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泪

    1953年4月，第一次看见母亲极度伤心的流泪，那泪如同金刚钻在我的脑海里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记忆。从此，凡我行事，如果有点背道离经的话，肯定会仔细地衡量，事后会不会引起母亲的伤心、母亲会不会因此而落泪。如果会，即使是诱惑再大，利益再大，我也会戛然而止的。

    麓山门四号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共有二十多间住房和杂屋，先住了八户人家，随着湖南大学总务处招兵买马，不断安排职工陆续挤进这栋楼，住户曾加了一倍，有的一户人家住一间住房，堂屋和厨房为共用。

    十几户人家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二十多个。每个星期天是这幢楼房最吵闹的日子，一楼正中前后的两间堂屋，是孩子们的娱乐天地。前厅堂屋光亮宽敞，屋里没放任何家具和其他物件；后堂屋小而黑，前壁的楼梯还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楼梯下堆满着几家人不常用的杂物。跳房子、跳绳……游戏通常在前屋进行，打游击、躲猫猫、抓强盗……则在后屋玩，所以前厅女孩多，后屋男孩多。

    住在二楼的陈婉是家中独女，她美丽、温柔、手巧，第一次见到她，就有种强烈的仰慕和依恋。相识后，她的住房是最吸引我的地方，除开带弟弟们玩，有空就跑上楼去找她。小时候母亲教会我叠纸鹤、船、亭子、衣服等纸玩具，对叠纸我一直有兴趣，陈婉会叠纸，妈妈教的她全会，妈妈不会的纸叠汽车、太师椅等玩具是她传授给我的，至今我还能用纸叠出酷似的太师椅子来。

    一天，我带着八岁以下的六、七个男孩在后堂屋里玩瞎子摸人，十四岁的初中女生陈婉带着几个女孩在前屋跳房子。一间十个平方的小屋是无法笼罩住七、八个男孩的躁动，总有人摸着摸着就跑到了前屋，每次都被陈婉呵斥着推回后屋。

    轮到我蒙眼做瞎子摸人了，张兆其牵着我原地转了几圈，把我推向屋中央，喊了声：“开始！”我略略抑制住晕眩，侧耳辨听着同伴躲避的声响，双手在空中乱舞，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摸到了前面的大堂屋里，听到前方的“咚咚”脚步声，猛扑了过去，一把抱住高兴地大叫：“抓住了，抓住了！”

    “啪！”我头上不轻不重的挨了一巴掌，接着听得一声斥喝：“放开我，讨厌鬼！”我松开手，一把抓下蒙着眼睛的布，怒视着拍我头顶的人，是陈婉，陈婉比我高一头多，她笑着俯视着我，为刚才的巴掌，脸呈歉意，轻声说：“你们老是跑到前面来，害得我们房子都跳不成了。”说完又伸手在我头上轻昵地拍拍。

    在乡下常听大人们说：男孩头被女孩拍了会长不高。一想到这，我怒火中烧，抬脚便朝陈婉的小腿面狠狠踢去。

    “哎哟！”陈婉痛得大叫起来，她一把抓住了我，忿忿地说：“我拍你一下又不重，你太野蛮了，这么死命的踢我。”

    “哪个要你拍我的头？”我抓着陈婉的上衣拳打脚踢，挨了好几下的陈婉很生气，说：“你就是个疯子！”她伸长长臂按住我的前胸，将我死死地按压在墙上，任我拼命挣扎、乱打乱踢，怎们也够不着她，急得我哇哇大哭。

    “陈婉，放手吧，让他回去！”不知什么时候小同伴叫来我的母亲，妈妈面带笑容，轻声对陈婉说。

    “李妈妈，我冒打他，只是抵着他免得他打我。”

    母亲走到陈婉身边，蹲下身来，拉起陈婉的裤脚，用手轻轻的揉了揉陈婉小腿的红肿处说：“知道、知道，你从没有打过弟弟妹妹们，是他调皮了。”

    陈婉松开手，转身上楼去了。

    “回去！”母亲向站在墙边的我厉声喝道。

    一进家门，母亲把我叫到桌边问：“说，为什么打架？”

    “是她先打我的。”我愤愤地说。

    “我问了，也看了。才八岁就这样野蛮凶狠，长大了还不翻天！”妈妈的脸严肃的像铁面包公，冷峻而威严，这是我从懂事以来从未看到的脸，我怕了，不敢再顶嘴，低下头以沉默来表示我的不服。

    “从小教你温良谦让，告诉你‘让人不折之（吃亏意），过后讨便宜！’你这样顽劣，怎么做三个弟弟的榜样？”

    “……”我一声不吭。

    “陈婉平日对你那么好，带你玩，教你叠东西，一点不如意就反目成仇，全然不记别人的好处！心也太狼了，一脚把她的小腿都踢青了，长大还不会去杀人！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说，该怎么处罚你？”

    “谁叫她先打我的头！”我横亘着脖子，轻轻抢白一句。

    母亲见我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态度还这样的横蛮，便从抽屉里拿出量衣的竹尺，抓过我的手腕说：“伸开手掌，给你点教训，让你长长记性。”

    我紧紧攥着拳头，不肯伸开手掌。

    “啪！”一尺子打在我拳曲的手指关节上，痛得钻心。

    “哇——。”我大哭起来，不敢再攥着拳头，伸直了手掌，抽噎着依旧不服地反驳：“是她先打我头的。”

