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饱滋味

    2003年的春夏之交，笔者应邀参加了由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地之子》在北京举行的首映式。在休息间隙，有记者问清智：当画家是不是你少年时代的最大梦想？
    清智的回答大大出乎记者意料之外：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梦想就是吃饱饭！
    今天的孩子们也许很难想象饥饿是什么滋味，饿了有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渴了有可乐、雪碧、鲜榨，可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孩子们在相当一段岁月不知道饱是什么滋味。
    清智的少年，就是在不识饱滋味中度过的！
    饿，是清智终生难以抹去的、刻画在心灵深处的伤痕，是饥寒岁月永远留在他身上的一块想起来就流泪的痂。
    在清智的记忆中，童年时代的他从来就没有吃过真正意义上的一顿饱饭。全家六口人，一年到头都是喝着地瓜粥，难得一见的煎饼是留给父亲的，他是全家的顶梁柱，壮劳力，重点保护对象，一家老小就指望着他挣工分.

    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天灾加上人祸。
    人祸的后果往往比天灾更为惨烈，更为深重！
    1958年，中国上空升起了“三面红旗”，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在“十五年赶超英国”、“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下，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小高炉，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推动下，割掉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
    到处都是红旗飘飘，到处都是兵团作战的人潮。
    每天都是锣鼓喧天，每天都有鼓舞人心的捷报。
    亩产千斤棉花，亩产万斤水稻，南瓜卫星、玉米卫星、小麦卫星、猪羊卫星，伴随着用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编织的无数神话，飞行在中国上空，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奇幻景像。
    人们虔诚，虔诚得近乎愚昧。
    人们狂热，狂热得近乎无知。

    在沂蒙山区——这块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上，人们以同样的虔诚和狂热浇灌着“共产主义的萌芽”，以同样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编造着各种并不存在、更不可能实现的神话。
小小的清智看着父亲把家里做饭的铁锅送进了矗立在西加河岸边的小高炉，赖以全家生存的三分自留地归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的灶头全部拆除，只有生产队食堂的烟筒一枝独秀，孤独地飘着一缕炊烟，融入铅灰色的天空。整个村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村民们过着“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每到吃饭时分，4岁的清智跟着姐姐抱着陶罐到生产队食堂去领玉米面粥和煎饼。母亲在食堂做煎饼，远远就能闻到那诱人的香味。清智望着金黄的煎饼，馋得直咽口水。饥肠辘辘的他，伸出小手拣着掉在地上的煎饼碎屑塞进嘴里。母亲看着脸黄肌瘦、嗷嗷待哺的孩子，心头涌起一阵难言的苦涩和无奈。
    晚上母亲早早地把清智打发上炕睡觉，以期让睡觉忘却饥饿，然而饿得肚子咕咕直叫的清智却又怎能进入梦乡？

    “大跃进”并没有使组成中国脊梁的数亿农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带来了连续三年的饥荒。这场完全违反中国国情和国力的“大冒进”给本就经济薄弱的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和虚脱。内债外债，雪上加霜，中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平民都勒紧了腰带，中国人民进入了大到棉布粮油、小到针头线脑，一切都要凭证凭票、计划供应的艰苦岁月。
    西加河里的鱼虾，连孙子辈都被打捞上来送进了饥饿的肠胃。
    地里的田鼠、蛤蟆，蛇蝎，天上的飞鸟被吃完了。
    村里的榆树皮吃完了。
    能吃的草、连草根都吃完了。
    用玉米秆粉粹后浸泡沉淀的“淀粉”也吃完了。
    人们开始吃观音土，可是这充满慈爱名字的观音土并没有给人带来福音，也没有使人起死回生，相反把人驱赶上了黄泉之路。
    饥饿的魔影笼罩在整个中国，也笼罩在加头村。
    村后的坟地，每天都在增加着新坟，一天比一天扩大。瑟瑟的寒风，卷扬着纸灰，阴森而又恐怖。
    人们欲哭无泪，也欲哭无力。
    一抔黄土，是最后的归宿，也是最好的解脱。
    万户萧疏鬼唱歌，是三年饥荒期间沂蒙山区农村最真实的写照。
    这就是饥饿留给清智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记忆。

    二十一世纪初，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我应邀出席了一次清智的宴请，在宴会结束的时候，这位已是享誉海内外的书画艺术家，当着所有来宾的面，请服务员把所有剩下的残羹剩菜打包。
    当年的饥饿使清智养成了珍惜每一粒粮食的习惯。用他的话说，如果全国人民都能有这样的饮食，那一定进入了小康社会。别看这一大包残羹剩菜，在那给一点阳光就温暖、给一碗面汤就活命的饥寒年月，它可以救活一家人甚至几家人！
    哲人说：只有经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的可贵。只有经过寒冷的人，才懂得太阳的温暖。
    只有饱尝饥饿滋味的人，才知道粮食的珍贵。清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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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秋叶兄,我已经回到美国.

我那时养过小球藻，蔗渣糕、米糠饼也是吃过的。很理解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