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刘荒田老师的佳作<凉风起天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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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 风 起 天 末(上半部)


--怀老南

(美 国) 刘荒田


一 、初识与永诀

 

  1976年元旦,我在家乡广东台山的县城,住在县委招待所里。在乡间和我一样当民办教师的青年人许荣,在饭堂里看到我,很是惊喜。我来这里,是因受招工的缘故--县劳动局属下的管理站雇我为行政24级的职工,这次进城,接受首次培训。学著作点新诗的许荣,是前来参加县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新秀。许荣问:“南飞雁也来了,要不要见他?”我害羞地点点头,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似小镇一处僻静榕树头下等待相亲的后生!晚上,许荣把一位30出头的男子领进我的房间。许荣作介绍,我们作例行的握手,我不敢看他的脸,拘谨地坐在床沿。许荣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几首新作递给客人,客人站着,两手支着柚木桌面,姿态象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革命导师演说,边看边点头,嗯嗯连声说:“嗯,起点很高。”从侧面看他,吸引我的首先是鼻子,端部肉多,略具鹰嘴的勾,使并算不出色的脸部平添南方人中罕见的骠悍之气。我的嗓子微颤,呐呐道:“能替我改改吗?最好,收我作徒弟。”他站直了身子,灯光映出庞大的影子,中等偏高的个子,阔肩,略显肥胖的身躯把半旧灰斜纹布青年装的边角撑到尽头。在纤瘦者居多的文人圈内,他的伟岸尤其触目。他豪迈地挥挥手,说:“文学是阶级的事业,一起干吧。”然后,三条汉子或坐或半卧,聊起天来。我的话最少,一来仰慕过了头,不敢在偶象前乱说,怕露馅。二来忙于拼凑记忆的碎片,老走神。印象中较明晰的有两桩,一是:1962年某天,在台城的环城公路上,和我一起骑单车的朋友,忽然指着前面不远处嚷道:“看,南飞雁!”我只来得及捉到一个戴笠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趁墟的箩筐阵中。随后,这位高考时报考文学系的学长对我介绍,南飞雁,是一位农民作者的笔名。二是:上高中时,到县图书馆去,办理借书手续时,背后三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争论著什么:“《普希金抒情诗选》非看不可!”“算了吧,过时了,看我这本--严阵的《竹茅》。”看年纪,都在20出头,凭直觉猜测,他们是文学的狂热分子。我万分?慕地偷看着,他们借了一摞书,矜持得象开屏的孔雀般出门去。这幅图景,我从来没有向老南兄求证过,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三人中必有他,其他两位,也猜得出来:朱XX和唐X。文革前及其间,常常在《台山报》、《台山文艺》和地区级《佛山文艺》,偶尔在《广东文艺》和省的党报《南方日报》看到的名字,化身为血肉,和我面对面,抽着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的“丰收牌”香烟。这是第一位有幸亲聆謦Kai的名人,我手足无措,很想问他文革前的笔名,为何弃置,而用上本名,还在前头加上“农民”。我根据他的本名黄英晃,称为为“晃哥”。他逸兴遄飞,侃侃而谈,宣告:刚刚接到《广东文艺》杂志诗歌编辑黄雨的信,他的民歌体新诗《机耕路》已决定刊登。然后,他娓娓传授投稿的秘诀,大抵是善辨风向,投配合中心任务的稿。待到和编辑熟了,拉点私人交情,这以后,即使是退稿,也不再是编辑部铅印的公文,而是编辑的亲笔信。不过,以当时的纯洁,他并没提到请客送礼。“知道海南的洪三泰吧?《诗刊》一月号出他的组诗,他告诉我,投稿要采取集束手榴弹战术,一送就是三四个组诗,让编辑的印象马上深刻起来。”他说。如此新奇的世界,我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深夜,两位新旧朋友告辞,打着长长的呵欠离开房间。我得无法入寐,“晃哥”一句也许并不当真的话:“以后我们合写,集中火力猛攻一两家报刊,不愁上不去。”我盯着蚊帐,联手出击的计划具有了丰富的细节。元旦过后的早晨,我在人工湖畔的柳树下坐着,那是7年前进城念师范进修班时,傍晚读《诗品》,看碧波上翻卷的紫荆花的所在。掐掐指头,磨剑10年,见过“晃哥”后,“霜刃未曾试”的抑屈消褪了,有的是“今日把示君”的豪情。

  初识的一面,决定了以后28年间两位男人的诸多纠缠,从感情到职业,到事业。有最先也有最后。岁月一跨,到了2004年7月一个午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诊所。我陪双亲进来,心情沉重地坐在等候室里。父亲患的是普通的哮喘,但过分谨慎的医生瞎折腾一通,要对老人的心、肺、肾、肝作全面检查。这一趟,是来听医生分析检验结果的。房间里坐满了病人和陪人,都是同胞,无一有笑容。人一旦沾上老和病,就这般沉重,满室里堆积的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门开处,进来久违的老南。我一惊,问:“怎么到这里来了?”他捂着肚子,皱着眉头,低声说:“腹部胀气。”我挪挪身子,让他在旁边落座。