    “啪、啪、啪、……。”手掌心接二连三地落下竹尺，而且一板比一板重。

    “你犟，还犟，错了不承认，不悔过。今天不把你矫过来，会害你一辈子。”母亲的眼圈气红了，不停地用力抽打我的手掌心。

    “妈妈，莫打了，莫打了。”二个弟弟在旁边替我讨饶。

    “让他说，今天错没错，今后还打架不？”妈妈停住抽打，说：“你们都听好了，今后无论有理还是没有理，只要打架，我就打你们，一直打到你们认错为止。”说完又扬起手中的竹尺。

    我终于屈服了，认了错，作了保证，含泪轻轻摩挲着红肿的右手掌。

    深夜，我似睡非睡中感到一股暖流在隐隐作痛的手心中滑动，睁开眼，看见母亲捧着我的手，嘴几乎是贴在手掌上，轻轻地哈着，眼里的泪如雨滴洒落在她的衣袖上和我的被单上。

    见我睁开眼，母亲低声问：“还痛不？”她继续说：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古时候，有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偷了根绣花针，做娘的不批评，反而说他有出息，放任自流，渐渐到偷金偷银，越偷越大，犯下死罪，直到杀头的那天，才明白是妈妈从小的纵容，才导致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对妈妈说想吃最后一口奶，一口咬下妈妈的奶头说出了心中的懊悔。临死才幡然悔悟，一切都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妈妈心比他要苦啊。

    哪个做娘的想打自己的孩子，十年植树，百年育人，从小不教你学好，长大就迟了。教孩子也同补衣一样，小洞不补，大来一尺五啊，小毛病不改，坏品行成性了又怎么改得了呢？你才八岁，就这样横蛮、心狠，将来还得了。今后切莫学横蛮不讲理，就是得理，也要学会让人，让他自己去想。记住你外公经常说的：‘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让人是心地善良的表现，你能让人、别人也会让你的。今天的事，你就不想想陈婉平日对你的好，就是一脚，要是这一脚踢在你的小腿上、踢青了，你痛不痛？……”

    母亲断断续续的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她的泪也始终如涌泉，没有片刻的中止。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这样的悲伤、哭泣，我惊呆了，此时，脑袋里的全是母亲的泪水在翻腾。

    第一次挨打，虽痛、那也只是一阵子的事，而妈妈的眼泪却完全浸透了我的三魂七魄，那刚刚萌生的雄性荷尔蒙中的野性在母亲的泪水下彻底浇灭了。

  旷课逃学

    1953年元旦最小的弟弟宗平出生，母亲一面照顾吃奶的婴儿，一面照顾两岁到十岁四个儿女的吃穿洗漱，幸亏姐姐懂事早，她从八所开始就能煮饭洗衣，成了母亲最好的帮手。由于母亲的繁忙，放松了对我的监督，让我钻了空子。兼之在校总是千篇一律的上课、下课，毫无新意，三年二期的心就不安分了。

    “妈，我上学去了。”匆匆放下碗筷，我拿起书包向外走。

    “泉生，同姐姐一道走吧。”忙着照顾小弟弟的母亲应道，母亲的话音未了，我已经一溜烟跑远了。

    出门越过马路，跑过二十余米的灌木丛，钻进魁星楼山岗下的防空洞，那是个浅浅的洞，能容纳十余人坐卧，听邻居张兆其的父亲说，洞是在日寇轰炸长沙时，他们兄弟两人为躲避飞机炸弹挖下来的，正好能躲进他们俩家十一口人。现在防空洞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

    我猫在洞口朝马路上偷偷观望，看见姐姐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便取下书包丢在洞里的干草上，走出洞来，在空地上直竖两块红砖，然后在十步远外的地上划一条直线，人站在直线外用半块砖头瞄准竖立的红砖抛去，一次一次地练习着。

    这种游戏叫打跪碑，凡是打倒竖立的红砖，就可以刮对手的鼻子，我年纪小，常常被刮鼻子，为报仇雪恨，便躲到这里练习手法，玩了两天，竟深深迷上这个了游戏，什么上课读书，什么班集体、儿童队的活动全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逃学旷课来练习掷砖的准头，以求一雪前耻。

    练了半个小时，失学两年多的邻居张德忠来了，他十二岁多，是我近期最好的玩伴。打过招呼后，两人摩拳擦掌地鏖战起来，由于二天的苦练，我的战绩好过张德忠，每当他伸过鼻子来时，心里的畅快难以言表。玩过打跪碑，再玩其他的游戏，直玩到俩人精疲力竭，才坐在洞口阴凉的地方休息片刻。他一直向我灌输“读书最冒得味，我看书就头痛，看到那些作业就想死；想玩就玩、想睡就睡真痛快”的自由自在的情景，还真的吸引住我，我高兴地随声附和着他的谬论。无拘无束中，我学会了弹玻璃球、拍油板、扇洋菩萨、打三角板等等从前见过而从没玩过的许多游戏，心里特别的爽，尤其是今天在打跪碑的战斗中大获全胜，洋洋自得中，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玩具汽车，玩具小巧玲珑、形象逼真，在平地上轻轻一推，小汽车跑出了数米远。

    张德忠一把夺过玩具汽车，贪婪地观摩着，羡慕地问：“这是哪来的？”

    “我爸爸给我买的。”我得意地说。

    “我不信，你又不是阔少爷，哪有钱买这个？”

    ……

    玩起来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饿，中饭没吃，一晃到了下午，玩兴正酣时，听见姐姐在山岗前喊：“宗凡，妈妈叫你回家。”

