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太平天囯之祸析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囯》“卷首语”中写道：
“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囯’大悲剧。”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一点也不夸张。
事实上，太平天囯在华夏大地所造成的损失之巨，影响之远，悲惨之极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众多资料都记述和描绘了这场浩劫。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张德坚《贼情汇纂》）。3月20日入金陵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战火狂飙所及，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
先谈人口的骤减。清道光三十年（1850），官方统计全国总人数为429931034人（缺台湾府），咸丰元年（1851）增至431894047人（缺台湾府和广西省永安州）。估计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近达4.5亿。
安徽省广德县，1880年(光绪六年)编纂的《广德州志》记录：“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
五年中，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可见战争的残酷。
据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徽州府歙县在太平天囯期间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
胡适的父亲胡传在自传中说：余曾于1865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吃惊地发现在徽州府境里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幸存者仅为五分之一。
清政府统计：1851年浙江人口约3000万，1864年太平天囯灭亡后，经历十年的恢复期，到1874年，人口还不足1100万。
1860年至1864年间，太平军两占杭州，杭州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
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1830年清政府统计苏州府人口数为341万，到1865年已减到129万。
常州府金匮县1830年人口数为26万，到1865年减至14万。
高淳县1837年人口数为188930，到1869年降至55159。
近南京城的金坛县1853年前，人口数超过70万，1864年后县城中仅剩3000人，郊区四乡仅剩3万人。
据清政府统，1851年江苏人口数为4430万，战乱1864年后，经历十年的休养生息，到1874年，人口数依然连2000万还不到。
昔日的富庶繁华已化作战火的灰烟，换来一派“愁惨气氛”。
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范文瀾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承认说：杨州、苏州、南京在太平天囯战争后，“二三十里无居民。”“竟日不逢一人。”只不过他把战争的惨境归罪于清政府和英、法等西方列强。
萧条至此，惨矣！读史心中亦悲切！
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实际数至今还是个谜，谁也拿不出准确、权威的数据。
众多学者根据太平天囯前后的清朝《户部清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1851年到1864年人口数锐减40%，绝对损失数达1.6亿（其中包括全国各地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局部战争损失的人口数）。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减少了1.12亿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文中说：“太平天囯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时中国人口已经达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
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人口史》上统计1851年至1864年期间，太平天囯战乱中南方七省人口死亡的数字：
江苏省战前4471万人，战后共死亡1679万，死亡率为37.5%。
浙江省战前3027万人，战后共死亡1630万，死亡率为53.8%。
安徽省战前3738.6万人，战后共死亡1700万，死亡率为45.5%。
福建省战前1621万人，战后共死亡449万，死亡率为27.7%。
江西省战前2428万，战后共死亡1172万，死亡率为48.3%。
湖北省战前2218.7万人，战后共死亡500万，死亡率为22.5%。
湖南省战前2180.9万人人，战后共死亡200万，死亡率为9.2%。
七省战前19687.3万人，死亡7330万，比例37.2%。加上广东、山东、陕西等省死亡人口总计约达到11840万，1851年中国人口统计总数为4.36亿，死亡率为24.7%。中国人死亡四分之一以上。
书中记录的大屠杀让人不忍读：常州6天死亡5万人。苏州府战前人口654.3万，战后仅余229万。浙江杭州府战前人口372万人，战后仅余72万，人口损失80.6%。
《中国人口史》6卷，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葛剑雄2002、12），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冻国栋2002、11），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2000、12），第四卷明时期（曹树基2000、9），第五卷清时期（曹树基2001、5），第六卷1910-1953年（侯杨方2001、11）。
有学者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研究，认定太平天囯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等五省，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口至少达5400万，再加上太平天囯战争中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囯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战祸直接造成死亡人口数达7000万以上。
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陈恭禄提出更高的估计：太平天囯之乱，合中原捻军，关陇滇回民、贵州苗民起事，各省城镇土匪之劫掠，饥饿疾疫的死亡，“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人以上”。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囯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
兵凶战祸，触目惊心！太可怕了啊！
引用见证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人和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的文字资料来说明这种惨状：
