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武斗
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翻烧饼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数次：
1966年“8•19”湖大学生造反，“8•22”抓右派学生，“8•23”工农兵支持造反的学生“9•24”抓黑鬼全面镇压造反派，1966年10月“湘江风雷”成立对持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1967年“2•4”大规模镇压“湘江风雷”，1967年“8•10”中央称“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左派”，否定省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高司”派溃败、湘江风雷平反。到这个时候，长沙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基本形成两派：一派是以革命左派自居的“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工联）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一派是新保皇派“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工联”派的矛头直指支持“高司”派的省政府和省军区，两派间的对立越来越激烈，渐渐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1967年4月，我随船从武汉回到长沙，长沙正处于武汉同样的状况，码头上静悄悄，工人们都造反去了。自离开战斗队后，我的心一直躁动不安、愤愤不平，渴望再次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去。船锚泊后，我游荡在市区里的大街小巷，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遮天蔽日的红旗、火爆激烈的辩论场面，热血再次沸腾起来，走到五一路省航运局大门前，遇见局机关“主沉浮造反兵团”正在扩招队员，我没有犹豫就去报名领了个红袖标。走进熟悉的长沙港务局大楼，来到熟悉的造反队办公室，见到熟悉的战友，不由自主地又融合在一起了。
4月下旬，长沙“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红中会）在省军区大门外发起静坐绝食运动，长沙市各造反组织大举声援，绝食现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高音喇叭昼夜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的歌声响彻绝食现场，气氛热烈而悲壮。我和刘利国等十几个“海燕战斗队”成员也前去声援，在军区门口静坐了三天。
1967年“6·6”恶性事件发生，位于长沙五一中路中苏友好馆（现长沙市口腔医院）的“高司”联络部遭市民围攻，“六号门”的造反派和“青年近卫军”的成员进攻大楼，大楼燃起大火，大学生四处逃散，遭到追打与围殴，导致多名学生死亡，我在中山路三角塘亲眼看见一名从中苏友好馆逃出的大学生遭到十几人的殴打。这次事件共打死10人，“高司”7人，造反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造反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伤77人，重伤43人，赤手空拳前来平息武斗的解放军受伤119人。砸毁省军区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1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中苏友好馆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元。
届时长沙市内的武斗逐渐升级，“高司”在河东的据点和湘雅医学院的学生组织相继遭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围殴，被迫全部撤回河西，并成立“高司武工队”相对抗。支持“高司”观点的工人组织以基干民兵为主成立“红色怒火”武装队伍，集中在河西高校园区，两支武装对厂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伺机实施武装报复行动。河东的各造反组织迅速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抵御“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的袭扰，长沙市武斗全面升级。
