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刺莲

    一种有刺的野生植物做过我的荆冠也做过我的花冠，我的野刺莲盛开在那最富刺激的年代。当时，我处在楼梯的最下一级，右派的命运和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差不多，但是，这“死老虎”的身分使我获得了不幸中的万幸，在恐惧笼罩着城市的形势下，我仅仅被逼迫去僻远的山区。其实，这符合我的心愿，在城里，我既要躲避街邻的鄙视和猜疑的目光，也要躲避熟人和朋友的同情，这二者都会遭来横祸，连表情连呼吸都得小心谨慎，所以，我希望被斫伤的根在乡间重新扎下土壤。而我是个世俗的女人，为了充满信心地活下去，需要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爱，需要一个忠诚的性灵来分担彼此最亲切的思想。我爱着陈萱，对他怀着磁铁般的向往和忧伤，要么获得，要么死去，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然而，爱是奉献，我怎能把我的流放生涯奉献给他？
    和陈萱结识于穷途末路，那时，我刚被释放出来，前路茫茫，一筹莫展，好不容易在职工夜校谋得一个临时教书的工作以维持生计，陈萱也在夜校任课。我早就听说过他的身世，四岁死了父亲，母亲守寡将他和妹妹养大，三人每餐共吃一片腐乳或一碗白菜。他的童年是在漫长的幻想和严格的自学中度过的，十岁就开始在印刷厂做学徒，用妈妈给他买蚕豆的钱去看连环画，从躲在碎纸堆里读辞典入门，自学数学，经过有关方面的考核，达到大学数学本科毕业水平，而且酷爱文学。他的事迹上过报刊，因而结识了几个新闻界的大朋友。后来，这些人落难，他请他们在城郊小店饮酒，作了一首《定风波》：
     
楼上青旗向我招，故人相对在尘嚣，块垒胸中浇不尽，谁信，当年豪气未全消。豪气  三分还几许，细数，一分摧折一分抛。尚有一分豪气在，留待，明朝慷慨忆今朝。
 
   《定风波》的流传引起了风波，陈萱背上了“同情右派”的罪名，被迫“自动”离职，来到夜校教高等数学。每次下课后，他总是和我一道走，海阔天空，什么都说，我倾听他的谈话，犹如倾听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再没有另一个人的气质比他和我更相近的了，年龄上的差别和其他的一切关系也就随之隐没了。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那种含蓄的智慧和幽默，使他显得比我成熟；他家境清贫，老穿一套洗旧了的中山装和一双布鞋，却在英俊的眉宇间流露出一种不自觉的高贵。而我清瘦憔悴，目光沉重，偶尔闪过的微笑也像是从忧郁中落出的半星火花。也许，苦难的经历也如胜利的芳香一样具有吸引力吧，陈萱总是带着我绕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以便延长谈话的时间。他说他听说过我从四川逃到湘南参加游击队的故事，后来又怎样为诗而蒙难，还晓得我醉心于乔治·桑和雨果，以及从前在周末晚会上穿过什么样的裙子。他不相信一座熄火山的完全冷却，认为我对生活仍然满怀热望。我听着他，暗自庆幸，这个人就是我多年来寻求的知己。但我审视着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因为孤独因为生活的谬误百出而恋爱呢？万一盲目地打开了爱情的门，友谊就会从窗口跑掉。我保持着一步远的距离，边走边谈，各人手中提着一个装教案和学员作业的包包。
    从此，我们越过一步的距离，依然走在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我系着一张晚霞色的披巾，每当自己感到夜凉露冷之时，便解下来围住他的颈项。一首诗在我心底荡漾，二十五年之后才写出来发表。
 