    我站起身，拍拍衣裤上的灰尘，拿起书包走下山岗。

    姐姐问我：“你逃学了吧？”

    我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低着头跟着姐姐回了家，进门就看见阴沉着脸的母亲，她正在照料半岁多的小弟弟。

    我怯生生地喊了声：“妈妈。”

    母亲头也没抬，说：“中饭没吃吧，饭热在锅里，先去吃点。”

    今天父亲准时下班，吃晚饭时，我不时偷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同平常一样平静，只是比往日多了几分严肃，我心里发虚，忐忑不安，放下碗独自偷偷溜了出去，跑过门前的荒地和湖南大学简易操场，在自卑亭旁徘徊。没多久，看见父亲朝我这里走来了，我转身向岳麓山上跑去，父亲加快了步伐，高声喊到：

    “老二，不要跑，回来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我边跑边回头说：“我不回来，你会打我的。”

    “我不追你了，也保证不打你，但你要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不说打人了；而且我知道父亲说一不二，于是站住了，在离父亲二十步远处看着他，一言不发。

    父亲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将我牵到自卑亭前，在一张石凳上坐下，转脸问我：“说吧，这两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姐姐带回老师的字条，说你旷课两天了，都干了去了？还有，你书包里的小汽车是哪来的？”

    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尖，一声不吭。

    父亲拉拉我的手，和气地说：“老二，你也坐吧。我们在外面说清了再回家，只要你今后不再犯错误，还是个好孩子、好学生。”

    我低头沉默着，父亲始终不急不躁，微笑地说：

    “没有人不犯错误的，古代孔圣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说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好人，就不犯错误，犯了错要知错改错，那就是个好人。你自己讲这两天的事，只有认识了错误才能真正地改正错误。”

    我知道错了，羞愧地哭了，抽泣着说：

    “原来张德忠欺负我们，我和弟弟同他打了一架，从打架后，他就对我好，带着我玩，教会我玩一些从来没玩过的游戏，这两天着了魔，就逃学了。”

    “玩些什么游戏？”

    “打油版、弹子、跪碑……。”

    “玩这些游戏不好，一是不卫生，老在地上摸，手上尽细菌又往嘴上抹，很容易生病的；二是两人争输赢，赢些弹子油板，这么小养成赌博心理是很危险的事；三是赌博容易发生争吵，一时克制不了就会酿成大祸，这种例子在过去很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今后不再玩这些不健康的游戏，更不能赌博！学学下棋、玩玩乐器，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不好吗？”……

    听着他的教诲，很多道理是长大后才弄懂的，但此时我明白了什么游戏健康、什么游戏不健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犯错能改还是好孩子的道理。

    我诚恳地向父亲做出保证，答应回学校一定交出深刻的检讨书。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涉猎过这类游戏，一生也从不参与任何大小的赌博。

    逃学的事情解决了，父亲转而问我：“小汽车呢？它是谁的？”

    我结结巴巴红着脸说：

    “在学校里，看见同学的一个玩具汽车，羡慕得要命，就拿了妈妈抽屉里的五毛钱，自己在百货商店买的。”

    “拿钱你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知是这是什么行为吗？是偷窃行为！是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男孩里你是老大，弟弟们小，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你的一言一行会影响着弟弟们的，你说，这种逃学、偷钱的行为，会给弟弟带来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你快九岁了，该懂事了，做个好孩子，成为三个弟弟的榜样。你妈妈带你们五个不容易，我的工作忙，很少做家务和照顾你们，全家靠你妈妈一双手，让我们家过得安宁康乐。你姐姐大你二岁，你看她帮妈妈做多少事，你却尽帮倒忙。你刚出生几个月，得了急性肺炎，住院四十天，你妈妈四十天没挨过床，整夜整夜抱着你在病房里踱步，就是为让你睡得安稳，病好了，你妈妈廋得失去了人形。现在你小弟弟才几个月，你再制造一些问题出来，你妈妈就是累不死，也会被你气死，学学你姐姐，主动帮妈妈带好宗元、宗亮两个弟弟。”

    接着，父亲讲了许多古今社会上道德品质方面的故事，虽然我听得三知七不解，但奉公守法、遵章守纪的教诲已深入骨髓。

    我抽噎着说：“我错了，我改、保证改！”

    “好，我相信你！是男子汉就要记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记住你身上的责任！记住做弟弟们的榜样，平常回家学你姐姐帮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了。你妈那里，自己找时间去认个错。好了，今天的话今天止，今后谁也不提了！”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结束了谈话，牵着我的手回了家。

    我原原本本向母亲陈述了两件事情的经过，恳切地承认了错误。

    母亲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听我讲完，眼睛直视着我，语重深长地说：

    “泉生，我从不主张体罚，既然不打你，你就该更自觉。你爸爸把事情全告诉了我，今后我要看你的表现。记住小时候给你讲的那些故事，记住那个临被砍头的青年为什么咬下他妈妈的奶头；从小不走正道，到铸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今天严格要求你，是爱护你，是为了你的将来。好的品行是从小养成的，交朋友一定要看他的品行，古话说‘跟好学好，跟叫花子学讨’，你要吸取教训，再莫犯错了，给弟弟们做个榜样。”

    那时的五角钱是一个大人二天半的伙食钱，可以买三十个鸡蛋，买九斤多大米，对月收入42元的七口之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活费。