“长沙工联”组建“直属兵团”（政委周国强、团长朱香桂），这是一支长沙市最正规、组织纪律性最好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造反派武装。
长沙港务局党委、行政和工会工作完全停止了，依赖着少数行政业务部门人员自觉维系着全港码头和船舶的生产。四层楼的局本部，一大半被局里的造反组织瓜分，“云水怒”和其他组织占据三楼，“海燕战斗队”扎营二楼，每人发一杆自制的梭镖，“海燕”成员以驳船队团支部成员和积极分子为主体，扩大到三十多人，全是1962年一道参加工作的青年。
1967年6月11日，“海燕”的第一次行动是支援被“高司”、“红色怒火”袭击的长沙船舶厂，我们乘船赶到船厂时，“红色怒火”的人员早已撤退了。我爬上船厂三层楼高的瞭望台，看见靠瞭望窗口下方的地上，依墙半躺着一名护厂的“工联”队员，他身穿汗衫，面色惨白早已气绝身亡，心脏部位清晰可见一个被长矛刺穿、有乒乓球大小的洞，地上没有多少血迹。
6月12日，我领了工资便请假回家，河西是“高司”的根据地，刘利国怕我有危险，陪我同行。我们坐轮渡从荣湾镇上岸，河西的气氛异常紧张，处处可见持梭镖和扛枪在路上巡逻的小股队伍，师大和湖大的办公大楼前用麻包垒筑起工事，壁垒森严严阵以待。我俩一进家门，母亲斜靠在床头，面容憔悴，小弟宗平哭着说：“妈妈咳嗽了好多天，昨天还咳出了血，我是六神无主了。”
我和刘利国急匆匆到湖大卫生科借了一副担架，二人抬着母亲一路小跑送进长沙市第四医院，幸亏医院没有因为派性争斗影响治病救人，医生细心地诊治后，责怪我为什么不早送来治疗，马上安排了住院。我回到河东告知了姐姐，姐姐闻讯立刻请了一天假去医院照看母亲，姐姐的客轮航班在正常营运，照顾母亲只能由我奔走在河东河西之间。6月16日，武斗升级，轮渡停摆，两岸的交通隔断了，我被困在了河西，心急如焚地守在四医院，母亲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6月19日病愈出院，我陪着母亲一路走回家，叮嘱母亲和小弟宗平：“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造反派，只说我在抓革命促生产。”我掏光口袋里的钱，安顿好母亲和弟弟，出门沿岳麓山山路走到荣弯镇，因没有了渡船，我想只有到长沙船舶厂就有办法回到河东，从荣湾镇走龙王港的小路，一口气十几里路到银盆岭长沙船舶厂大门，大门前同样壁垒森严、工事林立，我向守厂的工人讲明身份，他说：“太巧了，你局里有船过来了。”就这样我顺利地回到了“海燕战斗队”本部。
武斗升级，为了装备，盛行抢枪风，先是地方各单位人武部、后到各级地方部队机关，全国只是正规的野战部队没有受到抢枪的冲击。
长沙港的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护港指挥部”，但是谁也指挥不了谁，依旧各行其是、各自为政。1967年6月19日，“海燕”和“云水怒”瓜分了长沙港务局人武部的二十余条老枪，全是三八大盖，没有子弹。
1967年6月20日下午，我们二十余人开一艘拖船奔赴湘阴县，午夜洗劫了湘阴县人武部，收获颇丰，三十几支三八式步枪，一挺日式歪把子轻机枪，二百余发子弹，十几个手榴弹，全是射得出、拉得响的真家伙。回到长沙，“海燕”已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了。
1967年7月上旬，赵家林把我叫到长沙港务局大楼二楼走廊东头，低沉地问：“零陵来了电报，说你父亲去世了。你要回去么？”我一时无言以对。
赵家林关切地说：“现在零陵一带很乱，要问清楚情况才能下乡去。”
1967年初夏，道县出现“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张贴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血腥恐怖的屠杀事例时不时传到长沙，零陵县与道县毗邻，赵家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回家与母亲商议，母亲哭着决然地说：“好久没收到你父亲的信了，一来就是噩耗，还不知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能回去，我马上把所有的钱寄回去，要你弟弟宗亮安葬你父亲后马上来长沙。”
我遵从了母亲的意见，写信寄钱，刚办好这两件事，合肥的姑母（舅妈）风尘仆仆地闯进家门，见面和母亲抱头痛哭，哭罢坚毅地说：“我知道现在乡下很乱，宗凡肯定不能回乡去，我马上回乡下，安葬小哥哥，再把十八岁的宗亮带来。”我看着满头白发的姑母，悲生心底，忍不住大哭起来。
姑妈走后，妈妈一连哭了几天，她担心造反派听见说她同情反革命，只好蒙在被子中哭。姑妈回乡处理好一切，带着弟弟回到长沙，十八岁的宗亮又瘦又矮，我真担心他会是个矮子，两年后再见到他，已经长成一米七的汉子了。
从二弟宗亮的口中我知道了父亲最后几年的生活情况。
