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再析太平天囯

    太平天囯这段历史为期并不远，而且留存真实、可查可考的资料齐全和丰富，为什么赞美和毁誉会搞得如此扑朔迷离呢？

    无产阶级的史学家们最有力的依据是：日本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中说孙先生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又褒称太平天囯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肯定了的一定对，难道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观点还落后于他吗？是的，孙先生在他矢志推翻满清的那一天起，一切反抗动摇满清统治的人物和行为都是他借鉴和效仿的对象，当然会肯定，这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孙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他读到得太平天囯的史料极少，故而片面地认为太平天囯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1902年，留日学生刘成禺写《太平天囯战史》，孙中山先生作序，序言中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此书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发行，该书史实误漏和编排的太多，纯粹是号召反清的宣传小册子，孙先生仅仅将此书作为“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先生也清楚此书没有史学价值。而从孙先生的序言中证明孙先生对太平天囯史实知之甚少，从孙先生留下的所有文稿中可以断定，先生没有读过洪秀全的“革命纲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和《改邪归正》，没读过《天父诗》，洪秀全是什么样的人，太平天囯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他不甚了了。就因为洪秀全喊出了“今满妖咸豊，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天所不容，所诛者也”的豪言壮语，震动了压在汉族人心中二百年沉重的巨石，也像是自己賁发的呐喊而对洪氏以肯定。这实在是是孙中山先生单纯的借太平天囯号召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起来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一种宣传手段。

    孙先生对太平天囯不甚了了的断语，孙先生因为斗争需要的推崇居然成了无产阶级史学家们肯定洪秀全的最主要的依据，人无完人啊，他的盲目推崇，给一代成功的政治家以籍口，造成历史认识上的极大混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把伟人所有的话都当成真理。

    当时在孙先生倡导下，借宣传太平天囯反满清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从通篇书中的内容、封面画、插图看，作者对太平天囯制度、礼仪服饰等知识几乎为零，完全是臆造描述绘画出来的。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刊出苏曼殊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章太炎题词。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二十四岁，对翼王石达开也是一无所知，她身处变革时代，热血沸腾，以心境理想而画，会是真的么？其画是臆造的！后来她的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由此可见该画的真实度完全不可信。

    还有广为传唱的章太炎《逐满歌》中也提到洪氏：“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南社诗人高天梅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行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以讹传讹，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诗词小调、故事戏曲，使那些本来模糊不清的乱世魔王一个个都成了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了。

    孙中山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推翻满清，宣传中背离史实，是可以理解的，此做法让后继的权力者引用为不容置疑的教典，却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误人子弟啊，谁在误子孙后代啊！

    孙中山先生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虽赞赏了太平天囯的“民族主义”，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囯“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孙先生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起民族、民生、民权的民主共和国，即是洪秀全建立了他的王朝，孙先生也会致力于推翻它的。孙先生在《民权主义》中说的很清楚：“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太平天囯不是我们的榜样，“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而这些话许多人偏偏视而不见，而断章取义地引述先生的话。

    1949年后，中国把太平天囯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拔高成“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只能歌颂，不准批评。以至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百口一词说“英雄、斗士……”，整个社会讴歌太平天囯革命。

    最初肯定太平天囯的是有无产阶级史学家之誉的范文澜， 1943年他在陕西延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为纪念洪秀全撰写成《中国近代史》，书稿中“太平天囯革命”一章，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连载，后由延安新华书店印版发行单行本《太平天囯革命运动》。《解放日报》发表时称《太平天囯革命运动（初稿）》，《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编入第三章时称“太平天囯革命”，将“太平天囯”定调为“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

    现代史学家罗尔纲，1949年后肯定洪秀全不遗余力，他把太平天囯列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王朝，用正史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囯史稿》（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5月上海第一版）。他在讲述《天朝田亩制度》时称：该制度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冲击，其根本性质在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土壤，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盛赞太平天囯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尔纲把太平天囯史料中记述洪秀全妻妾成群的事，认定是敌人的诬蔑。完全不顾《天父诗》和洪秀全“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吧，里面清楚的记述了后宫“不记姓名、位次”的嫔妃，是以数字编排的事实。不顾《洪大全供词》中称：“洪秀全眈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的供述，不顾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篇亲历者《天王惩戒娘娘记》的文章，文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这些资料罗先生不会不知道啊！

    罗尔纲在《太平天囯史稿》中无限拔高了太平天囯：“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它把农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峰。

