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儒综合症
恐儒综合症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一种新型精神类疾病，罹患此病的人大约六十岁上下，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十年浩劫”中饱经政治风暴的洗礼，满脑子“破旧立新”革命造反思维，只要一听见“孔儒”二字就会污言秽语骂骂咧咧无止无休。他们把孔子当成中华民族最大恶人，把孔子门生——不管是孟子、荀子、黄宗羲、谭嗣同还是董仲舒、朱熹、和珅——都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无论有无听众、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都用同样的言辞和语调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这种强迫性偏执症状已经大大影响病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探寻此病的具体症状及产生原因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罹患恐儒综合症的人通常表现出显著而持久的抑郁悲观情绪，轻者闷闷不乐、无愉悦感、总感觉心上压着什么东西；重者悲观绝望、度日如年，视自己民族为劣等民族，用莫须有的“民族劣根性”栽赃自己的同胞，对身边的人由初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逐渐升级成与日俱增的憎恶与狂怒（症状相同的病人除外——同病相怜嘛）。
恐儒综合症以突出偏执妄想而无持续幻视为特点，其临床表现与偏执狂有近似之处，但妄想结构没有偏执狂那样系统，亦不固定，虽伴有轻微幻听，但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妄想分散与荒诞离奇、伴有持续而强烈幻觉不同。具体症状如下：
1、释义妄想：在解释孔子及孔子门生的书时完全不顾历史与古汉语常识，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地按自己的臆断肆意解读。
2、评论性幻听：评论现实与历史时既不尊重他人意见，也不尊重逻辑，一味沉浸在自己偏执的妄想中，且时常被偏执妄想产生的幻听困扰。
3、强制性思维：偏激思维一旦成型便不再受人的意志控制，即使有时产生怀疑与厌烦也欲罢不能。
4、行为孤僻退缩、与现实格格不入，情感冷漠、尖刻，对朋友亲人充满疏离感。
引起恐儒综合症的原因很多，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性格心理方面的，还有生理方面的。这些原因有的隐伏在人的意识表层，经过仔细梳理能够被人类认识；有的藏匿于潜意识深处，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被人类感知。
思想认识方面的病因是“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方式。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将从古至今几千年华夏文明史用“封建专制”简单予以否定，根本不顾中华民族曾几度领先世界潮流的事实，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在孙中山领导下曾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事实。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简单地将“专制”与“自由”对立起来，把“专制”的标签粘贴在自己民族身上，全然不顾“专制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然无视思想绝对化带来的恶果。更为荒谬的是他们还把近现代民族落后的原因不加区分地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把孔子说成阻碍中华民族迈入现代民主社会的罪魁祸首！
性格心理方面的病因有冷漠、忧郁、固执、敏感多疑、自尊心强、自命不凡、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自恋倾向等等，这些病因有的由于思想偏激引起，有的因为从小缺乏爱所导致。
生理方面的病变则因长期情绪激愤和心理压抑而引发，首当其冲的便是肝肺肾，这些器脏的病变会极大加速恐儒综合症的形成与发展，此外某些难以言齿的生理隐疾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恐儒综合症虽是继阿尔茨海默病以后大陆老年人的又一杀手，但比起后者来仍不足为惧，因为这一新型精神疾病很容易治愈，只要患者不固执己见、不讳疾忌医，几乎个个都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永绝后患。要根治该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回归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最好的药方莫过于《道德经》和《论语》，仔细读几遍（不懂的就请教古人或询问今人），然后用“阴阳平衡矛盾互变思维”取代“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
众所周知，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一个东西的两面——阴与阳，阳即阴，阴即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矛盾双方相异相对又相辅相成，若即若离又和谐统一。这个道理我们的先人老子和周敦颐以及大洋彼岸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但自黑格尔将矛盾分出正反以后，情况就大大变了样。矛盾一旦分成正反，对立便不可避免，相生相克的理论也应运而生。从此以后，好与坏、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变成了可以脱离对方独存的客观存在，人性的弱点又让人纷纷把自己打扮成真理与道德的化身，将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于是，人世的纷争从此拉开序幕，人与人之间残酷的斗争渐渐无止无休。