父亲1962年回乡，同辈的一些人还健在，囿于他多年对老家乡亲的扶持和帮助，公社安排他教小学，十二岁的弟弟放牛，两人一年的工分能分到五六百斤谷，加上母亲每月寄去的八元钱，生活较之于土生土长的农民要过得好些，村里所有的喜事乡亲们都会请父亲坐上席，能吃饱饭和暂离歧视，心情随之开朗，父亲的身体逐渐胖了、健康了。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开始，父亲被辞退回家，没有了工分，好在宗亮的工分加了，十五岁的少年，学会了一应农活。父亲日子过得还算清闲，他酒、烟不尝，常常走十几里山路去会友喝茶聊天。
1966年9月，公社、大队的青年农民组织起贫下中农文革造反军，开始全面对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批斗，老土改干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被纳入批判对象。父亲的厄运也随之开始。最初几个月，父亲只受到小范围内的学习检查批判，到1967年6月，斗红了眼的后生给父亲挂上“国民党反动派大官”的木牌，在禾场批斗后游走村落，父亲在第二次批斗后，身体和意志崩溃了，7月初病倒，因为无医无药，一日重过一日，终于卧床不起。
弥留之际，他把宗亮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说：“我经历了两个社会，国民党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且贪腐成风，失败了；共产党组织严谨，作风正派，能领导好国家的。这些年我没能支撑家庭，也是政府的宽宏大度，安排你的姐姐哥哥在国营单位工作，才使我们家衣食无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党的政策好，现在的情形是一些不懂政策的无知青年干的，原来的领导都被打倒了，这种状况肯定会得到更正的。我看不到了，大限将至，告诉对你哥姐，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讲完这番话后的第三天，父亲便离开了这个他永远没弄懂的世界。
父亲的全部书籍和文字被农民造反派抄走了，劫后余生的一点点文字，在父亲第一次被批斗游村时，宗亮彻底将其付之一炬，堂弟李兴隆比二弟宗亮大三岁，在他的回忆下，还原了父亲的两首七绝：
山居旷野乐陶然，独愧悠悠待岁遷。
多病少闻人世事，余生只合枕头眠 。
怕将往事忆从前，检点平生总不然，
解放自知觉悟晚，只期莫负再生天。
在父亲的后一首诗中，字里行间充满着自我反省，他的自我反省是完全自觉的，是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一无所知和对共产党的盲目信任，无奈政治不容他。悲哉！
1967年7月中，先是湖南省军区被抢，我们认为其中一定有阴谋，就按兵不动没去参与，我和几个队员跑到军区门口打听消息，见冲击军区的组织和人员全都安然无恙，回队部向大家介绍情况，人人面呈后悔之色。当一听到163军医院的武器库被打开了，我们立即登上解放牌卡车开赴浏阳河，到达东沌渡桥头，浏阳河十里长堤上停满了汽车，我们下车后直奔163医院，在渡口处是人山人海，三条能载20人的木划子在河中艰难划行，我和队友二十余人干脆游过浏阳河，跑进163医院后面的丘陵地带，五六座军火库，没有一个军人看守，我和刘利国敲开第一座仓库的大锁，里面堆满了几米高的长木匣，我俩从中各挑选了三支有撞针的苏式骑步枪。回到“海燕”总部，清点战果，枪支增加了几十支，一大半虽有撞针，却没找到一颗子弹，拿回的全是烧火棍。
7月22日，毛泽东夫人江青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社会同时广泛传诵着林彪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武装和武斗合法了，“海燕”扩大、优化武装的信心更坚定了，开始了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新扩张。7月23日，“海燕”全体成员乘坐一艘拖轮、一艘客轮，沿资水、澧水航行，沿途抢劫了沅江县人武部、茅草街镇人武部、南县人武部、津市镇人武部、澧县人武部，返回长沙时人手有两支货真价实的枪和数量可观的子弹，同时拥有捷克式、加拿大式、苏式转盘轻机枪各一挺，马克辛重机枪一挺。
我拥有一支苏式43式冲锋枪和一把中号左轮手枪。
1967年8月10日，中央支持“长沙工联”，批评“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定性“工联”是革命左派，“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支持的“高司”顿时土崩瓦解，两岸的交通恢复了，我立即赶回荫马塘家看望信息隔断五十余天的母亲和弟弟，看到她们都安然无恙，放下两个月的工资又离家返回长沙港“海燕战斗队”。
