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
1
我外公第一次杀人是在完全无意识下进行的。但他最后一次杀人却是经过精心准备，可以说处心积虑地要杀死这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要说一个人杀死自己并不难，简直太容易了，只要他下定决心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在我们那里，那些年也确实每隔不久就会有一个人自己弄死自己，方法多的很，上吊、跳崖、投河、撞墙、吞鸦片、咬舌头、抹脖子等等，不一而足。每一种方法都简便快捷，易于实施，而且没有多少痛苦，但我外公却不屑于凡此种种，他心里一定认为这些死法太平淡无奇，死得像阿猫阿狗一样，死得不壮烈，不足以撼人心魄。
这样的死法跟他的身份不符。
外公给自己设计的死亡方式其实非常地简单，就是难以实施：一粒子弹穿透胸膛！外公要的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死。更准确地说，他是要死得像一个军人的样子。外公曾经是军人，他到死都认定自己是一个军人！
军人有军人的死亡方式。
军人最好的归宿就是战场，战场湮灭一个军人的肉体，成就一个军人的光荣和辉煌。没有死在战场，是我外公此生最大的遗憾，新政权成立后再没战场可上的外公只能选择让一粒子弹穿透胸膛，舍此别无它途能让他死得像军人的样子。
子弹是现成的，外公随时随身地带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找不到枪。不仅找不到一把真正意义上军人用的手枪或者是步枪，甚至是他小时候打猎用的那种自制的土枪也找不到。那时新政权刚刚成立没几年，政府正在我们这一带大力地剿匪和拼命地镇压反革命，每家每户的猎枪都自动上缴或者是被搜查上去了，以至于坡地上的野猪、土獾、白面（果子狸）、狐狸成群结对，玉米花生年年几乎没得过三成以上的收成，就是寨子中央的稻田里也常有野猪、土獾、狐狸出没，把庄稼拱得稀巴烂的。那些野东西大摇大摆地走在田埂上，像放养的鸡鸭一样步履从容。新政府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那时我们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做土匪，或者曾经做过土匪，稍一不慎这些人就会拖枪集结，呼啸山林，以至于后来还规定了铁匠铺里打造任何一件铁器都得向工作队汇报。外公一定很后悔没有在来猫庄时偷偷地带一把手枪过来，悄悄地埋在木屋的奠基石下或藏在屋梁缝里。
我见过外公那粒子弹。
那是一粒黄得耀眼的圆锥形的东西，差不多有一寸长。确切地说，它不是一粒真正意义上的子弹，只是一粒弹头。作为一粒子弹，它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刻完成了它的使命，从枪膛里射出去了。但外公还是把他叫做子弹。我不可能明白外公把这粒弹头叫做子弹的真正用意，因为那时我太小了，才五六岁，对整个世界既感到新奇无比又显得懵懂无知。我不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甚至根本就分不清子弹和弹头的区别，我只知道这粒黄得发亮的东西跟枪有关，能杀死人。我还知道外公相当地喜欢这粒子弹，除了我谁也没有见到过它，包括我外婆和我母亲。人们都不知道他身上带有这么一粒子弹。外公常常只在没人的时候把玩这粒子弹，他有时候把它静静地放在掌心里欣赏，有时候又紧紧地攥着它，攥得满手是汗，还会在有时候把它拋向空中，然后再稳稳地接住它。这多半是在天气晴好，有强烈的阳光，而外公又是坐在他家院子的土坪里时。那粒子弹升空后在阳光里会幻化出许多道七彩的光芒，格外耀眼。起初我和外公一起随着子弹的运行轨迹盯着看，但子弹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那些七彩的光芒就会霎时散射出来，我就得赶紧闭上眼睛，等我睁开了眼，看到子弹已经静静地卧在了外公的手心里，像睡熟的婴儿一样的安静。
这让我感到莫名地惊诧。
更多的时候，外公是把这粒子弹拿在手里反复不停地掂量，让它在他的掌心里不停地颠簸和舞蹈。若是单手的话，那一定是右手，他有时也用双手来颠簸，让这粒子弹从右掌心里跳到左掌心里去，然后再从左掌心里跳回右掌心里来，乐此不疲。外公这么掂来掂去的当然不是为了好玩，他不是一个孩子，玩只是手段，肯定不是目的。我曾经问过外公，一粒子弹有什么好老掂来掂去的？外公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他那是在称那粒子弹的重量。说的时候他的两只本来显得空洞茫然的眼睛会突然闪烁出雪亮的光芒，但他的脸上却像挂着一副千斤重的石磨，沉沉的，一派庄严肃穆。
说完，外公又会自言自语地问：
一粒子弹到底到多重？
我以为外公是问我，就摇头说不知道。
外公又把子弹在手心里颠簸起来，掂量了几下，眼睛里的光芒渐渐地黯淡了下去。
你可以用秤称一下，我比划着提醒外公。
没那么大的秤，外公也摇了摇头。
我不解地给他打手势，为什么呀？秤什么都能称的。
一粒子弹就是一条人命，外公叹息了一声，傻孩子，人命能称吗？
我就呆呆地望着外公。
外公的话我更是不懂了。大人们说的话有时候高深莫测，有时候又是莫名其妙，我没少领教过，也就不去多想外公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想也是想不明白的。
外公在把玩这粒子弹时常常是一玩就玩着迷了，一个上午或者是一个下午就坐在土坪上，一动都不动。但只要四周稍微一有响动，外公就会把子弹迅速地收藏起来，动作相当地麻利，看不到一点老年人的迟钝。只有一次，外公玩得实在是着迷了，驻猫庄工作队的向队长推开院门进来时，他正把那粒子弹抛向空中，子弹在上升的过程中向队长已经走进土坪里来了，外公要是再用手接住的话，那肯定就得暴露，但他却没有一点的慌乱，镇定地一张嘴，仰头间就让子弹准确地落入了他的口里。