    罗尔纲在史稿中肯定写道：太平天囯“制定了显著的纲领制度，如废除地主阶段的土地占有制；如准备革命成功后建立轮船、铁路、工产、矿产等近代工业；如套求人与人平等，男女平等，‘天下跟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大同思想；如创行人民选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如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传播有关的生产知识；如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进步文化政策。但是，太平天囯究竟还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它还保存有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保守性、自私性。”

    罗先生读史料比我们早，比我们全，比我们细致，比我们理解力强，而他得此结论实在令人费解，难道为成为无产阶级史学家就该回避和歪曲史实吗？

    学者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囯终身不懈，完成《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两书，收集了太平天囯的绝大部分史料。他语出惊人、骇人听闻——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不知道他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敢苟同。其实他是不赞同太平天囯的这种政体，他把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时“民有民治民享”的话改成“共有共治共享”套用在太平天囯的头上，实在是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

    几十年来，对太平天囯的全盘肯定的根源是政治家为治国治民之需，引人步入古为今用的误区，取其一点，不及其余。造就成一言堂的政治环境，任何人包括史学家都不能乱说，更有甚者是很多人善长奉迎，为一己私利而附合鼓吹之。群众只能读到千篇一律的政治教科书，接受一种观点，最终深信了太平天囯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论断。悲哉！

    我赞同《太平杂说》的论点。

    潘旭澜《太平杂说》说得好啊：“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洪秀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太平天囯究竟是不是他创立的？

    先谈谋国、创国，“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不是洪秀全。李秀成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1844年春洪秀全听从冯云山外出布道的建议，游走到偏僻贫穷的广西贵县山区，10月，洪秀全忍受不了贵县艰苦的生活，心灰意冷独自返回广东花县。1847年6月，在广东一事无成的洪秀全想起冯云山还在广西，前往寻之。时冯云山已经在桂平县紫金山区设立了拜上帝会机构，后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骨干信徒和众多教徒。由冯云山持笔，制定了“拜上帝会”的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以及《太平天日》、《太平军目》等文件均出自冯云山之手，奠定了开国建军的所有规章制度。太平天囯《天情道理书》里盛赞冯云山“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冯云山把远在广州的洪秀全推为教主，一则是拿他写的那几本书为纲领（自己写不出），二则是引进泼赖之神，更增添上帝教的神秘。洪秀全称基督为长兄，自己是上帝次子，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萧朝贵为帝婿……。

    洪秀全初到广西桂县，居住两个月就畏其艰苦折回广东，具有推翻满清目的的冯云山，不愿放弃，独自一人深入更贫穷的紫荆山区传教，发展会众。洪秀全再来桂县，借那么一点点气候，大摆权威，捣毁寺庙，鞭笞孔、孟塑像，惹恼了桂平县的一些读书人，联合官府抓了冯云山等人。洪秀全见状置会众和刚起的事业于不顾，美其名曰回广东设法营救，仓皇连夜逃走。因为冯云山的被捕，洪秀全的出走，杨秀清、萧朝贵趁机借天父天兄附体下凡，攫取了拜上帝教的实权，为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主动让步，退居杨、萧之后，从此杨秀清总揽了太平天囯的军政大权。

    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太平天囯发向全国的檄文《奉天讨胡檄》，只用杨、萧名义，而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所以，谋国创国的是冯云山，实际指挥行使权力的事杨秀清，洪秀全只不过是个挂名的领袖而已。

    后来更是如此，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天王洪秀全深居宫帏，从不坐朝议国事，只接受东王送来的奏表，概不见人，只见东、北、翼王三人。因此，南京城中一直传说没有天王这个人，清《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从广西谋事造反到1853年称孤南京，到发兵西征、北伐，再到1856年的南京内讧，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个木偶。

    东王杨秀清早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对其没有丝毫的尊重，数次假天父附身，严厉批评洪秀全，甚至借天父之名要打洪秀全五十杖，经百官苦苦哀求，才予“赦免”。洪秀全终于忍无可忍了，1856年夏，杀了杨秀全全家和部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昏天黑地，血流成河。

    洪秀全杀杨秀清时，是以“逼封万岁”的谋逆罪为由，密诏韦昌辉、石达开诛杀杨秀清。在诛杀韦昌辉时却称韦昌辉杀东王是“无诏擅杀”。

    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奸徒乎！枭雄乎？

    “天京事变”标志着宗教统治的破产，作为天国支柱的平等思想，也因为上层的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骄逸奢侈和等级森严更胜于清朝而破灭。内讧之后，幸存下来的两广老弟兄所剩无几，幸存的也因为“天京事变”变得心灰意冷，整个太平天囯上下已是离心离德了。