“工联”趾高气扬，“湘江风雷”不服气了，又一轮群众相残开始了。“工联”排斥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众组成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是“湘江风雷”的主要力量，于是昔日同生共死的造反派便分裂成泾渭分明的“工派”和“湘派”。
1967年8月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首，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为副，结合“工联”胡勇、唐忠富，“湘江风雷”叶卫东，“长沙工人”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大专院校红总司”朱顺祥六人。其他社会造反组织“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全被排除在省革筹外。名单一经公布，被排除在的群众组织立刻张贴大字报，称省革筹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搞的”，说省革筹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等等。他们要求重新成立大联合的革委会。
“海燕战斗队”赞同“工联”观点，1967年5月初正式加入“工联”。与局机关干部肖毅昌、白松、赖宇明等人的“劲松战斗队”联合成立“长沙港造反联合体”，坚持维持全局的正常生产工作。结果被“湘江风雷卷巨浪”等组织视为新的保皇派，而且“海燕”的影响在航运系统内部逐渐压倒“卷巨浪战团”，这是战团司令李慈顺不能容忍的事。1967年8月11日，“卷巨浪”趁“海燕”武装人员悉数外出之时，洗劫了“长沙港造反联合体”，五花大绑捆走留守文员肖毅昌，抢走了留在家里的全部有用和无用的枪支，以及宣传文具用品。黄昏大家回到港务局，听到白松的控诉，个个气愤地高喊“踏平‘卷巨浪‘’”，“活捉李慈顺、唐绍其”。
面对文革造反以来桀骜不驯如野马般的这群年轻人，稳健的赵家林最终说服了大家：“你们看见李慈顺和那些一起造过反的老工人能开枪吗？打得下手吗？还是想办法先救出肖毅昌，再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我素来反对内讧，自然站在赵家林一边，极力说服和我交情最好、脾气性格最暴躁、踏平“卷巨浪”最坚决的易双贵和罗国华，他俩一转弯，海燕的队员全都平静下来。冷静地派人去交涉，肖毅昌回来，他也为我们分析了两派力量，剖析了交战的结局：“‘卷巨浪’里的所有成员都很紧张、害怕，大多数人后悔抄了‘海燕’，主张讲和。就是司令李慈顺霸道，他说原本‘海燕’原来隶属于湘江风雷，现在叛变投靠了‘工联’，他说一山难容二虎，‘海燕’要么回‘卷巨浪’，要么解散。我主张尽量避免再起冲突，发生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自相残杀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权衡再三，赵家林为避免与湘派的任何武装组织发生枪斗，率领‘海燕’全体武装人员和全部武器装备加入了“工联直属兵团”。留下“长沙港造反联合体”里的肖毅昌、白松等原机关干部主持全局的文革和生产工作。
1967年8月13日，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开进长沙市一中“工联直属兵团”所在地，装备精良的队伍，让近二百人的兵团司令梁甘宁喜出望外，将我们编为第一连第一排（一连仅设长沙港和省建六公司武装一、二排）,成为“工联直属兵团”的主力。我们在一中教学楼学生教室里打地铺睡了两天，“工联直属兵团”整体移师三四一工程兵学院（现为国防科大），学院自1966年文革开始，彻底停了课，学员都回了自己部队，唯教师留在冷清的学院里，经“工联”总部与学院领导商议同意，空空如也的校园成了“工联直属兵团”的驻地。
“海燕”离开长沙港局后，长沙“湘派”武装人员与湘潭“高司派”武装人员从8月10日至9月20日，在长沙南郊暮云市、白马垄和湘潭易家湾发生剧烈枪战，湘潭方面动用了湘麓机械厂制造的轻型装甲车。40天大战后双方死亡92人，受伤百余人。武斗中双方都有虐杀战俘的恶行，湘潭“红色怒火”枪杀了7名“工联”人员来祭坟，“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则将抓来的战俘活活垫棺殉葬。
和我1962年一道参加工作的彭金榜，从岳阳回来加入“青年近卫军”，参加了长沙南郊保卫战，在战斗中被机枪打死，他的灵堂设在黄兴路司门口市公安局里，市公安局1967年7月被“长沙青年近卫军”占领为其大本营。
