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土豆“转帖]董桥：读卢前想起的”，翻出一篇清代南京诗人汤濂述评。特转帖下来。

                              一个被湮没的名字
                          ——清代南京诗人汤濂述评
                                    庞瑞垠

    汤濂(1792一?)，字蠹仙，自号金陵诗疯子，南京江宁白鹤村人，生活于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有《小隐园全集》(一名《汤氏文丛》)四十二卷问世，曾国藩为之作序，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岁月递嬗，时光流逝，相距仅一个多世纪，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被湮没了，委实是件遗憾的事。而笔者却因一段特殊的机缘重又发现了他，甚觉有向读者介绍的必要。
诗人之发现
    历史往往不可思议地遇上巧合，有幸的是笔者与乡贤汤濂同为白鹤村人。白鹤村历史上隶属于汤山，相距18里。汤山葫芦洞出土有60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这里乃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有过湮没的辉煌。早在汤濂生活的年代，便有了白鹤村这个村名，此前曾叫北堠村(见汤濂《跋自作消夏词》)。
    我出生时，离汤濂已有一个多世纪，从小就听说过汤濂的不少轶事。说他曾在湖广做过当铺生意，相当富有，在村上建造了九十九间走马楼，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在金陵南乡颇负盛名。又说他酷爱写诗填词，当年曾与清代中兴名臣、大儒曾国藩有过诗词唱和……自然，这都是传说，确凿与否，并未深究。
    但，九十九间走马楼却是真的，而且，巧的是，我家的居室正是九十九间走马楼的第一进，儿时，我即与汤濂的小儿子汤宜茶、孙子汤家晋比邻而居。我家的居室乃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典”的汤氏房产，为两层结构，又分前后三小进，二、三两小进楼已废弃，头进楼上放置杂物，悬有“影仙楼”木制牌匾，阴文，填以石绿，雄浑、遒劲，字迹清晰可见。斯楼面南，视野相当开阔，晚年的汤濂在此燃香拜佛，写诗填词，推窗赏景，怡然自得。
    我记事时，汤濂的后人，大多流寓外地经商，蜗于家乡者已寥寥且均破落，儿子宜茶仅靠张网捕鱼虾度日，孙子家晋也从塾馆退下，失去了束修，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文学启蒙正是从家晋先生那里得到的，至今依然令我缅怀。
    对汤濂的进一步理解，是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九十九间走马楼经“洪杨事变”(太平天国)和日本侵华两度浩劫，此时已是断壁残垣，满眼破败，但宏敞的遗址格局仍在，三大进的墙基仍在，尤其是第二进门楣上不仅横嵌着镌有“忠厚贻谋”四字的青石匾额，而且正反两面门顶还有通体镂空砖雕的“三国故事”，内容是诸葛设坛、草船借箭，另有飞禽走兽，奇花嘉木，看上去工艺精巧，栩栩如生。第三进仍存有数间楼房，几座院落，栽有枇杷、玉兰、梅、桂等果木花卉，因多年无人侍养，而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但由此不难想像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当年那重檐飞甍，雍容华贵的气派。
