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是廟前直街！（東山印象）
梁平如寫于加拿大多倫多
从龜崗大馬路向北走，盡頭就是一路車總站的小廣場，一路公交車經署前路向北出市區，當你背向署前路小学面對龜崗大馬路時，橫臥在廣場東西方向的就是廟前直街了。
這條街並不長，卻有三个街名，从一路車總站起頭至前東山區少年之家一段稱為廟前直街。从恤孤院路起至前廣州部隊冰室處（此冰室現已消失，位置在靠近培正中學東門附近）稱為烟敦路，一直前行至廣州部隊大院的達道路口為止，最後一段稱為保安前街。
廟前直街如同龜崗大馬路一樣，有著衆多的商鋪和食肆，如文苑糖烟酒餅鋪，生果鋪，北方舘，粥粉麵店，理髮店，全東山的冰室均設在這一小段路上。不同于龜崗大馬路的以食肆，理髮為主的商鋪，這段路上還有專賣縫紉機衣車的商鋪，賣油漆顔料的商鋪，樂器社，賣收音機，電視機的交電鋪，華華照相館，紅藍文具店，鐘錶修理鋪，銀行及令我們這輩人難忘的東山區少年之家。
《一》廟前直街的檔鋪及傳聞
大號為”文苑”的糖烟酒餅鋪，座落于廟前直街和龜崗大馬路的東南轉彎角，与新華書店隔著龜崗大馬路遙遙相對，鋪里玻璃櫥窗內擺有飽點蛋糕，排列整齊的一個個大闊口玻璃瓶內擺滿了誘人的餅乾和五顔六色的糖果，小時候家里沒給零用錢的習慣，經常趴在玻璃柜前望著里面的食物吞口水。我想，不止我一個會在此流口水，長此以往，玻璃上留下了不少的小孩的口水印和肮髒的小手印，女孩們則較為矜持，她們會站在鋪外咬”手巾仔”（手帕）。最” 攞命”是新鮮出爐面包運到，香气四溢，我們這幇小孩無一不流露出”為食”的表情，那可真是既天真又可憐也！
文苑老板姓高，新會人，是我的鄰居，我稱呼他為高伯。
高伯個子不高，滿口新會音的廣州話，白皮膚高鼻樑，待人和藹可親極之勤奮的老人，經常拿著竹掃洗刷住家院落，他呆過的地方經常是一塵不染的。他貌不惊人，卻養育了幾个如花似玉的女兒和孫兒。文苑公私合營后高伯的生活變得很拮據，文革期間連僅有的微薄屋租也不能收了，有時要變賣家當度日。當日紅衛兵來抄家時大失所望，因為太窮了，甚麼東西也沒有。高伯女婿趙醫生（鐵路醫院外科大夫）對街坊説：高伯是靠著勤奮與節儉才有了文苑這間鋪，實在不是剝削而得來的！從小到大我看著高伯的為人處事，我非常相信趙醫生説的是事實。看看現今好些老板有個錢便趾高氣揚為人刻薄，相比起我所認識的高伯，難道不應受到道德良心的譴責和鞭撻嗎？！不過好人有好報，幼女菲菲一直照顧著老父，高伯長夀過百歲才乘鶴仙游，他外孫女嘉露告知我，高伯走得好安祥。（幼女菲菲話：高伯升天時已103歲）
緊挨著文苑鋪是間專營賣及維修收音機、電視機的商鋪。七十年代初，上海曾生産了一款9吋黑白電視機，母親幾經周折買了一部，家里頓時因而熱閙起來了。父親自49年後就是”老運動員”，最後在“清理階級隊伍”這場運動中倒下了，中風導致半身不遂。我們家住在三樓，父親中風後不能下樓，和外界基本絕緣。這台9吋電視機成了父親的至愛，每天晚飯後像太上皇那樣坐在電視機前等待開臺。遇到有球賽實況傳播時，街坊老友紛紛登門，高峰時大廳擠進近3 0人，歡呼聲，喝釆聲震耳欲聾。
可惜好景不長，國產的電視機屏幕質量不過關，很快出現電視屏幕發暗，我托園林局老友找到這東山交電鋪的柜長馮慧德幇忙。馮女士是個熱心人，先後兩次將顯象管升壓，度過一段時間後最終要換顯象管了。那時流傳民間有三件寶”醫生，司機，豬肉佬”，而我家的三件寶則是”修電視佬，司機，豬肉佬”（因母親是醫生）。由顯象管開始衍生了很多其它問題，一段時間里為修理電視機頻繁出入，最後連馮柜長也建議我放棄，好在此時可由海外攜帶進口電視機才使我家得以解困，這段經歷令我認識了馮女士，也記住了這間交電商店。