接着发生的是“湘派”与“红色怒火”在长沙县丁字湾的枪战。枪战中，长沙港“云水怒兵团”成员沈应陶和郭纳初在夜幕里中弹身亡，两人均是1962年和我一道分配上船工作的青年，沈应陶从未参加过运动，唯一一次就是贴出攻击“海燕战斗队”阶级成分的大字报，贴完大字报他就回船航行去了。郭纳初更是本分，连大字报都不去看。真是生死有命啊！这次他俩恰巧船到长沙，一起走进港务局大楼，见“云水怒兵团”1962年入职的同事在发枪，经他们鼓动，一时心动各自领了一支枪，鬼使神差地跟着队伍到了丁字湾，伏在小山岗简易工事里，对着一里外的黑夜盲目地放着冷枪，半夜时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中胸部，双双气绝身亡。挨在他俩身边的丰达明事后说：“只听见他俩叫了声‘哎哟’，然后是一阵轮胎放气的哧哧声，我把郭纳初背下阵地时，他的身子已经僵硬了。”
赵家林，1946年生人，初中毕业，为人厚道、老成持重，处事中庸。要不是他的掌控，几十个血气方刚的“海燕”青年绝不可能在疯狂的文革中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是他力主加入“工联直属兵团”，从而避免了与本局造反组织的决裂武斗，也避免轰动长沙的那几次血腥的武斗，今天细细想来，此决定的确是上上之策。
1967年8月16日，我们刚吃过早饭，“长沙工联”总负责人胡勇在工联直属兵团司令梁甘宁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排的住处，传达省革筹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湖南省以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首，结合革命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的湖南省革命筹备委员会，于今日中午抵达长沙，经省革筹全体人员研究，决定由“工联直属兵团”派出武装人员负责省革筹的安全警卫工作。经“兵团”研究报请省革筹领导小组批准，决定由“长沙工联直属兵团”担任这一任务，兵团司令梁甘宁指派一连来执行，具体分工是一连一排直接负省革筹的贴身保卫，二排（省建六公司）负责省革筹驻地湖南宾馆外围的安全。
8月16日上午八点，我们一排荷枪实弹乘二部四十七军的嘎斯六九，随一长溜小轿车驰到长沙黑石铺飞机场，十一点左右飞机徐徐降落，接到大腹便便的一行人，上车直接开进湖南宾馆。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么多、这么大的官：黎原、郑波、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等人。看着身穿便装、高挑白面、文质彬彬的黎原，我怎么也不敢把他与金戈铁马的将军相提幷论。
进入湖南宾馆，赵家林、梁甘林等人陪着黎原、华国锋走进宾馆大门，从电梯直上了八楼。我们则集合在大楼前门草坪上，五分钟后，四十七军钱参谋长在队列前布置警戒和哨岗：“围墙收发室为第一道门岗，一米外画道警戒线，四人一班，一小时一换；军队派一名徒手军人和一名省直干部随同站岗，他们负责接待来访的群众和各地干部。围墙里到宾馆楼厅前五米处设第二道警戒线，两边建立工事各架一挺机枪。后门岗哨二人，流动哨四人；八楼电梯门岗哨二人，徒手军人二名。武装人员安排你们自己负责，我会随时查岗的。对持有枪械武装者，不听劝阻强行冲击到第二道警戒线的人，第一次朝天开枪警告，不止步者，你们有权开枪击毙，绝不能让任何人冲进宾馆大楼。”
接着郑波副军长讲话，看着那五短身材的军人，圆圆的脸上崁着一双圆圆的透出军人杀气的眼晴，真是不怒而威，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军人！他讲话极其简洁扼要，他说一是要高度警惕，服从命令，坚守岗位。二是要严格执行政策，决不允准擅自开枪。三是所有安保人员除开餐时间外，任何人不得在八楼逗留。
我和刘利国分配在宾馆一楼东头的107房间居住，第一次走进长沙市最高档的（时湖南宾馆是长沙市最好的宾馆）住房，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格外的新奇、兴奋，第一次睡席梦思的滋味更是让人终身难忘。
湖南宾馆的内部餐厅设在八楼，我们一日三餐非得三次往返于八楼，餐食非常精细可口，早餐稀饭、雪白的馒头和卷子，几碟咸菜，不限量。中晚餐四人一桌，四菜一汤、荤素各半。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平生第一次享受到的优厚待遇，至今回味起来，乱世中能得到如此享受，真是不枉此生。早餐时一般难见到军人，军人黎原、郑波从不到餐厅，餐饮全由生活秘书安排在自己房间里享用。华国锋、章伯森等其他省委干部则按时在餐厅用餐，我们如果准时上八楼吃饭，每次都能见到他们，有时还能同桌吃饭。第一天吃早餐，我与华国锋、章伯森就同过桌。廋小的章伯森匆匆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小碗稀饭离席而去；高高大大的华国锋一连吃了三个馒头，喝了三碗稀饭，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回到一楼，我向“海燕”的弟兄们炫耀看到的情景，谁也不相信，约定第二天如时在八楼就餐，结果十几双眼睛见证了我说的话。
