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园的白蝴蝶
　　　　　　　　　
                                                      陈善壎

  　　　　　　　　（一）我头回看见解放军就是在杏花园


   　　杏花园在南门外，出城往南走，横过一条铁路再向前，弯进左边逶迤的山道就是杏花园；大概是如今贺龙体育馆一带。这里山不高，路还是在半山腰；右边是山，左边山谷里尽是田，进杏花园只有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我见过一条大鲇鱼挣扎于田泥里，我向下面望去，惋惜没能力捉它到手。
　　　我头回看见解放军就是在杏花园。解放军进长沙之前，先解放了益阳株洲春华山一带，在杏花园出现的解放军说不定是从春华山或南面的株洲来的。
      在我们住的大屋后的池塘边，我从山上摘了一些红色的草莓似的果子下山就看见他。那人很高很标致，他在向同屋的吴家二爹问些什么事。他腼腆，手不好意思地摆弄驳壳枪。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居然没走开，仰面望着两个大人的说话。他的军用包外边插了一本翻毛了的薄薄的书，一只白蝴蝶落在书沿像是要窥视。他没理我，语气平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个人，就是我跟新中国最初的接触，就是我的时代来临的暗示。此之前我是儿童，此之后我是工人了。
　　　我仰面看着他，不知道命运的深谋远虑，一条不得不跳下去永远游不到对岸的河流已横亘在我面前。此之前除了听妈妈讲故事习毛笔字，整天都在跟蜻蜓螳螂蜗牛玩。当然，群鹭轻翔苍鹰直下也能愉悦我的童蒙心智，但最亲近的是杏花园的白蝴蝶。杏花园满山的白蝴蝶，小又飞不高，悠然左右，全无顾忌地飞，伸手便可握它于掌心又任它飞去。它们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白蝴蝶，一点瑕疵都没有。月夜荆棘中看得见如霜的它们。我看着他们两个说话，同时看见几只白蝴蝶徜徉于他们之间。这个人无心地随手抓了一只白蝴蝶，正好是刚才在书的边沿停了一会的那一只。我的视线就转移到他的右手，看什么时候放它飞了。我没见他松手。吴二爹进屋后，他双手捧起来看过那只白蝴蝶，匆匆走了。白蝴蝶在他掌中轻轻握住，他也喜欢杏花园的白蝴蝶。
　　　吴二爹对我舅舅说，“我见到共产党了。”舅舅说，“共产党？是不是从前说的过激主义？还是马日事变那时候，我听第一师范的先生讲过的，过激主义是个好主义呢。”两个人的脸上都有些不知就里的神气。
　　　表姐和吴二爹的女儿天天练唱准备迎接解放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谁养活谁呀”这些。那时宋扬的歌流行，“一根那个扁担，容易那个弯啰呵”也是常唱的。穷人们就要捆紧把子过好日子了。