向队长只觉得眼前一花，惊奇地问外公，你那是什么东西呀，嘿嘿，有点花眼睛呀？
外公平静地说，是一粒蚕豆。
说完还嚼得嚓嚓作响。
是吗？向队长将信将疑的，却也不再追问了。
我就是从那天起十分地崇拜外公的。我佩服外公的镇定、机智，也佩服他的敏捷的身手。我那时已明显地感觉到了外公是有什么来历的，我觉得外公的这些本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他不可能是一个跟我们猫庄大多数老头儿一样的平凡的老人。但对于外公的身世，在我们猫庄却是没有一个人知晓的，除了我外婆和我母亲。猫庄人只知道，外公一家是解放前从几百里外的一座县城里搬来猫庄的。外公一家初来猫庄时就告诉人们他们以前是住在几百里远的一座县城里，在那里他们家既没有深宅大院，也没有店铺佣人，只是住在下河街的一栋破房子里，外公给船老大当水手，外婆帮有钱人家缝缝补补，一家人聊以糊口度日。既然惟一的女儿嫁到了猫庄，就过来帮亲住，人老了，没力气吃水上饭了，又没积蓄，只能涎着脸皮投靠女儿女婿养老送终。包括对我父亲也是这样说的。猫庄人也都深信不疑，外公长着一副粗膊长腰，身体结实，脸是古铜色的，全身的皮肤也是古铜色的，一看就知道没少日晒雨淋过，我外婆虽然生得小巧美丽，却穿得十分朴素，常年只有两件细花满襟衣替换，看不出她过过富裕日子的痕迹。而且他们是在没解放就搬来了，那时城里还是有钱人的天堂，猫庄人相信外公一家真要是什么城里的有产阶级就不会把女儿从城里嫁到乡下来了，更不会从城里搬到乡下来住，世界上连老鼠都不会从米桶往糠桶里跳，更况且是人。我外公和外婆看起来也不像是一对傻子。
到于是哪一座县城，他们也不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像，是外公早就拟好了的说辞。我外婆和我母亲不过是按他教好了的背诵给别人听罢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不说是个从哪个乡下来的，我想这就是外公的聪明之处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举止动作，还有生活习惯总是不同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反而让人生疑。
关于外公外婆的的身世，后来我才晓得就是我母亲知道得也不多。外公常年在外行军打仗，她长到十八岁前还没跟他父亲呆上过十八个整天。至于外公的种种经历，有许多甚至连我外婆也是不知道的。至少，我外婆知道的不会比我更多。
我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是外公亲口对我讲述的，到我能听懂他说话时，他都给我一一述说过。需要说明的是，不是他特别地信任我，也不是因为我年纪小，能够为他保密，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哑巴。耳聋才会哑，这是常识，外公其实是以为我听不到他说的那些话的。我在两岁半那年害了一场伤寒夹痢疾的大病，病了整整半年，看过不少于一打的医生，吃了好几箩筐中草药，不晓得是吃错了什么药，病好后就再听不见声音说不出话了。全猫庄所有人都认定我成了一个哑巴，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从四岁那年就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听力，只是一直把话说不圆，咿咿呀呀的。我是只哑不聋，而且因为只能听不能说，我的记性就特别地好，很多那时听到的东西至今仍还记得很清晰。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其实外公并不是讲给我听的，他是讲给自己听的。外公这是在回忆。我现在也到了外公当时的年纪，但一直都在抗拒回忆，我坚信一个人开始不停地回忆，那就证明他已经老了，或者是他已经决定要死了。
外公显然是两者兼之。
2
十六岁之前，外公一直生活在离我们猫庄三百多里远的一个叫做塔沙的小山村里。那个地方属于凤凰县。跟我们猫庄不仅不同一个县份，中间还隔了两座县城。塔沙也叫做他杀，是一种土语，据说意思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在一条长长的峡谷里，一边是陡峭如同刀削的山崖，崖下有一条河流，河不大，当地人却把它叫做沱江，河水清澈得能见到河底的水草和游鱼，另一面也是大山，山势要舒缓一些，一座挨着一座，一座山下就是一个寨子，每个寨子都不大，也隔得不远，房子一律是青瓦的吊脚木楼，被河流连起来，像是遗失在峡谷里的一串黑珍珠。
当年的塔沙在峡谷里算是一个不小的寨子，有近百户人家。主要靠种地和打猎为生。外公家是整个峡谷里少有的富户，峡谷里两三万亩的土地，他家最少占了三分之一，家境殷实。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老太，在外公六岁那年就把他送进了私塾学堂。外公天资聪慧，过目不忘，但他对念书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最感兴趣的是跟着塔沙人上山打猎。因此常常逃学去打猎。他十一岁，那年他就自己组装了一杆猎枪，扛起它满山满岭地寻找猎物，身后就跟着他的先生，一个翘着一撮花白山羊胡子穿一件灰色长袍细高干瘦的老头儿。老先生已经给我外老太告过多次状了，他们也吓唬过他，但无济于事，外公依然我行我素，喜欢哪时上山去打猎哪时就去。外公是听不得山上野物叫的，一听到就溜出去了。他的那杆自己组装的猎枪就是上学也是扛在肩上的，听课时也要把它抱在怀里。老先生制止过他多次，但外公根本就是一个“不听讲”的孩子，老先生就只好一次次硬着头皮到我外老太那里告状。