在湖南宾馆惬意地享受了四天好生活，1967年8月20日九时许，长沙“工联”胡勇气急败坏地闯进宾馆大楼，怒气冲冲地乘电梯直上八楼。见此，我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几分钟后伺机上到八楼，出电梯门就听见省革筹办公室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我悄悄朝门里一瞧，只见“工联”的胡勇和“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面红耳赤地在互相指责。胡勇说：“今天凌晨你们‘湘派’骨干‘东方红造反兵团’袭击抢劫了‘工联’总部，损失虽然不大，这口气实在难咽。”叶卫东说：“我一直在省革筹，他们抄你总部关我什么事？”气得胡勇捶胸顿足，大骂：“什么鸡巴大联合，尽在背后搞鬼！不搞了，‘工联’退出省革筹！”叶卫东也毫不相让地说：“你不搞大联合关我鸟事，哪个想和你联合！”黎原和华国锋几乎是在哀求双方“莫破坏大联合的大好形势”，胡勇不管三七二十一，噌地一下站起来大叫：“散伙，不联合了！我走，我的人全走！”他不顾黎原华国锋等省革筹成员的劝阻，边走边对梁甘宁、朱香桂说：“叫上直属兵团一连的人走，还警卫个屁！”
就这样我们奉令撤出湖南宾馆回到三四一工程兵学院。1967年8月21日清晨，“工联直属兵团”一连兵发五一广场，“工联”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排（“海燕”）进攻位于解放路的“东方红造反兵团”总部，二排（省建六公司）拱卫五一广场银苑茶楼和湘绣大楼，以保证一排的后防和退路。
我们三十多人在五一广场南端列队，一辆汽车改装的装甲车开路，钱竹生等四人上车，其他人分成两队沿黄兴路左右两侧尾随装甲车向南挺进。装甲车开得太快，开出不到二十米，车子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和罗国华沿黄兴路西侧冲在最前面，跑到司门口中行储蓄所门前时，只听见后面焦急的呼喊声：“回来，快回来！”我俩止住脚步，将身子贴在储蓄所外墙上，刚回头张望，“哒哒哒”一梭子子弹打在头顶上一米多高处，墙灰和打扁了的子弹头落在我头上，我顺手拾起两颗弹头，弹头还烫手。我俩转身跑进“姊妹花服装店”，我们的人已在二楼做好了掩体。赖宇明说：“现在工湘两派的组织几乎全部参加了武斗，形势太乱了，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在努力调解，我们刚接到命令，停在进攻，固守在现有阵地等候通知。你俩不知道，再冲过去二十米就没命了，那是市公安局大门，‘青年近卫军’在市公安局大门口架着两挺重机枪，幸好你俩退了回来，真的命大！”我这才知道“工联直属兵团”一连七十多人面对的不光是“东方红造反兵团”刘定安的人马，还在面对“湘江风雷金猴战团”、“长沙青年”、“长沙青年近卫军”等社会武装力量，整个黄兴路上没有工联的驻点，全是湘派武装。
上午十点，“工联直属兵团”一连遵照上级命令，退守司门口东北角的长沙手工业联社和西北角的姊妹花服装店，由此保障到五一广场东南的银苑茶楼和西南的湘绣大楼的退路畅通。司门口东南角的长沙妇女用品商店是“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阵地，西南角二十米市公安局是“青年近卫军”的据点。两边人影清晰可见，双方的枪却是毫无目标地射击着。几个小时过去了，省革筹和四十七军的调解毫无成效，责令双方停火的命令迟迟不见下达。刚吃完后面送来的干粮，下午二点，市里的枪声渐渐稀少，黄兴路上从南面大步走过来一群人，有徒手的、也有持枪械的，佩戴的红袖标有“湘江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井冈山”等各个组织的。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几个“井冈山红卫兵”的女中学生，她们边走边齐声高喊：“缴枪不杀！”她们身后时不时有人向我们开上几枪，子弹打在服装店二楼木天花板上，冒出缕缕轻烟。
直面楼下活生生的人，我们谁也不敢向人群开枪，见此状况，赵家林果断下令全体队员后撤，此时，湘派武装已经占领了姊妹花服装店到五一广场途中的多处建筑，退路被切断了，我们只能翻墙越顶，向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撤退。守卫姊妹花服装店的“海燕”人员由我和谭可成断后，前面的人刚攀越过太平洋小百货商店，商店的后门就被踢开了，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冲了进来，情急之中，我和谭可成赶快翻墙进入太平洋商店售货大厅。大厅里只有一名姓朱的守店青年职工，他将我们藏匿起来，自己出去应付，半个小时后他回来说：“‘工联’负责守卫五一广场到韭菜园的‘六号门’撤走了，你们的人都没能走出去，被包围在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里。现在到处是‘湘江风雷’和‘青近’的人，见到‘工联’的人就抓，你们这身打扮是回不去的。”执行任务时，我们统一着工作服，带上“长沙工联”的红袖标。为能安全避险，小朱拿来他的衣裤，我和谭可成换好，将枪和工作服全部留在太平洋商店，等到下午五点，听见街上的吵闹声渐渐平息，我俩出后门经岳王街回到长沙港务局。
