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一部长达五百年的乌托邦祭
陈启文
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我时常被一种类似记忆的东西吸引到某个方向。我甚至感到自己又悄悄潜回了某个地方。当然，我心里十分清楚，之前，我从未来过这里。当许多似曾相识的事物从晦暗的背景下闪现出来，伴随着声音，我感到十分危险。这不但是幻觉，而且出现了幻听。
这样一次写作，或许从一开始就与幻觉或幻想有关，但最早应该还是从家族记忆开始。几乎从有记忆开始，我的农民父亲就一直不停地给我讲述江州义门。我心里十分清楚，那都是一些民间传说或传奇，但他顽固地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一个义字，是半文盲农民一辈子挂在嘴边上的一个字。这让我隐隐感觉到，在那个叫江州义门的地方，有一种深藏于民间的伟力。后来，我曾数次探访江州义门故地。深入它早已不存在的内部，即便有阳光，也只能静静照亮一片荒凉遗址的表面，连废墟也没有。然而，每当我走进这已荡然无存的遗址，我在冥冥中仿佛遇到了什么。我开始遍寻有关它的文献史料，差不多有十多年时间，我都在断断续续地干这件事。由于江州义门所遭遇的至少两次毁灭性打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断裂和残缺，而对江州义门存续的历史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又在义门后世子孙中一直争论不休，这构成了一种约翰•赖特所说的“想象的差异性”，对每一个关于它的文字，都会有人对它进行不同的阐释。对于我，最重要的发现不是来自文字记载，而是两幅关于江州义门的地图，一幅是德星堂陈氏族谱《江州义门图》，一幅是甲申道光四年聚星谱《德安义门屋图》，正是这两幅没有比例尺的地图，让我面对一片扁平的遗址时，终于有了一个在时空中浮现出来的大致印象。
江州义门是一个没有缔造者的传奇，缔造它的是历史和时间。它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五百余年，经历了唐末乱世、五代十国、南宋末年乱世、元末明初的改朝换代，直接瓦解它的是两次大分析和两次大浩劫。第一次分析是以最仁慈的方式，宋仁宗将义门子孙迁往江南一百一十庄，楚地九十一庄，两直、川浙广闽九十庄，散布于当时全国七十二郡，现在的十八省。自此便有了“天下陈氏出江州，义门子孙遍天下”之说。在岁月的嬗变中，迁徙中又有迁徙，分支中还有分支，为了抵抗在岁月中的迷失和遗忘，这些奉旨分析的义门子孙均以江州义门为世家，无论漂泊到哪里，每家都会在重新立起的门户上高挂“义门世家”的匾额。义，继“陈”之后又成了一个家族最难以磨灭的标志或徽记。义门，即陈门。然而，它的灭顶之灾最终还是降临了。随着汉王陈友谅建立的又一个短命陈氏王朝的覆灭，江州义门又遭来了一次几近灭门的毁灭，这次毁灭性打击让江州义门在天地间彻底荡然无存。
但我对江州义门的追溯事实上已与家族和血缘无关。对于所谓家族，所谓血缘，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冷漠。你肯定也能从我的文字里感到无所不在的怀疑和质疑。但我从未怀疑江州义门的存在。在我的怀疑和它的历史性存在之间，哪怕它最初真是靠着一种血缘或血亲的力量在保持它的凝聚力，在经历了数百年之后，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会变得相当稀薄，让它能够长时间绵延的只能是另一种力量，一种与信仰有关的力量，这就是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这种信仰之上所建构的一系列制度。
尽管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随着逐渐的深入，我的初衷也正在发生变化，至少有三变，从对自身家世与血缘繁衍的追溯，到对一个家族精神历程的追寻，而最终变成了对一种社会形态的探悉。当我在江州义门的遗址上像幽灵一样徘徊时，我一直在想，托马斯•莫尔爵士怎么会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康帕内拉教士为什么又会被人类用“伟大”来形容？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以虚幻的想象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一个私有制被废除、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参加劳动、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由社会来组织的理想社会。如果乌托邦式的幻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那么江州义门足以用“伟大的社会现实”来形容，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山坳里而不是在某个虚无渺茫的孤岛上缔造了一个“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公有制社会形态，而且把“共有”和“平权”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立法性质的确立。在大约五百年漫长的时间里，江州义门一直在殚精竭力地建构着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只要你对江州义门所做的一切进行理性分析，你一定就会发现，江州义门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比乌托邦和太阳城更加体系化，也更有操作性。它们建构社会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标都惊人的近似，而一个不可改变事实，当英国和意大利的两个伟大幻想家开始他们的幻想时，江州义门已经在他们诞生的六七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现实，先有江州义门，尔后，西方才有与江州义门相似的幻想出现。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也许并不知道江州义门的存在，这恰好又证明了，东西方之间，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其实并不存在像我们所臆想的有那么大的差距，这就像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彼此相通。