在東山一帶長大的孩子，相信無人不識”紅藍”文具店。
緊挨著交電鋪的就是一連三間鋪面的紅藍文具店，分別以賣各种顔色的硬薄紙皮、各式鉛筆、原珠筆、墨水筆、毛筆以及各种式樣的練習簿和紙張。文具店有多少股東我不清楚，但知道其中一位姓吳，家住江嶺西，因吳姓老板出身于培正中學，為不忘母校故將培正的紅藍精神化變為大名“红藍”文具店。吳家大仔畢業于外語學院，專攻英語，因不滿畢業分配（那時稱不服从分配）滯留在家教英文為生，桃李遍東山，我細佬也曾跟他學英文多年，九十年代初在紐約重逢，恍如隔世。吳老師兒子其時在紐約上州的水牛城大學專攻葯劑，我从吳氏一家看到了紅藍精神從羊城傳到了美國。
入學初期會去龜崗大馬路與東華東轉彎角的小百貨店買文具書薄（因為便宜），后因要上“手工”課，非要到紅藍買薄彩色硬紙，眼看這里琳琅滿目的多种文具，自小學二年級後就多流連此鋪，學寫毛筆字時來這里買臨貼，墨硯還有多种選擇，我記得我的珠算盤就在紅藍買的。現代女孩會追求手機、電腦甚至是首飾、漂亮衣服為時尚，那時的女孩在紅藍買到新款的擦膠，鉛筆及筆盒已是很時尚的了。在鋪內買文具先開單据，然後售貨員用衣夾帶著單据通過在高空的鐵綫飛傳到收銀處，客人交足錢了，收銀處蓋章後，將找贖銀紙一並用衣夾帶回原處，客人取貨。其實這高空輸送綫路並不高，小孩跳起來也可以捉摸得到，那時候人們雖然窮，卻沒有人會動心思去跳起奪錢。我現在仍不時回憶起這綫路夾帶著銀紙和賬單飛舞的情景，也由衷地贊嘆人們的聰明，和為那時純朴的風气而感動！
隔著廟前直街與交電鋪，紅藍文具店相對的鋪分別是鐘錶鋪，新華書店，“三喜”冰室。
我從龜崗大馬路步行上署小必經鐘錶鋪，（今年初重游此地，已轉變成一間西點鋪了）。鋪內有著衆多師傅單眼夾著黑色小圓筒的放大鏡，聚精滙神地在修理鐘錶，我是看完熱閙便走了。我老友國慶在此多望了幾眼，便回家動手拆手錶，繼而無師自通成了修鐘錶小師傅，父親的梅花手錶抹油，調教快慢均由國慶一手操辦，效果極好。只可惜他如此天才的工匠連同他家的大花園（烟敦路彩園）被淹沒在自文革以來的滾滾紅潮之中。
廟前直街的新華書店原來只賣年畫，對聯之類，後來大店（龜崗大馬路口）將小人書搬來這分店銷售，我也隨著“公仔書”（小人書）到來出入此鋪，記得家中全套《三国演義》公仔書在此買齊全了。
“三喜“和“中興”兩間冰室分別位于龜崗大馬路口東西兩邊的廟前直街上，一年起碼有八~九个月專營冰水，雪條，雪批和雪糕，廣州秋風起時約十一月左右則轉為“中興”賣燉品和狗肉打邊爐，而“三喜“則是專營水餃雲吞麵。我有一位漂亮的女同學當年被分配到”三喜”冰室工作，昔日的老師和同學每天在店前川流不息，令她極之難為情，冬季時經常躲在燙麵的蒸氣烟幕后，羞于見到熟人，因此我也不敢踏足”三喜”了。
北方館是廟前直街上的”巨無霸”，樓高四層，雖説不能与龜崗大馬路上的”東山酒家”分庭抗禮，卻以价廉物美聞名東山。二分錢一個饅頭，三分錢一個花卷，五分錢一個菜肉飽，（希望價錢無記錯），門口有烙得香噴噴的燒餅賣，清晨6時左右，門口已排滿買早餐的人群，無論是富有的”東山少爺”家眷，軍區大院的軍嫂，或是附近的街坊和路過上學的學生，無一不是北方館的擁躉，花卷、饅頭的蒸氣，燒餅的香氣及衆多的人氣，熙熙攘攘至早8時左右才稍安靜下來。這是舊日廟前直街令人難忘的風情畫面。以至幾十年後東山人群聚會，北方館的花卷饅頭是永遠聊不完的話題，一位在印尼出生長大後回國讀書的老僑光学長（僑光中学68年改稱57中，後恢復校園的原名培正中學）説道：北方館的饅頭肉飽令他終生難忘！