几个小时过去了，听着五一广场传来的零星枪声，被包围在五一广场的同事们一直杳无音信，这让我十分担心。谭可成晚饭前回家去了，我草草在长港食堂吃了饭，走出大楼，站在五一路西头惴惴不安地朝东观望，晚上八点半，五一广场西南角湘绣大楼顶部冒出滚滚浓烟，十几分钟后形成熊熊烈焰，火光印红了半边天，市民纷纷朝五一广场涌去，整个广场沸腾了。我的心揪得更紧了，死盯着广场方向的几个路口，约半个小时后，见罗志荣、罗田径等几个人走来，我高兴地迎着他们，从他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知道了这场战斗的许多精彩故事。
上装甲车的钱竹生和史胖子受伤送进了医院，其他的人员撤进广场东南角的银苑茶楼，晚上八点钟，对面一连二排（省六建）驻守的湘绣大楼四楼起火，广场东北角长沙五金采购站楼上的“长沙青年”，用高射机枪燃烧弹扫射湘绣大楼，击中四楼成品仓库，成堆的绣织品燃烧起来，一连二排人员去救火，却发现整个大楼都停了水，只能任凭火势漫延，直到烈焰冲天，围观的市民冲开了包围大楼的湘派武装人员，进入火场，双方武斗人员和广大市民搅合在一起。“工联直属兵团”的人员趁机弃掉长枪，混入人群走出五一广场。在五一路广场北的五一路至韭菜园一线停着许多辆军车，一些军人在车边询问来往行人，凡见到从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逃出来的“工联直属兵团”战士，不问人数，见一个送一个，军车立即启动护送其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谢天谢地，“海燕”的所有成员钧安然无恙。
这场武斗使湘绣大楼变成了一片瓦砾，里面上千万元绣品和原材料被彻底焚毁，成为长沙市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湘绣大楼遭枪击燃烧的原因，1970年一打三反中，社会组织“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枪毙前作了如实的供述。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庆幸和炫耀自己命大，子弹离头二尺与死神擦身而过，我还轻蔑地嘲笑对方枪法太差，不到三十米的距离居然打不中。直到1970年11月，离开闹了几年的“革命”被发配到三线，经过痛苦的反省，我才深深明白：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不敢更不愿意枪杀站在自己面前活生生的生命，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呀！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把人教育成杀人的工具，非得有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霹雳手段啊！
1967年8月22日，一早我匆匆赶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只见“工联直属兵团”驻地里一片狼藉，精良的武器装备几乎丧失殆尽，从战场上带回的短枪也寥寥无几，此刻，若有任何一支“湘派”武装前来挑衅，我兵团一百多赤手空拳的人必将遭全歼。
随黄兴路的枪声停息，长沙市内所有“湘派”组织联合抄砸了“工联”的基层单位，人员纷纷被抓、物资被洗劫，分散在各工矿企业和机关的“工联”基层组织相继撤进长沙汽车电器厂。长沙汽车电器厂位于东风路9号，是市内知名的大中型企业之一，文革中成为“长沙工联”的大本营。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取市党政大权，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刮起“1月革命”的夺权风暴。1968年4月8日湖南革委会成立，气电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胡勇出任省革委副主任，许新宝出任长沙市革委常委。