    很快，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席卷而来，斗地主，分浮财，贫农团成了农村权力的主宰。一天，贫农团一伙成员蜂拥至九十九间走马楼最后一进(即第三进)。出于好奇，我这个小学生也跟在大人们后面，从宽阔、阴暗的楼梯来到楼上正厅，推开尘封的隔扇窗棂，眼前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无数木制牌位，原来是汤氏神龛。旋又踅进左侧厢房，只见满满一屋雕版，也不知哪朝哪代的，贫农团的人一阵胡乱翻砸，呼啸而过。紧接着又冲往右厢房，满架满橱皆是线装书和字画，又经历了一番折腾，斯文扫地。那时，我太小，随手捡了几本书，内有《唐文粹选》、《花间集》，并一叠写有簪花小楷的花笺诗文。不久，这些雕版和藏书被汤氏后人，或用作柴薪，或作为废纸贱卖……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走出了蔽塞的故乡，在外面读书、做事，有关汤濂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孰料，1987年的岁末，有人送了我一本程千帆先生作序的《金陵旅游词》，里面竟然收有汤濂一阕《长相思——秦淮秋泛》顿时，我眼前一亮，词写得极佳，不长，照录于次：
    山无聊，水无聊，舟泊莲花第二桥，斜阳送晚潮。
    诗一瓢，水一瓢，九曲清溪和泪浇，波中有六朝。
    抒写秋日秦淮水上泛舟，诗酒相娱，优游自得，发思古之幽情，浸润着沉痛的朝代兴废之感，令人一读三叹。
    词后附注：“此词作者汤濂，字蠹仙，江苏江宁(南京)人，有《小隐园词钞》一卷。”寥若晨星数语，此外别无消息，但却无可争辩地确认了诗人汤濂存在过的事实。这勾起了我沉潜已久的兴趣，但联系选编者不得，遂多方寻找《小隐园词钞》。越二年，我的孩子助我找到一部《小隐园诗钞》是“诗钞”，而非“词钞”，欣喜之余，不免又有遗珠之憾。显然，想必汤氏仍有大量文字存世，忙了一个时候并无新的收获，便将这事搁下，直到2007年秋天，又萌旧梦，喜出望外的是，我居然从一家图书馆查阅到存世孤本《汤氏文丛》，当时的心情犹如见到寻觅多年的亲人一般，潜心拜读之后，对汤濂这位乡贤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大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仰慕之感慨，进而生发出向世人作一介绍之冲动。
“不慕势利，清廉谨慎”
    汤濂自谓：“壬寅九月十五日，即五十初度。”壬寅，乃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此上推，当生于癸丑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其先辈，因资料匮乏，已无从考察。只知他21岁时“怙恃俱失”。至于乡人传说中的走马楼是否九十九间，迄今尚无资料足证。但作为汤氏祖产巨宅，是不存疑义的。在我儿时，村上“汤氏三大门”遗址仍在，分列村子中心地带的东、中、西三处，相距各百米左右，有青石板路相通，即为汤濂三兄弟门第，其中，以东大门汤濂居所规模最大，由此推断，汤氏即使不是《红楼梦》荣、宁二府那样显赫的钟鼎玉食之家，也是一门望族，这应是不错的。要说汤濂其人，则可以从他本人的言辞和友人的评述中窥其大概。
    先看他的夫子自道：“三十年闭户读书，喜交年高而胜己者，其为文，虽儿童辈亦相与疑析，不慕势利，善与穷亲故旧往来。家本小阜，因婚嫁多累数年。与富交，无放贷者，与贵交，又丐其竿。性好独游，酒能饮，畅聚虽有醇醪斤余亦可无醉。风月场豪饮，境过辄忘。御下宽有法，以俭约为本。为文法古而不名一体，著诗文四十卷外，山水同名录、泉谱共四卷，石品初集续集大小百篇，全集多半自序。”
     居家生五子，宜棣(原配生)、宜彬、宜朴、宜檀、宜榜(妾生)①。无论智愚，命之读以养其廉耻，广其见识，内言不出，外言不入，门庭清肃如水，处世与人交始终如一，终身无不欢而散之友，与人共事宁自己吃亏无丝毫想占便宜，不欺诈，待人以信义为主。人求作字作文，无一毫骄吝意，得暇即书之或不取即送之。诗书往来，状元宰相、名官名士、文人墨客以及僧道商贾、渔樵乞丐、青楼优伶共百余人。