老先生最后一次去找我老外太时，老外太生气了，说你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真管不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吗？管不了干脆结帐走人。那个私塾学堂是我外老太出资办的，他有权随时可以更换一位先生。所以那位老先生只好跟在外公的屁股后面不停地劝说他回去念书。他手里拿着教板，是一块大山竹片，却从不敢落到外公手心里去。外公小名叫六一，也就是说他是在他父亲六十一岁那年出生的。我外老太一生中娶了不少于四房太太，生了不下一十一个女儿，最后才在六十一岁的高龄上得来外公这一根可以传宗接代的独苗，可见外公金贵到了什么程度。我外老太把他捧在手里怕飞含在嘴里怕化，岂是先生能打的。在山上转了几圈，回来时，往往是外公还扛着枪，老先生却成了他的仆人，给他提着一大串野鸡、兔子，白面，甚至还有细小的连老猎人也打不着的麻雀，沉重得老先生不仅满头满脸汗水，腰也累弯下去了。而且这一弯就弯到我外老太解聘他时也没直起来。
回来后，就连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外公将来必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猎手，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对我外老太说，若是你舍得让六一去从军，他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位将军。
我外老太没说什么，狠狠地盯了老先生一眼。老先生赶紧噤声了，他看出了我外老太的脸上写满了对他惟一的儿子前途的忧虑。
外公就这样三天打猎两天念书，过得其乐融融的。换了好几个先生后，书也不念了。改朝换代不久凤凰县城里有了新式学堂，我外老太是个图新鲜赶时髦的人，剪了辫子后就把儿子送去了新式学堂，想让他接受新式教育，然后谋个一官半职。但第三天外公就跑回了塔沙，县城没野物可打，外公憋得发慌。
外公长到十六岁时，已经是塔沙远近闻名的一名优秀的猎手了。这同他大少爷的身份有点不符，但却是事实。外公不但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扬、弹无虚发的好枪法，而且在奔跑、跳跃等等项目上也是无人能及的，据说现在的塔沙仍在流传着我外公奔跑起来能够活捉一只雄壮的公鹿。
外公十六岁这年的秋天，一伙土匪来塔沙抢劫。在那个年代，我们湘西到处都是土匪，凤凰县也不例外。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塔沙家家户户都有猎枪，但没有谁想到过他们需要反抗，土匪一来他们就跑。外公一家也一样的，他们甚至比别人还要跑得快。因为土匪抓到他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那就是钓上了一条大鱼，是要一大笔赎金的。为此，他们家还专门请有几个更夫，更夫的主要职责不是打更报时，而是日夜呆在河崖的最高处负责望风，一有土匪来犯就鸣锣报信。大锣一响，全寨都听得见。土匪来塔沙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从东就是从西，路沿着河岸。守在河崖上的更夫能尽收眼底，所以还从未失过职的。
每次大锣一响，不管白天黑夜，外公拔腿就跑。跑得比谁都快。我的年迈的外老太自然是不要他管，他有两个轿夫抬。
但这一次外公不想跑了。也许是这些年来每一年都要跑几次，这种“躲土匪”游戏他玩腻。也许是他的哪根筋拧了，倔脾气上来了。一个人人宠爱、娇生惯养的孩子总是脾气倔的。外公在那时就是属于这样的。总之他跑了一段路后就不想跑了。那时他都还跑没出寨子，就在一家人的坪场上一屁股坐了下来，那个坪场里刚好放有一把竹椅，他就像走累了需要歇脚一样随便地坐在了椅子上，把他的猎枪放在膝盖头上。外公走到哪都是要带上他的猎枪的，包括装火药的水牛角和装铁马子的猪尿泡袋子。
寨子里的人都跑光了，外公就一直坐在他那家人的天坪上，双手抱着他的猎枪，一动不动。
半个小时后，土匪们来了。
外公说他第一次杀人比任何一次杀死一只野兽的距离都要近。大概还不到五米远。那家人的天坪有一截低矮的土墙，第一个被外公打死的那个土匪如果不是因为大意的话，他是应该看得到坐在天坪里的外公的，也能够看得到他手里有枪。但他就是大意了，大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曾多次来过塔沙抢劫，而从来没有遭遇过抵抗。
外公一看到土墙外显现出了一颗陌生的人头和一杆标直的枪管，想也没想就抬起枪口朝那颗头颅放了一枪。这么近的距离外公那么一个优秀的猎手怎么有可能失手呢，那一枪准确无误地打中了那个土匪的太阳穴上方。
与平时打猎不同的是，这一次外公没有听到他自己的枪声，他只是在一片升腾而起的蓝色烟雾中看到那人的头颅上开出了一朵很大很艳丽的血花。那朵血花在开放之后差不多有一半越过土墙溅到天坪里来了，外公甚至感到他的脸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热度。外公想这人怎么会比野兽的血还要多，要有劲一些，飚得那么高那么远。
外公一下子也愣住了。
听到枪声，土匪们马上围了过来，外公听到土匪们呱呱的叫喊声和踏踏的跑动的脚步声，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他知道他闯祸了。他立即就往屋里躲。塔沙人躲土匪跟走亲戚不同，出门时都是从不关门落锁的，就敞开着。土匪来怎么锁也没用，一脚踢烂了还得费木料修整。