走進北方館第一層東面盡頭，總見到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大師傅在和面做饅頭，他是楊師傅，也是我鄰居，他兒子東圃是我署小同學。楊師傅出生貧寒，讀書不多，幸有一身做饅頭花卷等北方麵食的好技藝，北方館生意興隆，他功不可沒。北方館老板為著生意穩定送了干股給楊師傅（街坊傳聞），這在今天是極其正常的商業運作手法。但那時可不得了，楊師傅49年後成份訂為”資本家”了。為此楊師傅受盡白眼，當老板做人上人的喜悅還沒來得及笑，轉眼間已成敵對階級了。當時這類人應不能“重用”，可問題是楊師傅是北方館的頂樑柱，沒他不行啊！好在楊師傅文化不高，也就沒甚麼想法，反正有工作做有工資發就行，他仍然起早貪黑，勤勤懇懇為大衆服務。于是乎一个”資本家”做的饅頭花卷滿足了千家萬戶的需求（這當然包括衆多的革命干部，革命軍人）。記得文革中的口號：階級斗爭要年年講，天天講！而現實引證了這一邏輯是何等荒謬！到如今我還常常想起楊師傅憨厚的笑臉，如果他能看見今天不同的世道該有多好啊！
廟前直街冰室的紅豆冰雪糕和北方館的花卷饅頭一直覺得是最好吃的，是人間佳品。如今這些店鋪已消失了，只能从追憶中尋找她的芳蹤，好在美好的東西總是令人回味無窮的。
幾年前電視劇《暗算》引起了不少轟動，劇中破解密碼時用珠算盤演算，片中百多臺珠算盤同時運算的場面非常震憾，我看後總覺得這場面似曾相識，但亦想不起在哪見過。朋友為此挖苦道：你的出身有甚麼可能看到如此机密的場面！我想：説得也對！可我一直心有不甘。
那天步行到北方館舊址時突然恍然大悟，就在北方館對面曾有一間工商銀行，樓高四~五層，頂樓建有像東正教堂頂般的圓尖頂。銀行大門平常緊閉，顯得很神秘，有同學父親在這間銀行工作，我是尾隨同學父親曾進內二~三次。記得銀行大廳很大，樓面非常高，入內迎面有著很高的柜臺，右邊有條很寬闊的樓梯，小學生個子矮，高柜臺令我看不到里面，于是上樓梯幾級後才看清楚，就在這大廳上我看見過百多臺珠算盤在同時運算，這大廳很安靜，因為運算的叔叔阿姨都帶著深色袖套，不吭一聲工作著。這大廳也很嘈雜，因為百多臺珠算盤在運算，珠子打在算盤上的劈叭聲響徹大廳，那種緊張工作的情形場面震憾。多少年後我才明白，這些叔叔阿姨原來就是銀行的人力計算機。
廟前直街上的舊鋪至今仍在營業的恐怕只剩下“華華“照相館了，可鋪面比以前小了很多。舊日東山人家基本上都會在此店留下了自己各個年齡段的形象。我們的全家福照片，同學、街坊上山下鄉，畢業分配，出國謀生，批准去港前夕，都會在此照相留念，相互珍重！很多同學、朋友、街坊步出“華華”照相館後，就再也沒見過面了，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了。
現在家中存留的全家福、七中同學畢業相都是在“華華”拍的，經常拿出來看看這些黑白照片，感嘆著相中人的滄桑人生，感慨著歲月的流逝，當我們這輩人漸漸走入歷史之時，“華華”留給我們的黑白照片顯得尤其珍貴！
《二》廟前直街的人及傳聞
行走在這條街上有幾個普通人，不知為何我一直忘不了他（她）們。
在“紅蓝“文具店東有間門面很窄的小店，有位阿叔常駐此地以畫炭畫為生，只見他將相片釘在木板上，坐著小櫈子在人行道上作畫。他的技藝是無可挑剔的，因畫出來的人頭像与相片是一模一樣，連相中人的神態也不走樣。小時我常站在他身後看畫畫，只是不會看太久。因畫中人多是已去世的人，气氛有些壓抑也。
