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臼齿，我的父亲
                                文/刘荒田
                         转自 2011年09月11日，星期日 文协
 
                        《侨报》副刊，2007年12月28日
                  《华星报》，2009年6月18日（2009年第12期）
                              《环球华报》转载

　　父亲节的午间，我坐在犹太街牙医诊所的躺椅上。午前，儿女邀请我到茶楼去，我匆忙地往肚子塞进排骨、包子和炸豆腐，先离席，到这里来。在席间，我没敢扫儿女的兴，把一句话憋着：今天，是我失去父亲以后的第一个父亲节。

　　我是杨牙医的多年客户，才获得不必预约而看诊的特权。3天前我已在这儿躺过了，为了左边的臼齿发炎。英俊的杨牙医是土生的中国人，干活细致、不厌其烦，素来得我的好感。

　　上一回他要我张口，用金属棒敲敲牙齿，撬开牙龈看看底部，问我：“想保住，还是拔掉？”这可是哈姆雷特“生还是死”一类的大问题，“当然要保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医生的天职是让病人满意，除非毫无通融余地，他才不愿忤逆你的意思。他在口罩里瓮声瓮气地回答：“我看看。”再鼓捣了一阵，他似是自语又似是对我说：“牙龈坏得很严重，这样好不好，先来个保守治疗，下点消炎药，看看效果如何。”费时不到10分钟，我带着隐痛回家。

　　往后，尽管我小心清洁口腔，扫荡饭后的残渣，却没见发炎处好转，不能不下决心了。于是，在阳光充沛的周末，我回来，乖乖地接受最后的裁决。

　　诊所里静悄悄的，牙医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在这个有着既照耀幸运者也照耀潦倒者的上好太阳的午间，躺在这里，对着雪白的天花板受刑。

　　助理出现了，为了赚学费而放弃周末享受的良家女孩。她利落地替我的病牙照了X光，照片输进躺椅旁边的手提电脑里，结果马上显现，她指给我：“是这一只吗？看来还不错嘛，真的要拔掉？”我盯着牙齿埋进牙龈的部分，有若芭蕾舞女的两只修长美腿般，深深植在深处。让我不得不犹疑，好在，我适时地记起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亚当斯的名言：“我们只负责牙痛，医治方面交给牙医。”

　　杨牙医进来，先是戴上胶手套的簌簌声。我不敢造次，说：“由你做决定好了。”杨医生再次察看病灶，沉吟一阵，打算像上一次那样，摸清我本人的意愿。我只问他，它是不是无可救药？他没正面回答，也许点了点头，但我看不到。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牙龈萎缩后所造成的缝隙填平。他说把它弄小一点可以，但不能封闭。

　　我说，那就意味着，拔掉不可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医生比我清楚得多，只要缝隙在，食物残渣便天天积聚，导致发炎，化脓。我的三颗大牙都经历过这一程序，然后在痛得咿呀呻吟时才躺到诊所的躺椅，拔出来的牙，底部带白色脓液。医生终于下决心，说：“拔！”

　　我的心轻松起来，牙医先往牙床上打麻醉针，让我躺十来分钟，待药力发作他再来动手。口腔开始时似有万千小虫蠕动，不一会便没了感觉。然而离口腔不远的脑部却活跃起来，我想起上个月去世的父亲，今年的父亲节，父亲缺席，永久的缺席。我的臼齿亦然。

　　耳畔响起金属器具的碰撞声，把我从父亲的遗容拉回现实。我张大嘴巴。医生在牙齿上下刮、挖，使我想起知青年代挖百年老榕树的大树蔸的情景。一位当了20年牙医的朋友自嘲说：“牙医是纯粹的手工业。”信然，脱牙的整个作业，靠的是钳子和膂力，助理拿着往患处喷水的小玩艺，是唯一的机械。