外公刚一关上大门，用大木栓杠死，外面的土匪已经倚在土墙上朝他放排枪了。幸亏土匪们手里也是自制的土枪，打不穿那块薄木板做的大门。外公就躲在窗户下反击。由于外公一枪一个准，他的枪一响，就得有一个人的头颅上开出一朵很大很好看的艳丽的红花，土匪们也不敢贸然冲进去。其实外公放过一枪后，填药、装弹的时间很长，差不多要有一分钟之久，土匪们完全有机会利用这段充裕的时间冲进屋去活捉了外公。外公自己很快也想到了这一点，他感到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再玩下去他就必死无疑。时间长了土匪中总会有人想到利用这个空隙的。外公想到了跑，他从后窗跑进了屋后的那片树林里。一进树林，那里就是外公的天下了，他轻车熟路的，一下子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外公逃到山上后看到他们寨子里浓烟滚滚，他知道那些土匪们因为抓不到他就拿寨里的房屋出气了。外公从那天起也就不敢回家了，他翻过了几座大山，然后再转到沱江边，沿沱江到了凤凰县城
外公在是在半年后才从一个塔沙乡亲那里知道他那天打死了三个土匪，土匪们们也烧光了塔沙几乎所有的房屋。他还知道了我外老太为了给他了结这桩三条人命的梁子，不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卖掉了三千多亩上好的水田。据说仅黄金白银就被那伙匪徒拉走了整整一牛车。我老外太一摆平这件梁子，就吐血而亡了。他早在晓得外公打死人的那天就咯了一大碗血。
知道后外公也没有回乡去。那时他已经从军了，随部队开拔去了外地。
他这一走，走进了整个中华民国的血雨腥风里。
3
外公家也住在猫庄的，跟我们家不是一个自然村，是两个寨子。他们住的那个寨子叫乌古湖，离我们家有二三里路，要翻过一个全是坟地的大土包。穿过这片坟地，进入一个小峡谷，两边也是山，山下有一条小河。外公家就在小河边上，门前的河水就顺着峡谷流淌。不过这条峡谷和河流都没有经过我们猫庄，峡谷就在坟地的大土包那里打止了，变成了开阔的坡地，小河在土包后面转了一个大弯，从另一个寨子流走了。
当初，我父亲母亲不同意外公一家定居乌古湖，虽然同属于一个行政村，但毕竟远了，外公外婆年纪一大照顾起来就不方便。但外公心意已决，谁都劝不动他，他的理由听起来似乎也很充分，他说亲戚住近了反而不好，不说久而久之会相互产生矛盾，就是你们小两口吵个架都不方便，怕伤这边怕伤那边的。我母亲一听外公说跟她是亲戚，眼泪就涮涮地流了下来。其实外公的理由绝对不充分。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了三天屙不出两个屁的程度，能娶到我母亲这么一个漂亮如天仙又念过书的城里老婆他就是活五辈子也满足了，在我们家里从来就是我母亲说了算，父亲只有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我母亲的吩咐，抗命不尊这样的词汇根本就不可能在我父亲的字典里出现。据说，我父亲在初婚的那几年里连惹我母亲脸红的胆子也没有，他们又何来吵架呢？
显然，它只不过是我外公的托辞罢了。真正的原因远比这个托词要复杂的多，譬如乌古湖太像他的故乡塔沙，勾起了外公的乡愁；譬如乌古湖比猫庄更要偏僻，有利于避世。等等等等。但有一个更加重要原因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外公不敢面对我母亲，他怕天天看到她那双哀怨的大眼睛。
在强迫我母亲嫁给我父亲这件事上，外公自知理亏。
无论从哪一方面考察，我父亲是绝对配不了我母亲的。如果没有外公的专制和压迫，我母亲也绝对不会嫁给我父亲，他们相差得太远了，就像一个是天上的织女，一个是地下的牛郎，本来是神话故事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偏偏就让我母亲碰上了。我母亲至到现在依然觉得她这辈子最亏的就是嫁给了我的父亲。她曾经反抗过，但被我外公，也就是她的父亲一巴掌搧得脸上起了五个血印子后她就认命了。我母亲在六十岁之前一直都对她嫁给我父亲感到耿耿于怀，多次说过她一个城里的女学生嫁给一乡下的农民过了一辈子窝窝囊囊的毫无情趣的生活实在是死不甘心。母亲曾经给我说过她年轻时眼光高得很，在师范学校里就有很多人追求她，她一个也看不上。她那时时喜欢画画，画油画，每天傍晚都坐在凤凰城的城墙上画天空中的晚霞，画夕阳下着火似的瓦屋的塔楼，也画沱江中那一排灰暗的高高低低的跳岩，色彩一律涂得波涛汹涌。母亲说她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法国的巴黎，在艺术之都的塞纳河边写生作画，在全世界最浪漫的香榭丽舍的林荫道上和心爱的人手挽手散步。我母亲说她甚至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她会和像我父亲这样一个窝囊的农村男人生活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所以，我母亲这一辈子都在后悔不该有1948年冬至那天陪同我外公她父亲的猫庄之行。
那一天的大雪在我母亲的心灵里下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冷得她骨头到现在都还生疼生疼的。
我母亲是陪同外公一起到猫庄来扫墓的。冬至扫墓这在古书上也是有记载的，在我们那里清明去墓地叫做挂清，冬至节才是真正的扫墓。当然我外婆也一同来了。我母亲本来是不想来的，她快期末考试了，说是想好好复习一下，但被外公一句话就否决了，外公说兵荒马乱的，我看书就不要念了。我母亲一听这话就心惊肉跳，因为外公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他说让她两个哥哥去当兵，两个哥哥就真的弃笔从戎扛起了汉阳造，在他手下当了兵。两个哥哥都是文弱书生，并不见得热爱行军打仗，他们虽然没有反抗，但就是反抗也是没用的。最后两个哥哥还没穿上两个月军装，在同一天躺在两副黑棺材里被运了回来，大哥那年才十九岁，二哥还没满十八岁。他们兄弟俩先后只隔一天死在了一百多里外的沅州城的城墙上和巷子里。六十年后的2004年，已经是七十四岁老人的我母亲跟我聊起了外公，还有那两个短命得来不及跟我见面的舅舅，母亲还对外公的铁石心肠心有余悸。她回忆说我两个舅舅的灵柩拉回到县城里，当天就草草地拖到南华山上掩埋了，都没葬到几十里外的塔沙祖坟里去。我外婆哭得昏死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但外公硬是没掉一滴眼泪。一埋完我两个舅舅，他又护送另一个人的灵柩走了。那个人是他的副官。我母亲在当天就从外公的卫兵口里得知了，其实外公当初就并没有把我两个舅舅拉回来的打算，是十七个士兵齐刷刷地跪下后外公才同意的。外公说，反正也跟宋副官同路，就一起带上吧。
