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札记（一）说不尽的郭沫若
                          作者：乐只（老憨）
    陈继礼老先生近日推荐我阅读一本书《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陈漱渝主编），说：你知道吗？郭沫若也是鲁迅的论敌，早在1928年，郭沫若就化名“杜荃”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攻击鲁迅，称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文章就收录在书里面。我一时想不起这桩公案，饶有兴趣的阅读了“杜荃”檄文。原来，“才子＋流氓”的郭沫若，其墙头草形象是有迹可循的；其文革文风，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说起郭沫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颇有研究的陈老滔滔不绝，对郭沫若这个投机文人嗤之以鼻。陈老一语中的：“现在还崇拜郭沫若的文化人，必定是心理阴暗之人”，我不禁想起方舟子曾经断言“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时下，多事之秋，汉奸一词流行，谁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有好事者翻出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一篇神文《外蒙古本来就不属于中国》，作者就是郭沫若，抱了毛爷爷（郭沫若曾经作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大腿还不算，还要拍洋大哥马屁。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叫钱钟书、朱光潜、陈寅恪等大师情何以堪？不错，“御用文人”是个贬义词，却是个肥差，多少文化人趋之若鹜，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候补汉奸”。
    孔夫子特别强调“德”，上升到治国高度。孔子认为“艺”（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不过是“据德、依仁”之余事，“道”、“德”、“仁”先于“艺”，重于“艺”，由此形成“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光荣传统，读书人首先要有器度有见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再谈文学与艺术的创作；中国文学还有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以人传文，而不是以文传人，注意！多少人把关系颠倒了！说通俗点，就是先做人再作文，甭管什么“家”，首先是个人，不是畜生，人站不起来，见不得光，再多的识、再好的文也白搭。蔡京、秦桧、和珅、汪精卫……跟郭沫若一样，都是大才子，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书画诗文？谁会当宝贝一样收藏？
    最近，我脑子里经常冒出真、善、美三个字。真善美其实是老生常谈，文学和艺术创作，追求真善美三者的高度统一。真理从来都是简单的，说来容易做来难，不知不觉中，很多人偏向于“美”而忽略“真”和“善”，尤其不注重“善”。其实，在我看来，人性本恶，人本自私，更应该强调“善”，事实也如此，古圣经书从来就诲人不倦。《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儒家、佛教和世界上所有宗教，无不在善字上做功夫，本身就说明人性险恶，需要文化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的教化。我前几天上普度寺问禅智粱法师，也谈到了“善”的问题，佛教的智慧，正是看透了人性的丑陋和弱点，教人向善，提升境界，所谓常修戒定慧，勤灭贪嗔痴。真善美的反义是假恶丑，跟贪嗔痴一样，是人类的苦源，潜藏在每个人隐秘的角落，伺机而动。
    用真、善、美的标尺来度量郭沫若大量的诗文（包括考究文集《李白与杜甫》），令人遗憾。大学时代，我是郭粉，同寝室的同学认为郭沫若新诗集《女神》不是诗，谈不上艺术质量，我无法认同，至今印象最深，有一晚我跟他们争论到天亮。现在看来，愚痴的是我，他们都比我有艺术鉴赏力。
    2012年10月23日　　

是吗？

许多事情是可以分开来看待，也应该分开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