    太平天囯南京内讧后，洪秀全终于扬眉吐气了，他得意地声称，从此“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他不再信任外姓将领和王侯，提拔起两个愚昧贪婪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王，终于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

    堂弟洪仁玕带来个《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不及一月便封为精忠军师。他一方面“旨准颁行”《资政新篇》，一方面不放弃拥有的半点特权，不接受新政。不久又因小事冷落了洪仁玕，是最典型的叶公好龙。

    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将领力撑危局，洪秀全在天京城里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大发横财。危急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发出“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梦语来。

    到这时罗尔纲也无法维护他了，他在《湘军史料丛刊》序里写到：“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囯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批评洪秀全是亡国的主要责任人。

    其实罗尔纲又错了，就是没有湘军，太平天囯也必败无疑，况且湘军一直是以少打多，而且越战越勇。

    再说太平天囯的宗教：

    太平天囯的拜上帝会仅仅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几个人名和礼仪名，洪秀全在教义中还是引用各种儒家经书，来印证《劝世良言》的“独一真神唯上帝”，来印证中国古来就信奉上帝。

    洪秀全《天条书》初刻本中有引自《诗经》的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见《大雅·文王之什》）；“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见《商颂·长发》）。

    引用《尚书》的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见《泰誓》）、“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引用《易经》的有：“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

    引用《孟子》的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梁惠王》）。

    洪秀全说，历史上中外都同“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所谓反孔反儒，对自己有用的决不会反，洪秀全的思想和文章全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拜上帝教的上帝是中西合璧来的。洪秀全说中国古代崇拜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但自秦汉以来，佛、道邪教流行，误入了歧途。洪秀全以异教的神为邪神，斥为妖、魔、鬼，阎罗王、东海龙王是妖魔鬼的代表。妖魔鬼不仅指异教的神，也指不信拜上帝教的所有人，尤其是清朝官兵。以扫邪神、重振信仰为己任。拜上帝教以上帝为唯一的神，上帝、基督不是合一的，而是两个崇拜对象，不承认上帝、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说，而是三体之说，唯上帝能称神称帝。洪秀全初视巫觋为邪术，不斥神降于人的行为，到后来却偏偏用巫觋来蛊惑团聚人心，杨秀清、萧朝贵相继以上帝附体、耶稣附体的方式发言，获得了太平天囯的实际控制权。

    现在看看洪秀全到底留下些什么革命的文件。

    洪秀全在《百正歌》中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该作何解呢！

    太平天囯《天朝田亩制度》中，把农民指作贱民。又该何解！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说：“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这还不足以看出洪秀全从心底里就看不起春种秋收的农民，他到底代表了谁，是农民吗？还能称是农民领袖吗？

    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耶稣胞弟，由上帝派遣下凡作救世主。他自相矛盾地渲染所有人都是上帝子女、兄弟姐妹，应该患难相救、衣食与共。由此推衍出人无私财、田产均耕的社会理想。但所有兄弟姐妹，也是分类分等的，君长是长子、能子，庶民分愚子、善正、肖子、顽子。

    洪秀全的《天父诗》是最能证明等级的，第一百一十六：“天兄耶稣下凡圣旨：天兄曰：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指刀，“飞”指杀。意思是洪秀全的众多老婆，凡有半点轻慢天王的，罪该杀头。

    《天父诗》十七、十八首是对后宫嫔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还有《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有记载：“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写的是受刑后的惨状。其刑法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

    《天父诗》五百首是洪秀全亲笔写下的，还是作为圣旨个纲领颁布的，里面记述的对后宫嫔妃的管理律条和使用各种酷刑的惨状。这些清规戒律和酷刑，就是洪秀全的男女平等么？洪秀全思想里的革命性究竟体现在哪？

    洪秀全“革命”纲领简录：

    《原道救世歌》说：“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就是在论证自古君主存在，家天下也是自古传下来的，天下百姓必须遵从。不过他所提倡的“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人合一的思想，倒是与基督教无关，却与程朱理学、佛教哲学息息相通。