我母亲和我外婆陪同我外公1948年冬至的猫庄之行就是给这位宋副官扫墓。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换上了粗布衣服，一副乡下人走亲访友的妆扮。这也是外公的主意。为什么不能穿得体面一些漂亮一些？我外婆不会去问，外公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外公让她找一些干净朴素的衣服出来，她就找出来了。我母亲不敢问。她还在思量着外公那句书就不要念了的话到底会不会作数，她的心里被巨大的担心填满了。而且这种担心一直伴随着她的整个猫庄之行，因些她才会觉得那天的猫庄特别地冷，冷到了她的骨髓里去了，冷得她骨头疼痛了好几十年。
外公一家到达猫庄已经天近黄昏了。这时候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外公给我回忆时说雪不大，稀稀落落的，天气有些冷，刮着小北风，但在我母亲的嘴里却是漫天的大雪飞舞，呼啸的北风扑在脸上刀削一般的疼痛。可见他们父女当时的心境何其不同啊。外公显然是自从安葬宋副官后再没来过这里，猫庄的人不认得他，他也一时找不到宋副官的墓地，只好不断地问人。最后找到一个二十来岁看起来十分憨厚的小伙子带他们去的。这个小伙子后来就成了我的父亲。那晚外公一家在他家歇了一夜，外公就认准了他这个女媚。
小伙子把我外公一家带到了那片坟地的土包前，外公把他支开了。这时他记起了宋副官墓地的方位，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宋副官的墓碑前。墓碑已经完全被杂草覆盖了。看来宋副官在这一带是没有了亲人的。外公拿出一把镰刀去砍草。我母亲就是在我外公分开杂草时看到那块不大的墓碑上的几个暗红色的大字的。虽然由原先的朱红色变暗变淡了，字迹还是相当地清晰：民族英雄宋连生之墓。字是她熟悉的我外公的颜体。苍遒有力。可惜这块墓碑在文化革命的那年被人砸得粉碎，我再也无缘见到外公的墨迹了。不仅墓碑被砸得粉碎，就连宋连生的棺木也被撬了出来，他的尸骨和棺材板散落得满坡都是。但就在他墓碑不到一米远的我外公的墓地——一个小土堆却安然无恙，就在那个最狂热的年头，外公的真实身份在我们猫庄还是无人知晓，简直算是一个奇迹！
外公修理完杂草后，拿出了香纸，摆上祭品，他恭恭敬敬地对着墓碑作了三个揖，又让我外婆和我母亲也作了揖，然后才焚香烧纸。香纸一点着，外公突然就伏下身去抚碑恸哭：
兄弟呀，你不该给我挡那粒子弹。
兄弟呀，我现在生不如死呀！……打完那一仗你哥哥就再不打仗了，他们撤了哥哥的职，把哥哥送进了军法处……
嘿嘿，哥哥不怕，哥哥反正是光杆司令……
哥哥对不住弟兄们呀，你走早了三天，你不晓得，剩下来的那四千七百六十一个弟兄，到最后哥哥只带出来十七个人，就连一百四十七个伙夫都全部阵亡了……
你还记得那个鸦片鬼石老二吗，就是在开战前一天你还说要把他在炮筒上吊三天三夜的那个老兵油子，想起来了吧，他红烧肉烧得多地道呀，我抱着他落气的，他身上被捅了五刺刀，肠子里的屎尿和血哗哗地往外流，落气前他还让我数他身边的尸体……
沅州城保住了，哥哥不后悔……
哥哥难呀，老蒋点名要你哥哥出山，土匪也想拉哥哥入伙做掌舵的。
哥哥在城里住不安生，来给你做伴吧……
外公断断续续说，哭。
说完了哭够了，才收起眼泪。
他站起来时看到我外婆也是一脸的泪水，知道她想起了我的两个舅舅。外公又看了一眼我母亲，发现她缩着脖子，表情很古怪地望着一边，双手却在不停地搓揉，显得格外地冷。雪越下越大了，来时看到那条酷似他家乡塔沙的峡谷现在已经隐在雪花、暮色和烟岚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外公一家就是住在那个后来成为我父亲的小伙子家里的。小伙子家只有一栋低矮的人字屋，这种屋在我们那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只属于贫困人家的专利。屋只有两间，一间这头一间那头，中间隔了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堂屋。那晚，我母亲和我外婆睡在东头的房里，外公和小伙子睡西头的火坑房。其实那晚外公和小伙子都没怎么睡，他们烤了大半夜的火。小伙子不停地往火坑里塞杂木蔸子，把火坑里的三角支架烧得通红，以至于第二天我母亲和我外婆起床后不仅还有一坑大火碳烤，她们还能看到三角支架上的火屑都还没褪尽，红红地闪烁着。
我母亲和我外婆，特别是我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晚上那个不停地往火坑里塞杂木蔸子的小伙子的憨厚、本分和木讷打动了我外公的心，一桩婚事就这样敲定下来了。也许打动我外公的还不仅仅就这些，譬如小伙子无父无母无兄无弟呀等等。我母亲后来回忆说，难怪第二天她回城的时候看到那个小伙子头低到了裤裆下去了，看也不敢看她一眼，脸却是红红的，像喝多了酒一样。关于那晚祥细的细节外公没对我回忆过，包括这一次的猫庄之行也只字未提过，这些细小的、琐碎的事情可能根本就在我外公的脑海里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我也问过我的父亲，我一开口，父亲的脸就红了，像是做了多大的亏心事似的不愿意开口。我母亲也不知追问过他多少遍，问他到底是用了什么迷药迷惑了我外公，但我父亲到死也没有向我母亲坦白过那夜的细节。