北方館東側60年代後蓋了幾間新鋪，其中有煤鋪和泡水館，煤鋪有送煤到家的服務（好像是2毫紙送一次）。常有一位粗手大腳身体強壯的中年婦女送煤，她的女兒常跟著母親幇干活（看上去年紀比我小，大概是55~56年出生之人）。這對母女把蜂窩煤搬上我家三樓，小女孩干得是滿臉通紅，气喘吁吁，我家保姆鳳姐很可憐她，每次都會給多些錢。鳳姐對我説：這女孩好”生性”，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如今的小孩能如此体貼父母的話，為人父母的會有多麼安慰。
“中興”冰室西側位于兩幢樓房樓梯口處有電話傳呼站及涼茶鋪一體的店鋪，老板是”老朦”，一對儿女也是”阿朦”（醫学上稱眼瞼下垂）。小時侯調皮”百厭”，常跑到店前大叫：”阿矇”出來”睇飛机”！”阿矇”抬頭四處張望，口中自言自語：”邊有飛机呀，都呃人嘅。”這一家人真是這條街上的”活寶”。
當年行走在這條大街上常見一神奇的光頭老人，光著上身，穿一條牛頭褲，永遠身背布袋，戴著金絲眼鏡，總是邊走邊笑邊唱歌從寺具通津走下來。我們一班小童見到他總會圍著他，摸著他滑溜溜的光頭，纏著他講故事，光頭老人也不動氣，笑咪咪囑咐我們要好好念書。他身上總是散發一种味道，有一次我問他是什么味？他告訴我：這是硫磺味，用來避蛇蟲鼠蟻的。他的布袋里常有幾本厚厚的外文書籍，光頭老人雖行為怪僻，但看得出他是個很有教養的人。自文革開始後就再也見不到他了，那个年代懂外文等于”出身不好”也等于”絕對沒好下場”。至今我仍不知道他姓乜名誰？認識他真是緣份，我一直好懷念他。
舊廟前直街的人和事已漸行漸遠，可當我再次行走在這面目全非的街上，眼晴看到的還是以前的東西，心里想的還是往日的人和事，這昔日的一切揮之不去也！
《三》百年老校与園丁
沿著廟前直街東行，過了間生果鋪後就是前“東山區少年之家“（門牌是廟前直街1號）。少年之家大門正對著的是寺具通津，少年之家圍墻東南角就是恤孤院路，路一邊是保安街小學（現复名培正小學），另一邊是廣州市第七中學（校園前身是培道女中，而培正中學1953改名廣州市第七中學後於1958年搬到這裏和培道女中改名的廣州市第三十中學合併改名廣州師範學院附屬實驗學校，1962年又複名廣州市第七中學），百多公尺外的培正路上的原培正中學校園六十年代時新成立了私立僑光中學（後改57中再複名培正中學）。這三間均是百年老校，加上寺貝通津小學和署前路小學（這兩間小學曾經是圍墻相連，寺貝通津小學現改為七中初中部），現廣州地産界稱這一地區為”名校学區”。（這里還曾經有過一間小學稱烟敦路小學，現已關閉）
仲夏之夜，當你漫步到少年之家一帶時，不同于由一路車總站至生果鋪這一段繁華喧鬧商業味濃的廟前直街，這里深幽寧靜的環境氣氛撲面而來，藏在少年之家、保安街小學操場的蟋蟀、青蛙紛紛在夜空中放聲高歌，七中校園里的瑩火虫也不甘寂寞，爭先恐後地在半空中翩翩起舞，夜歸鳥不時地呼喚著同伴，飛返築在僑光中學內大樹的鳥巢。閃閃的燈光將款式各异的東山洋樓輪廓勾划出來，遠處不時地飄來莫扎特練習曲的鋼琴聲和演奏著舒伯特小夜曲的悠揚的小提琴聲，有如緩緩流淌的叮咚泉水在輕輕地拍打著星光萬里下仍未入睡的東山，如果説這世上有歲月甘泉的話，這些就是舊日東山歲月的甘泉之聲！是多么令人神往和依戀不舍。
