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
经历了湘西三年艰苦生活的历练，经过湘西三年的自觉苦读和修身养性，回到长沙后，我重复着单调枯燥的水上漂泊生涯，此刻心中没有了过去那种对驾船工作的孤独感和厌恶感，反之对熟悉的湘资沅澧和洞庭湖有乐极其的亲切感，因为它们孕育了我，拯救和养育了我的全家，我心里只有了感恩。河西天马山蔭马塘大樟树下七个平方的陋室里总是扬起由衷欢畅的欢乐笑声，四十年后，我的同学，我同事的妻子，都对我回忆说在小屋里吃财鱼片的往事，说：“那个时候，你家小屋的温馨欢笑来自真实，是满满的正能量。”
1974年底，我接到大弟弟宗元的信说已经在郴县石灰厂上班了，我以为是公社派工，临时的。春节回家财知道宗元是招工了，从此脱去了农民的身份。这对有三个知情的一个家庭来讲，是振奋人心的特好消息。
1975年8月，长沙港务局分配我家一个大集体招工指标，我将这个喜讯告诉同在华容农村插队的弟弟宗亮、宗平，宗平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说：“招三哥，我年纪轻点，而且在华容潘家公社上下的关系好些，招工的机会多些。”
母亲和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宗亮是12岁随父亲回零陵乡下居住，在零陵县没有知青身份，1973年，宗平利用关系，将宗亮从零陵转到华容，就变成了知青，符合招工的条件。为保证顺利招工，我提前休年假，至始至终陪着局里派遣的招工人员固守华容。因为华容县知青办没有宗亮知青的任何手续文件和登记，这是我最担心的一关，我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说动县知青办负责人，他说：“反正是你们本单位招工，就叫你局里出个文字材料，我们建个知青档案，你就可以招他走了。”我喜出望外，连忙挂长途电话给姐姐办理，姐姐当天就在客轮船队开出证明，冒雨赶到华容，四姐弟在宗平的知青屋团聚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姐姐匆匆赶回长沙上班，我则焦急地带着材料等着县知青办上班，好在他们讲话作数，当天上午就为宗亮建了新档案，经公社三级盖章，完成了宗亮的招工手续。
拿着宗亮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我们兄弟三人亟不可待地挑着两担宗亮的行装和土特产，兴高采烈地回到长沙。
见到三个儿子时，母亲无比轻松地长叹：苦出头了！
随着二个弟弟的相继招工，母亲没有了对儿子前途和家庭生计的忧虑，开始担心三十出头的大儿子的婚事，每当看到我时，总是怯生生地说：“你都快三十岁了，该成家了！”我却总是毫不思索地立刻岔开话题，或者不耐烦地冲他一句：“成家成家，我凭什么成家！”在看到母亲眼神里的无奈，我的心却在流泪。
我何尝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难道四处漂泊的游子就不该有个老婆吗、有个家吗？但我看到自己身无余款、家徒四壁几近赤贫的环境，那个年代，恋爱结婚，有个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一房木器，二老升天，三间瓦屋，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级工资，八面玲珑，酒烟不尝，十分讨好。”这些条件我全部具备，有什么条件去恋爱结婚。而且我还有个无可挽救的硬伤，那就是压在我头上的大山——家庭出身，在惟阶级斗争是举的年代，出身是会牵连三代的，所以青年男女在结婚前不得不为后代来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我有勇气去承受双重的失败和屈辱吗？我不想受无端的冷眼，遭受到轻蔑的拒绝。倒不如把心思放在学习和家庭中，活得不是照样的快乐吗！