第二年的正月，我外公一家在城里过完了最后一个年，一出元宵节他就把家搬来了猫庄，先是住在我父亲家里，当年二月外公就让我母亲和我父亲完了婚。我外公举家搬迁这么重大的举措我母亲一点也没觉察到，直到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看到家里堆满了大包小包的，才惊讶地问我外婆，怎么啦，要搬家啦？我母亲的声音些兴奋。这些年来我母亲的心里一直都在渴望着搬家，搬到更大的一些城市里去，县城太小了，太闭塞了，她觉得这么一个小地方一直令她的艺术想象的翅膀在不断地萎缩和退化。我外婆告诉她是要搬到乡下去，我母亲吓得花容失色，一连说了几个不去不去不去，我还要上学呢。我母亲是在城里出生的，对乡下的畏惧可以理解。我外公这时听到了，从不对我母亲发火的他的第一次咆哮起来，不去，不去由你。共产党员的军队都打到江南了，南京已经朝夕不保，你们还能上几天课！
我母亲一下子吓得不敢做声了。她不是被打到江南的共产党员军队吓着的，而是被外公的咆哮震慑住了。
我母亲直到在猫庄安定在来后还以为他们一家只是暂时在躲避战乱，不会长住，总有一天他们一家还会搬回凤凰城里去的，但没一个月我外公就彻底地粉碎了她的回城的梦想。他把她嫁给了他们住在他家的那个小伙子，决绝得就像是外公是在迫不及待要扔掉她这个包袱一样。
我母亲说成婚的那天她的双眼只差哭瞎了，夜里死活不肯进洞房，是我外公一耳巴子把她打进去的。
我母亲和我父亲圆房的第三天，外公就从乌古湖一户人家买了一栋低矮的人字屋，搬到乌古湖去住了。那是一栋多年没有住人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房子，买得相当的便宜，据说只花了不到一块光洋，人家本身就是当一座猪圈牛栏处理的。外公请人整修，添木板买青瓦倒比买屋还花得多，用掉了整整一块大洋。修整后，也能勉勉强强住人了。外公就一直在这栋人字屋里住了差不多六年，直到他去世后我母亲把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住后，才卖掉了它。
外公当初在宋连生的墓碑前曾说过要来陪他，但奇怪的是，自从他在乌古湖定居后，就一直再没去过那个土包的墓地。
4
我从几个月大就常住外公外婆家，是外公外婆一手带大的。
我母亲和我父亲成亲的当年就生下了我。但至少在最初的那一年里，我母亲对我感到很厌恶，除了给我喂奶水，她几乎是不大抱我的，都是由外婆抱。晚上外婆也跟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我母亲那时都还没从女学生的梦想破灭后恢复过来，自己对自己都一点也不爱惜，又怎么能一把屎一把尿地抠理好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就是很多农村长大的小媳妇头一胎都得婆婆来帮忙，更何况是在城里长大的娇生惯养的我母亲。经验有时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又是那么地特别难养，据说我生下来时只有二斤三两重，比一只大老鼠还小，这肯定跟我母亲成婚后心情郁闷进食极少有极大的关系。长到一岁时还不足三斤，外婆常常把我装在她的满襟衣袖里面。我母亲后来常常说，要是没有我外婆，我肯定活不下来的。她说我从一出生到三岁之前，几乎就没消停过，不是头痛发热，就是拉稀抽筋，可没把我外婆折腾坏。
我一断奶，外婆就把我带到了乌古湖，一年有一大半时间我是呆在那里的。我断奶断得特别地早，不是我主动不吃的，而是母亲没奶水了，她本来奶水就不多，我三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的奶水突然就干了，我喝出来的全部是脓血。血水是不能喝的，有毒，我也就不能跟母亲睡了，半夜里饿了总会要拱她奶头的。于是我外婆一狠心，就把我抱去了乌古湖，夜夜由她抱着我睡。我母亲当然巴不得自己轻闲一些，她本来就心情不好，加上生我之后的折腾，已经瘦骨柴了。外婆抱走我其实也是出于心疼她的女儿。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牛奶之类的婴幼儿食品，没有，就是说有钱也买不到，我外婆就给我磨米粉，她用网眼极细的罗筛筛好，调成糊糊喂我，也推豆浆和做豆腐脑让我喝。后来豆浆和豆腐脑我喝上瘾了，能吃三大碗干饭后还离不开这两样东西。每每一哭，外婆就放下手里的杂事，赶忙去打扫石磨给我弄。自从我大病后双耳失聪，外婆听人说有一种我们本地人叫茈儿根的野草的根须能够让人复聪，她就每天都要去挖这种野草弄回来洗净，让我当零食咀嚼。这种野草长在峡谷里背阳的地方，很难挖到，外婆每每弄回来都是一身汗水和泥土，有时衣服也被石棱蹭破，手臂或大腿上一道道的血印。但这种野草有一股巨大的难闻的鱼腥味，我总是偷偷地把它扔掉。外婆就想方设法地让我吃下去，后来她想了一个好主意，她把它们晒干，然后泡茶让我喝，为了不让我半途而废，外婆也陪我一起喝，一直喝到我开口说话还不罢休。也许我能慢慢地复聪就跟这种野草有关，外婆自己也似乎得到了好处，她活到九十多岁了耳朵还不聋，满口牙齿掉光了说话咿咿呀呀的，但屋里有个轻微的响动她也听得清清楚楚，跟我五六岁时一个样。我和我外婆两个人都创造了奇迹。
到了晚上，外婆总是紧紧地搂着我睡，心怕她一松手，我就会像我那两个舅舅那样飞走了，找不着了。我在外婆的怀里一睡就睡了十年，到十一岁时我们家造了一栋大点的木屋后才跟外婆分铺。
没有我外婆，我肯定活不下来。
