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涯之老板篇5-为老板增光
在CDC福特科宁分部，我的新老板是世界著名虫媒病毒学专家，一生著作无数的查理博士。有机会师从于他，对任何人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惜，那段期间，他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合作和培训工作，满世界的跑，忙得很，难得有时间安于研究所工作。每次见面，他总是笑容满面地闲聊世界，大话棒球，我明白他是借此放松精神，舒缓压力，也理解他作为业余裁判，对棒球有着无限热爱。我也顺着他的爱好聊，彼此乐也融融，颇为开心。只是他从不多谈我的个人业务，也无让我独自开题的意思，如此多次，令我摸不着头脑。
日子悠悠而过，我逐渐明白：查理对我虽无恶意，却是对我冷处理。原因是他和古伯一样，都是同一类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互不服气，而且在竞争部主任职位时，无形地结了梁子，即使古伯受聘上岗后聘了查理为副手，也没能化解恩怨，所以即使我和他毫无纠葛，可他心里已把我划为古伯圈内的人。用我的理解就是：冷藏你，让你无所作为的悠着活。面对这种处境，我虽然很冷静，既不向古伯投诉，也不和他理论。只要有事做，什么事都干，而且只求工作，不讲功利。可是自己没有课题，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心里难免不平衡。有时，看着这个个子矮矮，一脸聪明，却夹着狡点，一嘴幽默，又混着不羁，两条腿摆在办公桌上，显出随意，也带着藐视的大专家，虽是无奈，却是有气：算你白痴，当你无知，不和你计较。
面对查理的推，拖，我在无奈中，寻找出路：你不让我干，总不能拦着我跟别人干吧？乘着查理在国外工作的间隙，我主动找到另一中国人-朱清梅博士：要求到分子生物室学着干。即使我没有分子生物学的底子，但凭着固有的认真细致，和埋头苦干，我很快就学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并全付心身开始了分子生物课题。查理回来后发现我已跑到分子生物室，就找到古伯投诉：梅偷走了他聪明能干的助手，他不能沉默！呵呵，这回他当我是宝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梅不愿强力相争，折中了，一半一半使用，可这已经埋下了我转移的伏笔。
一个月后，机会来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从尼日利亚采集了一批血清样本，据临床和流行病学分析，极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热，但苦于缺乏血清学和病毒学实验结果，不能作出结论。最要命的是，采集到的样本到达CDC实验室后几经辗转已经耗尽，却仍然没有结论，WHO几次催报，CDC万分焦急，古伯无奈中想到了我，十万火急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尽你所能，争取短期内查出病原体，这是你展示能力的最好机会！古伯特别叮嘱：“血清样本不能排除有艾滋病毒，要格外小心！” 我如同军人接受任务一样，没有丝毫畏缩。我明白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在古伯陪同下,我从零下80度的冰箱里取出样本一看，心里凉了一截：除了极少数样本瓶还有微量血清外，大多数都已干枯。我和古伯都明白，这些样本根本不可能直接做血清学或病毒学检测。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用显微接种技术，通过蚊媒，盲传数代，让病毒在蚊体内发育，然后再做检测。这将意味我必须放弃其他，全职攻坚。古伯决定让我脱离查理实验室，全付心身完成该项实验。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次投入了密室里，开展单身独战的攻坚：蚊子，血清，接种，分离，再接种，血清学，病毒学，PCR检测。。。三个月，不停顿的连续奋斗，我再获上帝青睬：成功地从样本里分离到多株黄热病毒，而且血清学，PCR检测都支持同一结果！当我拿着结果向古伯报告这一结果时，老板乐不可禁，马上让查理博士前来一起审阅结果。查理细细查阅所有结果后，也笑容满面地向我祝贺：“祝贺你的成功！你是出色的中国科学家！”听到这样的评价，我虽然开心，却异常冷静，由衷地说：“幸运而已。”的确，如非幸运地碰着虫媒病毒，那三个月苦干就只是白干而已。我可以坦白地说：科学的成功，常常是一种幸运的碰彩。只是， CDC的科学家为什么不重点考虑非洲的常见传染病-黄热病？难道都考虑伊波拉？我不得其解，也不敢多问。
那天中午，古伯请我吃午饭，在餐馆，他私下告诉我，如果这次我不能检出病毒，CDC不能向WHO报告结果，将会“LOSE FACE”（丢脸）。类似这种情况，要是我不是外国来访者，而是正式雇员，将可获通报嘉奖。但是，无论如何，你为CDC，也为我增了光，争了脸，所以，在年末将会考虑给你加薪。听了最后一句，我如同喝了蜜。于我，还有什么比加薪更实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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