    上述两段引文说得十分明白，汤濂一生酷爱读书，喜交友朋，嗜酒放达，清廉谨慎，重然诺，惜友情，宽厚待人，俭约为本，不慕势利，不论贵贱，一视同仁，清肃自守，为文法古，著作等身……可谓是封建时代一位秉存道义、忠信、名节的正直之士。
    清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率众攻陷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王朝，翌年，汤濂家乡遭“甲寅之变”，接着，又是两年后的“丙辰之乱”。九十九间走马楼毁损大半，除留下少数看守人员，汤濂举家远徙，十年九移，“浮湘十三年”。
    “甲寅之变”和“丙辰之乱”，可看作是汤濂生命与写作的界碑。
    之前，他蛰居于山清水秀的白鹤村“小隐园”，过着祥和安定的隐居生活，其诗风“中正平和”，这可以从他的《跋自作消夏词》中获得信息，全诗照录于下：
    十围古树正当门，北堠今名白鹤村。欲问主人先问鹤，鹤能引客到桃源。
    校仇万卷眼昏花，暮地逢源又失源。伐尽性灵书悟我，但将园圃课儿孙。
    盈盈池沼好芙蕖，惜少千霄玉竹麤。他日后湖亲选去，三年成就纳凉图。
    筑堤围住水村孤，十柳三桃种百株。垂钓即从家里坐，放舟好似入西湖。
    茅亭竹径水边开，亭外波光竹外梅。梅竹梢头楼四面，卷帘随意放山来。
    胸中丘壑如云起，眼底山村笔底波。人弗黄金予弗墨，不知是贝是多才。
    小隐园，斯时除九十九间走马楼，还有涵光池、小匡卢、望野亭、半瓢居等诸多景点，这首诗虽没实写走马楼，但“梅竹梢头楼四面”一句仍有所透露，诗人对家乡的描写多为写实，其中，也有正在规划的蓝图。在这里，他与友朋诗书往来，相互唱和，过着“好诗好酒如垂柳，不系归心系客心”的优游、闲适生活。“有徐文长之肆而无其麤，有倪云林之旷而无其僻”，正是他的自画像。有时，他也随性进城作客，流连秦淮河畔，于青楼女子中觅得知己一抒情愫，“笑骂由他，风流任我。”
    然而，“甲寅之变”和“丙辰之乱”，开启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和诗风，即便是寻五岳九嶷之奇胜，穷三江五湖之渊源，写出的诗词也是蕴含沉郁而忧伤，多为思乡之切，离乱之苦，境遇之窘，以及对战争的诅咒和谴责。在给友人方剑潭的信中，他写道：“吊古则可，吊今则伤矣，吊古如看戏，落泪替人耽忧伤，今不然，城廓变迁，骨肉离散，每一低回，但觉满身是泪，满眼是血，一千里湖山粉黛，百万众兵火鬼燐，天愁地惨，目断魂消，今世今生，故乡安在，人吊之不暇，更何心吊乎?”他的这种体察和感悟，可以说，统驭了他后半生的诗文写作。
    在逃难流徙，动荡不安中生活的汤濂，性格自然有了很大改变，内心的“中正平和”，在残酷的现实教训下，转化为“悲壮激烈”。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他的一位朋友为他制印，上镌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句子相赠。其实，这句话并非东坡本人所言，而是其爱妾朝云说的，但对东坡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友人转镌相赠，佐证汤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已是格格不入。曾经沧海难为水，原先，对人世间的美好印象，已为一幅幅惨烈、凄凉的画面所替代，这在他大量诗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诗人早期那种不拘一格、飘逸自在的浪漫主义诗风，而更多的则是沉郁、忧伤、沉痛的现实主义诗风，他远离了陶渊明而走近了杜甫。
    寓湘十三年，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克复金陵，汤濂才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故乡是什么样呢?