再者，住房是当代城市里年轻人成家的最大障碍，中国政府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私人拥有的住房如超过国家标准，非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出身的人家留房政策稍宽松点，视人口而定，最多也只是留二三间房而已，多余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政府部门瘫痪，社会清除一切所谓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连那点可怜的利息随着破四旧取消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府才将不属官僚资本的的物产部分归还。1966年9月，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就只留下刚刚能栖身的住房，就像我的朋友刘利国，他祖父自己兴建的长沙孝友里7号公馆，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他祖父的工厂和公司被收归国有，留给祖孙三代八口人的住房是：三楼一间祖父母住，一楼一间父母子女六人居住，考虑到家中有两个男孩，就把楼梯间厕所旁四平米的杂屋施舍给了他家。那时全国城镇的私房数量不到社会拥有量的百分之五，绝大数人全是租赁国家的房屋，一些有条件的国营单位自建了一些产权属于国家的职工家属楼，数量也极为有限。长沙港务局的家属楼，只分配给机关干部居住，几千工人没有家属楼分配，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挤进了被打倒的走资派或被遣送农村干部的住房，干部楼就成了大众楼，然而能得此便宜的工人少之又少。社会上租赁国家房管局的公房也因僧多粥少难上难，许多家庭是祖孙三代挤在一间屋里生活。我家1955年到1959年9月一直是租住郊区农民的茅草杂屋，破旧阴暗潮湿，59年9月街道与房管局照顾，分配了一间十平米的住房，1962年春节一家七口就是在这间屋里度过的，一年后住房倒塌半边，房管局重新分配了一间八平米的房子，因为我家只有母亲和二个弟弟在家长住，就这样的居住环境，我怎敢带女朋友回家。这是我不敢问津婚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流行于市的结婚彩礼：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也让我望而生畏。三转一响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四十八条腿是家中各种木器脚的总和。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一部永久牌自行车178元，一部蝴蝶牌缝纫机180多元，不说要票证，光是钱480元，对月工资34元的工人来说，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4个多月。还要置办满屋的木器：双人床、三门柜、床头柜、沙发、餐桌等等。我看到一些同事结个婚，耗尽了自己十年的积蓄和父母一生的积蓄，还要四处借债，想想我就头皮发凉，凉透心底，哪还敢奢望婚姻。
当然，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人，端着铁饭碗，要想找个农村或郊区的农业户口的姑娘并不困难，我有的同事就是这样成的家。我却死死地认为，自己穷困了半生，实在不愿意再找个负担扛在肩上，故从来不考虑找个农村姑娘结婚。
岁月进入1976年，对我的婚姻，不光是母亲作急，姐姐似乎比母亲还要着急。还有我的同学和同事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发动了起来，四处张罗为我介绍对象，只要我的船回到长沙，就有相亲活动的安排。
我总顾虑着各种不利的因素，在每次相亲前，总要求介绍人将我的家庭出身如实告知，趁早收场。自己在数次的相亲中，总是极具戒备心理，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警觉地观察着对方的一言一行和免不得微表情，一旦觉得有异，我会率先发起攻击，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