    父亲没说一句惋惜那五角钱的话，也没有当着姐姐和弟弟们的面教训我，在整个谈话中责骂都没有一句，只是在不断地讲道理，讲古人品德的事例，他把古人的话和故事尽量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述叙，这是父亲在我一生中唯一的教导，懂事后我终于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给人自尊心的尊重以及对小孩循循诱导的方法，成为我做人的准则之一；父亲给我的“责任和榜样”，束缚了我的一生。

    母亲生小弟弟后，心悸病加重了，经常反胃，反胃时呕吐出大量清水。

    湖大的唐老中医诊脉后说：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老病、生孩子，身体更虚了，有个简单的方子能暂时克制心动过速，多用点猪油煎二个糖心荷包蛋，吃下效果明显，但只是救急的法子。关键还在加强营养和吃中药。

    为增加母亲的营养，父亲戒掉抽了二十多年的香烟，从前父亲抽哈德门类似的高级香烟，1950年后他总抽最便宜的简包香烟，每月二元多钱，节约下的钱可给母亲卖近200个鸡蛋（鸡蛋只0.015元一个）。那时的生活虽清贫，却很惬意，一家人和和睦睦，父慈母严，我们姐弟都是闻名湖大学区品学双优的小学生，所以常邻居来向母亲讨教教育子女的方法。

家庭巨变

    1953年末，我家从麓山门四号搬到岳麓山脚国营新华书店后面的麓山馆2号，距离父亲上班的湖大百货门市部仅五十米远，中隔一条简易的上山公路，公路通向岳麓山爱晚亭和云麓宫等各景点，顺公路上行四百米，朝右转进二里路到爱晚亭，直接上行是一条狭窄的山路，直达白鹤泉、麓山寺和云麓宫，从爱晚亭的岔道口到麓山寺的中间地带，路左有座九十多平方米大的青砖青瓦、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正门上悬“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牌匾，下书“民国二十年乙亥八月长沙周翰题”一排小字（周翰时任省会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这栋楼房在1941年长沙抗击日寇的战争时期曾是第九战区炮兵指挥所。之后空置了好多年,二十一世纪初修缮，2005年8月才被定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自卑亭向上，走约一公里长的平坦大道达小桃园水潭，过此，大路成斜面始为登山路。这条一公里大道的两边是湖大校区最繁华的地方：新华书店、理发店、邮政局、酒店、包子铺、南货食杂店、陶瓷店、国营粮油店和湖大百货门市部等等商家云集，商店门前的零星散落着些个体小贩摊位，方圆五里就这么个商业区，平日里顾客盈门，热闹异常。商业区里最气派的是“湖大百货门市部”，每次从大道上经过，我总要自豪地看看父亲一笔一竖写上去的门额。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我国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全参照苏联经济运营模式，四十多岁的父亲为能更有效的工作，买了本俄汉字典和许多俄文书籍自学起俄文来，我们家除了小学生的读书声，增添了带有磁性极富感染力低沉婉转我们根本听不懂的男低音，常令我如听天籁而放下自己的书本。

    1951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主持审定兴建由柳士英教授设计的湖南大学大礼堂，定址在岳麓书院正东几十米远的荒地上，那栋结合中西建筑风格的湖南大学大礼堂1953年竣工。

    父亲至始至终参加了大礼堂的筹建和施工管理。在大礼堂建设的二年多里，父亲基本上食宿在工地上，不是回家替换衣裤根本就见不着他的人影。妈妈不放心，就总叫我们上学途中顺便看看他、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在大礼堂封顶施工的阶段里，父亲连续二十多天没回家换衣裤了，母亲说他身上肯定臭了，又要我拿着几件洗干净的衣裤去找他，弟弟宗元吵着闹着要去，我和弟弟来到工地，在外围找了一圈没看到人，我要弟弟大声喊“爸爸”，无人应答，只好两个人齐声喊，他终于从三楼窗口探出头来向下看，见到我们便大声问：“你们来做什么？回去告诉妈妈，我很好，还有十天就能回家了，你们要听妈妈的话。”我大声问：“衣服怎么办？”他说：“交给下面的工友就是，快回去吧。”说完头就缩了回去，我们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连他平日最喜欢的弟弟都不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就忙他的工作去了，这种敬业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2013年，湖南大学二院（今物理实验楼）、老图书馆、科学馆（今行政办公楼）、工程馆、胜利斋、学生一舍、学生七舍、学生九舍等早期建筑群连同大礼堂，都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湖大百货门市部朝前走五十余米，右边山坡上是湖大卫生科，左边有个小山塘，沿左边小路走进山谷里的小桃园村，这是湖大职工家属居住的村落。

    经过逃学凤波，我断绝了与张德忠的交往，主动向老师承认了错误并写下保证书，恢复了逃学前的积极性，与同学们的交往比过去还要融洽和谐，学校内外听到的全是赞扬声，小小的自尊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55年9月7日深夜，我在熟睡中被一阵劈劈叭叭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揉着蓬松的眼，从里屋走到外屋，立刻就惊呆了，父亲双手锁着一副亮澄澄的手铐，西装短裤的皮带没扣，裤子半挂在腰上，露出里面的内裤，父亲低着头站在屋角，身傍站着俩个紧握手枪的警察，房间里四、五个警察在查抄证据。