    乱离驱我去，万里复归来，骨月全生日，琴书仍劫灰。
    儿童半不识，亲串几人回，细说从头事，伤心泪堕杯。
                                       ——《还家》
    可见，其心情与十三年“甲寅之变”前已是天壤之别。诗，仍在写，词仍在填，而且受到有清一代诗文巨擘曾国藩的赏识，但此后，却再也见不到其“悲壮激烈”之作，吊古伤今，看破红尘，成了他晚年诗词的基调，道、释的意蕴渗透其间，终未摆脱封建时代文人的宿命。
    既然不再有“拔剑斫地，把酒问天”的豪情，感伤之作便油然而生，“无限山情无限水情无限诗情取之无尽，一个退字一个闲字一个趣字足了一生。”表面看，依然不失旷达，但内心深处却时时想到另一世界，故而多次写自挽诗和墓志铭，并预设“遗训”十则给后人。
    十则遗训为：一、敬顺，二、和睦，三、勤俭，四、去邪，五、戒烟赌，六、祖宗坟墓不可远，七、择严师教子，八、无论年高家富生日不可做，九、老无子理聚妾，十、子孙若侥幸发达，如自问才德足以利民泽物而人亦共信其能，则出而仕，否则，仍以读书为本，即饥寒勿生妄念，子孙虽富不可于家中演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清廉谨慎、贵德自重的人格操守，这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便在世风日下的当代，也让人平添几分仰慕之情。
“才名藉盛，别开生面”
    “才名藉盛，别开生面”，这是曾国藩对汤诗的评价，全文为：
    “金陵有士汤生在吾乡到处题诗，才名藉甚。金陵克复后，余生旬甫来谒，呈诗数千首，言假馆于汤生家，樽酒论文，不啻埙篪。汤尝作《永泉记》，为吾弟沅浦所叹赏，欲梓未果。余生因携汤生前后所刻各种质予，因骇前此乡人之言洵不虚也，洞庭衡阳之际佳句流传，可谓功德之外别开生面者已，爰书数言，以弁其简。涤生曾国藩并书。”
    此即曾氏所作《蠹仙杂著总序》，从中得知，曾国藩不独自己赞赏汤濂诗文，还推荐给其弟曾国荃(字沅浦)，沅浦对杂著中的《永泉记》尤为“叹赏”，“欲梓未果。”
    曾国藩序文中提到的余旬甫乃汤濂的诗友，亦是于汤氏坐馆的塾师，著有《高堂集》，汤濂曾作诗评论，诗曰；“眼光空万众，布袋任包紧。意马排阊阖，心垆出太阿。纵横天下独，抹煞古今多。不信英雄泪，凄凉子夜歌。”
    我未见过《高堂集》，但从汤濂的诗中可知旬甫亦非凡俗之人，有胸襟有抱负，与汤濂应该是心灵相通的。他因推崇汤濂诗文，才呈奉曾国藩披览的，曾氏戎马倥偬，日理万机，居然拨冗展读并为之作序，不仅谈了自己的感受，还拉出胞弟曾国荃助阵，曾氏兄弟的评价，无疑加重了汤濂诗文的份量。
    汤氏《小隐园全集》(《蠹仙杂著》)四十二卷，涵盖古今诗体，文集杂俎，待园琐语，题画、杂言、泉谱、石录(品)、楹联、挽联、铭记、要语、尺牍、题跋、绝句、词钞等。“体不一，格式亦不一，初意不过感事述怀而已，”而实际内容却相当丰富，驳杂。
    汤氏诗文，从题材到风格是随其人生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前节笔者曾有所概述，这里，当可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甲寅之变”和“丙辰之乱”前，在远离城廓的郊野，他过的是一种优渥、闲适的生活，田园牧歌似的诗词自笔端奔涌而出，空灵飘逸，清新自然，试看：
    朝采北山薇，暮种南山豆。松里人家画里村，屋破闲云漏。    新笋羡他胜，旧竹由他瘦。学得坡仙一味馋，试把猫儿咒。
                                                                         ——《卜算子•隐居》
    新秧万顷绿全齐，饷午人归鸡正啼。
    雨足不劳鸠妇唤，耕牛饱卧夕阳西。
                        ——《田家》
    竹木带溪水，人家明夕辉，
    炊烟才起处，野意逐牛归。
               ——《野意》
    从中不难品味出前辈诗人陶渊明、王维、范成大等田园诗的韵味。
    再如《游插花庙观泉水》：
    水随山势曲，十里涧里清，石壁双峰立，斜阳一半明。