记得对我打击最深的是第三次相亲，姐姐的同事曾利君大姐介绍了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邓某与我见面，事前曾大姐详细地说清楚了我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经济状况，当然也忘不了扎扎实实地夸了我英俊、好学，是单位的生产骨干。她心动了同意见面，可在见面时，从头到尾，只有寥寥数语，一副心不在焉和完成任务的表情，我从她眼中读出冷漠和惋惜，顿时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自此，我进一步加强自我保护，在后来十几次的相亲中，只有遇到我所认为的冷眼和轻蔑，必定如刺猬一样，浑身的刺全张开了，对着女方或女方的亲朋戚友，语言无情地讥讽。太过敏感的自尊，的确伤害了许多女青年和热心人。
最不应该的是讥讽萧毅昌夫妇介绍的住在如意街的小汪姐妹，曾经我还把那些刻薄话当作胜利的杰作，四处宣扬，直到四十岁后，才后悔自己的刻薄和不成熟，以致每逢回忆此事时会生出深深的歉疚。
那是1977年7月初，我回长沙休年假，几天来连接几个口信，我依约到长沙金线街萧毅昌的家里，他爱人王姐立刻通知小汪来到他家，第一次见面双方无一见如故的激情，也没有让人不想正眼相视的反感，寥寥几句后便告辞而去。
第二天，我又到萧毅昌家，本想诉说我平平淡淡的感受，同时请教恋爱的经验，还没来得及说话，小汪也来了，萧毅昌笑着说：“心有灵犀啊，你们谈，宗凡，送小汪的任务就交给你的了。”小汪腼腆地朝我笑笑，两人离开萧毅昌的家，她对我说：“去认认家门吧。”“好。”从金线街出来，一路上基本上是她问我答。
“听萧毅昌说，你喜欢读书是吗？”
“是。”
“读些什么书？”
“什么都读，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历史。”……
寥寥数语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小汪有三姐妹，大姐已婚居住上海；二姐在如意街小学当老师，年近三十仍待字闺中；自己在如意街街道办事处当任会计，目前属临时工性质。出于礼貌，我也简单地介绍了家中人员状况。至于出身成分和家中的经济状况萧毅昌已作过大致明了的介绍，我也就没再重复。
两人从金线街越过太平街横过五一路，步入樊城小巷，小巷尽头的东西向小街道就是如意街，两巷的交界处西头，有一栋民国时建的两层旧楼，从大门进去，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走廊西头的一间十几个平米、长方形的房间就是小汪的家，家里只有她和二姐居住，简陋的家整洁干净，真可用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来形容。我始终没搞清楚是中意她还是不满意，显得局促，一口喝完茶连忙告辞出来。
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态，我对此事一点都不上心，整整十天对此事不闻不问，要不是妈妈几次催促：“宗凡，既然答应同人家交往，就不应该冷淡了人家，这是不礼貌的，要是不愿意谈，也该好好和她说清楚。人家是姑娘，你该替她想想。”
等到星期六的傍晚，我优哉游哉地骑着自行车，来到樊城堤小汪的家。敲开房门，第一眼见到她的二姐坐在躺椅上，手捧着一本旧书，见有人进门，站起身微微点下头算是打招呼，又坐回躺椅看她的书。她二姐高挑白净，眉清目秀，的确比妹妹漂亮得多，小汪笑着介绍说：“这是我二姐，漂亮吗？她是我家的骄傲。”
二姐很有礼貌地朝我点点头，说：“请坐。”
小汪麻利地给我泡了杯茶，转脸说：“姐姐，你陪小李说说话，我去换衣服和鞋子。”说完走向进了里屋。
二姐似乎不太情愿地“嗯”了一声，并没有挑起话题，只是将书本放在了膝盖上，我也一时手足无措，捧着茶杯，呆呆地看着袅袅上升的热气，二姐看出了我的尴尬，轻声问道：“听说你们是休年假的？假期有多长？”
“是，一年五十二天公休假，做一次休或分二次休都可以。”
“你休假有半个月了吧，这些天你家在干些什么？”
“读书、聊天，和同学们讨论问题。”……
没聊上几句，她突然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如实以告：“初二，初三一退的学。”
此言一出，二姐的脸突现轻蔑之色，问话也戛然而止，斜视来的一瞥让我心中一愣，顿时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自我保护的盾牌全悉张开了。我迅速调整心情，许多种回击和报复的方法在大脑里更迭翻腾。