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里引用了时《中国之友报》副主笔的《苏州旅行记》中的叙述：“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
英国人呤唎还统计了从1860年到1864年9月，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不到五年时间里，交战双方将士战死和死于战乱的平民，人数达2872550人之多。每年死亡人口在57万之上，又是惨、惨、惨字啊！
美国学者魏斐德1960年代估计：“太平叛乱这场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人到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
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估计战争导致的人口直接死亡数为2000万。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19世纪80年代估计：中国在太平天囯战争期间（包括云南、陕甘“回乱”及北方五省大饥荒）损失人口6100万人——8300万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北方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在1500万人——2000万人间。那么太平天国之乱死亡人数在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囯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其调查报告《浙江、安徽省书信》中说：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
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祝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
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我在不同的地方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
这就是他对太平天囯战乱后中华大地景气的描述。
战乱带来人口锐减的同时是土地的大量荒芜。
1865年，苏南各州县向上级政府的册报中称：“抛荒者居三分之二。”
浙江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达112366顷。
安徽省“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
针对这种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状况，清政府将“善后要政，莫急于垦荒”为首要工作，谕令各地迅速“招集流亡，垦辟田亩”。诏令招垦，地方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了各种迁徙和垦荒的优惠政策。
安徽省凤阳、定远两地招垦分局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
初时虽给以优厚的政策、经济的扶持，然“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
1869年，江苏省垦务局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
浙江省严州规定，募民垦种之地，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有原土地的拥有者，在移民将荒地垦熟后，再向政府呈报索要土地，政策规定将其所有田亩产权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
渐渐出现了近代最大的一次江南移民，清政府估计，战后苏南约有160到260万移民人口，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约有132万移民。安徽省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约136万，皖北约128万。
清两江总督马新贻，在1869年《招恳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说：“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等地，还是户口零落，荒芜的田地还占原额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举安徽广德一县为例：
动乱结束后，全县“四乡一无完善，田亩尽属荒芜”(《广德州志·艺文志》)，“尸骸枕籍，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广德州志·杂志》)。
广德是皖南最早招民垦荒和垦荒客民最多的州之一，设立劝垦局和佐行局，制定招垦章程，推行“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的优惠政策，保证佃户领田、领牛、领种，监督抛荒或转让田地。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占用，具册呈报发放凭证为己产。垦荒者“自开垦成熟起，免还钱漕两年，第三年征半，第四年全征”(《广德州志·天赋志》)。原主出卖土地，垦民可优先购买，价格极其低廉：熟田每亩600文、荒田每亩300文。“皖南广德州自经兵燹后，人口凋残，所遣孑遗不过什一，外来垦户则居八九。该客民携眷远来自数千里至数百里不等。”(《广德州志·艺文志》)
从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四年(1865)减免广德民众所欠全部钱粮杂税。优惠政策吸引了“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垦荒纳税，并入籍与考。”(《广德州志-田赋志》)从同治四年(1865)到光绪五年(1879)，广德县人口从6328人(其中客民1250人)骤增至129548人，其中客民109567人，占了当年总人口的84．6％。“土民百不足一，而外来垦荒客民则十倍于土民。”（光绪九年三月五日《申报》）
官府招幕为主要移民来源，“江督曾侯出示招徕开垦．客民麇集。”(《广德州志·天赋志》)《广德州志·职官志》记载，先后有16位官员积极招引同乡来就垦，初期移民总数中湖北占四成，河南占三成，浙江占一，江北占一，其他省和本土人占一成。三十年后，人口籍贯构成改变为“河南居其六，湖北居其二，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广德州志·补正》)。因此广德有“小河南”之称。
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商人、手工业者、私塾教师和各类民间艺人迁入广德，大大的促进了广德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此外，战后遣散的兵勇也占据一席之地，同治四年，五千余名两湖勇丁迁居广德、建平，“不用置产而有田可耕，不用建置而有房可住”（光绪八年六月二十日《申报》)。苏、浙、皖三省被遣散的 太平军十万人，散落在广德县境内垦荒种田的有万余人。因此广德县荒芜多年的土地到光绪五年(1879)，熟田累计达4517．5顷，占原额田地的72％，到光绪中后期，荒田“已尽辟垦”，“悉赖该县客民等远来开垦之力”(《广德州志·艺文志》)。
几经垦荒移民，到战乱后的1970年，江南各省的农业生产恢复还不到战乱前的一半，足见毁之容易，复之艰难。
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战后三十多年，十九世纪末在他的奏折中还提到田地荒芜的现象：“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
几十年后，原是寸土寸金的江南富庶之地依然是“垦种乏人”！