      假如火山爆发
 
      这座城市
      是在我们相逢之日诞生的
      是我们走成了美丽的街道
      看蓝了江水
      造一个天空
      伸向高远
 
      假若城外的火山
      突然爆发
      两千年后
      我们依然这样手挽着手
      从废墟中走出来
      在月光下穿城而过
      我依然用我的这张披巾
      为你遮住深夜的寒露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这样走着谈话，现时年轻人所享受的影剧院、音乐舞厅，我们当时是不敢企望的。有一次，到一家小店去吃面，他郑重地把两人的提包叠在一起。自言自语地说：“哪一天我把这两个包包都提回家里去就好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再一次诞生。“家”，这人间最温馨的字眼，明亮如雪原上的一树红梅。
不久，我面临流放的厄运，更需要一个家了，爱的雄心使陈萱坚定无比，他要与我同往，他要给我一个家。但是，我痛切地感到这样做不行，他的牺牲太大了，还有他母亲的孤独和眼泪我又将怎样承受？这拥抱幸福之前的精神重压使我差点崩溃，我神思恍惚地试着与他诀别。
    那夜，我们相约于城郊，乌云森森，月在天外，成群的流萤明明灭灭，绕着我们飞旋，像一支不可见的手从废墟的灰烬中煽起的漫天星火，造成一种又魔幻又凄凉的气氛，使我们怎么也走不出这座愁城，便在一处坐下，以为坐在桥头。桥是连接的象征，也是分离的阳关，我如痴如醉，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诀别的话。异日，我发现象牙发夹丢了，它是远在四川的妈妈给的唯一的念物，又约陈萱同去寻找，结果在一座荒冢的草丛中找到了，原来当时我们是坐在一个非人间的幽处。我更为疑惧，觉得兆头不好。陈萱则为此写了一首诗（可惜原稿后来烧毁了，爱情毕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意思是对我说那坟墓中埋葬着一对被拆散的恋人，饮恨终生，死后才得相聚。你今天为什么要屈从于人们的偏见，为什么要看重不正当的毁誉？为什么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受，你为什么理解了却不敢接受？你有力量使我幸福，为什么不把幸福给我，却去帮助世俗的偏见扼杀你所爱的人的意志，为一个抽象的观念轻易地把幸福毁灭？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如一股湍流，冲击着我的灵魂，提升了我的精神，使我的痛苦辉煌。我记起了尤金·奥尼尔的话：“过去和未来都只是奇异的插曲，只有现在才是人生。”我必需把握现在，寻找与相爱的人结合的机缘。如果我放弃了与命运的斗争，时过境迁，将来就只有徒然的后悔，徒然的渴望了。于是，我同意他申请下乡。他的某些亲戚和某些同事猜到了他急于下乡的秘密，有的瞠目结舌，有的勃然大怒，甚至断交，认为他和一个女右派结婚实在有辱亲朋，何况还要下乡去自寻毁灭。而他的母亲千愁万绪，忍隐着揪心的痛苦。她是个幻想型的慈爱的旧式女性，怀疑我是个女巫，把他儿子踩在雪地上的足印刮下来缝在内衣上，让他跟着我走（后来，我们一家团聚时，她笑着说自己的疑虑，我犹为她当时的忧伤心疼不已）。
    我们分头下乡，然后在乡下会合，正逢省会的一位精明干练的富有人情味的区长下乡视察，了解到我们的情况，慨然成全，但必需搬到深山的最深处。他在便条上写下“指令”：“搬家之日，便是结婚之时。”我们感恩不尽，挑着简陋的衣物和沉重的书籍，到小镇上领了结婚证书，走几十里崎岖的包谷路去找我们的家。
    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谷仓，在村尾。楼上楼下空荡荡地，只有老鼠出没和蜘蛛张网。墙壁很高，墙上有炮眼，早些年山民械斗或与土匪火拚的时刻，那些炮眼冒过硝烟，染过鲜血。指定给我们的床，对着一扇小木窗，窗外杂木丛生，连接着树林森森的后山，听得见野兽的咆啸或叹息，听说还有眼镜蛇作祟。不知怎的，我们一点也不毛骨悚然，反而有一种归宿感，放下担子就开始打扫新房，背着整个世界举行我们的婚礼。
    没有红烛，没有酒，甚至无钱买一束丝线，但是，我们找到了比常规的喜庆之物更为喜庆的东西。此时正值早春，迎着料峭的春寒，有种野生植物的叶子长得真快，宛若无数绿色的蝴蝶一下子飞来停在满是尖刺的枝条上，叶簇中间托着一朵朵繁花，润泽的白，贞洁的白，散发出莲荷的清香。也许是陈萱从它闻到生命最美妙的跃动吧，冒着风雨采了一丛插在瓶子里，誉为“野刺莲”。没有桌子，他搬来一个大树桩，在上面安放一块平整的白石，我把花搁在上面，这就是白石为盟，鲜花为证了。
    那一夜，雨停了，山泉流泻，谷底是苦的，浪花是甜的，野刺莲在月色和清风中摇曳，如浪花。
    从此，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陈萱都去采一丛野刺莲。质朴的山民是以人们的行为来判断敌友的，虽然我们也挨过斗，游过街，但是也和他们一起流过汗，受过苦，晚上还教他们认字，给他们包扎伤口。相处久了，有些伯爷伯娘和嫂子们便来串门，看见我们对野刺莲的虔诚，问供奉的是什么神，陈萱回答说“爱神”。山民并没有听说过爱神，但在他们那里花有花神，树有树精，水有水仙，反正是神，于是相信了，传开了，说岩上的刺藤花是城里人的菩萨，不准牛羊去践踏。
    今年春天，在我们的银婚纪念日，陈萱送我一串莹白的小珍珠，以代替野刺莲。我们早已返回城市，这里生长野刺莲的郊原逐渐为一栋栋的新楼所覆盖，很难找到了，但它开在我们心中，永远和我们神交。
                                                        1990年2月
      

只有高尚的人才有高尚的爱。它是黑夜中两颗相伴的小星，蔑视风雪的两座并肩的山峰。如此平凡执著甜蜜悲怆圣洁而又庄严的爱!我想说，它应载入《爱情辞典》而无愧。特别在物化世界的今天，人们在悲叹爱情死了的时候，《野刺莲》更是一部现代传奇，一束灵魂艳丽的火光，足以安慰，启迪芸芸众生。

人间的爱情，诗情与命运的相搏，尽在这里。
此文收入《灯光是门》，这一散文集曾获秦牧散文奖。我和他们夫妇的友谊，开始于读这本旷世之书。

我读罢不禁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