我的尴尬和局促一下飞去了九天云外，心中只有怨恨，静静地喝了口茶，挑衅地直视坐在摇椅上的二姐，问：“你在看什么书？”她头也不抬，不耐烦地回答：“无头无尾，不晓得书名。”看到她轻慢的态度，内心的火更大了，语气中充满着得傲慢，说：“给给我看看，我一定会知道它的书名。”
她迟疑了片刻，缓缓抬起了头，极不情愿地回答道：“是《斯巴达克斯》。”
“啊，这本书，在世界文学的书库里，它最多算是第三流的小说。”
“哦？你读过？”
“几年前就读过了。书中所体现的爱情观太理想化了，还有就是书中渲染的我得不到就毁灭它的观点，我就更不敢苟同了。”
她合上了书，饶有兴趣地问：“能说说你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于是，我从范莱丽雅和斯巴达克斯爱情产生条件、剧情发展和周围人物性格谈起，其中穿杂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说这种爱情完全是作者一厢情愿构想出来的，他是受童话灰姑娘的影响所致。最后再说到艾芙姬琵达，那种极端自私的占有欲不是爱情，是一种病态的感情……。
小汪早换好了衣服，穿一双凉鞋，走过来坐在她姐姐旁边，静静地听着。
我觉得口有点渴了，端起已经凉了的半杯茶水一饮而尽，小汪立刻走上前帮我续上水。二姐直视着我，友好地说：“我们老师中难得讨论这些情节。你还读了些什么书？你认为世界上一二流的作品是哪些呢？”
“我最喜欢史学，从前只喜欢读中国名著和史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略》等教科书全读了；近几年特别喜欢世界文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泰戈尔的《飞鸟集》、莫泊桑的短中篇小说等大师的作品算是一流的了，果戈理、柁夫妥也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稍逊一筹，近几年我是钻山打洞的找书来读，皇天不负有心人，读了不少，领悟也不小，眼界大开。巴尔达克笔下的守财奴和吴敬梓笔下的临终灯芯财主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巴尔扎克描写的更细腻、更入木三分。”
她俩静静地任我吐沫横飞，我看到二姐的情绪完全被我调动了起来，突然话题一转说：“虽然读了这么多书，我总搞不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她好奇而友善地问。
我一脸的严肃，正色说：“我不懂为什么总有人把一纸文凭看得那么重，真正有价值的是大脑里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不是一纸文凭所能体现的！文化基础知识加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构成人头脑中的知识。古今中外，大有成就者不是全凭文凭，而是凭自己拥有的真知识！十三世纪世界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批大学教师就都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却教出了世界上第一批大学生。创立解析几何的数学家笛卡儿、发明大王爱迪生、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等人都没有大学文凭，可见文化知识不等同于文凭。我有点狂，自1974年后，从不把大学毕业生、”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高中毕业生放在眼里！”
说完，心中的怨气熄灭了，趁她俩还冒回过神来之际，立刻起身，很绅士地点点头、微笑着说：“谢谢你们的茶，我该走了，再见！”
骑车一溜烟回到河西家中，好多天里都沉浸在得意中。其实，这是不自信体现出来的一种懦弱的自我保护心态在作怪，一旦觉得敏感的自尊心会受损，立刻如箭猪一样张开全身的刺，向对方发射，无疑伤害了一些普通弱小二无心的女子。
虽然心底依旧存在极强的自卑和愤慨感，对外却极力保持着自己精神上的优势，而且对婚姻还存在着强烈的虚幻，总想找个知书达理、风姿绰约的妻子。我童年到港务局的同事罗志荣，一片好心介绍小胡给我，小胡是长沙甘长顺面馆的服务员，小学文化，相貌平常，初次见面时特显直率粗犷，她的同事女友小苏全程陪同，小苏从相貌和言行举止胜过小胡，我心中充满着遗憾感。易双桂知道我相亲的事，强拉着我到她工作的面馆，她和小苏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俩，一碗面里大半是肉丝。之后的几次交往，小胡对文化的排斥和知识的贫乏，与让我幻想的伴侣相差太远，于是借口远航中止了和她的联系，这次相亲无疾而终了。