    母亲抱着二岁多的弟弟坐在床上，惊恐无声地哭泣着。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一个警察喊我：“喂，小孩，去帮他扣上皮带。”他指指我又指指父亲，我胆怯地走上前，把父亲的裤子提上扣好皮带，立即逃回母亲的床边，惊恐地木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警察带走了父亲，带走了抄出来的一大捆古文书、俄文书，带走了父亲的所有教案手稿、工作笔记以及日记、随笔和往来信件。总之，有文字的东西只剩下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警察对抄到的俄文书籍如获至宝，我听到领队的警察兴奋无比地说：“好家伙，到底是大特务，有这么多美国书，千万小心，一定保护好这些证据，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

    警察走了，父亲走了，我的希望、自信和快乐也跟着走了！

    我听不到母亲和弟弟的哭泣声，满脑子里都是“明天怎样见人！明天怎样去学校”的焦虑，无地自容的羞辱感爬上十岁少年的心头，是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清晰，以致死死地纠缠了我整整二十年。

    母亲最先止住了泪，招呼着我们上床睡觉，她说从警察进门到出门前后只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在我眼前是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惊悚、那么漫长！一夜里发生的家庭巨变，使我们十二岁、十岁、八岁不谙世事的少年，顷刻变得成熟起来，那种成熟，回想起来是那样的悲凉痛苦！

    第二天，昨夜抓了个大特务的消息传遍了湖大校区的每个角落。

    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总有人当面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大特务？是不是被抓走了？”这是我最怕回答的问题啊！回避不了又难于启齿，真恨不得有条地缝立即钻了进去。而背后的指指点点，和特意让我听到的轻蔑就更多了：“看，那就是大特务的儿子。”……我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头再也抬不起了、自己永远比别人矮一等，从前的快乐和任性永远不再有了！

    9月9号开学，我一直在家里磨蹭着，几次同妈妈说不去上学了，母亲忧伤而犀利地瞪着我说：“不上学，去打流！越是这样你就越要好好读书，莫让人看不起。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我迟疑了很久很久，怀着异常沉重的羞涩和自卑，拖着宛若千斤的脚走向学校，一路上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语文老师李玉是班主任，她讲课不紧不忙，生动有趣，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语文的重要性。我记了一辈子的是她讲的巧妙运用标点符号的故事，这故事我也无数次对人讲过：“一个大雨天，几个赶路的人躲进一家商店，古代都有收留路人的美德，但这个店老板不愿意收留躲雨的人，看看天渐渐黑下来，大雨依旧倾盆，老板不好意思直接把人赶出去，于是在门板上写下‘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十个大字。客人们一看，知趣地打算冒雨离开，有个读书人劝说：‘先别走，我有办法让主人留下我们。’于是，他用笔在十个大字中标下几个符号，这句话就变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读过点书，也非常尊敬读书人，见到修改后、意思完全变了的句子，很高兴，就留下他们住下了。”

    数学老师杨玉鹤，瘦高个，河北人，北方话娓娓动听，她上算术课像讲故事一样，我最喜欢上她的课，算术成绩也最好。我家遭变故后，杨老师经常光顾我家的摊位，买点花生瓜子，常劝慰母亲，五十年后，母亲记得她，常对我讲：“你们小学的杨老师真好，她常说宗明刻苦，宗凡聪明，都是难得的好学生！”

    两位老师关切的眼神，温和鼓励的语言，温暖了我胆怯的心，给了我人生转折中最关键的影响，因为我以后遭遇到磨难和坎坷、思想艾莫而心死之际，都回避不了两位老师温和亲切的目光，是她们使我始终相信人性的善良。

    但是现实的欺凌谁也回避不了啊。

    本来天真活泼的姐弟五人，从此喜欢躲避在家里，害怕别人歧视的眼光，害怕别人的辱骂，可是这些它偏偏来了。

    遭受的第一次欺凌是在开学的第二周，课间同桌谢克平，附在我耳边轻轻说：“张开嘴，张开嘴给我看看。”我顺从地张开嘴，他伸手掐住我的下巴，凑近朝着我嘴里吐口水，一阵恶心，我哭着跑到教室后面的痰盂边呕吐起来。

    老师批评谢克平，他却大声说：“谁叫他是特务的崽！”

    五年级时，我值日，指挥少先队中队整队，发令后回到前排我的位置，等候辅导老师讲话。排在左边的同学朱晨阳，冲着我诡秘的笑笑，伸头在我耳边一字一顿有力低声斥责说：“得什么色？反革命分子的崽。”

    我委屈的哭出声来，老师问：“李宗凡，发生了什么事？”

    我哭得更伤心了，好久才说：“朱晨阳骂我。”

    朱晨阳一副不屑的轻蔑：“你说、你说，我骂你什么？”

    我怎么说得出口啊！只是抽噎着。

    老师反复问朱晨阳“你骂他什么？”

    朱晨阳得意地说：“我冒骂他，只说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崽。”

    从此，为逃避辱骂，为自尊，为自保，我再也不出头露面了，班上活跃的优等生李宗凡消失了，沉默寡言的李宗凡诞生了，第一次想找个没有伤害、没有屈辱的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产生对学校的厌恶。

    此后，我对功课抱着应付的态度，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侠五义》、《水浒》、《封神榜》等古典小说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囫囵吞枣地读下去的，有天母亲见我读《西游记》，她放下手中编织的毛线衣，说：“老话讲‘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看了封神榜，到老会扯谎。’虽然我不赞成这句话，你才十一岁，读这种书早了些，里面的字一半不认识，能理解其意吗？课外书不是不能看，得分清个主次，老二，你的成绩退步了，该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抓紧赶上来。”这段话我虽记忆尤深，但对少年的我作用不大，因为我始终想着快长大、快离开学校，不再在乎学习成绩、优等生、班干部了。信奉“三分好，三分好；不留级，不补考；不摸黑，不起早”的三字箴言，一个时代的顺口溜跟完了我的学生年代。