　　　　　　　　　　　　　（二）一天夜里姑爹来了


　　　我家也穷，妈妈没想跟谁捆紧把子的事，她在为我学门手艺操心；并为此决定搬家，搬到荷花池去。住到城里，方便找人帮我谋事。
　　　荷花池没有荷花。隔壁冯九爹说辛弃疾驻军营盘街那时期这里是真有个荷花池的。
      荷花池是小地名，小地名里面还有军械局巷、荷池新村这些更小的地名。原先这里是国民党七十三军十五师的武器库，管武器弹药的机关也在这里，叫军械局。这就是军械局巷的来由。怪不得国民党守不住，一个师部的军械局就是几间破板壁屋。
　　　荷池新村是荷花池的中心，我家佃的荷池新村七号。荷池新村正中是大空坪，四周有些房屋；靠南靠东有几栋好房子，也并不昂扬。北边零丁一排板壁屋，它们都用米汤把皮纸蔽住一条条板壁缝。荷池新村七号在北边。
　　　跟杏花园比，荷花池热闹。早晨出门，两边都是卖肉卖菜的。炸糖油粑粑、炸葱油粑粑的摊子我最留神，焦黄的香气直往鼻子里拱。
　　　向西几步路出荷花池是蔡锷北路，转左有玉春酱园有德寿堂药店。想起父亲在世时，为检一副药妈妈要从杏花园走到南门口的四怡堂，来去大半天才打得回转。
      小小荷花池，竟敢有堂堂两所学校，这是它超卓出群的地方。女子师范徐特立当过校长，在湖南是赫赫有名的学校。女学生们进进出出，蓬勃的笑闹刺中我的孤凄。我检个铁环滚，跟着铁环跑圈圈有时我会滴眼泪。
　　　荷花池尽管比杏花园热闹，我却时感荒寒。光天化日之下的荷花池，少了山横水浅蛙鸣雁唳。
　　　妈妈似乎总在灯下纳鞋底。我的脚费鞋，新鞋上脚要不得好久就穿个洞。她不时把针去头发里揷一下，用生命分泌的头油润滑针尖；还教我写字，先横后直先上后下先左后右都是妈妈教的。她说字要写得正，字正则心正。她捉住我的右手，鼻息呼到我右边的脸上至今慈温犹存。
　　　虽说还没解放，但陈明仁的部队早已心存异志。旧政权只是一个弥留的病人，没有气力再关注尘寰。城里很乱。原是地下的共产党不怎么地下了，这中间有我姑爹。
　　　有那么一天夜里姑爹来了。共产党人关心穷人，我家是穷人，姑爹当然不会忘记我妈妈的拜托。姑爹站着，没地方坐。妈妈放下鞋底起身让坐他也没坐，只好都站着。姑爹说他在王东原手下当差时有一个同志，后来去了北方，现在南下了。他们的部队驻扎在城外，等和平谈判的结果。有些人便衣进了城，已深入工厂街道摸情况做工作。他的这个同志在湘翰印刷厂，答应介绍我去做学徒。
　　　妈妈说“听人讲学机械赚钱，这学印刷怎样？” 姑爹说，“才十岁，樃头都拿不起；就是学印刷，也要讲是十二岁人家才肯收。你千万嘱咐他莫说露嘴。”妈妈懂到这个道理了，说了些感谢的话。姑爹补充了一句：“还幸亏他长得高。”
姑爹出门的时候妈妈叮咛道，“你也要小心啊，不有共产党的学生被暗杀了吗？” 姑爹没回答，走了。
　　　我把脸紧贴妈妈的背睡了整夜，眼泪横流，枕上冰凉一片。不是为要离家自己赚饭吃伤心，而是知道妈妈做这决择的凄楚。她要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让我在这时候离开她。
      第二天早上，妈妈买菜回来，篮子里有两个糖油粑粑，一连几天都这样。歉疚躲在妈妈眼睛里不动声色地痛。


　　　　　　　　　　　（三）我出去做工就跟得做贼一样


　　　没隔几天妈妈告诉我：“明天是爹爹的生日，做完你爹爹的生日你就要去做事了。”
父亲生日那天，妈妈在灵位前供了一碗熟蚕豆，要我磕头求父亲保佑。我跪在包包鼓鼓的黑泥地上久久没起来。飘来女学生的歌，她们唱的歌跟表姐唱的歌一样。我想起舅舅、表姐还住在杏花园。我只想再去看看杏花园，纸钱余烬就像白蝴蝶飞起来了。所以我去拈飘落床上的纸灰时有如对待一只白蝴蝶。
　　　门口有父亲生前的熟人过，他说，“三太太，你就用蚕豆供三老爷呀？”妈妈说，“我活人吃得，他死人吃不得？”
　　　受我姑爹的嘱托，姑爹的那个同志找到家里来接我了。妈妈早为我检拾好包袱，里面是几件衣裤一支毛笔一方铜砚。
　　　童年诀别了，杏花园的螳螂蜗牛诀别了。我一生忘不了的杏花园的白蝴蝶，翩翻于一个瘦削的童话中。
　　　我跟那人走，一路上几乎没说话。说“几乎没说话”是说还是说了几句话。他详细问了我的姓名，要我别忘了自己是十二岁，也不要说初小没毕业，印刷学徒字认得太少人家怕你学不出师。
　　　我心想我出去做工就跟得做贼一样要瞒这瞒那。
      这个人叫文遥城，就是我在杏花园遇见的解放军。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闷在肚子里喊怪，世上也有这巧的事。
　　　街上冷清，行人疏落，“特务伤天害理，残杀青年”的标语隔不好远就有一张。在柑子园街口两个工人迎上来，大声说“文先生，我们到处找你”，后面低声说的什么就不知道了。
　　　文先生把我交给老板胡雪才。胡老板圆圆的矮，还和气。他说“莫碰机器，怕危险。学装订吧。”胡老板见到我包袱里露出的铜笔套，又说了一句“你还想写字？可惜，暂时没地方。”
　　　没有办什么手续，也没问我的学历年龄。我看出来文先生在这里讲得起话。