此后，曾利君大姐相继寻觅了好几个女子，大都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让那些女子望而生畏。曾大姐便劝我说：“以后你同人相亲，只说家庭出身中农得了，莫那样一老一实讲你父亲的事，等以后两人有了感情再如实告诉她吧。”
我说：“我不想欺骗人，还是讲清楚好。”
曾大姐坚持说：“你父亲的历史问题是时代造成的，谁讲得清，不是你的原因就不应该由你承当后果。再说他是他你是你，还是按我说的做吧。”
我不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意照曾大姐的意思执行。为了我的婚姻，曾大姐几乎动员了机关里她所有认识的人，我亦在走马灯似的相亲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高不成低不就的悲哀。
1977年8月初，曾大姐说局机关杨浩介绍她在北区拉丝厂的同学熊兴华与我见面，之前当然只说了我家庭出身中农。
8日上午，我如约来到长沙港大楼二楼杨浩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先我而至的熊兴华，竟如鬼使神差般见第一眼面就认定了她。
我和熊兴华的交往总是枝节横生！第一次约在右一村青少年宫看湘剧，我却跑到兴汉门工人文化宫苦等了二个小时，戏没看成险些绝交。
交往了一个月，船进港骑自行车去她家，行至湘江一桥东匝道下坡急转弯时重重摔倒，右膝盖擦破，短衬衣口袋擦烂，她找了块布补上，居然天衣无缝。
三个月后还是骑自行车在湘江一桥桥东被一辆货车迎头撞倒，自行车前轮扭曲变型，人撞飞到三米之外，急送南区医院，诊断有较为严重的脑震荡和两膝盖外伤，幸好其他部分无损；因怜惜那近三十岁的货车司机是个江永知青，只要他负担自行车的修理费和第一次的门诊费，他千恩万谢地辞别而去。
这些麻烦激起了我的非成功不可的斗志，而且，短短几个月的交往中，熊兴华几近封闭的思维、近乎傻气的天真、幼稚的耿直以及浓郁的亲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以至庆幸没有坚持多“诚实讲清楚家庭出身”的信条，遵循着曾大姐“莫讲父亲的事，等两人有感情后再说”的办法。
每一次的交往中，我总是迫不及待滔滔不绝地向她兜售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表述自己的情感。第一次离开长沙，船到茅草街，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寄出在航行途中给她写的信。以后每次外出都寄给她一封信，她说学文不如学工，于是我从邻居刚高中毕业的少年那里借来初中和高中的数学课本，在船上废寝忘餐地自学起来，还不断将学习的进度、收获在见面时和信里向她表述，以此来巩固在她头脑里的良好印象，真的是在投其所好。
从1977年9月到1978年12月，我写给她的信达七十余封，除去五十二天公休假，平均每月五封。我船是定期的航班，从长沙到益阳茅草街七天一个往返，在长沙停泊二天、茅草街停泊三天，往返约二百五十公里的水路航行二天。在长沙见面的时间只有抓紧待装待卸的一个或二个晚上的几个小时，每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依依惜别后在船舶航行中伏案疾书，倾诉着心中说不完的话。
经过一年的接触，终于1978年8月农村的双抢季节，熊兴华到我去见在文革初期被遣返回五美乡下务农的哥哥熊桂华，我挑着在城里买的南瓜和各种食物，乘车下乡，见到她哥哥一家三口。她哥哥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自愿申请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被分配到茶陵县一中教书，同时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廖沫沙牵连，廖沫沙原是熊家四姑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四姑妈去世，两家极少往来了，廖沫沙、熊瑾玎同是共产党员，1949年建国后，廖沫沙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祖父熊瑾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几十年中两人交往甚密。