東山區少年之家由前培正小學校園改造而成，雲集了衆多的科技、娛樂的綜合興趣學習小組，分別有無線電、模型（分航空、航海）、話劇、舞蹈（分民族及芭蕾舞）、棋藝（中國和國際象棋）、歌詠、繪畫等等，是四周各學校同學的重要的課外活動中心，培養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人在這里築夢，將興趣化為個人事業，并為之耕耘終生。
以前的少年之家總是大門常開，顧名思義是少兒的家，四周的學生在這裡出出進進，從沒有門衛要檢查身份証。進大門有淺淺的斜坡，一个不太標准的七人足球場東西向橫臥在少年之家中央，65年我們署小乙組校隊在這裡以3：2擊敗了大沙頭小學校隊，奪得東山區乙組足球冠軍，我們的教頭楊老師激動得緊緊擁抱我們。杜老師是常駐少年之家的總管，他瘦削矮個子，人很精幹，煙癮好大，每次看見他時手里總是拿著一支點著的香烟。他好像是兼教無線電的，以前有甚麼困難都找他解決，杜老師是我們在少年之家的孩子王。
2017年春節期間，我兩次到此地一游，均大門緊鎖，不得入內。站在這陌生又熟悉的地段，我的思緒早已越過緊閉的大門，在往事的大海里沉浮，視線也模糊了…。
一位矮胖的中年婦女騎著她的28寸女裝“萊利”單車走了進來，厚嘴唇，皮膚偏黑，蓬松的電髮已見白絲，看上去像位東南亞土著，風風火火，人未到笑聲先至，這是張小梅老師。
張小梅？恐怕你會陌生這名字，但如果我説她就是綽號“肥婆張”的芭蕾舞老師，你一定會説這名字如雷貫耳。張老師是印尼華僑，解放初从印尼爪哇島回國，在烟敦路幼儿園任職，少年之家教芭蕾舞只是副職。我知道舞蹈班的同學都怕她，因為“肥婆張”很嚴格，跳得不好要“打劈劈”，但想學跳舞還是要跟著她，嚴師出高徒，當年華南歌舞團（後為廣東省歌舞團）臺柱夏嘉音就是從“肥婆張”的舞蹈班走出來的。母親和張老師是老友，一天張老師來串門，正好堂妹从香港回來，她學芭蕾舞，卻苦惱于如何“擘一字髀”，只見張老師笑嘻嘻叫堂妹原地轉身，突然一腳踢向堂妹支撐的左腳，同時雙手壓下，堂妹即時做了一個漂亮利落的”一字髀”，衆人齊聲喝釆！張老師裂開厚嘴唇露出了招牌笑容，如沫春風，此時我覺得她一點也不兇！
這位女老師手拿著雨傘，領著一對儿女回家，定睛一看，原來這位人到中年的女老師是我署小的班主任譚慧蘭老師。譚老師原就教于保安街小學，六十年代初調往署前路小學教語文兼班主任。谭老师個子矮小，面容嚴肅，不苟言笑，嘴角邊線條清晰勾劃出她堅强的個性，聲音不高但充满着威嚴，初見面时是有些敬畏的。譚老師兢兢業業，教書育人兩不誤，文革前夕的66年我們班被評為市四好中隊，譚老師首居頭功！文革期間被打入“牛欄”，受盡折磨，譚老師忍辱負重，苦盡甘來，96歲才告別人世，盡顯中國女教師的堅強和不屈不撓。
又是一位女教師沿著七中的圍墻低著頭慢慢地走過來了，她是七中的李潔明老師。其實我在七中前後只有10个月左右，先是陳思智老師，哪料不到兩个月陳老師就”靠邊站”了，不久李老師接手我們班。那時她住在烟敦路上一間外墻是意大利批蕩的小洋房，有棵鷄蛋花樹越墻而出，非常优雅。這時李老師剛“解放”出來，屬于“有條件使用的教師”（引號內均是文革用語，我實在想不出用更合适的詞語來形容這顛倒乾坤期間的種種現象）。李老師皮膚白皙，臉上有淺淺的雀斑，一表斯文。68~69年時的七中校園，人人自危！李老師惊魂未定，一有甚麼風吹草動，臉上必露慌張神色，眼球四轉總想找到答案，卻又不敢與別人眼光相碰，我曾与李老師的兒子有過一段交情，我很想替老師分担一些但又無能為力（因成份亦自身難保）。李老師惊恐的表情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記憶檔案中，至今難忘。但願這種黑暗的日子永不回頭！（多年後，李老師家人告知我，李老師後來被調离到邊遠地區，直至粉碎四人幇後才重回七中，看來當年李老師的担心是有根據的）