在我的记忆里，我外婆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的人，更是一个长不说短不讲的人。她在我们猫庄住了几十年，和任何人都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我后来常常禁不住想，也许就是因为我外公讨了我外婆这样一个什么也不多说的好女人，得到了太多的实惠，才决定把他的女儿也嫁给一个像我外婆这样的沉默寡言的男人，她的女儿也能得到同样多实惠，一辈子才能平平安安地过下去。恰恰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样看来我父亲是因为性格才捡到了一个大便宜。这一点可能是我母亲永远都看不到的，他对我父亲的沉默已经习惯了，就是所谓的熟视无睹。
还有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外公吩咐外婆去做什么她就去做什么，从来就不提什么异议，做起来也从不打一点折扣。好象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更像她是外公的一名勤务兵，她是在执行外公的命令。要不然许多事肯定是要激发他们的矛盾，譬如我两个舅舅念书念得好好的当什么兵，而且当的是明知要送死的兵，譬如在县城里日子过得也不错呀，为什么要突然搬到乡下来，为什么比千金还重的宝贝女儿要嫁给一个三天屙不出两个屁的乡下小子，这些，我外婆都不问，更不提出异议。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其实外公对外婆根本就不存在命令这一说，他同外婆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些柔柔的东西，带着无限的温清。而我外婆看外公却很少这样，她看我外公的时候目光定定的，痴痴的，一看就像是看入神了。有时候她正在做着什么，一看到外公，目光就跟随着他动起来了，以至于忘了手里正做着的事。有一天还曾经打落了一只碗，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无论是在谁的眼里，外公和外婆都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外公和外婆的相识、相恋，他们应该是在那座叫做凤凰的县城里相识的，那时外公是一位年轻的军官，部队也正好驻防在这座县城里。外公和外婆应该是相识在那座县城里惟一的一家书店里，他们同时看上了一同一本书或者是杂志，如果是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一本翻译的外国小说，若是杂志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小说月报》。外公是不大看书和杂志的，他也很少去书店里逛。他之所以在这天去书店里是因为他听他们部队的另一个军官宋连生说早几年前跟外公一个铺睡的那个大家都叫他小不点的文件收发员沈岳焕，跑到北平去后找不到活路，改名从文，靠卖文为生，他的那些字常常就刊登在《小说月报》上，于是我外公就想找两本这种杂志，看看这个小家伙都写了些什么。书店不大，也就是两个书架而已，外婆先到那里，等外公进了书店，外婆正在拿着书店里惟一的一本《小说月报》看，外公就一直眼巴巴地望着外婆手里的杂志，盼着她看几眼后就放下来，但外婆像是看入迷了，直到她感觉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正在盯着她看，才抬起头来，一抬头就看到了一位年轻英俊的青年军官正深情地凝视着她，我外婆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登时芳心大乱，有如鹿撞。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公和外婆同时看上那本杂志，同时伸手去取的，一只粗糙但却干净的大手和一只细嫩白皙的小手触碰到了一起，两人都同时愣住了。外婆作为一个女孩子肯定要敏感一些，她先抬起头来，看到面前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脸上棱角分明的青年军官，脸也一下子红了。外公也抬起头来，看到是一个女学生模样的端庄漂亮的女孩，他看到女孩的团圆脸上布满了红晕，他自己的脸上也是一热。之后，他们又书店里碰见了几次，这些碰面好像是双方刻意制造出来的，渐渐地两人就熟络了。再之后，他们就手拉手地走在了外婆的那座学校的林荫里，走到了黄昏里的城墙上。
当然，更有可能是，外公作为剿匪英雄去外婆的学校作报告时他们相识的，而且在报告会上，外婆还故意向外公提了许多在别人看来很是有点幼稚的问题。外公尽管也觉得好笑，还是很有耐心地给外婆解答了，他之所以有耐心，就是他看到这个女学生不仅长得端庄漂亮，而且一双眼睛澈得跟他家乡那段沱江一样，能看到河底的水草和游鱼，是那么地天真、纯洁，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气。而外公那时不但双眼已被他沾满了鲜血的双手污染得浑浊不堪，一颗心也被成山堆积的死尸磨砺得坚硬如铁。他从外婆明亮清澈的眼底里看到了十六岁前的自己，他的心在那一霎那间柔软了起来……
想象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些浪漫的成分，更不可能跟事实完全相吻合。事实上，外公从来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理性永远大于感性。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将近六年的时间，从来就只看到他的冷静，没看到他激动过，哪怕是对谁发一次小脾气也没有。我以为他的这种冷静是深入到骨子里去了，可能是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磨练出来的。同样，我也看不出来我外婆曾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女学生，也许是生活的磨砺，是岁月的淘洗让她失去了少女时那些本质的东西，也许她本来就是一个平凡至极的女人。惟一可以推算得出来的是，外公和外婆相识的那一年应该是1926年之前，因为我大舅是1926年秋天出生的。