形势严峻，司令梁甘宁和政委朱香桂当心“工联直属兵团”遭“湘派”的武装剿灭，率领残败不堪的队伍溃退到气电厂，我随着人群散漫地走着，沿途景象像极电影里大溃退的场景，一个个散兵游勇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气电厂大门两边各垒了一个较大的掩体工事，摆放着几挺轻重机枪，严陈以待。进入大门，场景异常混乱，人群川流不息，很多人如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气电接待处的人个个手忙脚乱，全乱了章法。最有组织的还是“工联直属兵团”，我们进入气电厂集合在操坪上，听“工联”铁嘴周国强慷慨激扬的演说，一百多年轻的心重又振作了起来，个个激起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随即按建制雄赳赳地返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
1967年8月24日，经过省革筹的调解，长沙市反“工联”的风潮逐渐平息，随后省革筹统一组织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将工湘两派的武装力量重新纳入省革筹领导之下。四十七军也对“工联直属兵团”重新配备了清一色的五六式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并派军人进行军事培训，“海燕”排来了个易排长，上级介绍说他是战斗英雄，参加过南越的丛林战，是军中有名的拼刺高手，怕他牺牲在越南，经历了几次战斗后调他回国。尽管社会上仍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武斗，我们住在三四一工程兵学院里，每天无所事事，要么带着机枪、步枪到学院打靶场练习射击，五六式的机枪和步枪，五四式手枪，我无一不会；要么三五成群私藏几个手榴弹，溜出工程兵学院，到烈士公园湖里去炸鱼。
这段时间我如置身桃花源，安全而宁静。一有时间，我就在工程兵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里寻找书籍，学院的图书馆、教研室、办公室早已封存保管，谁也不能随便冲击，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找到一本《林彪轮军事》，什么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战术全部囊括书中。
就在我们最清闲的时候，1967年9月4日中午至5日下午，长沙“湘”派武装与“高司”派在长沙县莲花桥、九江庙、坪塘镇的长沙市第二十四中学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294个单位的3954人投入了混战。
自1967年中央“8·10”决定后，长沙“高司”总部和同观点的组织一起撤退到湘潭，“高司”和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组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制定以坪塘为跳板，“解放河西”（长沙湘江西面）的战略方案。“火烧湘绣大楼”事件发生后，“高司”更是高喊“打回长沙去，解放长沙市”的口号。8月10日“高司”在易家湾的进攻被长沙“湘派”武装遏制。8月22日，“高司”和湘潭“革造联”开辟第二战场，挺进坪塘，控制长宁公路。8月26日，“高司”派200多武装人员进驻坪塘二十四中学、九江庙、含浦一带。9月4日上午，“湘派”武装在莲花桥遭遇“红色怒火”，将其击退围追堵截在坪塘二十四中校区里，5日凌晨总攻，上午校区枪战结束，双方伤亡惨重，“高司”死亡30人，“湘派”死26人。双方被俘遭枪杀者21人。其中“湘派” 2人，“高司”19人（含负伤后补枪至死的8人）。1962年和我一道参加工作的长沙港青年船员周国伟（长港云水怒兵团），因在坪塘拖轮船上枪杀了一名俘虏后来被判处了七年徒刑。
省航运局、长沙港的“湘江风雷”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组成“坪塘抗暴联合指挥部”，请出原四十七军参加过湘西剿匪的军官，现任省航运局局长的刘春发担任总指挥，分乘多艘客、拖轮开赴坪塘码头参战。9月4日，“工联直属兵团”“海燕”武装人员奉令固守长沙县莲花桥，我们在莲花桥小山上喂了一晚的蚊子，没见到一个人来进攻，9月5日上午接到通知，警报解除可以返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了，因为知道航运系统的大批人员在坪塘，我们便驱车下午到达坪塘。战场上一片狼藉，我走近二十四中，校大门外左侧躺着个死人，天顶盖被掀去一大半，右手五指弯曲扣在脑袋里，脑髓散在身旁，真惨不忍睹！到第一间教室又见两具尸体，我不想再看下去了，随人群登上中学教室后面的小山，山沟里横七竖八躺着六、七具尸体，我赶紧离开人群到轮渡码头客轮上找寻熟悉的同事，正遇刘春发局长，他苦笑着说：“船一靠岸，我就成了光杆司令，正好，我也落得个清闲。”
一生中唯一见到的惨烈场面，让我从心底里痛恨战争！祈祷世界永远和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