开始爬山，她就大汗淋漓，举步维艰起来。她感到背上像压了一座大山似的，喘不过气来，脚步只是机械地向前迈动。除了一双眼睛还能看路，母亲感到她身体上其它的器官都成了摆设，脸被寒风吹得生疼后趋于麻木，耳朵已经失聪，既听不到猫庄寨子里的鸡鸣狗吠，也听不到峡谷里呜呜嚎叫的风声。
母亲出门前给自己设定的是在开始爬山前歇一次肩，事实上，短短的不足两里路上她就歇了三次。差不多每走两三百米就要歇一次。
母亲开始爬山时，天空真的像梦中父亲告戒她的那样下雪了。雪花像积攒多年似的，一落下来就格外疯狂，不仅大，而且密，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密集的雪花一落下地就迅速融化掉，地面又湿又滑起来。上山的路是羊肠小道，平日干干爽爽也不好走，路面一湿要多费几倍力气。而且，母亲更知道，这样的大雪要不了半个时辰，就会把细小的山路覆盖起来，下面的这段路还可以摸索上去，飞鸦角就难过了。那里一段悬崖峭壁，极其陡峭，全是由巴掌大小的青石块铺成的台阶，下雨落雪空手上去也要小心翼翼。
母亲心里暗暗叫苦。
按猫庄的说法，死人出殡碰上落大雪，那是天孝，是死者的功德感动上天的结果。母亲从心底里认为这场雪下得正是时候，是上天有眼。
但这场雪对于母亲来说显然又下得极不是时候。
母亲是在爬飞鸦角的时候，感到肚子越来越疼痛起来。天色已经大亮，雪也停了，只有风在下面深谷里怒吼和呜哽。母亲爬到飞鸦角花了近两个时辰，已经精疲力竭，上去前足足歇了半个时辰，直歇得热汗散尽，全身冷得哆嗦。又做了充分的清理和准备工作。母亲把淹没台阶厚过一寸多的积雪用树枝扫尽，扯来几根粗大的葛藤连结起来，空手爬上去绑在上面一株小树上放下来。这样母亲背父亲上去时就可以抓紧葛藤，不仅安全，而且省力。上了飞鸦角，就是父亲平日操练弟兄们的大土坪，再过去就是被解放军炮火烧了的爷爷的“聚义堂”和营房旧址，父亲的墓碑就在营房后不到二百米的树林子里。上了飞鸦角，母亲差不多已算得上把父亲送上了山。
飞鸦角几十级台阶是对母亲最后的考验。
母亲再次背父亲上肩时，忽然听到下腹传来一声石头坠地般的“咔嚓”声，接着一直隐隐作疼的肚子里一阵阵绞痛，痛得她只差一头栽倒下地。母亲还感觉到两腿间有股热流在蠕动。以为又是我在掏蛋，在拳打脚踢，来不急多想，抓紧悬垂下来的葛藤，一咬牙，背着父亲攀登台阶。
短短的几十级台阶，母亲爬得很谨慎，全神贯注，不敢稍有闪失，她知道，一旦跌落下去，我们一家三口就粉身碎骨了。
爬山飞鸦角，母亲的头上冒出了白烟，全身透湿，体力完全透支掉了，而且肚子也疼痛得难以忍受，一屁股瘫软下地。甚至来不急喘一口长气，迫不及待地解开身上的绊条，她已无力承受来自父亲的重压，急需休息一下。
母亲没有想到，她是坐在悬崖边的，身后是被白雪覆盖的蓬松的杂草，她解开绊条，习惯性地用后背把父亲往后一顶，父亲仰面倒地，头颅压在杂草上，积雪四溅，由于惯性，父亲慢慢地滑动起来，一眨眼，无声无息地滑落进了山谷……
母亲到死都没有发现她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送上山来的父亲已经悄无声息地坠下山去了。这时本已精疲力竭的母亲又接受了另一种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需要更加耗费体力的挑战。母亲一屁股坐下后就感到肚子里的绞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翻江倒海起来，同时发现她的下半身已经被血水染红，红红的血流从裤管往下滴落。母亲楞怔了几秒钟，马上明白她要生了！虽然才有七个月，母亲很清楚
绝不会是小产，只会是早产。
七活八不活，七个月的孩子是能存活下来的。
这时，母亲的脑子里已经全然顾及不上我父亲了，已死亡的父亲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完全退位给即将出生的我。母亲挣扎着想挪到几丈远的一株百年老树下干爽的地方生下我，挣扎了几下，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于是就侧身爬行，爬了两丈多远，就不爬了。
她明白还得省下些力气来。
母亲在一阵阵用力的时候，听到下面传来大伯母焦急的呼喊声，她想应答，但应答不出来，只能用一声比一声高涨的呻吟替代……
大伯母爬上飞鸦角，最先听到的是我洪亮的哭声，然后才看到我们母子躺在雪地上的血泊中。母亲已经脱下身上的棉衣给我包扎好了，但我的脐带没剪，还连在母亲身上。母亲安祥地躺在雪里地，她已经用尽所有气力，连扯脐带也抬不起手来，但她面色红润，脸上的笑容灿若莲花。
母亲疲惫地说，大嫂子，你再帮我看看，是不是个儿子？
大伯母斜抱着我，让我吐羊水，说，是儿子，是儿子，是个胖嘟嘟的儿子！鸡鸡翘得老高呢！
大伯母显然是哄我母亲开心。据她后来说，我一出生时不仅不胖，反而瘦得可怜，细胳膊细腿像只螳螂，估计不过两三斤重，光脑壳除了一层厚厚的绒毛，几乎没有一撮象样的头发，头盖骨软不啦叽，额头上的命脉突突跳动，随时都有停下来的危险。大伯母抱起我时心里凉得就像淹没在雪中的一块石头。
母亲还沉浸在大伯母及时赶来的欣慰中，声音微弱地说，大嫂子，这孩子今后就是你儿子了，快下山去，给他找点奶水，若没人愿意喂他，牛奶羊奶都行。
大伯母说，那怎么行，我背你，一起下山。
母亲脸上再一次绽开笑容，声音却更微弱：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马上就能告诉长生，我给他生了个儿子，他有后了！
大伯母这才想起我父亲，看了看四周，雪地上除了一瘫瘫紫黑色的血迹，什么也没有，问我母亲，老三呢，你把老三背到墓里了？
母亲双眼定定地望着大伯母，没作任何反应，显然是没有听到大伯母在说什么。大伯母扭过头来，看到我母亲空洞无神的双眼慢慢地合扰下去，像无情关闭的两扇大门一样，永远地与这个世界隔绝了。但她的脸上还挂着疲惫的状若莲花的笑容。很快，母亲脸上的笑容僵硬了……
我哇哇地大声嚎啕起来，哭声震动山谷。
2007年5月6日写于广州石井
作者简介：于怀岸，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已在《花城》《大家》《芙蓉》《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有作品被《作家文摘•典藏》《中篇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出版有小说集《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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