　　我对唯一的臼齿留恋万分，那心情，就像第一次面对埋着父亲遗体的青草地。失去父亲之后，身体内又一个物件即将离去。一次性的切割，绝无重生的希望。

　　时间到了。助手在右侧，牙医在左侧。他们开始试探臼齿有多深，我感觉到臼齿被钳子夹着，前后摇动。麻痹的口腔，清晰地传出器械的碰撞声。牙医才40岁出头，腕力是足够的，但我的臼齿是一棵根系极顽强的树，牙医下死力拔，我分明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大汗恐怕在白大褂里头流淌。助理起劲地喷水。

　　我的父亲，给予我最伟大的爱和教育的亲人，他的离去也是这般艰难。

　　疗养院里，在最后的一段日子，母亲每天提着在家里做好的粥，站在病床旁边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吞咽系统近于完全停摆，但竭尽全力，微微张口，一口粥在嘴里停留好久，他突然发力，喉结一动，咽下去。然后，是肺部的反弹，他张大口，一个劲呼气。我明白，父亲的灵魂死死拽着日渐枯萎的肉体，要尽可能地在尘世和妻儿厮守。

　　我的臼齿啊，就是弥留之际的父亲吗？它在坏死以后眷恋着牙床。牙医累了，放下器械去歇息。离开诊室时没忘记安慰我：“快好了。”几分钟后，牙医回来，重复摇撼、拔拽的动作。我拼命张开口，幻想着一辆巨型起重机把长臂伸来，以钢丝拴住臼齿，再启动，把它连根拔起，然而小小牙齿纹丝不动。牙医不无幽默地说：“当心把下巴骨头撑散了。”

　　我的心，在父亲弃世前后不也经历类似的痛楚？一个自我出生起即与我的生命粘连，精神上与我合为一体超过半个世纪的生命个体，从来，他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30多年前，在酷暑天的夜晚，他从数公里外的棉布店回到家，咋咋呼呼地生火煮红豆沙，然后每人端一海碗，坐在巷子口，对着满天繁星，津津有味地喝。父亲在，家就有了主心骨，父亲是家庭的“臼齿”，磨掉全部艰难，把养料输进家族的体内。稳固如山的臼齿啊，你也有坏掉的一天吗？

　　牙医还在默默努力，不时故作轻松地问我感觉如何。我没有表层的疼痛，牙根部被摇动的感觉，是灵魂底层的巨创。生命中最重要的，属于基础的部分，动摇了。人生的根据成了疑问。在钳子的进逼中，想起老子的比喻：牙齿很硬，舌头很软；人老了，却先掉牙齿。软的战胜硬的。且说牙齿是父亲，然则，我是舌头吗？

　　我不知道要拔到什么时候，也许耗时并不特别多，只是光阴被感觉拉长好几倍罢了。隐隐看到投射在天花板上的日影移动。牙医和助理在闲聊：“今天去烧烤不？”“算了，雾气太大。”“可是孩子要去外面疯呢！”“唔……”牙医停下来，换了一把钳子。我又想起巨大的起重机。

　　父亲、臼齿，都是和我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须臾不可缺的。父亲的遗体在墓地里，臼齿在钳子下。

　　“好了！”扑一声，牙医把一块鲜红的棉垫子扔在瓷盘上，马上脱去手套，去揩额头的汗。他是要强的，不会说什么“拔你这牙，累死了！”他的专业就是去掉口腔里的赘物，小至牙龈的积垢，大至病牙，乃至没病的牙——到了非换上全副假牙不可的老年，牙医将在口腔来一次“玉石俱焚”，制造“张口一个窟窿”的景观。

　　脸颊还在发麻，我在躺椅上休息后，离开了。

　　臼齿走了，父亲在此前一个多月走了。人生的后段，被一点点地剥夺。

　　我没有像过去一样，向牙医要回那颗离体的血齿。父亲的遗照，在餐厅里慈祥地看着我以一边牙齿咀嚼饭菜。吃到一半，我把被血泡透的棉垫拿出，疼痛回来了。

 

【我的臼齿，我的父亲】， 好文章！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亲是家庭的“臼齿”，磨掉全部艰难，把养料输进家族的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