    沉默、胆怯、逃避、甚至自暴自弃的性格渐渐在我身上兹长，影响了我好多年，以至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跌跌跘跘的走在正道上。

  艰难求生

    1955年9月10日,父亲被捕三天后，湖南大学下达开除父亲公职的通知书，总务处派人结算父亲的工资，发放父亲九月份的工资，其中扣除父亲八月借支20元，将剩余的27元钱和工资清单一并交给了母亲，就此了断了父亲与湖南大学从1949年10月到1055年9月整整六年的工作关系。

    现在，这27钱就是我家六口人生存的全部资产！

    母亲哭过了，急过了，毅然抹去眼泪，拖着一条半残的腿，一瘸一拐奔走在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和家属区，承接他们换洗的衣裤和被褥，来获取些许收入。当时洗涤的工钱价格是：里衣裤一件0.03元；罩衣裤一件0.05元；单人床单0.06元；双人床单0.1元；最贵被褥一床0,15元，因为被褥洗后要浆米汤。收来的脏衣物须记清楚人家，送错了和遗失都得由自己承担责任。

    湖大的教职员工中有父亲一起教书、工作的老师和同事，所以常有好心人多找些衣物交给母亲，多给几分钱的工钱。湖大校区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不少，多为家庭主妇，当时男人的工资普遍偏低，有三个孩子的家厅，经济常捉襟见肘，健壮点的妇人就从事洗涤，挣钱贴补家用。收洗脏衣物的活不是天天有，母亲却从不走空，有几次母亲脚痛得厉害时，便让姐姐带着我去挨家收集脏衣物和送回干净衣裤。接回的衣物全靠手工搓洗，没有自来水，从前吃水是父亲从一里多外的井里担回来，现在就靠姐姐和我抬水了，洗衣用水更多，每天我和姐姐往返抬水几十趟，到收工时，我俩都累得瘫软了，母亲则更累，一天洗十几件衣裤，手泡得雪白没有了血色，从矮凳上起来还需我和姐姐一左一右搀扶。这样每天能收入七、八角钱，不然那仅有27元钱怎能支撑六口人的生存。

    所以母亲说：“只要勤快，饿不死人的！”

    邻居湖大工人龙伯伯，总是不声不响地挑满我家的水缸，每天洗衣洗被褥，用水量很大，而我家的水缸始终是满的。龙妈妈看见母亲得闲时，就会来家里劝慰、鼓励妈妈，她们的女儿七、八岁的龙淑媛，不像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歧视我们，反而比过去更亲密。两家的友谊一直维系到1979年，我安家在河东，几个弟弟上山下乡了，不知不觉中疏断了往来。

    1955年9月14日，姑母风尘勃勃的从千里之外的合肥赶到长沙，随身带来舅舅的信，舅舅在信中宽慰母亲，郑重承诺会尽其所能帮助我家。舅舅、姑妈（舅妈）一诺千金，他们资助我家整整十年，直到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64年才停止寄钱给母亲。当时舅舅家里也不宽裕，他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大表哥1953年辍学到安徽东关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家中还有外婆、表姐、小表哥和姑妈，日子同样过得挺艰难的。

    姑母同母亲一见面，俩人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仍刺痛我的心！

    姑妈止住泪说：“嫂嫂，莫哭了，我们一起商量以后怎么过吧！”

    要独自抚养从二岁到十二岁的五个没成年子女，对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讲也是极其沉重的担子，更何况是一个半残的中年妇女，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啊，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和艰巨，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朝代里都是少见而难以承受的重担啊。自父亲被捕后，许多好心人来劝母亲，也不乏幸灾乐祸的人出馊主意，无论是好心人还是幸灾乐祸的人，他们的共识是：无论如何要送走二个小儿子，留下大点的子女；不要读书去找事做。还有人送三个孩子，带二个孩子改嫁。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就是没有一个是自力更生、全家相守的意见。

    母亲拒听一切意见，坚定地说：“儿子送人、改嫁，是万万不可能的，全家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而且书一定要读，就是讨米也要让孩子们读书！我会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还不能让他们成为无知无识的人！”

    母亲的坚持招来些刻薄的讥议，那个在理发店前摆了个大摊位卖南食的女老板张胖子，敢于当着妈妈的面奚落说：“都这个时候还逞什么强，还守你的贞节牌坊，看你怎么守！非全饿死不可！”

    背后的讥议就更多了，什么“不听劝，饿死活该”、“饭都冒得吃，还上学”、“还想考个状元出来，真是做白日梦”、“穷人富贵命，心强命不强”等等，难听的话不断传进母亲耳里，母亲一笑置之，不气也不恼，用那半残的身躯，硬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坚持让五个子女都上学。

    母亲数次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求学的经历：

    “你们的父亲，身揣一块银元，从零陵乡下独行千里到南京求学。乡下读的私塾，中文底子好，可对新学却是一窍不通，在南京举目无亲，同青年学子陈岩松合租个阁楼，奔波在南京各个中学校之间，找毕了业的高中学生，买回高中课本日夜苦读，每天以二个烧饼度日，没有了饭钱就去拉黄包车。他立誓要考进中央国立大学，报考中央国立大学首要条件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他没有，巧遇一个叫李其坚的高中毕业生要回家继承家业。你父亲与他商量，用拖了半个多月黄包车的钱买下他的高中毕业证书，以此文凭报考。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大学，完成了学业。‘李其坚’成他终生的名字。我不需要要你们挣钱，只要求你们安心、刻苦读书，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深造下去的。”