  他转过身去,端详着这位曾在多年间相濡以沫的至交,推心置腹的兄长,和10年前比,他的体重减少了好几十磅,从肥胖型缩到正常型,虽然病容可掬,但仍旧象往常那般,一身经过精心洗熨和陪搭的“写作楼装束”。我悄声问他病情,他摇摇头,只懒洋洋地回一句:“让医生看了才知道。”好一阵难堪的沉默,电话铃声格外聒耳。我不大好意思,没话找话:“9月份山东威海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你们作家联会,有没有人去?”“好象有几个。”“都是谁?”“XXX,XXX,XXX,还有XXX,不过没确定。”“那你去不去?”“我能去吗?满身是事务”他的嗓音象是哀鸣。

  “倒也是。”我同情地说。谈话到此嘎然而止。不是没有可谈的,而是因为我触动了心事,生起气来,不想再搭讪。断断想不到,此生和老南无数次热烈无比的笑谈,关于诗,关于乡情、人生,关于果子狸的清炖和“潮境萝卜”的做法,在落寞乃至敌视的气氛中结束,这可是无可补救,无可挽回的终结啊。我恨死自己的狭隘。我生他的气,说来话长,涉及的是旧金山文学团体的小纠纷。去年,老南坚辞担任了近10年的副会长一职,把会里一些会员拉走,成立了一个“作家联会”。老会长对突如其来的分裂又惊又气,要和他面谈,他不肯。我对老南此举不理解,不支持。老会长多年有恩于他,老南移民初期的作品,发表在老会长办的报纸上。尔后,老南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老会长耗资费力,才得以在国内出版的。20多年间,老会长和老南的交谊不谓不厚,互相扶持,小至发表作品大至办《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杂志,老南居功不小。老会长从我们的“新移民”时期至今,没间断过对包括老南和我在内的诸晚辈的扶掖。可是,老南为了一篇稿子没能及时在《美华文学》刊出,把帐算到并不负责具体编务的老会长身上,加上其他误会,从此成了陌路。尽管老南的分道扬镳,并不冲我而来,我还是要为行事正派,为人忠厚的老会长抱不平。从此,和老南藕断丝连的情谊近于完蛋。我最后打给他的电话,是代家乡的《文学报》约稿,他又冷淡又无奈地说,侨社的事务,琐碎得要命,哪能写东西?退休以后再说吧!

  在候诊室,老南和我并肩而坐而无话可说的尴尬,是这样结束的:柜台后的护士叫我父亲的名字,我陪着拄杖的父亲走进诊室,听医生作“判决”。果然没好事,出语总显出不耐烦来的医生说,父亲的内脏多处出毛病,须住院作进一步观察。我匆匆忙忙地步出诊室,去把车子开来,好送父亲去医院。出门时,老南坐在老地方,我怒气未消,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向他摆摆手,便离开了。也许是预感吧?走了老远,脑海里依旧清晰地印着他的姿态: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按着椅子的边缘。至于装束,和这十分注意外部形象的5年间一样,鲜亮的淡柳条衬衫,酒红色领带,笔挺的西装蓝色裤,米黄色上衣。减肥成功后,翩翩丰仪,今天虽然脸带病黄色,但脸部以下仍旧可观。

  这就是永诀。离他辞世的9月4日,还有两个月。从1976年到2004年,28年间,和他至少有15年是至交。最近这5年,浓酽的友情才被渐渐稀释为见面握手即匆匆告别的寡淡。前些年,我路过唐人街的宁阳会馆,只要有空闲,总要踱进去,拉他到附近的莺咕咖啡店,喝半杯没味道的下等咖啡,听他叹息在侨社当文书如何日理万机,琳琅满目的“商董”、“总董”和主席们之间,关系如何微妙,他边说边把溅到把胸前花领带上的咖啡斑点抹了又抹。抢着付帐的总是他。10来分钟后,他匆匆赶回会馆三楼,在办公桌前,以人见人赞的硬笔书法,抄写“春宴席次”和“XX公所第X次会议记录”。最热络的一次是三年多前,我约他在唐人街餐馆见面,送他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他客客气气的,尽拣好听的说,我淡淡地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进餐馆如进家门,一副大爷的架式,一落座,侍应生就鞠躬如也,来套热乎,他不怎么谈文,但对“干炒牛河”的“锅气”和老板娘的婚姻如数家珍,可见他业已成为“地头蛇”。