    洪秀全一方面痛恨孔孟之学没给自己带来高官厚禄，弃之毁之而后快，另一反面却又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籍经典——《四书五经》的文句，写入自己的的“革命”纲领里，明确指出“鬼心既革，《孝经》当明”、“《蓼莪》诗可读，胞与量宜恢”等。《蓼莪》是《诗经·小雅》中的章句，这是首悼念父母的祭歌，诗中借“莪”发挥，写出父母生“我”养“我”的辛苦劳累，而自己就像没有用处的野蒿，不能成材又不能尽孝。现在失去了双亲的疼爱，尽孝也无门了，深以为羞耻。朱熹点评该诗“言昔谓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为美材，可赖以终其身，而今乃不得其养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劳而重自哀伤也。”(《诗集传》)欧阳修说该诗所抒发的是不能终养父母的哀痛之情。洪秀全在这里的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他将中华民族传承二千年的孝敬父母的孝道，引申转借到要人只孝敬上帝即“共奉上帝”。

    《原道觉世训》引用《中庸》中孔伋（子思）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话，又引用《诗经》中“天生蒸民”和《尚书》中的“天降下民”等语，然后说：“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

    所有这些，不过是古为今用、蛊惑人心的宣教。

    洪秀全的最终目的是用宗教为自己的皇权服务，他所所颁发的诏书，大都强调“三纲五常”，是为树立“天王”的专制权威。

    癸好三年颁布的《天命诏旨书》，充满了天王专制的言词：“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样样上。又无一个非其所生所养，才是上，才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

    1851年（太平天囯辛开元年），洪秀全在东乡颁旨：“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7月14日他又紫荆山茶地颁旨：“皇上帝曰：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天王诏令：“同顶天父天兄纲常。”

    以及洪秀全后来旨准镌刻的《幼学诗》中说，“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太平救世歌》中说：“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借天父下凡，叫“众小媳，孝顺尔丈夫”，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并一再强调：“生杀由天子”，“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

    后来颁布的《福音敬录》中再次强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教规。

    凡此种种哪里能看出一丝丝先进性、革命性？又同基督教义有哪点相同？

    为人最称颂的《天朝田亩制度》，与基督教教义毫无关系，里面规定的组织形式是依《周礼·地官》为蓝本的。

    《周礼》卷十一《小司徒》中写道：“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汉郑玄在注文中释：“此皆先王所因农事而定军令者。”

    《天朝田亩制度》建制规定是：“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一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五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只要一对照，就明白此规定出自何处。

    曾几何时，人们对《天朝田亩制度》推崇倍至，赞扬它是“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其根本性质在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发生场所，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殊不知平分土地的愿望也可以在《周礼》中看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

    汉代郑玄的注和唐代贾彦的疏，讲解《周礼》大意均是：小司徒的职责是辅佐大司徒平均土地，为此应对人民进行核查，普遍了解男女、老幼、强弱者的人数；上地养七人，而能任强劳力者为三人（另一人是家长，还有一半即三人是弱劳力）；中地养六人，可任强劳力者两家五人；下地养五人，可任强劳力者平均两家各二人。这里说的“上地”、“中地”、“下地”各可“再分上中下三等”，因此，土地共分成“九等”。所以郑玄再作解释说：“有夫有妇乃成家，从此二人为一等，至十人则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经唯言七六五者，据中地之三等，则知上地下地之三等。”

    由此可知《天朝田亩制度》地分九等、均分土地、不分男妇的办法，来自于《周礼》，不是太平天囯的独创。不同的是《周礼》中说的是“给地”、“授”，而《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分田”、“分”。

    洪秀全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国理想社会来蛊惑组织民众，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宗教理论来恫吓民众。他强令解散家庭，禁止拥有个人财产，分编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女馆不分年龄，在监管下参加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织工编入锦秀营。六十岁以上老人和十六岁以下儿童入住“牌尾馆”，男性青壮年群居在“牌面馆”，按伍、卒编成战斗组织，不打仗就劳动。手工业技能者编入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诸营，在监管下从事专项劳动，产品入“圣库”，这就是太平天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分配原则。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让大家能听见，杜绝说“私房话”。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民俗伦理，违背人性，又怎会持久呢？

    洪秀全真会摒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吗？不会，绝对不会，他读者“四书五经”长大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个桎梏的。为一己之私——出人头地（不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赶考为什么），所以他会充分利用已掌握的传统文化，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来为自己追求的皇权、专制服务，以达到攫取最高权力之目的。

    洪秀全不是基督徒（他根本不懂），更不可能是借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来谋求中国变革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而是一个思想紊乱、私欲极度膨胀，又极其无知、愚昧的独裁者，他的失败只有庆幸，决没有腕惜！