太平军狂飙所至，庐舍为墟，遍地瓦砾，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已是一片劫灰。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
江苏省苏州，处江、湖、海之间，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从隋唐起就经济繁荣，民殷物阜，兼有“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的美誉，苏州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富饶城市。苏州的富庶，对太平军有巨大的诱惑力，清人说“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事实确实如此。
1860年5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兵进苏州，清巡抚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城里顷刻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嚎哭声震天。此状清人李寿龄在《匏斋遗稿》《姑苏哀》诗中说：“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这是清人自毁的状况。
1860年6月2日，太平天囯忠王李秀成占领苏州，一向十分活跃的工商行会组织全被摧毁，丝经行、丝行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太平天囯通史》茅家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秀成将大本营移至苏州诚并建王府，苏州成了“太平天囯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太平天国通史》茅家琦主编）。
1863年初，清李鸿章与太平天囯李秀成在苏州（太平天囯苏福省）一带反复搏杀，英人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书中真实描述了战争中江南的现状（摘录）：“尽成废墟”、“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
1864年太平天囯战乱后的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太惨了啊！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1863年，请左宗棠记下了亲眼所见的情景：“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清史稿里称到战后的1875年，“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清郭嵩焘奏稿《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
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余年，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非常严重。
现代史学家戴逸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指出：在1830年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9%，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西欧五国的GDP总和也是29％，与中国持平。但经太平天囯战乱的三十六年后，到1900年，中国的GDP只占到全世界总数的6％。戴逸先生没有专门研究天平天囯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打击，从这一组数据中得出，是太平天囯战乱让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极贫弱国家的结论。
1956年，王亚南曾批评罗尔纲：“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从这样一个比例中，怎么也不能结论出太平天囯的运动是一种大革命运动。”
清末王船山先生说：“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是否应该以此三标准来衡量判断太平天囯“革命运动”的性质呢。
最后点到下被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史学家推崇备至的太平天囯的《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从它一诞生起，就只限于纸上，从来没有认真公平地实施过一天。
《天朝田亩制度》高喊着普天下“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姐妹”的口号，实际却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太平天囯内部实行的称谓、觐见、服饰、舆马、仪仗等等礼仪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特权规定，而且是怪异荒诞，对下属和百姓的刑罚残酷比商纣王有过之而不及。
礼仪规定官员朝见天王，必须跪在朝堂大殿上三呼万岁，见所有高于自己的王爵亦要下跪三呼千岁。王爷出行，路人和小于自己的官员一律回避，回避不及则必须跪伏路旁，抬头窥视者杀无赦。等级森严史所罕见。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所有抢来的金银财富全部收归天朝圣库，是洪秀全等高层挥霍腐败的资源。
太平天囯高层可以妻妾成群，下层和老百姓严格禁欲，私过“夫妻生活”是犯天条的大罪，杀无赦。
太平天囯的日常宗教活动繁琐，用牲馔茶饭来供祭上帝。所有士卒百姓以“伍”为单位，组织每日祈祷，礼拜日祈祷，逃避着视为“妖”杀无赦。士卒百姓中的灾病喜庆、丧葬及动土、堆石、盖房、作灶等活动特必须先行祈祷。
太平天囯一直在破坏和灭绝中国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它“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陷之处，凡学宫……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规定天下人敢读或偷读对上帝教圣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一经查获“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郭廷以说得好：“太平天囯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太平天囯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囯的洪秀全，为一己之私，充分利用灾害和饥荒、落后和愚昧，引诱和裹胁大批盲流，利用下层农民的贪欲之心，竖起杀富济贫的大旗，制造出分田分地的假象，制造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乱。
该怎样评价它，总不能把任何造反、特别是为一己之私而造反的行为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太平天囯“革命运动”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死人无数作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为代价的，一场肆意抢夺，无情杀戮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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