  最初一面和最后一面的间隔,近似于墓碑上生年与卒年之间的破折号。以28年光阴所组成的间隔,不是他和我的全部生命,但它是人生的核心部分,它的之后,于老南是旧金山郊外相思树荫下的墓园,于苟活的我,也是夕照下黄叶飘零的末路。从这28年,想起土耳其人的谚语:“男人,比钢铁坚硬,比石头顽强,也比玫瑰易碎。”
 


二,从“南飞雁”到“黄英晃”



  老南长我8岁,我认识他时,他行年36岁。这以前,他常常对我说起他的往昔。总的来说,不脱一般农民的困顿与劳累。大跃进年间,他在村里呆不下去,当上盲流,在广州火车站当临时装卸工,在车皮上卸媒。回到村里,他和那时年轻而有力气的农民一样,种田,墟期载上盛着罗卜、番薯和花生的麻袋去摆摊。在物资短缺的年份,他骑车一整天,纵横上百公里,到阳江去采购食油,再运到墟镇出卖。这叫“§壮壮投机倒□□”¡{,让工商管理所的干部抓到,可要挨罚款乃至游街批斗,好在他没出过岔子。初结交时,两人上茶楼,他兴致起了,爱吹一辆单车,一副车箩,从事长途贩运的冒险生涯,少不了无伤大雅的使奸耍滑,比如在花生油里掺进从冬瓜榨出来的汁,再摆在墟场上出卖,在秤砣里塞铅块。我起初听了惊诧莫名,原来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农兵作者”,思想境界和普通百姓没两样。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家里发生“能源危机”,要我在县城给他弄些蜂窝煤,我央求家在城里的老师,匀一张煤票给他。他进城来运媒,我请他到“湖心舫”吃了顿午饭,他在25年后仍旧道谢再三。两人热络了后,爱放开来谈政治,对台上横行的四人帮,我不必说,这位为陈永贵来广东传经写过赞歌的人物也一肚皮怨气。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在席间,我打趣说,第一次见面,你不是宣告“文学是阶级的事业”吗?原来你的“反动”比我差不了多少啊。他大方地说,谁没有三几副面具?上头的大编辑还不一样?你见过世面少呢。当然罗,公开场合要把嘴管住。倒也是,1976年初,老毛已在酝酿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的风声正紧,县城广场每次开万人大会,都枪毙几个犯人。

  1976年初,寒假过去,老南凭着在乡间的文名,被本乡中学聘作民办教师,月薪30元。他得意非凡地对我说:“初中毕业生当高中教师,你说饭碗是不是骗来的?”我正色道:“中小学教师成千上万,毛泽东去世后,把悼诗登在省报的,仅黄英晃等两三位。”我并没有拍马,文革前的“南飞雁”变为“农民黄英晃”以来,创作上的成绩颇为骄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一年中总登出他的几首诗,远的有《陈永贵同志送宝来》,近的有配合批判“中国纳吉”邓小平的《颂歌献给小靳庄》。几年间,我好几次送他去车站去搭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在那里住进报社的招待所,领每天一块钱的“误工补贴”,奉命赶制作品。比如毛去世后,在响彻神州的哀乐声里,一个长途电话把他招去,他用两个星期磨出一首诗。按说,这般一丝不苟地遵照旗手江青“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模式,且受特别关照的创作,作品是百发百中的,但有时只带回一张小样。他苦笑着解释:“稿子写得好苦,推翻重来不知道多少遍,才弄出定稿来,所有关卡都通过了,小样打出,只待值班副总编往版上贴,可是临时因为稿挤或者突然插进重要稿件,贴上版还给剥下来,往后,时效失去,编辑摇着头,把没能贴上版面的铅印小样送给我,算作纪念。”文学比新闻短命,真是时代的绝佳注脚。不过,他并不专写“报道式”的短命诗,由文革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品》变身的《广东文艺》杂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登了他的民歌体抒情诗《机耕路》。他喜不自胜地让我看了那一期,黄英晃名下的作品占了一页半,仿宋体字,配上插图,果然堂皇。他进城来,坐在我所在的办公室,晃着二郎腿,尽情赞美《作品》的诗歌编辑黄雨。黄雨先生确乎是凤毛麟角的编辑家,有抱负,有根底,有正义感。可惜生不逢时,在编辑生涯中耗尽心血,只成黑暗时代的殉葬品,这些教人感叹的行迹,我是从广东作协的同仁们在黄雨去世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知道的。当时,老南口中的“黄雨老师”,是个有点怪僻的和气老头。“大烟鬼,张口全是黄黑的牙齿。潮州人,怪不得泡工夫茶那么拿手。我到他家,他掏出一听珍藏的上等普洱,积满茶垢的宜兴红泥壶,用火水炉烧工夫茶。我皱着眉头,浅尝一下,苦得要命,他在旁边说什么橄榄炭,虾须水,什么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我只差没吐掉。”黄雨点石成金的改稿本领更教他五体投地。“看开头好了,我的原稿是‘机耕路,田里铺’,他改为‘云里铺’。最后一句,他用‘山间鸟道任纵横’换下我的‘战天斗地乐无穷’,岂止一字师啊!” 他担任高中三年级语文教师时,以纪念周恩来为导火线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随即,批邓在全国展开。我那时在县劳动管理总站当办事员,常常到下边的分站转悠,名为“调查农村盲流劳动力”,却不必办什么事,穷极无聊时,爱到白沙中学所在的小镇去,为的是拜访我的崇拜对象。进校门,看到初为“人之患”的黄英晃,一本正经,什么都干,上台演话剧,往批判专栏贴楼梯式“枪杆诗”。夜晚,我从每晚宿费一块钱的高档旅馆溜出来,到老南的宿舍去。在他那个被杉木皮搁成的小房间,实地领教他作诗的狂热。在案头,正放着一叠新诗《祖国的地图》的草稿,我一页页翻读,暗暗佩服。他以雄鸡为中心意象,歌颂祖国的版图,试用了许多种抒情方式,一次次地改换,从节数到韵脚,从比喻到联想,每写完一个初稿,就把稿纸粘成长条,贴在板壁上,再点起一根烟,边喷烟卷边默念。老杜“新诗改罢又长吟”,多少是风流自赏,他却是在下死劲磨。“我手写我心”和“揣摸上意”的“硬写”,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扫视一遍房内,长纸条挂了半面墙壁。果然,他以好几个通宵,抽光好几包“鹿”牌生切烟丝,终于写成,投出,一举实现同行们所妒忌的“作品过黄河”,登在全国性月刊《少年文艺》上。