　　　　　　　　（四）如果所有的师傅都要我侍侯，那他们也莫想睡觉


　　　我被安顿在装订车间。
　　　学装订是新派说法，原先叫学纸铺。师兄王冠生出身纸铺世家，车间里的师傅都尊敬他的父亲王云山先生。所以他虽只比我大两岁，却跟大人一样的优越。他不用跟师傅们打洗脚水，不用跟师傅们添饭买包子。我就没退路，打洗脚水添饭这些都是我的事。
　　　所谓“师傅们”就不是一个人，师徒间并没有一脉传灯亲承衣钵的关系。师傅们中间有几个老资格的纸舖闻人，柳绾容乃其中之一。他们并不是产业工人，是一些经营不善的小手工业者；要不失意，怎舍得放下人五人六的日子跑到湘翰印刷厂来做工人？
　　　晚上大家都上街玩去，我也上街，我不能玩得无牵挂，我要赶在师傅们前头回车间给他们打洗脚水。车间东头的角落放着各式脚盆，数柳绾容的最气派，一只铜盆还是同治年间器物。王大光只有木脚盆，死沉。王民俊锈迹斑斑的白铁皮桶，乃五百元金元券买的旧货。　　　我从厨房提热水上楼，分给柳绾容这几个人。我要提几次热水还要提几次冷水，冷热按师傅吩咐兑。好在不是都要我打洗脚水，王民俊王大光就从不要我打洗脚水。不过如果真的所有的师傅都要我侍侯，那他们也莫想睡觉。


　　　　　　　　　（五）王冠生他晓得好多事


　　　王冠生跟我玩，我们两个时不时偷懒躲进纸筋房里喝冬酒。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窝在纸筋堆里背字典。这也是妈妈说的，一天认一个字，一年就认得三百六十五个字。
      王冠生他晓得好多事，好多事他不讲我就不晓得。王民俊柳绾容是积极分子也是他告诉我的。我问什么叫积极分子，他说就是跟文先生走得近的人。“还有几个”，他说，“做彩印的戴大年师傅也是。” 王冠生还说，这些人跟文先生学了一些时髦腔，“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这些，不懂什么意思。
　　　戴师傅喜欢唱歌，晚上经常组织工人学唱歌和打腰鼓。教唱歌打腰鼓的女老师姓朱，是从演剧六队请来的，她能唱能跳，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我们在操坪里排成行，文先生远远地看。有次朱老师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文先生跑过来对我们说，唱这个歌暂时小声点。我们就小声唱。朱老师教我们轮唱，此起彼伏，蛮过瘾的。
　　　装订车间是手工操作，不像机印车间的乒隆乓啷。除了数纸，其他操作都可以聊天。柳绾容每天说他去小瀛洲玩姑娘的细节，说话的派头让人觉得他见过大世面。小瀛洲是妓女麕集处，没有大妓院，整条街全是清秀小平房，每家都有一母一女，仿佛一家一室。柳绾容天天说着他的姑娘对他的情深。有些下流话，一见文先生来就不做声。