与大舅哥熊侃文的接触是1956年以后的事，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次。熊桂华从没见过廖沫沙，而且自姑母过世，廖沫沙另寻佳偶，亲属关系早已不存在了，可是熊桂华在档案履历表上依旧填写了“四姑爹廖沫沙”。 1966年5月文革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廖沫沙成为全国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党分子，熊桂华与他攀交兼之又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当然属于走资派之列，因此在学校里饱受造反派的批判和殴打，大字报最有了的批判是：“熊桂华、廖沫沙，一根藤二个瓜。”文革中莫须有罪名比比皆是，无佞之灾在劫者难逃。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熊桂华被清洗出教师队伍，遣送回长沙县五美乡下务农，没有发放一分钱的安家生活费，孓然一身背着简单的被窝铺盖回到闲置了几十年的熊家老屋，老父亲为其购置了一应生活和农用生产工具，让他有了生存的资本。幸亏他心态尚好，能平静地面对不平的变故，繁重的劳动之余，坚持看书外，拉二胡、手风琴自娱自乐，怡然自得一点不像落魄人，这点让我由衷钦佩。她嫂嫂彭建玲，原是熊桂华的学生，小他十二岁，生性泼辣、好强、风流，高中时期先后追求老师刘特予、姜理山，均遭婉拒，最后契而不舍地追求熊桂华，熊终为其所动，在茶陵时期的工资几乎全贴补了彭的家庭。彭父早丧，彭家儿女五六个，建玲是老大，她拼命追求老师，其目的是为解决自己家庭得经济条件。1965年，熊兴华和姐姐熊祥华到茶陵，熊桂华征求她俩与彭建玲结婚的意见，姐姐说：“彭家负担太重，应当好好考虑。”熊桂华硬邦邦地说：“弟弟妹妹小，会长大的，反正好也是她，歹也是她！”气得熊祥华说：“竟然你已经决定了，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干什么。”好在熊桂华被遣返后，彭建玲从茶陵跑到长沙五美乡下，坚持同当了农民的熊桂华结了婚。听到这些我真的好感动，认为这就是爱情，同时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了爱，什么出身和家境就都不是问题了，我暗自庆幸着。
从农村双抢回来后，九月熊兴华带我到株洲杉木塘化工厂见她父亲，算是让老人认可女婿，他原先是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1958年为支持株洲的工业建设随原领导一起调到株洲，七十八岁的熊侃文先生仍在单位上上班，白发红颜，精神矍铄，工厂照顾他管理厂图书馆，图书馆在厂区后面的小山岗上，四周多有空地，得闲时开垦出几块菜地，种上丝瓜、茄子、白菜等作物，种的蔬菜让临近职工家属常常受益。这天中午就是吃他种的丝瓜和白菜。老人慈祥和蔼、说话侃切，与熊兴华的优柔寡断和絮絮叨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与老人见面后回到长沙，熊兴华终于谈到了婚嫁的事，但她说还得走最后一道程序——“政审”，我煞费苦心地从恩格斯、周恩来等人的事例中反反复复地讲，人的出身决定不了自己的理想和道路的。她根本就听了进去，坚持为之。
1978年12月，她拿着单位介绍信，和厂里人事干部，两人到港务局翻阅了我的档案。12月16日，我的船回到长沙，白天忙碌了一天，晚八点多，兴冲冲地来到十间头12号，在窗外看见房间里一片漆黑，我站到门前，轻轻敲了几下，敲门声刚落，邻居老许的房门打开了，老许手托着我送给熊兴华的一段的卡布料，说：“小李，熊兴华不在家，她托我把这布料还给你。”我顿时如遭电击木然了，毕竟经历了太多歧视和打击，瞬间就恢复了常态，接过布料，勉强笑笑说：“知道了，谢谢你。”老许关切地问：“你俩没什么事吧？兴华什么话也没说。”我又说了声谢谢夺门而出。就这样分手了，双方没有见面，没有只字片语，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一年多的感情交集，那么绝决、又是那么的平静。