電影《施洋大律師》中有一鏡頭，當工會成立時，施洋律師興奮地指揮著管樂隊，戴黑框眼鏡，白色的長圍巾，熱情洋溢手舞足蹈，我常常把七中梅剛毅老師和電影的施洋律師這兩人混淆不清。梅老師是七中的名片，文革前，但凡有游行，必是梅老師率領著七中管樂隊的大將們威風凜凜地走在隊伍前面。68年梅老師剛“解放”，馬上回巢七中樂隊（可能時間有誤），我當然希望入樂隊，又是該死的“出身問題”，只能望音樂大門而興嘆。后來梅老師任廣州市中学管樂隊總指揮，有趣的是，一個“資産階級”的音樂老師指揮著“無産階級”接班人吹奏的樂隊，是那麼的師生配合絲絲入扣，看不出有甚麼“階級界線”，倒是樂隊奏出的音樂令人陶醉。
還記得七中的李葆檀老先生嗎？68年入七中時，我母親鄭重其事地對我説：在七中如果見到李老師一定要尊敬他！我不解，問為甚麼，母親答道：因為李葆檀老師是我在香港培正讀中學時的老師，按輩份應該是你的“師公”。可惜我在七中時間太短了，沒有机會受教于李老先生。李老師終身未娶，常常拿著暖水瓶去廟前直街泡水館打開水，如碰見他必恭敬叫聲李老師，李老師揚著他暗紅的”潮州柑”面孔，笑咪咪的一臉受落。在那”左風”盛行的年代，他總是穿戴整齊，衣冠楚楚，皮鞋擦得錚亮，一絲不苟，名校老教師的派頭和風度从不掩飾。
説起學校名片，鄭希洛老師是僑光中學名片，那是當之無愧，國家足球一級裁判，足球国際裁判兼學校體育老師。看！這不是他嗎？踱著方步背著手沿著保安街小學的圍牆慢慢走回家（家住僑光校園內教師宿舍），他那兩個天真瀾漫的男孩在他身後追逐打閙著，鄭老師漂亮的太太（保安街小學老師）走在最後。70年學校恢复體育課和田徑比賽，鄭老師和一班體育老師站在一旁觀看成績後，皺著眉頭不斷嘆气，那種恨鐵不成鋼的痛心，殷切希望學校田徑及體育活動盡快走上正軌的心情溢於言表！
謝維真老師是我57中時的班主任兼英文教師，謝老師是北京人，來廣東居住幾十年了還是不會講廣州話，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她是燕京大学出來的人，在當時是不受重用的老師，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對學生的愛和責任心。自文革以來校園內“唯成份論”甚囂塵上，但謝老師從不以成份來劃分學生的好壞，在她眼里，每個學生不管資質與出身如何都應受到同樣的教育，我有幸遇上了好老師，受益不淺。
那時候同學中一直流傳謝老師能讀上燕京大學，一定是北京大戶人出身。幾十年後謝老師的女儿告訴我，謝老師出身于基督世家，从小沐浴神恩，後在北京的教會學校受教育（慕真中學），凭著自身的努力考上中國名牌學府。謝老師曾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她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校長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先生。
謝老師是基督信徒，已回歸到天父的懷抱。原來上帝的愛，早已通過謝老師的雙手傳給了我們。