　　　　　　　　　　　　（六）只想世上真有鬼


　　　我和王冠生爱听王大光讲故事。不再是妈妈的岳飞文天祥了，说的是金镖黄天霸或者是鼓上蚤时迁；他还有好多鬼故事。
　　　王大光说过这么一件事：民国三十六年，他好久没事做。一家老小大年三十没米下锅。他独自躲在房里愁，咕噜了一声“还不如死了的好”。话音刚落，一个全身衣白的女人出现在灯影里。尖阴的嗓子使他发抖，“要死啊？来，跟我来。”那女的拿出一个绳圈在他眼前晃动。他恍然悟到这是吊颈鬼，吼了一声，“呸！谁说要死了！”那鬼道，“晦气！耽误我的事，我本是去宝南街二号找那家的大少爷的。”
　　　一阵冷风。
　　　王大光压低了声音；我觉得冷嗖嗖的。师兄王冠生每感到怕就气喘。他很有面子地移身到我和王大光之间，噗哧噗哧地出气。
　　　王大光说他急忙跑到宝南街找到二号，那是一间米舖。大门紧闭，街灯映照下楼上窗口处有白烟浮游。他死劲搥门，大喊“快找你家大少爷呀”。米舖一家惊醒了，一个伙计开的门。他边喊边找，他们在楼上找到了大少爷。幸亏来得是时候，把大少爷从绳圈里抬下来还没落气。米舖老板重谢他，这才过了一个年。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血糊鬼，这种鬼是难产去世的女人变的，背着血糊袋。王大光讲起来更吓人。在街上遇到愁惨的女人背负红色布袋，我就疑是血糊鬼。我会跟那女的走一段路，我有些怕又不怎么怕，只想世上真有鬼。有鬼就有变数，有鬼就有许多不确定。发生一点人间不能发生的事情我妈妈就不至于总是这般难。我还认为有鬼就存在一个看不见的近在身边的另一个世界，如果碰到鬼，那必需是真鬼，它作兴将为我启开另一张门，让我步出这突不破的罗网。所以我从小不怕鬼，一直期望碰到鬼。碰到鬼在别人是倒楣事，在我却是际遇。我刚进厂的时候没宿舍，许多人挤住一间民房，楼上楼下密密地躺在地板上，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只在非睡不可了才在车间里洗好脚去那地方。我睡在楼上墙角两口棺材上，这是哪个都不敢睡的。紧贴的两块弧形的棺材盖，中间是个稳当的睡处。我觉得我比师傅们睡得好。不久胡老板在东门捷径租到一栋青砖大屋，我才不再睡棺材上了。