  1976年,中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富戏剧性的重头戏,我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见到老南之前,我蛰伏在古今中外名著的洞穴里,远离现实,和任何宣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题的“文学”没有瓜葛,与任何“工农兵作者”没有来往。在村里,与因写“反动日记”被清洗回乡的诗人刘云云为伍,共用一个蔚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村前有线广播播送着县革命委员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杀气腾腾,让人听了心里发毛。我和刘云云则在爬满牵牛花的?竹旁交换新成的诗作,我的是:“春莺在河边叫了一声,走了”,他的是:“圆锥形的峰顶/升腾着乳白的烟雾/是谁点着了/这个蔼拜苍天的香炉?”

  以和老南合作为起点,我走进教我至今痛心疾首的歧途。那年代的心境何其矛盾,一面,在心里咀咒残暴的专政,令知识分子窒息欲死的思想钳制。所读的名著,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罗亭》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更不必说以“创造即生命”的信条,指引终生的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被我不间断地读了5年、精装本的书脊给翻出线来的10卷《鲁迅全集》,都和眼前的“文学”全然两样,我痛恨语言暴力,厌恶郭沫若的新着《李白与杜甫》,宁愿跟随不名一文的刘云云,写换不来工分和前程的自由诗,尽管稍不慎便可能当上“思想反动”的典型,往下就是10年劳改乃至“吃花生米”。另一面,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渴望出名,梦想着稿纸上的诗行变为报章上的铅字。古往今来,不甘寂寞,使得多少文人堕落为统治者的跟屁虫。至贫至贱的生存状态,饿死或瘐死的边沿,仰看着“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才,那种安全,那种尊荣,说不眼红是假的。实际一点,当稳走狗以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吃上“国家粮”,当上干部,涉足仕途,实现这美好的前景,只要有一枝让“上头”看得起的笔杆子。于是,文学青年争先恐后地投身波谲云诡的运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试了,剑锋所向,却是自己一直悄悄的朝拜着的文学圣殿。可是欲罢不能,在从“南飞雁”时代就要以文学出人头地的兄长引领下,我开起通宵来,写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屁诗,而且小有名堂--在广东省出版的《知青诗选》里,出现了我的名字。这本诗选刚刚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老南和几位进城开会的业余作者逛书店时看到了,老南翻开印着我的诗的那一页,高声说:“姓刘的,别看从来没露过面,厉害着呢!”

