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葱茏丰沛的生命小说[/B]
——读陈启文的长篇小说《河床》
贺绍俊
[B]摘要[/B]：生命意识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意识之一，当人类意识到生与死的对立时，就开始为生命是什么所困惑，它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古今中外多少作家面对天地面对生死而感慨不已，在多少伟大作品中都涉及到生命的主题。读《河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伟大的作品，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曹植的“譬如朝露稀”；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无不引导我们重视生命、思索生命，通过生命现象去追问永恒。其实，新时期文学以来在深化人性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生命意识的觉悟。如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原始状态的崇拜，余华在《活着》中对生命的生存方式的追问，史铁生在《我与天坛》中对生命所作的哲理式的沉思，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更多地还是依重于社会人生的内容，惟有《河床》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B]关键词[/B]：陈启文；《河床》；长篇小说
读陈启文的《河床》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这不是一般的小说也不是一般的散文所能够带给我的，所以即使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河床》的独特性也足以引起我们讨论的兴趣。我们或许会说，作者写作的成功一定是因为他具备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但与其说这证明了作者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不如说《河床》所叙述的内容决定了作者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结构，他所要讲述的内容是如此独特，以致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独特的文体框架之内才能表达清楚。那么，它所叙述的内容很独特吗？它不就是作者对于故乡的回忆吗？在这回忆中不就是表达了作者对于故乡的情感，进而对于乡土的情感吗？阅读《河床》很容易唤起我们对乡土小说的记忆，《河床》里的基本元素大多就是乡土小说的元素，土地，河流，田园，传统伦理，原始朴素的人性，等等，有人因此将《河床》称之为“新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显然敏锐地把握到了《河床》的新质，我很欣赏这一提法的眼光，但我又分明感觉到作者陈启文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乡土小说的元素组合起来之后所表现出的主题是迥异于过去的乡土小说的，它跳荡着生命的活力，张扬着生命的个性，展示了生命的顽强，烘托出生命的神秘，更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沉思和感悟。生命，便是《河床》的第一形象；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更是《河床》的灵魂。既然如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生命小说”。尽管当代小说中不乏有关生命意志的表现和思考，但像《河床》这样将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如此集中、如此突出地予以文学的展开，的确还是很少见的，因此《河床》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
我们从生活的常识就能感知到水的重要性，它是生命的第一保障。《河床》旺盛的生命意识无疑来源于作者家乡充沛的河水。在作者的印象中，仿佛一切生命都是从河水里诞生的，这不仅仅因为作者认为自己“降生于一条河上”，而且还因为他目睹了多少生命的奇迹都在河水里发生，包括生，也包括死。生命是绿色的，因此在作者的眼里家乡的一切都覆盖着浓郁的绿色。他给我们描述的家乡景色是“那么绿，绿得让人都有点害怕了”，他的童年的梦是“绿茵茵”的，连“鸟叫声也是绿的”，他的记忆被“照得绿茵茵的”。绿色是南方文化的符号，也是生命的符号。生命也是强悍的，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面对生存的困境百折不挠，大难不死，如《河床》中的林真老汉，如《桃花水母》中的大娘，如《象形瓦釜》中的祖父。生命更是神秘的，因此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如芦苇丛中外公与外婆的结合，如大娘失踪后深潭里惊现的桃花水母，如在奶奶指挥下丈夫们抡直牛鞭在难产女人赤裸的身上抽打出的一道道血痕，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信息的复杂内涵。难怪作者感慨，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神话。我以为陈启文其实是在说：当我们直接面对生命现象时，就会发现我们仍处在瑰丽的神话时代。
生命意识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意识之一，当人类意识到生与死的对立时，就开始为生命是什么所困惑，它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古今中外多少作家面对天地面对生死而感慨不已，在多少伟大作品中都涉及到生命的主题。读《河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伟大的作品，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曹植的“譬如朝露稀”；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无不引导我们重视生命、思索生命，通过生命现象去追问永恒。其实，新时期文学以来在深化人性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生命意识的觉悟。如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原始状态的崇拜，余华在《活着》中对生命的生存方式的追问，史铁生在《我与天坛》中对生命所作的哲理式的沉思，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更多地还是依重于社会人生的内容，惟有《河床》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我想，这也许是陈启文的家乡给予他得天独厚的生命体验的缘故吧。据作者介绍，《河床》中的谷花洲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它是长江与洞庭湖的汇合处，被开垦出来才一百多年，历史并不悠久。历史并不悠久则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没有过多的文化羁绊，他们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自由。所以陈启文就有了充分的条件来展现生命的物质和精神形态，而忽略生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河床》也涉及到不少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说中的人物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每一个人物都可能构成一部史诗或史实，如“我”过继给大伯所造成的口粮问题和全家人的挨饿，就会让我们想起当年的饥荒和农业制度问题（《桃花水母》）；小说的情节又无不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姑姑与潘天火的爱情悲剧，就会让我们想起民间的伦理道德禁忌（《闪电中的鸳鸯》）。但就像小说中那条七曲八拐的河流一样，每每抵达这样的关口，陈启文的意识流便拐了一个弯，迳直流向生命意识的大海。
新时期文学之后，一些作家正是以生命意识作为开掘文学新途的锐利武器，他们讴歌生命的原始本能，以摆脱社会历史的僵化主题。但在这一激烈的抗衡中，生命被置于文明的对立面，生命被简单地诠释为欲望、本能、野蛮、动物性，等等；这一阶段的生命主题并不是纯粹的生命主题，只不过是为新的、叛逆式的社会历史观寻求一种表达方式。陈启文的《河床》一改生命与文明的对立状态，在文明的背景下探寻生命的奥秘。尽管河流更能表现生命的动感，但陈启文的生命小说并不让河流来承载，而是立在河床上，其原因就在于，河床处在河流与土地之间，它是生命与文明的中介和衔接点。对于一名在葱茏、丰沛的南方文化熏染下的作家来说，河床的确是表达生命哲理的最恰当的意象，河床也应该是一个引起我们共鸣的意象。我记得日本作家井上靖曾有一首《白色河床》的诗，他把人的一生看作是一条干涸的白色河床，这个意象贯穿在井上靖的作品之中，传达出作者对生命和命运的始终不渝的探询。陈启文则说：“人是河床上惟一的谜”。我们在《河床》中看到，陈启文笔下的人物在河床上自由地伸展身体，这显然与在土地上佝偻着驱体劳作的人物大不相同。陈启文伫立在河床上追问生命这一伟大的谜，生与死的转换，生命延续与血缘，生命意志和伦理禁忌，生存现实与生命理想，等等。但《河床》并没有关于生命的明确答案，它不过是通过这种追问让我们感受到人的精神空间的无比辽阔。而这是正是生命小说的意义所在。
[B]贺绍俊[/B]，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先后出版有《文学批评学》、《文学中的性爱描写》、《鲁迅与读书》等著作多部；撰写理论评论文章近百万字，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全国性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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