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江南先生谈及阴谋家，想起《南方都市报》的一篇好文，转贴于下。
浮世阅史：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秋风（北京学者）
河南安阳宣称发现了曹操墓，专家说法不一，坊间疑信兼有。不管是真是假，安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以曹操搭台，唱旅游或招商引资的大戏了。当然，在这些举动背后，也有一个历史预设：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起码是个成功人士。
这是中国历史断裂的一个标志。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奸臣，在传统戏曲中扮成白脸。这种价值判断，其实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这个深层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已经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1956年，陈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举重若轻，把曹操放到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脉络中予以评价。这个大脉络，是以儒家精神为骨干的。
陈先生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士大夫出身有大家族，间或有小家族，但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它打通了儒家士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通道，造就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式“士人政府”。
陈先生接着说：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礼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今人多认为，儒家这一套教导与察举制度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也诱导士人的高蹈虚伪。然而，东汉末年，阉宦作乱，士人奋起抗争。士人若无强烈的道德感与相互激励，社会秩序恐怕早就崩塌。
曹操所代表的恰是内廷之阉宦传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阉宦传统中人与儒家士族相比有以下特点：第一，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曹操正属于这一类。第二，士大夫宗经义，以经学相传，阉宦则尚文辞，曹家父子都擅长吟诗作赋，这种能力迷倒了后世很多文学愤青。第三，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因而，前者行为尚有底线，曹操这类阉宦传统中人则无底线，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不择手段，放手使用各种权谋。
只有在这个背景里，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为曹操博得无数赞美的“唯才是举”，究竟是何用意。曹操前后发布过三道“求才”令，这三篇文书讲的就一个道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道德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道德，道德与能力无关。我曹操要成就霸业，不需要有道德的人，我只要有才能的人，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可。此所谓“唯才是举”之真正含义。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曹操这三道命令，实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换言之，曹操唯才是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士族。
为此，曹操终生都在利用权力的诱惑力，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杰出的文学才能、军事才能、政治操纵才能，唯独没有德性。京剧《捉放曹》中的“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残忍，就是曹操精神的最真实写照。而相比较而言，曹氏的文臣武将，也确实是有才而无德者居多。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公正的：曹操凭借着自己的“才”，凭借着残忍与权谋，统一了北方。这被很多人视为一项历史功绩，但在三国之中，曹氏政权却最早被颠覆。
这倒不足惜。曹氏统一北方的本质就是消灭了北方多数儒家士族，袁氏兄弟就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代表，曹氏统治导致北方社会普遍抛弃仁义廉耻，社会风气急剧败坏。结果，即便司马氏以士族身份推翻曹家，但世道人心已经崩塌。其结果，就是八王之乱，然后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中国陷入长期动荡、战乱。
而这一切的开端，就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古代的史家和小说戏曲家们朦胧地意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所以把曹操描绘成奸臣。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毁坏者。到现代，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士给曹操翻案，说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夸奖曹操统一了北方、推动了历史进步云云。翻案者如此说法，倒也不奇怪，他们都有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抱负。陈寅恪先生则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先生风骨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