  用发热昏式的诗行和冷嘲当道者的闲话填充的友情,一发不可收,书信和电话不断。有一次,我骑单车跑了40公里到白沙中校找老南。老师说,他打篮球扭伤了腿,没法走路,在家疗养。我骑单车直趋潮境步圣里。他家的屋子,是全村最好的,水磨青砖的墙壁,举凡门窗拉栊,厅堂里的酸枝椅,廊楼上的雕花床,无一不是南洋进口的坤甸木所作,可见从前的殷实。他的养父、养母,妻子儿女都在家。我和全家人围坐一桌,吃了一顿青菜加头菜丝蒸猪肉的午饭。

  春末,被稻田包围着的村子,风带着紫云英的馨香和沤肥的臭味。井沿传来洗衣妇人的谈笑,他的养母往巷子地上撒了一把谷子,引来一群麻花鸡,她抬脚把不属于自家的鸡赶走。老南的太太出勤去了,孩子上了学。长相儒雅的养父上潮境墟去“叹”他的“一盅两件”。趁屋里没了闲人,老南领我到二楼去,那是他的书房。
我和老南坐在阁楼的藤椅上,面前放一包生切烟丝,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青花碟。老南捧来一本剪报,上面极工整地贴着他历年发表的作品,最早的是注明刊登在贵州《山花》杂志1964年某期的新诗《路工颂》。24岁的乡村青年,在省级文学刊物上露脸,无乃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此,他铁下心当诗人。据他介绍,这首短诗还成全了他和妻子的姻缘。开始时她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她两岁的毛躁小伙子,看了字体漂亮的情书里夹着的诗,才动了芳心。此外的剪报,以县级刊物居多,其次是地区级的《佛山文艺》。基本上是流行的格式,四行一节,一韵到底,还有楼梯式和民歌体。好些页他匆匆带过,不让我看,我硬要看,原来是《三句半》、《锣鼓词》,还有台山土风--木鱼、卖鸡调和禾楼歌。“羞死人,都是他妈的赶任务。”然而,他说起在水库工地,怎样靠写表扬好人好事的民歌,逃过累死人的劳役,又充满了狡猾的自得。

  谈得兴起,他捧来一大叠信件,都不是普通的信纸,而是十六开本的白报纸,钢笔字都很大,很潦草,比不上老南字体的俊逸,但龙蛇飞舞,流畅中别有灵气。写信人是同一个:唐X,这位比老南大5岁的中学教师,论对诗的痴迷,比老南犹过之。唐X早在大跃进年代,已在省级报刊发表诗作,文革前几年,自以为火候已到,向诗坛全力冲刺,和老南,以及另一位年龄相仿的诗友--高考落第,在高中时就因在万人大会朗诵自作抗美援越长诗而名噪全县的朱XX,成了莫逆之交。老南和朱XX,常常到唐奇所在的中学去,住进唐奇的宿舍,没日没夜地作诗。稿纸上未必有分行的抒情,但烟灰缸总是成了小山。那年头写诗,功夫花在看报纸捕捉上级意图上,看革命形势上,官方发表了批判苏修的“九评”,为了配合“反修防修”,写一首《红军的草鞋》;开春以来没下雨,看来很快要全民抗旱,来一首《斗天歌》吧!邮寄到省报后,天天对老天爷说,雨千万别在稿子刊登前下来啊!这三个30岁不到的业余诗人,各有专长,老南的琢磨劲头带着农民的呆气,专抠技巧的唐X很能出鬼点子,朱XX的才气次于唐奇但优于老南,专在两人为“用谁的诗句”吵得不可开交时和稀泥。晚上,关起门来,讨论,推敲,抬杠,抽烟,呻吟,骂娘,到半夜,一起哀叹“灵感枯竭”,非要到野外去,在星光里寻觅诗句,门打开,满房烟气涌出,有如爆炸了烟幕弹。有一次,唐X说吃鸡蛋很能刺激“烟士披离纯”,两人拍腿赞成,一起摸黑去敲邻村农家的门,买了几只,加糖煮了,喝下,三条汉子躺着,静候缪斯的君临,到鸡声起时,房里此起彼伏的,仅仅是呼噜,揉成一团团的稿纸散在地上。唐X和老南,相聚时作诗,分开时写信。唐奇的信,谈自己的新作,豪气贯云,自夸构思的奇拔,诗句的警策,玩味画龙点睛的妙字。“嘿,你看这一句,绝了吧?”“妙手偶得,前无古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不然就是雄心万丈的计划,组诗《老贫农的心音》,交响诗《风雷颂》、《榕树情思》、《瀑布之歌》,满纸云蒸霞蔚,可惜多半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信都是文革前写的,10年后我捧读仍旧觉得烫手。有的十分颓唐,骂报社,骂编辑,说这么紧跟形势,构思新颖的作品还是退回来,瞎了狗眼了。有些作品,编辑早就来信说“留用”,不料政策转了向,厚厚的一沓原稿连同编辑写在编辑部专用笺上、才三行的道歉寄了回来。“老天无眼!”唐X在稿纸旁边加了眉批。老南回顾昔年的痴狂,心潮澎湃,在阳台上缓缓踱步,轻轻吟咏:“坡上挂翠/田里流油/江南春/浓似酒”,诗句是严阵的,然后宣称:严阵的《竹茅》和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千古绝唱”。唐X漫无边际的自夸,自我欣赏,从大跃进时代承袭来的升虚火式的表述方式,我读着,并没一点反感,只有由衷的欣赏。就在这一刻我记起来,文革前在县图书馆借书时,所见到的三位青年人,就是他们。