    太平天囯后期，洪秀全的偏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洪仁玕在《克敌诱惑论》中痛切地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

    洪仁玕在《英杰归真》里说“革故鼎新”是“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象而拜上帝，化愚顽而归良正，脱俗见而遵新化，视听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万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这样，“今日则脱鬼成人”，“今日则洗心革面”，“今日则咸与维新”，“前入魔鬼之网罗，几几地狱；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这样就实现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他重新阐发天父、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义，将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掺合了进去，要天朝上下克服外界诱惑，辟邪崇正。《资政新篇》中说：“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教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

    洪仁玕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宗教的神秘性，强调洪秀全神人合一的地位，强化拜上帝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以求挽太平天囯于危难。

    洪仁玕在《钦定军次实录·辟邪崇正论》中的说教更多，要求天朝上下遏制个人的要求，遵循天朝的道理，这样才能逢凶化吉，上的天堂：“遏欲存理之性，即所以获福避祸之道。”“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上大天堂者，惟我是问。”这仅仅是洪仁玕一厢情愿重振朝纲的纲领。

    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编撰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子的故事，鞭打孔子的理由是：“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中天父皇上帝责问孔丘：“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子错在“声名反大过于”上帝，所以皇上帝要鞭笞他。

    太平天囯是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洪秀全称儒、释、道学为“歪理邪说”， 视孔孟及孔孟的信徒为“妖魔鬼怪”，对儒家经典，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惟恐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一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严禁拜上帝教圣书（钦定太平天囯文本）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太平天囯中“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清除孔子的影响，树立上帝的权威，就是太平天囯反孔的实质。

    无怪乎曾国藩惊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洪秀全虽也开科取士，设榜招贤。然上帝教“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和反孔焚书的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史载洪秀全对文化人：“贼掳我官吏绅矜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事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算己也。”故李秀成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凭这具话，其胜败可立判哉！

    太平天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是空前的，在它经过和占领的区域里，汉学一度形容枯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因其宜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再次指出：“洪杨之役……江、皖、浙靡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雕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考证学本已在落潮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胡适说“残破穷困的基础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

    一时的祸乱，确使中国落后了许多年啊！可怕呀！

    太平天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企图以泊来的宗教洋名称夺取权力，同时又把孔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据为己“用”。太自相矛盾了，这也凸现了他的无知和愚昧。洪秀全是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四书五经”的桎梏。

    天王洪秀全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借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谋求中国变革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紊乱、行为乖张、私欲膨胀、愚昧残暴的独裁者。

    开始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860年到南京被洪秀全赐以“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的洋教士罗孝全，几个月后逃离了南京，他说：太平天囯“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一样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在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边条线上走。”他的不辞而别，洪仁玕还受到了洪秀全的责罚。

    受到太平天囯高规格礼遇的洋人富赐礼，在《天京游记》里写道：

    “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砂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

    其不伦不类的宗教教义是先进还是倒退，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太平天囯承袭的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

    一、“奉天承运”：中国自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均自称是“天子”，是天帝的儿子，秉承天命来进行统治，用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秦末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要借助于天命。

    陈胜、吴广用“篝火狐鸣”的办法示意“大楚兴，陈胜王”是秉承天命和天意。东汉末年黄巾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

    元末红巾军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太平天囯同样运用这种“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思维模式。太平天囯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

    在太平天囯《天命诏旨书》等文献中，全部充斥着“天命”字样，都在说明洪秀全作太平天囯天王，实是“天命所归”。

    二、“改朝换代”：自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都是改朝换代。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只是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改朝换代”而已。

    太平天囯在东乡建制后，一直具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它强调“天王开辟君王”，“嗣后当有万万年不易之纪纲”。一再宣称“洪家天子杨家将”，“壮天威而成王业”。宣扬待到“小天堂威风”，“后来自有高封”。这些说教，浸透了创立“新朝”、“万世一系”的思想。

    这种“改朝换代”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农民战争的祁求模式。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是最具蛊惑力的一种号召物。

    唐朝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试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劫财以均平”相号召；明末李自成则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帜。谋求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皇朝。

    太平天囯同样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的主张，在口头上大喊把“平均”化作一种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这个制度在萌芽中就是只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制度。

    以它来完成自己的“改朝换代”，就是最终目的之所在。

    曾国藩是当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维护者，曾国藩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天囯，完全是太平天囯的愚昧落后、专制暴政的必然结果。这场浩劫成就了曾国藩之功名，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