　　　　　　　　　　（七）这回我晓得了一些秘密


　　　当时长沙演艺界红星叫何冬保，他唱的刘海砍樵泥巴味足，土实粗豪。长沙市民的何冬保瘾，今天没有哪位天王巨星赶得上。每天吃饭的时候高音喇叭里只唱刘海砍樵。
　　　一个周末晚上人都去了看何冬保演的刘海砍樵，只剩下门房和我在工厂里。空气稠稠地闷人，我坐在操坪里望星星。在我眼里，星光闪烁是翅膀的扇动，闪烁的星星都是飞上天去的白蝴蝶。我怀念杏花园，杏花园的夜不寂寞。尤其是夏夜，生机勃勃的静谧迷漫整个山谷。一如阳光下的白蝴蝶，星夜满山荧火虫；有些爬虫也会闪光，蚯蚓蜘蛛都闪光。夏天夜里的杏花园是蛙鸣虫鸣鸟鸣的生动放浪和光的冷绿亲莹。而这里，夜里听到的只有百粒丸刮凉粉叫卖的哑闷；偶尔一辆单车过，那铁锈的铃声有什么好听？
　　　老猫怪异地叫了，弓身跳伏墙上，它眼里射出的绿光不似荧火虫，妖气氤氳使我觉得会有什么怪事。我朝猫望的地方望去，从门口舖面进来起一直延伸到车间的走道上出现了一个女人朦朦的影子，好像还背着红布袋。我浑身一颤，既紧张又兴奋。说不定呢，她就是为我来的。我想了一下，这要是真鬼就有真变，是福是祸由他。都苦到这步田地，要变只能向亮处变。我偷偷跟着她。弯弯曲曲绕过两个车间，走过食堂澡堂，直走到工厂最后面。一路都黑，看不清楚，走到这空处连影子也不见了。我在盘桓中看见澡堂的墙和后面仁术医院的墙之间有一条尺多宽的缝，那头有路灯的光。十岁的好奇心唆使我穿过这条缝隙。这条通道有二十几步那么长，那边是医院的太平间。我从仁术医院的大门出来，就到了都正街，都正街西头就是登隆街。医院不像我们工厂那么黑，看得见一身白的医生护士和步履艰难的病人。我想刚才所见的女人是一个知道这条通道的护士小姐抄近路。我很得意，以后工厂组织员工去登隆街看戏，我会比哪个都快些。
　　　我在都正街闲荡，在想是包远路回柑子园呢还是抄近路重穿那条狭缝。我觉得应该再走一次，仿佛要确认似的。我就又从那条狭窄的墙缝钻回工厂。从街上刺眼的气灯下陡然回到工厂，显得比刚才还黑，要不是星光灿烂会连路都看不清。我吓了一跳，那间闲置的纸筋仓库的门开了，门内透出光。黑暗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光更引人注目。我先头从这里过怎么一点也没注意这仓库？我跟踪的女人出来张望了一下，又随手把门带紧。就是她把烛光漏出来。我立刻想起王大光讲的鬼屋。有一个人醉后进了鬼屋，恍恍惚惚上了楼。他见一个漂亮女人把头摆在梳妆台上，斯斯文文梳头发。他惊慌失措往回跑，下楼见到四个人打麻将。他说，快跑，楼上有人把头取下来梳头发。这四人说，那有什么巧，我们都能。那四个人一齐把头放到桌上，麻将牌洗得哗哗响。
　　　我轻手轻脚靠近纸筋仓库，去门缝覰。那红布袋打开在台上，里面满满的三角形矩形的小红旗。原来工厂里的人并不是都去了看何冬保的花鼓戏，还有人躲在僻静处议事。我认出了那女的，她是做丝印的，就住东庆街。文先生带我去过她那里。那回文先生要我背着一匹红布。在路上文先生要我跟他相距远一点，莫跟得太近。
　　　屋里有争论。我听得清。这回我晓得了一些秘密，比如说胡雪才要发不出工资了。柳绾容主张把圆盘机四开机搬出去卖掉，“我们要为工人作主”。文先生不然，说卖机器是杀鸡取卵。柳绾容坚持把工人发动起来跟资本家斗，“我们总不能不吃饭吧？”很有几个人是附和他的。戴大年暧昧，好在王民俊站在文先生这边。不过文先生很艰难。他劝大家耐心些，现在时局动荡，生意不好，要体谅胡雪才的难处。文先生说“光明就在眼前，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头。”
　　　柳绾容的“光明就在眼前？只怕还没影呢！”这句话激怒了文先生。文先生拿起一面红旗往台中间一顿，激动地对着柳绾容说：“红旗必将插遍全中国！”


　　　　　　　　（八）胡雪才被软禁起来了


　　　还是柳绾容占了上风，第二天跟他跑的人多。也难怪，不发饷多数人都急。他们把胡雪才困在办公室。胡雪才说尽了好话也不管用，背后还被人打了冷拳。他只盼文先生来，可文先生去车间劝阻撤机器的人了。文先生说，胡雪才是个民族资本家，也爱国，不要把他逼死。因有文先生出面，骚动的人群冷静些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小规模的工人运动。
      有些事是师兄王冠生告诉我的。他说这回王民俊帮了文先生的忙。王民俊把几个“跟文先生走得近的人”拉到一起，说了好多好话。王民俊说，文先生把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保护工厂防止特务破坏。你们倒好，自己卖机器，这个月有得吃，下个月吃什么？特务无能破坏工厂，倒被我们自己破坏了。
　　　王冠生说，柳绾容不齿王民俊那一套。
　　　机器总算没有卖掉，但胡雪才被软禁起来了。工厂已经停工，没事就拉出胡雪才在操坪里转。还喊口号，“打倒不良老板胡雪才！”，“不发饷我们死不开工！”
　　　我见文先生维护胡雪才，就偷偷送包子给这个被软禁的老板吃。有天他对我说，他想跑。这样有一顿没一顿的，还打人。不打死也会饿死。“今天才喝了一碗稀饭”。
我说“那你何事不跑？”
　　　他说“跑？门口日夜有人看住。”