  我和老南,开始了同样的合作,一首我由写出初稿的抒情诗《侨乡的山》,老南熬过几个通宵后改,寄往《广东文艺》,因为刚好配合打倒四人帮后的“落实侨务政策”运动,很快登了出来,稿费14元。那时我的工资每月28元5角,分到手的7块钱,够4个人下馆子吃“一鸡三味”,但它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也超乎“众口相传”的荣耀,它在“走哪条路”这人生最紧要的问题上一锤定音。

  在这首据说获得广东文学评论权威萧殷好评的诗上署名的,都是父母起的本名:黄英晃和刘毓华。对老南来说,从文革前的“南飞雁”,在文革和“拨乱反正”中变为“黄英晃”,写作套路没变,都是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当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中心任务而写,主题先行,他是轻车熟路,却苦了我这个既不情愿也不习惯的初入门者。本来,我在脱下红卫兵袖章,回乡当知青和民办教师这七八年间,除了学校的墙报和政治学习会后,不得不写的“学毛着心得”和“批林批孔”稿件,基本上没有写过应制诗文。对专制政治的厌恶和抗拒固然是主因,但不能讳言,另一根由在于和家庭和自己和距离官家太远,想当跟屁虫和吹鼓手也投靠无门。

  埋头作诗的老南,到了1978年冬天,忽然和诗断了关系。我们的家乡,海外居民和本地一样多,号称“中国第一侨乡”,邓小平主政后,两个“凡是”完蛋,闭锁多年的国门打开,被压抑多年的移民热马上兴起。第一波是澳门,县公安局一批就是几千人,一窝蜂地涌过拱北,几乎挤破蕞尔小岛。第二波是美国,那才是台山人传统上的第二故乡。旧金山从淘金潮到上世纪50年代,台山方言居然成为唐人街内的“标准中国话”,须知台山不过南海边一个百万人口的县份,可见台山人的众多。这年头,国内新政刚刚开始,侨眷们惊魂未定,生怕以朝令夕改为特色的当局,第二天醒来,又把海关的大门关上。所以,当我从借调到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的同事中了解到,老南一家也在批准出境名单上后,马上给40公里外的老南打了电话,告诉他,时局尚未明朗,被批准出国人的太多,你们启程以快为好,愈早愈安全。果然,老南夫妻和儿女三位,在领到出境通知书当天,在晚间来到县城,住了一宿,次日上午,乘车取道深圳,经过破旧的罗湖桥,到了飘着米字旗的香港。

  拖家拉口的老南,踏上罗湖桥上横排着的,颤悠悠的木板条时,该没有想到诗,心间洋溢着的是“老天终于开眼”的兴奋。台山人,尤其是男人,传统上的理想是两个字:出国,土话叫“出路”(这里的“路”,主要指外国,约定俗成地指花旗国)。“出”就是一切,管你是当牛马还是享洋福。被民谣描写为“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富有金山客,在乡间的形象,是被侨批局送款员送到门口,引来整条巷子的?慕目光的侨汇单;是花美金建起来,象老南养父家那样的“廊楼屋”;是“金山婆”雪白脖颈上的金链和趁墟回来,圆篮里满登登的鱼肉。老南的岳母解放前移居美国,早已入了美国籍,许多年前已为老南全家申请到移民签证,因文革的阻碍,到现在才成行。

  我和老南在这方面近似,妻子的父母在美国,早已为我全家办了申请,但我那时还没领到中国的护照,无法到设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去接受约见。送老南全家上了长途汽车,并没有多少依恋,他频频回头,怕官方派人来追截。别说治保会,就是中学的校长,凭“学校缺教员,暂不放行”的理由,就能把他赶回头。车开行时,我大声说:“旧金山见!”老南全家在香港呆了3个多月,虽然住在钻石下的木屋区,那是当木匠的生父的居处,可是从连肉也难得吃上的穷地方,骤然进入物质丰裕的资本主义疆界,新奇和舒畅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后我和他一样,路经香港移民美国,入夜时分进入灯火如白昼的九龙,惊叹脱口而出:“早知如此繁华,我该在10年前偷渡。”他从香港邮寄给我的五本《七十年代》杂志,同事和朋友排队传阅,回到我手上时破烂得近似纸浆。1978年他到了旧金山,寄来的第一封信,交代了两点:第一,在美国得熬苦,你要作好进中餐馆当“厨房牛”的心理准备;第二,十分孤寂,只有你来了,闷死人的日子才会改观。最后是一首不伦不类的旧体诗,以这两句结尾:“诗心不老情不竭,携手合谱锦华章”。