    试茶流可枕，饮酒月日倾，更爱寒林外，时闻钟磬声。
    插花庙是一座佛教庙宇，坐落在白鹤村西北方的青龙山脚下，距白鹤村七里路，笔者儿时去过多次，汤氏所写近似白描，十分逼真。
    那么，这个时期汤濂的处世态度如何呢？且看他的《长夏遣怀》：
    万物本外来，所贵能摆脱，缅怀晋陶潜，于我心戚戚。白云无其间，
    旷观天地阔，有诗且长吟，有酒且独酌。万事姑置之，吾生贵自适。
    囿于一己，清白自守，流连山水，旷达闲适，可说是“甲寅之变”和“丙辰之乱”前汤濂诗文的总体倾向，此为他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
    逃难流徙之后，尽管他“寻五岳九嶷之奇胜，穷三江五湖之渊源，以山水为性命，以琴书为妻孥。”但家国之恨离乱之苦给他的诗文打上了浓重的烙印，他不再纯客观地吟咏山水，而是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百姓困苦联系在一起，让人明显看到杜诗忧国忧民诗风对他的影响，又深具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寓湘十三年，他写了大量诗文，诚如曾国藩所言“洞庭衡阳之际佳句流传。”遍览其诗，思乡遣兴感怀之作屡屡展现。
    兵荒马乱，腥风血雨，面临如此惨烈的时局，逃难是无奈的选择，其《丙辰孟夏遭乱远徙，痛定思痛，仿少陵作歌七首即用其韵》，集中抒写了逃难的艰困和痛苦，在此，引其二首：
    北窗一枕睡正美，震雷轰天塞两耳。狂飙吹云聚复散，赤日乱行烟尘里。
    此时我心鱼在釜，呼吸之间百回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魑魅魍魉驱我来。
   
    我非蒿工苦操柄，一家浮沉惟听命。黄河水渴车折轮，灰没须眉沙没胫。
    焦土白骨断人烟，飞鸟无声落日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背水夜走独惆怅。
    丙辰年，即咸丰六年（1856）也正是太平天国六年，可以想见，这场农民起义的风暴已波及到汤濂故乡，烧抢、屠戮，暗无天日，求生之欲望付诸逃难，一路上水陆兼作，“警投破寺百忧集，仓皇万里归他乡”，颠沛流离，辗转来到长沙，此后便是难以排解的思乡之苦之痛：
    秋风破壁雨湿衣，家浮宅泛生死微。望中云树泪中泪，消息断尽征鸿稀。
    我欲将梦渡湘水，毒龙喷雾不得归。我欲化作令威鹤，江山虽是人全非。
                                          ——《秋风•用少陵原韵》
    诗中充塞着对红羊之劫（洪杨造反）的诅咒和控诉，却又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思乡之情是难以遏止的，诗作不断流泻而出，且看：
    江水三千里，相思十二时。田园荒殆尽，兄弟见偏远。
    旅梦惊刁斗，春风恨别离。故乡何日到，应在菊花期。
                                      ——《寄弟》
    诗人期待着不久后的秋冬之交返回，可事实断无可能，幻想一次次破灭，他几乎在哭诉：
    分明万里外，是我旧家乡。酒气化作泪，滴滴沾衣裳。
                                      ——《记梦》
    在无望难熬的等待中，终于接获家书，其心情可想而知：
    虫声唧唧雨声疏，帐外灯光淡欲无。
    非是羁人眠不得，今朝才接到家书。
    收到家书自然是欣慰，甚至是激动的，可是家书的内容传递的尽是不幸，猛可里诗人又跌入痛苦的深渊。敏感、多情的诗人随即作复：
    ……故乡如此惨极矣，可奈何，赤子苍生，老天直欲一网打尽，毒手忍心一至于此，舍弟不知何日得脱罗网，恨甚痛甚，人世生趣，至此殆尽，连月忧心如焚，不能握管。
    其间，也有家乡的人来到长沙，交谈中无非是些悲凉之事，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客有自故乡来者，谈及家事入耳刺心。”