    后来母亲累倒了、瘫痪了，我和姐姐不得不离开学校寻找生计。我和姐姐便把读书的愿望全寄托在三个弟弟身上，他们个个争气，在学校都是品学双优的尖子生，完全能按部就班、轻松地上大学，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那个阶级斗争掌控一切的时代，书读得再好也是枉然啊！

    大弟弟李宗元曾是长沙市的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第一，却没有资格上高中，1964年8月中考后，他的同学们都说：“李宗元，你要考不起高中，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能考起的！”阶级路线的威力显现了，全班就他落榜，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师大附中的一些学生抢出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宗元的档案上霍然盖着个长方形的大印：“此生不予录取。”命运就是这样让一个兰色小印章主宰着，时代和政策就是这样轻率地决定着人的一生。

    1966年9、10月间，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净化城市、城市红色化等等群众运动中，顽强地抗御着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带领街道上的红五类民众，数十次上门逼迫下农村的挤压。11月，我随船从武汉回来，陪着刚松了一口气的母亲散步到岳麓山爱晚亭，在山下遇到子弟小学老师杨玉鹤，她详细询问了我家的状况，得知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杨老师的话），很欣慰她教的五个孩子都健康长大了，依旧用温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感伤地说：“你们总算苦过来了！就是太可惜，你们都是读书的种啊！

    姑母在长沙的日子里，我整天粘着她，晚上同她睡在一个被筒里，从小我同姑妈最亲，在重庆和零陵乡下她带我的时间也最多，她常常取笑我：“你小时候就是个二呆子！别人要你的东西，想也不想全给人。”难怪我的父亲和母亲时不时打趣叫我二呆子。

    劳动惯了的姑母接替了母亲洗衣服的工作，姑母做事又快又好，身心俱疲的母亲得到了短暂片刻的安宁和轻松。两个大人整天商量今后的生存方案，十天后作出了决定，姑妈带一个孩子去合肥生活，母亲在马路边支摊做点小生意。

    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高兴极了，姑妈一直最喜欢我，肯定会带我去，到时我就能脱离这个屈辱的地方了，十岁多的我自然比几个弟弟想得要远些、深些，于是，只要在家，我是寸步不离开姑母，不时恳求姑母“带我去”。

    母亲说：“宗亮随姑妈去合肥，他刚六岁，没上学，不要路费。泉生不能去，他正在上学，坐车要买票了，虽然是半票，到合肥也要花十元钱，有十元做本钱，我可以贩点花生、瓜子、糖果支摊了；泉生年龄大些，在家里还能帮帮我。”

    姑母说：“带四毛去，嫂嫂放心，我会让他读书。以后我们按月寄十元钱来，你记住，你的身体垮不得，你一垮这个家就散了。”

    当时的10元钱可以买近160大米（大米价0.06元一斤），能买回米，全家人就饿不死！我失望地接受了母亲和姑母的决定。

    1955年10月18日，舅舅寄来30钱，姑母拿20做路费，留10元给母亲，第二天，在一家人生离悲伤的哭泣中送别了姑母和弟弟宗亮。

    姑妈走后，母亲叫我和姐姐将家中一张长一米的小课桌，抬到岳麓山下上山的马路边，在邮政局前支起摊位，买回几个玻璃瓶装上糖果、花生、葵瓜子等，做起了小生意。本小利薄，每月利润仅仅只有十多元，每晚回家，母亲清点一天的收获，只要赚到了0.5元以上，母亲就会高兴地哼“木兰辞”，每当听到母亲的轻吟声，我会心定神怡、喜不自胜。我家支起的小木桌，与山路旁其他摊位的货架共处一地，显得那么的不合群和简陋难看。

    坐摊时，母亲的双手从未停歇，一针一线替人编织着毛衣。母亲织工好，织出的毛衣均匀紧密、穿洗都不走样，名声很快传遍河西，上门的人日见增多，母亲更忙碌了，也更高兴了，每到深夜，我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母亲靠着床头织着毛衣，有时为赶工编织通宵。从1955年11月到1960年7月，一年四季酷暑严寒、室内屋外母亲的双手不停的上下翻飞，最终导致十指变形残废。

    织毛衣的手工费按毛线斤两计算，岳麓区一带织毛衣的手工费有个不成文的统一的标准：每两0.2元工钱。母亲织了几件毛衣后，在一位好心学生的启发下，便自己定价每两收0.25元，一斤多毛线织一件毛衣，收入仅三元左右，母亲的工价比别人高出百分之二十，加工的毛线来源还是络绎不绝，日日赶工。母亲每月能织出六、七件毛线衣，收入稳定，每月的20元是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姑母刚离开长沙，湖南大学总务处就来收房，来人说：

    “房子已经分配给新来的商店经理。照顾了你们一个月，房租不收了，必须二天内腾出房子。经研究暂时安排你们搬到对面麓山馆7号带杂屋的房间，有个事得和你们说清楚，房间原是陈姓工友的住房，半个月前，他吊死在杂屋里，你们要是不怕，就搬进去住，要怕就另找房子搬家。家具只能搬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动。”