三、从“黄英晃”到“老南”



  老南在旧金山望穿秋水,我在故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状态终于到头,1980年7月,在老南迁居近两年后,我和妻儿也“上埠”了。5日是美国独立节,北美洲的天空,蓝得那末幽深,我刚抵达岳父母的家后,头一桩事是给父母送信报平安,汇去岳父给我的“回头银”60美元。第二桩,给老南家拨电话。他在唐人街餐馆没下班。当天夜晚,他兴冲冲地赶来。稍嫌紧窄的三件头西装,70年代流行的灯芯绒小喇叭裤子。乡间一别后,他的体重增加了30磅。然而,胖恰衬出派头。他两手抓住背心的两侧,自得地说:“没这个肚腩,谁信你是金山客。”我们在金门公园旁边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给我上移民第一课--过马路。晚上,他请我在格利大道的五福楼吃了一顿北方菜,平生第一遭尝到鲍鱼。为了纪念他为我接风,在我来美5周年,10周年、15周年和20周年的纪念日,我都请他进五福楼,也差不多都坐第一次来所占的方桌子。五福楼也够顽强,在餐馆老板走马灯似地换的中国人聚居区,存在了20多年,一样的招牌,一样的装璜。老天有情,让从故土携手走到异邦的朋友,有一个不曾被淘汰的所在,让我们就同样的“鲍鱼片杂锦煲”,为日逐凋零在秋风里的友情,稍加培护。说这是“一饭之恩必报”太郑重了,不过是借个理由来聊聊天。

  细想起来,不能不动情,这位脑筋不算灵光但厚道、不爱搞小动作的友人,在新移民的岁月,施与我和我的家多少温暖。我忘不了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他塞给我80美元,说送红包是金山客欢迎新乡里的规矩。这笔钱,相当于他两天的工资,血汗钱啊!那时在唐人街茶楼的厨房,他在熊熊的煤气灶前一站就是一天,不停地把放满一碟碟虾饺烧麦凤爪排骨的蒸笼放上拿下,循环往复,都是腰的功夫,结果累出个坐骨神经痛,最疼的时候,他和我走一个街区,就嗤牙裂嘴地蹲在街角呻吟一阵。

  以后的10多年间,老南和我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谈诗,一起游玩,一起去访问老诗人纪弦。两家人常常聚会,在他家吃他精心烹调的广东菜。头几年,我忙于养家活口,案头的日记本上,除了刚到时写的几行诗外,其他的光阴都被汗水、疲倦和乡愁填满了。老南却很快恢复了写诗的习惯,这也要归功于黄运基先生所办的《时代报》,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用武之地。他把“南飞雁”改为“老南”,老气横秋,但和中年的心境合拍。那些年我一直打两份工,只当诗坛的旁观者。老南不写则已,一写呆气就上来了,这可害苦了我。我夜间下班晚,早上起得迟,他可不管,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电话有时是子夜,有时是破晓,反正他没睡,也不让最能容忍他放肆的朋友睡。我从梦中惊醒,迷糊糊地听,他兴冲冲地嚷:“刚刚写好的,听着”随即,响起带着睡眠不足的沙哑的台山乡音:“一座细小而又普通的坟墓/座落在侨乡台山幽深的山谷/雨打风吹,山坟的四周已经残缺/霜侵雾蚀,墓碑的字迹早已模糊”我捏着话筒,想象着他双腿高高搁在书桌上的姿势,摇头苦笑,打断他:“慢着,先交代背景好不好?”“呵,对了,是这样的,我在华侨史上看到一位乡亲,叫黄美新,15岁来美,替洋人当管家,一干就是60年,1952年回到故乡后去世,所以要写老侨工落叶归根的情怀。”“很有狐死必首丘的古典情怀嘛。”我说。“就是就是,你听下去。”他益发得意,高声诵读,我勉力撑起沉重的眼皮,“啊!日夜兼程,送一把泥土/这泥土的重量谁也无法计出--/因为这份人世间稀有的深厚情谊/早已超出阶级、民族和国家的限度”。他念完,获得的回应是我的呼噜。他骂骂咧咧地搁下电话,明天在茶楼见了面,却没责备,还爽快地请客。