    然而，诗人毕竟已走出个人的天地，“吾生为世虑，忧患心常萦。”他在痛苦中挣扎，想振作起来，在《山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响彻空山叫怪鸱，有人峻岭独行时。云迷绝壁猿开道，日落秋坟鬼唱诗。
    寂寂孤村荒犬吠，阴阴破壁野僧炊。雄心不畏秋风冷，健仆常将宝剑随。
    正因为“雄心”仍在，忧患常萦，诗人将目光投向荒年破败的农村，他关注着农民的命运，《观刈麦•用香山元韵》不可不读：
    一岁几日闲，农家从此忙。雉雏春已暮，二麦次弟黄。儿童欢饼饵，田父乐酒浆。
    醉饱尽力刈，云满高低岗。造化忽造劫，飞蝗蔽日光。人间岁月短，天上才枪长。
    丁男与子妇，相向哭道旁。有麦饥欲死，日暮归空筐。老幼填沟壑，生者徒心伤。
    自知性命贱，难牵儿女肠。祸福反复手，旦暮有沧桑。鸟兽食人尽，荒村多糗粮。
    年丰苦乱离，忧患何时忘。
    这是一首讽谕诗，用的是白居易《观刈麦》的元韵，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画面，较之一千多年前的白氏所写，更为悲惨。诗人含泪将观察到的一切，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黎民百姓深刻的同情与怜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读之令人惊心动魄，这在有清一代的诗人中并不多见。
    关注国是民瘼，小我融入大我，诗人的心胸与人生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于是在《登高》一诗中，我们听到他不失激昂的吟哦：
    不爱人间画地牢，出青天外独登高。遨游恨未生双翼，得失浑如拔一毛。
    到此名心成画饼，若无诗胆免题糕。年来骨比黄花傲，拼向西风冷处鏖。
    傲骨铮铮，鏖战西风，诗人是想有所行动的，只是，他毕竟为一介布衣，无能为力去变更天地，在无情岁月的摧残下，他遁入了消极出世。在致友人信中，他说：“弟思天地一场戏，人生一大梦，悲欢离合皆戏也，生老病死皆梦也。彼先去者梦醒也，戏散也，后去者终是梦中身场上客，不过迟早间耳。”
    他承受不了思乡之苦，明知故乡早已破败，路途遥远，他仍要回去。但是，回去的确不易，得等河晏海清，乾坤朗朗，惟有等待时机，心境始终是复杂的，在《寄程实圃》中，他坦言：“闲云野鹤则濂之性情也，向平多累则濂之魔障也，饮酒赋诗则濂之功课也，事业如牧童骑牛……”
    终于，已入暮年的汤濂踏上了归途，一路上颇多周折，他回到了古城金陵，这是他当年流连之处，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触目惊心：“生非木石谁无恨，修到神仙尚有情。六代繁华回首处，秋涛空打石头城。”(《秋夜杂感》)，那么，经历了洪杨事变、湘军克复后的石头城，究竟如何，又勾起他怎样的感慨呢?
    《秦淮感旧》直露了他的心声：
    秦淮波长板桥横，丁字帘前旧有情。半熟青梅含醋意，新闻紫燕带欢声。
    彩云风致春常在，流水光阴梦屡更。记得前宵灯影畔，金钱几度卜归程。
    杜牧相思子满枝，伤春怕忆少年时。灯红酒绿人何处？月落乌啼空所思。
    莲子有心原太苦，藕丝难断总缘痴。名花憔悴青衫老，别后东风两不知。
    表面看，这是一首怀念青楼旧雨，鸳梦难再的诗，骨子里却道出了秦淮繁华已去的凄凉景致和落寞惆怅之心境。
    在《四十自寿》一诗中，他曾提及自己“三十初度，沉醉秦淮”，不用讳言，青年时代，汤濂也曾出入秦楼楚馆，上述《秦淮感旧》说得已很明白，此番归来，他每每沉浸在对往昔风流的忆念之中，一连写下《赠玉卿校书》等多首情诗，哀惋凄迷缠绵悱恻，正是“心地渐清尘自扫，诗情还有一线牵。”他是一个性情中人，难免多愁善感，在《寄体舒文》的信中，他说：“自古英雄末路，多放浪于声色之间；从今诗酒生涯，谁尝识于风尘之外。君真知我，可怜虫原是书痴；仆本恨人，诗疯子竟成情种。”坦诚得煞是可爱。
    那个年代，情色分得并不那么清楚，文人士子沉溺其间，也不算一回事，汤濂在给邰镜湖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杜牧情痴，原非好色，江郎才尽，莫怪无诗……士不逢时，古今同有慨也。”或许，寄身情色，乃是对黑暗政治的逃避和生不逢时的排遣而已。