　　　　　　　　　　　　（九）那地方只怕警察也找不到。



　　　这夜，我领他挤过那条通道让他跑了。他太胖，要没有我推他他怕跑不脱。穿过那条通道后，他背后胸前全是黑乎乎墙垢。把他送出去我本要回工厂的，但他要我跟他走。他想要我把以后工厂的情形告诉他。我跟他去了坡子街他堂姐家，就在火宫殿背后。那地方只怕警察也找不到。
　　　第二天有人给老板送稀饭找不到人，这就慌了手脚。柳绾容找来值夜班的人问。柳绾容认为只有值夜班中的某人打开大门放跑胡雪才一种可能；但他不知道是哪一个。他也不好发火，吐出些难听的痞话。后来柳绾容带人去了胡雪才可能去的地方。他跟胡雪才跟得久，老板有什么亲戚朋友他都晓得。偏偏他不晓得火宫殿后面那地方。
　　　过了两天，有人透信说我跟胡雪才有接触，不妨问问。柳绾容就把我叫去问。问我的有三四个人。刚开始他们很机智地诱导，见我反应迟钝才变得义愤填膺地骂我是工人阶级的小叛徒。柳绾容威胁说如果知情不报，要把我除名。他说现在是他们说了算。
　　　我怕被除名，怕妈妈伤心。我怕激怒他们。但我不知道是出卖胡雪才好还是对他们说谎好。“出卖”“说谎”都不好听，我要检一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困难的选择。我在喝斥声中静不下来，半天没搞清楚到底检哪一头。
　　　他们问话是在舖面里，罢工这几天没开板子。舖面是对外零售也接业务的地方，所以临街。那时没有卷闸门，用的是木板。阳光从板子缝里劈进来成了竖直的一片片。我心里想太阳光也有办法撕碎的啊。


　　　　　　　　　　　　　　（十）我选择了说谎


　　　我的注意力不集中，一片片薄薄的阳光里活泼的悬浮物引开了我关于“检哪一头”的斟酌。看着阳光里飞舞的尘埃，我想起杏花园的白蝴蝶了。
　　　柳绾容不耐烦，其实他也不以为我真晓得什么事。我沉默这么久他显然既烦躁又无奈。但他还是干吼，逼我退出遐思。银宫电影院正隆重上映《国魂》，那是说文天祥的，文天祥我知道，我选择了说谎。我说好像听过胡老板要躲到小瀛洲去。柳绾容一听就发火，“我还不晓得，胡雪才是个守财奴，他从不去小瀛洲。”
　　　找不到胡雪才柳绾容说话不灵了，原本围着他的人变成一盘散沙。柳绾容急，带着一群人到操坪里唱“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唱得跟骂一样。
几天不见的文先生出现了。他不知道胡雪才失踪的事。柳绾容冲着他不客气，“这下好，工钱找哪个讨去？还是把机器搬出去卖了罢！”其实文先生一听到“胡雪才跑了”比谁都急。他说他找到了一些钱，要老板签字办手续。他把我扯到一边问，“你真的晓得老板在哪里吗？”
　　　这事最后怎么了的我不清楚。我只记得带文先生找了胡雪才。很快恢复了生产。我只记得这之后文先生跟我说话多些，这之前根本没说过几句话。他要我晚上去他的办公室看书写字。他还回答了我问的“什么是共产主义”。他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只理解“各尽所能”，那就是有什么能耐都贡献出来；“各取所需”我始终不懂，想要什么东西随便拿，那是怎么回事呢？