    第二天，在龙伯伯和金明爸爸等人的帮助下，一家人搬进了这间刚死人不久的凶宅。搬进去时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窃窃私语：“还有真不怕鬼的”、“吊颈鬼最凶了”、“这房子闹鬼，哪里能住人啊”、“她家男人是大特务，不会怕鬼”、“可怜，是没办法呀”……好话歹话说什么的都有。

    顿时我心底涌出一阵恐惧，抬头看母亲，她对一切闲话置若罔闻，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我家少得可怜的物品。接触到母亲坚定无畏的眼神，我的心平静了，同妈妈在一起，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大，弟弟们小，我应该做榜样。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十岁少年心中产生的恐惧，为何会在一瞬间消失，想来想去都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就把它归结于天生胆大不信鬼。

    麓山馆7号是个深宅大院，属官僚资产，收归国有后成为湖大职员工友的住宅。宅院坐西朝东，三丈高的围墙圈住宅院，气派宽敞的大门朝东，正对着湖南大学办公楼，后门朝西出门就踏上上岳麓山的大道，南边有个侧门，通向湖大学生宿舍和灯光球场。大宅院里如迷宫一样，九曲十八弯住着数十户人家，它在上世纪末已灰飞烟灭，里面到底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至今我都没搞清楚过。

    家安好了，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我带着弟弟满大宅院里游走，两次迷路，两次是宅院里的大人送我们回家。母亲两次都说：“不要太好奇，不要麻烦人，总让人送，惹人烦的，你们三兄弟少出去些，就在家里玩吧。”母亲的确怕麻烦人，而更怕是我们在外面遭到歧视和侮辱。

    此后，我就不再带弟弟到走进宅院深处了，龟缩是在自家屋里或者出后门在熟悉的马路边玩耍；我和宗元最喜欢捉弄小弟弟，常跑进那间吊死人的杂屋里，叫小弟宗平来抓我们，总要等到宗平在门外大喊大叫，哇哇大哭才出来，母亲回来以告状，免不了一番责怪，我们呢，第二天依然故我。

    我家四个小孩，一女三男，个个乖巧听话，一身的补丁衣裤，却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学回来三兄弟翻新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没多久便引起麓山馆7号宅院里大人和小孩的关注，聚拢在我们身边玩耍的儿童渐渐多起来，家长们也放心自己的儿子同我们一起，我成了孩子头，常带着十几个孩子“打游击”。

    三岁的小弟弟宗平，性情温和好客，我们上学后，他带着一般大小的孩童，学着我的样子充起了孩子头，他聚众树立威信的方法简单直接，趁母亲到河东进货的机会，将自家待出售和赖以生存的货物——糖果分发给每个小朋友，母亲回家，近10元的糖果全进了孩童们的嘴里。母亲没说什么，但二天后，这些孩子的家长知道后，这个一元、那个二元，将钱塞到母亲手中，收回的钱是买回这罐糖果的一倍。母亲感激地对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正是母亲无数次的念叨“世上好人多”，影响着我，“不设防”相信人追随我一生。

    是啊，我何尝没遇到过好人，记得一个陌生的青年学生把我叫到僻静处，问：“你是李其坚先生的儿子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掏出五元钱装进我上衣口袋，说：“回去给你妈妈。”没留姓名转身走了，留下我一生无处答谢的感激。

    老天爷保佑，我们住进凶宅，一直清吉平安，大人小孩从不生病，活泼健康，生龙活虎，而且，过去的凶宅如今成了众多孩子来得最勤的地方。

    我不怕鬼，世上没有鬼的信念，就是在这里养成的。

    鬼是从来没有欺负和恐吓过我们，倒是隔壁的两个大活人，总是不断地骚扰着我们的生活。我家住房的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五十多岁，她们天生厌恶反感孩子的嬉笑声，白天，我们的笑声稍大点，他们会“砰、砰、砰……”用力拍打木板做的间墙，木墙上的粉灰顿时落得满床都是；天黑，家里不能传出大声话音，更不能有笑声，她们一旦听到，会歇斯底里地锤着木板墙，高声怒骂，一直骂到她们精疲力竭方休；为避免他们的辱骂，我们兄弟白天不再在屋里玩游戏，晚上也不敢笑，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尤恐声音传过木墙惹来咒骂。平日，那老太太每次看见我们，总用斜乜奇特的怪异眼神死死盯着我们好久好久，看得我心毛骨悚然，我会牵着弟弟立马落荒而逃。直到成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眼神是聚嫉妒和羡慕、刻毒和矛盾于一体的产物。

    一天放学回家，大弟弟宗元神秘地告诉我，邮政局里来了个酷似父亲的人，我立刻随他跑到邮政局，立在大门外观望，那个人几乎与父亲一模一样，我差一点冲口喊出“爸爸”，一段时间里，偷看“他”，是我思念父亲最好的慰藉。

    三个月后，父亲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上称：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尘埃落定，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崽，从此，最怕被人骂“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崽。”为逃避这句话，我宁可吃亏也不抗争。后来想想，这样反使我交到许多维持几十年友谊的朋友，也算是逆境给我的另种收获吧。

    经不住隔壁那对老夫妻的多次反映，兼之湖大总务处管房子的人换了，我家已不再是湖大家属，没有权利住湖大的房子。这间凶宅经我家住后，没出现任何闹鬼现象，而且孩子们个个健康，收回来完全有理由说服其他职工来居住了。

    于是，湖大总务处再次下达三天搬家腾房的驱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