    “灯红酒绿人何处？月落乌啼空所思”，耳濡目染已非旧时景象，在古都盘桓下去，已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出城向远郊的故乡进发，途中见闻又令他感慨不已：“渐闻乡音未忍闻，复看村落冷斜曛。不知故里今何似？已见青山空白云。” (《将抵家行华阳道中》)
    长期羁旅在外，思乡之情一直煎熬着他。好了，眼前故乡在望，进村了，入屋了，那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且看此前引述过的《还家》：
    乱离驱我去，万里复归来。骨月全生日，琴书仍劫灰。
    儿童半不识，亲串凡人回。细说从头事，伤心泪堕杯。
    楼宇残破，亲友凋零，往事不堪回首，诗人寄生浮世，心灰意冷，这自然反映在其诗文中，有《杂句二首》为证：
    读书且当看山，望友不如待月。有诗有酒有花，亦懒亦痴亦拙。
    鸮语蝇鸣啧啧，蝎争蝗扰纷纷。人间孰是孰非，老僧不见不闻。
 
    人生鹿鹿登场戏，宦海茫茫黑夜船。我每欲空天外想，谁能参透个中玄。
    偶因小疾思逃酒，暂避良朋为坐禅。心地渐清尘自扫，诗情还有一线牵。
    显然，他已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在他的“影仙楼”上参禅悟道，惟一对其有牵攀的便是诗情，一时还割舍不掉。此时，大家庭已不再像离乱前那么富足繁盛，以至诗人不得不自己打理起家事来：“年老学当家，丝丝理乱麻。抽刀若流水，掩卷听朝鸦。始觉身皆幻，从来道不差。返观生紫气，日日见西华。”
    不过，作为“山水馋客”，田园之乐仍滋润着他衰老凄凉的晚岁，他将庸常平凡的周边景物和劳作入诗：
    白发归来学钓鱼，村居景物不嫌麤。满塘菱芡种无际，比户鸡豚岁有余。
    待客酒棋呼妾掌，御冬蔬菜唤儿锄。山妻颇具闲风调，煮茗西园共校书。
    他追慕陶渊明归隐后的那种生活，不禁唱道：
    事物本外来，所贵能摆脱。缅怀晋陶潜，于我心戚戚。白云无其闲，旷观天地阔。
    有诗且长吟，有酒且独酌。万事姑置之，吾生贵自适。
                                    ——《长夏遣怀》
    他不想再过问世事，生活的空间愈来愈窄，在《自题醉梦前小像赞》中写道：
    道是我也得，道不是我也得；道是醉梦也得，道不是醉梦也得。乾坤浑沌，那能分得清白。
    诗人笔下“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他本人也说不清，那么，他又得到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得到，除了遁世，一无所获。
    晚年，他的诗作题材芜杂，无事无物不可入诗，只是感时伤事之作明显少了，而春闺、闺梦，甚至残画、破砚、缺瓶、敝裘、败笔、废秤等也都有吟咏，落笔在这些残破之物上，可见其心情之悲凉。除了写诗填词，他与友人也不时切磋，并为诗友的诗集作序，申述自己的诗歌理念：“古今万诗人，错多难铸铁。但求出群材，不求合比辙。诗穷易见工，士穷乃见节。”他是将诗人的气节与诗作联系在一起作考量的，承继了中国古代诗人重视人品诗品统一的传统。
    汤濂才气充沛，文思敏捷，他自己说，其《金陵四十八景》三日半成，《落叶相思小草》三日而成、《续石品》一卷二日半毕，但这并非草率，其中不乏精品。当然，其诗文也有构思恒久、反复推敲而成的，如《题济颠醒妓女图》七古一首竟写了十年，而自挽横额诗得“江上峰青”四字三年始定。曾有客人问他：观先生的诗，可谓匠心独运，竟有写作三年而未定稿者，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吗？他回答：“予固予痒也，痒合自搔之，以笔代金，予不能一笔遣之。”足见其严谨甚至苛求的写作态度。
    同时代的人对他如此评价：“蠹子之诗古文词以心摄境，以腕运心，扫去陈言，着色鲜艳，如画家初脱稿者，是以百读不厌，令人心醉。”又谓；“蠹子诗如乡人入城，目迷五色，久住久厌，虽知野趣之静而时有动心。”