　　　　　　　　　　（十一）书中有一只被压得扁扁的白蝴蝶


　　　很快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那天我和王冠生拿着小红旗跟工厂的队伍上街迎接解放军进城，这是王民俊出头组织的。黄兴路蔡锷路隔不远就有一个松枝扎的牌坊，红旗招展，两边挤满人。我们工厂出了一个腰鼓队一个歌咏队，戴大年为头。文先生在街中间了望，大部队一出现他就向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手势，歌声鼓声鞭爆声沸腾起来。
      胡雪才指着走在大军最前头的一个并不魁伟的人说，“这是一员共产党的大将。”我看着那人，觉得一点不像关老爷赵子龙。
　　　大军从我们眼前走过，文先生频频跟队列里的战士打招呼。
　　　解放没几天，文先生说他要走了。有说他回部队南下的，也有说是有人向上头告他思想感情有问题调开了。
　　　文先生临走时送了我一本很旧的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的《野草》。他说“你可能看不懂，留个纪念吧。”
　　　我翻开那本书，书中有一只被压得扁扁的白蝴蝶。是杏花园的白蝴蝶。
　　　文先生走后不久，我们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我们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宏亮的声音把“共”字读成平声我有很深的印象。
　　　我于一九五零年元月六日加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了后来市工会主席马隆安说的全中国最小的工会会员。


　　　　　　　　　　　　　　　　　　　　　　　　　　　　　　２００７０４０８

　　　　　　　　　　　　　　　　　　　　　　　发表于《文学界》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荒田敦促我上作品。我没可上的。这文没在《美华》贴过，就算新的吧。

谢谢文刀兄的点评。你是一直给我力量的人。
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都重。谢谢你关于“真”的评价。谢谢你！

谢谢荒田。我的写作一直伴随着你的鼓励。不过你过高的表扬常使我不知所措。

早前讀陳善壎先生的詩詞，我祇能把欣賞的喜意放進心底。今讀《杏花園的白蝶蝶》引題的系列懷舊散文，串連了作者有悲有喜包容了漫長的成長心路歷程，那個由杏花園和荷花新村誕生成長的小子，走出那樣寬廣且複雜的人生天地，我被深深感動，隨作品走進作家筆下的故事裡。讀到文末，知道動人的人生散記發表於07年6期《文學界》，大文和大手筆到此見證文章有價，名副其實得到了註解。我想說的是：歡喜散文，也常常被散文家的情意感動。我想引原文說：
「纸钱余烬就像白蝴蝶飞起来了」，是多麼寶貴的那白蝴蝶飛起來了，那是詩意的生命的飛翔姿態，越過世間和時空…到「这个人叫文遥城，就是我在杏花园遇见的解放军。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闷在肚子里喊怪，世上也有这巧的事。…」直瀉時空的生命赤帶，叫我追讀下去，想靠近作品的人和事，也理解我熟悉的時代環境。我想我的心能接近那個曾經睡過棺材板的小子。
我把文章下載，目的想跳出網站後再細讀。

[QUOTE][b]下面引用由[u]李國參[/u]发表的内容：[/b]

早前讀陳善壎先生的詩詞，我祇能把欣賞的喜意放進心底。今讀《杏花園的白蝶蝶》引題的系列懷舊散文，串連了作者有悲有喜包容了漫長的成長心路歷程，那個由杏花園和荷花新村誕生成長的小子，走出那樣寬廣且複雜的人生...[/QUOTE]

谢谢國參先生！
小文得三位文章方家鼓励，已深感快慰；然前两位是老朋友，老朋友有老感情，多少有些袒护的。而國參先生是新朋友，所以得先生嘉勉我便有更深层的快慰。读先生此帖，除我私心之外，还有美文自然给人的快感。
非常非常感谢國參先生！

我今晚把主题帖编辑过。因为文中“不知究里”写错了。应该是“不知就里”。这是一位我尊敬的朋友私底下指出来的。我这字不是笔误，是几十年来都不认识。很久以前有老人家说，一字多音多义多用，你只知其一音一义一用就算不得认识它。这位朋友没在坛上发帖告诉我，其用心仁厚不消说谁都晓得。
我们来美华发帖，不论是上主题帖还是非主题帖，都是“求其友声”。这位可敬的朋友没有抓住我的缺陷对我冷嘲热讽一顿，他极谨慎地悄悄告诉我“是不是有误？”人品文品之正大光明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