关于我外婆的身世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不解之谜。包括我母亲也不知道。外公在给我回忆时没有提到过外婆，也许稍微提到过，但我没能记住。比起外公给我讲的他的那些传奇经历，很可能是我外婆的身世太平淡无奇了，在我那么幼小的脑海里没留下一点点模糊的痕迹也说不准，或许我外公根本这没有提及过。对于自己的身世，我外婆是从来不提的，哪怕是在我母亲小时候她也没提过，据我母亲回忆，在她很小的时候，曾问过我外婆，还听到过我大舅二舅也不止一次地问个同样的问题，说人家每到过年过节的都走亲戚，他们家怎么不走亲戚呢？我外婆给孩子们的回答是她家没有亲戚。我母亲又问她，哪你是从哪里来的？外婆告诉我母亲说她是他们的爹爹从大路上捡来的。
外婆真的是外公捡来的吗？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这显然又不能让人信服。我母亲说，我外婆一辈子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没有正式地工作过一天，而且外婆就连我母亲也看不出她是什么来路，母亲说外婆年轻时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村妇女，虽然长得端庄漂亮，却生得结结实实的，什么家务活都能干，而且手脚利索，不像是大家闺秀，但我外婆却又识文断字，我母亲记得在凤凰城生活的那些年里，每晚睡觉前外婆是必定要躺在床上看一个小时的书刊杂志，外公在外面行军打仗回来，带给外婆的礼物也只有一种——小县城里买不到的最新的书刊杂志。母亲说外婆房里的书橱里，藏有沈从文出版的几乎全部的集子，有的是沈先生寄给外公的，有的是外公特意给外婆找来的，《从文自传》《龙朱集》《边城》《湘行散记》这几本，外婆没多久就就翻得稀烂，因为作家是凤凰城里人，写的也是我们本地发生的事儿吧？因为这个人和我外公一个锅里搅过食一个铺上睡过觉，让外婆觉得格外亲切？
但，这就不是一般的识文断字了。外婆曾经上过学，应该是一个小知识分子。
外婆为什么要对她的身世那么讳莫如深呢？外公为什么也从未向我母亲透露过只言片语。这实在是一个谜。我有时候就禁不住想，是不是外公也不知道外婆的身世，就像我父亲在几十年里不也是不知道我母亲的身世吗？我原以为外婆在她临死时要揭开这个谜的，但也没有。有可能她有过这个想法，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1996年4月初的一天，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婆独自一人坐在县城我家客厅的竹椅上，当时我母亲上街买东西去了，因为清明节快到了，她要准备香纸之类的回猫庄给外公和我父亲挂清，而且我们还准备在三天后清明节那天给我外公立碑。本来我外婆是要跟着我母亲一起出门的，有些东西她要亲自选定，但我母亲耽心她纪大了，街上车多，难以照应就没同意。中午的时候，我还在书房里写作，但我没关门，我怕外婆有事叫我听不到，写得正起劲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啪嗒声，是椅子倒地的响声。一般来说，这种不太响亮的声音是打不断我写作思路的，但那天不知是为什么，响声一传到我的耳膜上，我立即就像是被电击了一下，全身抖动起来，心里也是一凉，我赶紧冲进客厅里去。我看到外婆已经倒在地上了，我抱起她，发现她的双眼已经定了，嘴巴却在蠕动，似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却已说不出来了。直到她落气，她的嘴还是张得圆圆的，像一条渴水的大鲤鱼的嘴巴。双眼也没闭。我把外婆的双眼抹闭了，嘴巴却怎么也抹不闭。
我外婆从我记事起就没进过一次医院，她是无疾而终的。外婆疼爱了我一生，最后死在我怀里的，上天让我以这种方式回报了她对我的爱。我以为冥冥中，是苍天有眼，能让我给她接气，对她对我都可谓不薄。
外婆入殓时，是我母亲亲自给她净身和换上寿衣的。据我母亲说，她发现我外婆的身上有两处伤疤，一处是在左大腿上，一处是在后背的肩胛骨上，两个伤疤都是圆的，差不多有现在的一元的硬币那么大。我母亲说她跟我外婆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她身上的这两处伤疤，更是没听她说起过，我母亲估计那枪伤。
这就更加令我外婆的身世扑朔迷离起来了。联想到外公外婆合谋着连自家所有人都在隐瞒的这一事实，再结合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外婆的种种怪异之处，譬如她的文化程度，譬如她守口如瓶的个性，我当时立即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外婆的身世最大的可能不外乎两种：她曾是一个女匪，或者是一个脱离了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是哪一种，外公和外婆的结合都会有一个相当精彩的传奇故事。
外婆这一走，不仅她的身世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她把那个一定是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也带走了。
三天后，也就是清明节那天，我们把外婆送回了猫庄，葬在外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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