何谓正？阴阳平衡即为正，阴阳失衡则为反。如果将阴阳——矛盾分成正与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好与坏、对与错，而正与反、好与坏、对与错能和谐相处吗？不能！它们只有斗争，只有一方灭失另一方！于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理论便应运而生。要问极端思想怎么产生的？正是割裂阴阳把正与反绝对化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只要陷入这种绝对思维，就会将自己摆在真理与道德的绝对高度，从而变得偏执武断，最终将自己同胞视为敌人并毫不容情地宣判其死刑，恐儒综合症患者咬牙切齿诅咒“孔儒”正是中了这种极端思想的毒害。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再来分析历史与现实便易于反掌了。历史是怎样形成的？你争我夺、改朝换代只是表象，沧海桑田、兴盛衰亡才是实质。评判历史不能对仁君与暴君不加区别、不能对贪官佞臣与清官贤臣一概而论、不能将盛世与败世等量齐观，用“封建专制”将一个民族几千年文明统统扼杀何其荒谬！我们不能因为暴君与贪官佞臣使国家陷入败世就断定那个民族为劣等民族，因为仁君与清官贤臣同样也曾使自己的民族领先世界潮流。纵观历史人们会发现：孔子思想恰恰是仁君、清官贤臣与盛世产生的原因，暴君、贪官佞臣与败世则因背离其思想所致。至于暴君、贪官佞臣及其御用文人歪曲利用孔子学说，其责任不能归罪于蒙冤受屈的孔子。
儒家学说从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和荀子用“君轻民贵”“从道不从君”传承孔子思想，揭开全民族“替天行道”反抗暴政的序幕，“得民心者得天下”“君权民授”更是闪耀着现代民主思想的光辉。与此同时，董仲舒却用“君为臣纲”曲解孔子“君君臣臣”思想，把儒家学说引入歧途，此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权神授”更是将儒家学说变成暴君的附身符与杀手锏。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绝不可概而论之，无论继承或扬弃必须先弄清对象，笼统地指称全体的做法武断而偏颇。那些将儒家文化当成整体弘扬或批判的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犯这种低级错误正是“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模式惹的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恐儒综合症患者仅仅改变认识方法远远不够，同时还需要努力克服其自身的性格弱点。首先需要克服的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之人总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们认定孔子是民主的敌人、是“封建专制”卫道士，认定“三权分立”“多党制”“全民普选”是民主的本质。可是他们不知道民主也和中庸一样是一种态度、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民主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不能单靠言辞表述，而是语言与行动的统一；民主不能复制他国的现成模式，必须由每个民族自个儿去创造。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仁爱与包容，是尊重他人、彼此和谐共存，民主的基础正是孔子的中庸！
其次需要克服的是“好高骛远”。一个人既然认定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当然渴望一夜成名万古流芳，于是绞尽脑汁想开出一剂救世良方。可是世上真有救世良方吗？没有！绝对没有！希特勒曾经幻想过、马克思曾经幻想过，结果统统失败了！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崛起需要人们在哲学、经济、文学、科技、政治各个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会有什么先知先觉！“打倒孔家店”绝非救世良方，同样的道理，老子和孔子书中也不可能有救世良方，我们能找到的只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人生态度，这种仁慈包容的人生态度正是我们今天摆脱贫穷落后走向民主繁荣的有力保障！
最后需要克服的是“尖酸刻薄”。因为尖酸刻薄会使人变得日益冷漠与自恋，而自我的膨胀容易使人对自然、对生命、对真善美失去敬畏，刻薄地谩骂孔儒、恶毒地诅咒一个宽厚仁慈的老人正是这种敬畏心消淡的体现。
盘点历史，反孔第一人要算商鞅，他把孔子“六艺”比拟成六只祸国殃民的跳蚤；随后秦始皇将《商君书》当成治国宝典，焚书坑儒企图将孔子思想扼杀于摇篮中；洪秀全接下来将孔子妖魔化，杀书生之余不忘毁孔庙砸圣像；毛泽东做得更绝，文革中将全中国几百万“孔儒”打倒在地，还让红卫兵小将踏上一万支脚！我不明白今天恐儒综合症患者反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清楚他们一定不想让“封建专制”在我国继续留存，然而当一个人的动机与目的背道而驰时，我只能将这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毫无疑义，民主靠具有民主人格的国民来践行，民主意识的培养比民主思想的传播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民主型人格的人即使身为帝王也可能带领臣民迈向民主（蒋经国就是最好例子），而一个具有专制型人格的人即使成为民选总统也可能将国家重新引向专制（希特勒和普京便是前车之鉴）。
我偏激而固执的同胞，不知以上这些逆耳忠言能否使你幡然醒悟，如果你依然余怒未息，不妨去宝岛台湾走一遭，那儿可是古老中华唯一没被赤潮玷污的净土！你去那儿走一走、瞧一瞧，听听海峡对岸的同胞如何评价孔子，看看他们怎么刀不血刃地过渡到了现代民主社会，但愿你在那儿能邂逅大陆民众迷失已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