  待我因了偶然的缘故,将笔名定为“刘荒田”时,老南在旧金山中文诗坛已经驰骋有年。两人的友情如故,但诗观的差异愈来愈大,他坚守着从大陆文革前所承袭的“现实主义”,对无法“一看就懂”的现代诗嗤之以鼻。我和他常起争论,后来,都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走各的路。不过,手法陈旧不意味着失败,90年代初期,老南将家乡端芬镇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梅菊姐》。动笔之际,不改的是贾岛式的苦吟,二三千行的诗稿贴在书房四壁,活象文革中的大字报专栏。如果说老南笔耕一生,尚称没有枉抛心力,那该是指这一部千锤百炼的集子,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用在凄美缠绵的悲欢离合之中,可算恰如其分。全诗的语言,干净畅达,在节奏上的探索,著名诗评家邹建军教授的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诗刊》上撰文作了评析。“南飞雁”名下的作品,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黯淡,被社会和作者本身遗忘,文革后以“黄英晃”的本名所写,包括和我合写的作品,命运也类似。可是,“老南”这个名字,老南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诗的贡献,至低限度将在台山文学史,广东文学史上留下记载,多则一章,少则一两页。

  90年代后期,老南鉴于诗坛群雄并起,吵吵闹闹,各执旗号的小团体无不以晦涩为时尚,海外报刊给新诗的版面越来越少,心灰意懒,转行写小说。仍旧是苦吟,不写则已,一写就是通宵。后来他写不出,怪罪于戒烟,他说灵感是烟熏出来的,构思时抽,写稿时抽,清淡型“万宝路”须臾不可缺,如今没了尼古丁的刺激,手空空的,什么也抓不住。可是,不戒不行,他的心血管毛病愈来愈严重,95年作了搭桥手术,四根主血管都换上从小腿上截来的静脉。在生命和作品二者中,他选了生命。这时期的成果是短篇小说集《豪宅奇缘》,统观各篇,虽然不再有昔年“主题先行”、“三突出”一类余毒,但基本上是靠苦想硬凑的,写熟悉的餐馆生活还胜任愉快,写佛写禅写音乐,就显得积累和体悟不足,破绽屡现。总体水准勉强算得中乘。他和另两位旧金山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旧金山的故事》中,他的《新寡》,技巧已见圆融,叙述从容不迫,进入了状态。遗憾的是,气度不足,视野不阔,以男女私情和性为招徕,不免一般化。(未完待续,下面再贴)
 

1楼
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地拜读了刘老师的<凉风起天末>。之所以连续不断地用了三个“非常”,也是因为“太感动了”这个方面的原因。尊敬的朋友们,建议您们好好地读一读这篇作品!!(另外作个说明,作为推荐者的我,不意打错了标题,正确的标题应该是《凉风起天末》,而不是《凉风问天末》,特此说明)
2楼
关于人生关于友情关于亲情甚至于关于文坛的是是非非,刘老师毫无保留地敞开胸怀,几乎讲故事一般,向我们诉说了一件件并不遥远的往事,实在难得!!同样地,难得的是读罢这篇大作文章之后,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感动,还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益。作为写作者作为朋友,应该如何为人应该如何为文,从这篇作品中可以学习到许多方面的东西。
3楼
不错,这篇文章我曾花费了很长时间,认真地在美华文学首页拜读了。感谢陈先生的顷情推荐,这的确是一篇很难得的好文章。作者在文坛的是是非非面前,在人生的大事大非面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友情和文学的共同爱好方面,在对待友人的才华,人性,及友人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等方面的阐述,及其客观,令读者心悦诚服。
读了这篇作品,我的心很久不能平静,于是,对妻子说:“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光明磊落,对自己,对亲人。对朋友做一个无愧于他们的人,这将是对他的良心和道德最好的考验。作者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怎么能不让人心悦诚服?!
一位从最初的敬仰,佩服,到共同合作,彼此信任和帮助的好朋友,一位和自己有着共同爱好又相互合作的伙伴,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没能走同一条道路,但作者客观的评价了这段历史,那些铭刻着他们无数友情数月的足迹,那些闪烁着他们从一个理想到另一个理想为之追求的光芒的回忆,把作者和逝者紧紧的连在了一起。这种与众不同的经历,这种尽管人生观不同,但友情常在的感情链,无不感动着我。。。。。。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友情都能是两个朋友永远目的一致,只要他们曾经拥有过美好的,就会把那份美好铭刻在心,这就是友情中的最可贵之处。
这样的好文章,不光是我么能够尽情地欣赏到作者的好文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学到一种可贵的人生观。
另外,陈先生在跟帖中有一些重复,容我把他们删除了!一面有灌水之嫌,抱歉,如感不妥,请给我来信。
4楼
大雪:感谢您!您的文字,对刘老师的大作文章已经作了最好的点评,也美!实在上,我也是感动之际吧,才将推介的跟帖重复了,删除绝无丝毫意见。其实,您的文字里面同样体现了一份真诚的率直的友情!作为喜欢写作的人,能够看到这样的作品,从心里来说,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读到!一份好文章,就是一份好的粮食。
5楼
大雪推荐我读一读这篇文章,一读便被吸引了,果然是篇好文章!读后心里很有感触,待我读完下篇后再来谈谈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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