回家的路上，我心内如焚，从北门外文昌阁十间头到麓山南路阴马塘约十二里，平常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今夜足足耗费了三个多小时，深夜十二点才走进家门。途中伫立在湘江大桥上，望着茫茫夜空，感慨万千，原来纯真的感情根本敌不过政治！是那熟悉的江风在呼唤着我：保持精神上的绝对优势，不是你历经多种苦难总结出来的信条吗？收拾起破碎的感情，终于从茫然中解脱出来，喟然长叹“大丈夫何患无妻”！冷静下来，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安慰苦命的母亲，她是那么殷切地期望大儿子结婚啊！我知道只有自己能拿得起放得下，母亲才能心安，毕竟她也是历尽了风雨的人啊，就让我们再次共同去面对命运的折磨吧！我踏着坚定的步伐推开家门，母亲一见我手中的布料，敏感的她立刻猜到出了问题，愁云顿时密布脸颊，无限的忧虑浸透眼眶，我轻松地朝妈妈笑笑说：“千万莫乱想，布料是拿过来做的。”不这么说，母亲会一夜不眠，独自蒙着被子哭泣到天亮。
几天后，所有的熟人都知道了我的遭遇，他们都争相安慰鼓励我。
曾大姐说：“小李，莫急，再帮你介绍，我就不信你小李找不到好老婆。”
谢清明告诉我说：“前天碰到你的老邻居龙淑媛，她听到你的遭遇，难过的直哭，我问了她还没有对象，她可是贤良淑德的人呀！你找她一定能成。”
半个月来母亲整日笑呵呵的，尽量避免着婚姻、成家等等语言，但我看得出她的心在哭泣，是为我在强装笑脸，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谢绝所有好心的介绍和劝慰，上船后不再考虑终身大事了，将全部精力放在历史的学习上。尽管隐痛仍在，我的生活又恢复到湘西沅水归来的状态，充满着理想、激情和乐观。
1979年5月4日，我船回长沙，刚刚走近小屋的大樟树，屋里看见我的母亲，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出门来，右手高扬着一封信，兴高采烈地高叫：“来信了，来信了！她来信了。”我接过母亲手中的信，信封上那熟悉工整的字迹，我立刻知道是熊兴华战胜了自己，愿意同我步入婚姻殿堂了。
没有片刻的犹豫，我立刻赶到十间头，相视良久，一笑和亲。
1979年6月20日，我和熊兴华正式到株洲杉木塘化工厂向熊侃文老先生商议结婚之事。厂领导听说我们来了，忙过来打招呼，口称熊老，他们赞扬岳父工作兢兢业业，技术精湛，为人忠厚，心胸开阔，几十年如一日，在厂里无论是职工家属、干部工人、男女老幼都喜欢他，是化工厂第一好人。就是人有点固执，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肯退休，为照顾他厂里安排管理图书馆，现在厂里职工子女待业的多，熊老退休没人顶替，有一个指标，就能解决一个待业青年的问题；请我们劝劝他同意退休。本来嘛，快八十了，是该让出位置让年轻人就业。
我理解厂领导的良苦用心，答应做工作，同岳父交谈不久，岳父终于同意退休，并答应随我们回长沙一起筹办小女儿的婚礼。厂领导异常高兴，连连说：还是子女的力量大！下午，移交了工作，同我们一到回到长沙。
第二天，岳父提出去见我母亲，她嘱咐兴华买了几样点心，由我领路从十间头出发。一路上我忐忑不安，真担心那九平米破败不堪且一贫如洗的小屋难入他法眼。不料两位老人居然一见如故，几句问候后就以亲家相称了，侧耳听到她们从儿女亲事到家庭，从过去的经历到现在的境遇，从家常到书本，从长沙到重庆；谈资丰富，谈兴浓郁，真不象是两个耄耋老人在交谈，到像两位饱经沧桑的仕子在谈感受。看着他们融洽的交谈，我忐忑的心终于变成了喜悦。
忽然母亲歉疚地说：“都是我拖累了宗凡，兴华过来要吃苦了。”
岳父爽朗地一笑说：“哈哈，自古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只要人好，日子就会过得好。”多豁达的老人！这句话令我终身感激！
送岳父回家的路上，他语重心长地对说：“你妈妈是个有知识、通情达理的人，一生吃了不少的苦，你一定要孝顺她。”我俩把婚期定在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