    虽说汤濂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诗词上，然而，其文章也写得极好，游记、序跋、传记、铭文、尺牍、楹联，体裁多样，无所不能，在此，以《四先生传》为例：
    古香室有方氏行四，不知名，人但以四先生呼之。四先生性拙而怪，目无远光，行不乱步，每见之若久病新愈者，然四时赤足光头，尘土堆面，如将败荷叶，黄黑焦绿无一不备。声细如婴儿，发乱如姑草，身瘦如一劈柴。无丈夫气无孩子气无屠贾气无腐儒气，盖别有一种可解不可解之气，在人鬼之间者。一日夜深，举家欲睡，遍觅四先生不得，忽闻鼻息声自壁上出，烛之，见四先生以头顶柱如弯弓，然已沉酣睡熟矣。问之瞠目，四顾作小儿欲哭状。有时当垆拔火，火烧发及眉，而己始觉。曾夜往人家索书，见中堂无人，一径直入内室，登榻拥衾竟自睡去，主人至，大呼捉贼，而四先生得起无惊容。有识者云是古香室四先生，遂放归。其他种种率皆类似不可枚举，仅将亲所见闻略述之，以见天下古今无奇不有。倘遇后之好事者另作无双谱，当以四先生为第一流人物。噫，四先生或因此而传亦未可知也。
    看，作者将这位“性拙而怪”既滑稽又可爱的四先生写得形神兼备，令人捧腹，文笔凝练、谐趣，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记，即使与明清笔记小说的大家之作相比也毫不逊色。于此，不难看出汤濂多方面的文学才能。
    晚年的汤濂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在《柬友人》中他说：“一支笔一壶酒，观得意书，行现在乐，不尤人不怨己，任天而动，忘机而处，此中受用惟退之一字，足以享之。否则风樯阵马惟恐不速，吾不知其所终极矣。”这，大致是他的生活态度。自然，人入老境，往事萦怀，他也毫不掩饰地检视、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在《覆所亲书》中，即有过真切、率直的流露：
    濂切自念忽忽马齿将届将仕，一无所成。上不能取功名列朝庙，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次不能砥行立名安守故土，乡党有善人之称；下不能逍遥世外断却情魔，作陆地神仙之事。日苦在儿女手中，生活无聊之极，发为长吟。间有一二好事者倡予和汝，无非流年光景，不平则鸣，有何生趣。秀才风味，究竟酸气逼人，大非英雄本色，何足道哉。迩来稍有觉悟，惟杜门谢客，日亲古人。视眼前身后皆非吾之所有，欲宗黄老之学少养天机，一切鸡虫得失，苍狗白云，付之梦幻，然乎否耶。
    既然欲宗黄老之学，对自己的身前身后也就无所谓了，其《自挽诗》对此即有表达：
    此去无是无非、无烦恼、无挂碍、无贪嗔、无痴爱，一无所有；
    今生好石好书、好花木、好著述、好山水、好诗字，诸好皆空。
 
    字里行间漫漶着浓重的虚无主义，而他的《自志墓铭》则更有意思：
    蠹仙何人，仙凡两羁。以地为母，观天为师。山水泉石，自病自医。其人则庸，其文甚奇。
    行半天下，我还我知。同心之友，同穴之妻。宛然在目，吞情吐丝。清廉谨慎，以告吾儿。
    欲知我生，冰心之诗。欲知我死，空山之碑。
    这也可视为诗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但这些文字仍然透露出他对人世的留恋，并未真的悟透人生，倘若真的认定人生无常四大皆空，那么，则一走了之，又何苦“自挽”“自志墓铭”呢？总还想留点痕迹于世嘛！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正直坦荡的贤人，抑或不名一文的士子，看重自己的名节，怕是通例，汤濂此举当在情理之中。“超以象外，恰在个中，山高水长，先生之风。”这是汤濂《琴囊铭》中的句子，可借来作为对他一生为人为文高行逸才的盖棺论定。他是南京这座古城深厚文化积淀中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汤濂。
 
2008年4月3～9日
9月2

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喜欢他的诗词，谢谢萧大叔！

广华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