但十分吊诡的是，对于我们民族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真实地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国人似乎一直没有正视。当乌托邦神话在二十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我们竟然压根就不知道，或是假装不知道，这样的乌托邦和太阳城早已在神州大地上实现了。直到今天，许多历史社会学者大多把江州义门视为一个传统的宗法式大家族，或把它当做一个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甚至是一个悲剧性存在。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江州义门带有某些封建文化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毋庸讳饰的，但这些学者显然是忽视了，或是根本不敢正视，江州义门和传统的宗法式大家族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对江州义门的社会性质做出一个基本判断非常重要。社会不是别的，从一开始就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从现代意义看，则是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而形成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而对一个社会的性质做出判断，先看所有制，江州义门在漫长的实践中一直实行财产共有的公有制，而且是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公有制。从社会权利上看，它所追求的是没有等级、阶级观念的一种平等的社会形态。
那么，它同原始氏族公社相比又有什么性质的不同？第一，它是建立在制度、法律等社会管理方式之上的一个高度文明社会，如果你承认唐宋文明，你就应该承认它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同时代的文明；第二，它的生产水平以及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多种经营也代表了当时生产力的先进水平，这绝对不是原始氏族公社可以比拟的，更不是一个什么小农经济的悲剧。如果说它是一个悲剧，也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悲剧；第三，它也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家族，尽管一开始，它确实是从血缘聚居开始，但在繁衍了十代以上之后，血缘的意义已经相当稀薄，它也从血缘聚居逐渐变为一种族群社会的聚居，这与我们今天依然在强调自己是炎黄子孙或龙的传人又有什么差别呢，没有性质的差别，只有族群范围大小的差别；第四，很多学人把它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视为它的具有封建性质的特征，譬如说它特别强调忠孝、仁义、诚信等道德律，这也的确是江州义门的社会伦理，甚至是他们的信仰，然而，这些伦理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念头，哪怕到了今天，难道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或毫无诚信吗，这绝非我们用来区分封建宗法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性质，这是一个民族具有永恒性的普适价值，根本不能作为判定社会性质的依据。此外，从江州义门和历代王朝的关系看，江州义门所追求的价值观无疑和这些王朝有着某些重叠的部分，那些重叠的部分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普适性的价值。在《宋史•孝义传》中，把义门主事陈兢和江州义门作为一个典范，称其“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这无疑是那些封建王朝最看重的，义门陈氏能比官府更有效地消除犯上作乱的隐患，诚如宋仁宗旌表义门陈氏时，一语道破天机：“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惟其如此，从唐宋到明清，历朝旌表江州义门，他们受到的旌表之多，堪比曲阜孔氏。然而，从江州义门的两次大分析看，又分明可以看到江州义门与曲阜孔氏的不同，江州义门的理想和那些封建王朝的理想显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激烈的对抗。封建王朝所需要的是对他们的绝对忠诚，是让江州义门成为他们统治的驯服工具，但江州义门追求的终极理想是一个没有贫富、没有贵贱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这让那些封建王朝感到了危险，而最终摧毁江州义门的，并非来自家族内部的纷争，恰好是封建王朝的力量。如果不发生性质上的冲突，这样的摧毁肯定不会发生，谁会摧毁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呢。
对江州义门的正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让世界重新发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除了专制，除了独裁，除了封建，除了王朝帝国，在这个民族内部还产生了另一种执著而坚韧的力量，还作出了对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艰辛探索与尝试。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已经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了，它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决不亚于西方那些幻想家的伟大幻想，更不亚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盛世，它应该成为我们对这个民族认知和阐释的另一种遗产，也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财产。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把拙作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是绝对是误读。对于我，这是难度最大的一次写作，也是最漫长的一次写作。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一直找不到一种适合它的叙述方式。凡在别的题材上可以运用的叙述方式，你在江州义门根本做不到。为此，我曾一度想过放弃。然而，又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让我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次写作。最后，我只能选择现在这种方式。这可能是唯一适合的方式。我曾经很欣赏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历史都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的事。但现在，我更相信了卢梭的一句话，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而我想要揭开的，是一个可能会让许多人瞠目结舌的事实：中国最早的公有制社会形态早在一千年前就出现了！
江州义门是一个词语。这本书，其实就是我用几十万字为它写的一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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