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尼排華，大批歸僑學生回國就讀于僑光中学，每逢下午放學時分，幾十部萊利，客家路，三支槍單車呼嘯著鈴聲，笑聲从培正路的急轉彎斜坡直冲下廟前直街，尤如一股自行車的洪流，行人紛紛躲避。現在我似乎仍能聽到僑生講的“印尼普通話”，仿佛仍能聞到他（她）的身上散發出來的濃烈香水（古龍水）味…。
“唔該，阿伯”！
回頭一看，學校放學了，一位學生姑娘站在我身後，原來我擋道了。
“哦，對唔住”！我也忘了我站在這有多久了。望著成群結隊放學的男女學子，我們當年何曾不是像他（她）那樣背著書包上學下課，那時候從來沒想過自已也有變老的一天，老師們也正是風華正茂，做事業的黃金時代。歲月無情，時光流逝，我們各人都已走到人生的夕陽時分了，有多少感悟和唏噓，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們見証了歷史！
剛才那位小姑娘叫我是”阿伯”，而不是”公公”，説明看上去我不算很老，想到這里，我又暗自偷偷地樂了！
《四》感言
從東山走出來的人群，多有比較优雅的品味，淵博的知識，不凡的气質而有別于來自其它社區的人群。這當然只是我的看法，不過有很多人為之認同。
東山人是”東山少爺”的後代，為數不多，高干，高知也佔小數，更多的是出自普通家庭。人的基因故然重要，人群中也有相互影響，但我認為是東山一直有好的學校（從幼儿園到高中），好的老師，他（她）們教書育人，言傳身教，將他（她）們對事物的邏輯分析，思維方法，對人生的品味、看法，藝術的指引、入門都毫無保留地傳授于我們，而使之受益終身。當我們漸漸老去時，更加感恩老師們當年的栽培和教育。
老三屆有一大批精英，中斷學業于文化大革命，我們68年入學的，整天學政治、學工、學農、學軍，沒有多少文化知識學業進修。記得在七中上了兩堂英語課，各自學了13個字母，合計26個英文字母就是初中畢業生了。不過我們當中很多人繼續努力，學業不止，幾十年後，很多人在各行各業各有成就。至于在美加的下一代，很多都是出類拔箤之輩，按輩份排行應説得上是東山名校的徒子徒孫了。
廟前直街早已經沒廟了，只剩下基督教堂孤零零地矗立在寺貝通津的高地上。从小到大感覺不到很濃的宗教氣氛。這條大街卻像搖藍曲上的弦，奏出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這里走向社會，走向全球，不管風雲變幻，這里總是人材輩出，各領風騷。我相信曾經駐守在這里的滿天神佛，一直在默默地關注著、護佑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繼續行走在各自的人生大道上。
我不知用甚麼語言來形容我的心情，只能用最直接的語言。
這里是廟前直街！我心中永遠的廟前直街！
另，這只是回憶由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這段時期的大街風光，如果有前輩和後來者加以補充，你會發現，廟前直街原來是如此的多姿多彩。
我們常説英雄創造了歷史，估且不論這种説法是否正确。我總認為歷史的細節是由芸芸眾生所描寫的，當年衆多的老師和学生（當然包括我們自已），行走在這條大街的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是 書寫這段歷史的英雄，把這段歷史記下來是我們每个人都應該且可以做的事。
憶文多得學長校正，老友們提供資料，本人深表感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