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自我
一
后来的改变是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屈辱,以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欲望,逼得我去改变性格来适应社会,岁月的磨炼终于让我走出了彷惶,懂得了人生的权利和义务,我当昂首去争取实现自己的企求,坦然面对世人和社会。
1972年10月,湘黔铁路怀化至贵州全线通车,1973年9月,湖北枝江至广西柳州枝柳铁路湘西段工程完工,三线内地的各个战备工厂基本建成,支援湘西三线的大宗运输任务基本完成了,三线指挥部奖赏一本盖有“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纪念”红色方印和三线指挥部公章的《毛主席语录》本。
经过湘西三年的磨练,我从1955年后压抑养成的胆怯懦弱性格,逐渐变成“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只要自认为符合道义的事都敢去抗争甚至不惜拼命。
港务局水上船舶分为机动船和非机动船,机动船按马力分等级,湖南内河只有二等船舶和三等船舶,故驾驶员和轮机员的证书分二等和三等。机动船上分驾驶部和轮机部,驾驶部工种有船长、大副、二副和三副,舵工,水手一、二、三级;轮机部工种分轮机长、大车、二车、三车和加油,舵工和加油不分级别;非机动船有别于其他民营集体的社会自航船舶,一是顿位大、二是设备工具先进、三是航行由动力船牵引;驳船工种分驾长和水手(分一、二、三级)。工种级别的晋升需通过港航监督科的理论和实践考试。
我是在非机动船的铁甲板驳上工作,船上只有驾长和水手两个工种,驾长通常是船上技术最好的人,他要记住河道上的各种标志、地名、弯道、浅滩、暗礁和避风的地点,要懂得看水势配合机动船的牵引操作,要会钢缆插接、船体维护等各项工作,驳船老船工过去是利用风势水势,日久天长积累起娴熟的自航经验,虽经过几年动力牵引航行,还是不太适应,也许是航行中的事故多由机动船当责,就懒得去观察和领悟,使得他们比年轻一代的船工迟钝了许多。
年轻兼之有心,我很快从一大批航行在沅水的驳船船员中脱颖而出,长沙港和常德港的拖轮船长都愿意拖带我所在的225队(二条)甲板驳,而且每次航行225队总编在头艕,因为每次上水拖带四到八条驳船,首尾相连双列排序,头艕的舵左一度,尾艕的船会偏左十度,头艕船不能正确顺势拖轮的牵引力,尾艕的船就会扫到暗礁或搁浅。航运局著名的向顺桥、杨祥福、曾绍德等船长对225队赞不绝口。组成航行编队起锚前,必召开拖轮船长主持、各驳船驾长参加的航前会议,我则是拖轮老船长点名参加的水手,我提出的上滩过险的具体意见常被他们采纳,后来,225队的二个驾长干脆将参加航前会的任务推给了我。
1971年11月中旬,长沙港225、226等四个队八条船滞留在沅陵,在上游的浅水拖轮只有一条3303号了。秋天的沅水,早已收拾起春夏桀骜不顺的性格,每当春季桃花汛期,河水猛涨,泥沙俱下,急湍似箭,呼啸而下。到此时则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河床清澈得一眼可以看到河底五颜六色、圆润光滑的鹅卵石。
沿途的九矶滩、横石滩、青浪滩、瓮子洞滩是我们回归常德的必经之处,枯水季节,滩上水深一般在1.2米,浅处仅1米。空铁甲板驳吃水0.8米,浅水拖轮吃水0.8米,发动机器艉部吃水达1.3米,下滩不能使用动力。沅陵办事处工作人员召开了八条驳船和一条拖轮的全体船员大会,商量留在沅陵还是返回常德的问题。3303拖轮船长说自己放单能下滩,不会陪驳船留到明年开春的,驳船24个人的意见莫衷一是,绝大数人、特别是八个驾长赞成队长兼政工员赵牛生的意见留守沅陵,因为我们一是缺少放舟过滩的工具;二是没有沅水放滩的经验,万一搁浅在滩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要捱到次年的第一次桃花汛才能被解救,船员的生活就成了大问题,弃船的责任谁来承担;三是船舶放滩出了破损事故责任谁来承担不起。只有我和张资明坚持放滩过险,理由是船回常德,为国家企业争取到960吨运载力,四个多月能为国家创造不少财富。其实谁也不愿意停留在沅陵四个多月,经我俩的力劝,我还为此独自出具了责任担保书,后来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同意放滩的一切事宜由我一人指挥。我将意见告知拖轮船长并获得支持,深水河道由拖轮牵引,浅滩处驳船自行放流,保证在四天内通过瓮子洞。
我们集中八条船上的可用物品,做成四把长棹用来板正船头,挑选修整好十几杆撑篙。工具备好后,从沅陵出发,拖轮将驳船送到九矶滩头,解缆后自行息火顺流下滩,我将八条驳船分成两轮下滩,每条船四个头人掌控船头:二人掌控船棹、二人横篙守卫左右,一人掌舵。九矶滩全长一公里,河底没有嶙峋的怪石,我在头条放滩的船上掌舵,让三条驳船依次随行,顺流而下时常常听见钢板摩擦河床砂石发出的咯咯声。顺利下了九矶滩,大家信心倍增,横石滩凶险一点,也有惊无险地下来了。放滩加拖带一天行驶了三十公里,傍晚抵青浪滩头,青浪滩长达十里,航道是十米一拐、百米一弯,如今深秋季节水落石出,原隐藏在水底的狰狞石头全部露出,耸立于主河道两侧,操作不当,拦头不及,船会一头直接撞上刀锋般锐利的礁石上,发生船损事故。我集中十个力气大、技术好的船员上一条船,每次下滩两条船,十里水路,半个多小时到了五强溪口,扛着放滩的工具,上岸步行十几里山路用了两个多小时,有了第一次下滩的经验,第二天下午四点八条船安全抵达瓮子洞上的柳林岔,一鼓作气放流下瓮子洞滩,汇集在兴隆街时,全体船员欢呼雀跃,高呼着“解放了!解放了!”重新编队连夜直奔常德。
多年的逆来顺受,多年的谨小慎微,在沅水中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让自己回忆起来还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南内河国营航运的八个港口的吞吐量和运载吨公里、人公里,由省航运局统计科根据各个港口的承受能力,综合省里的运输任务分解到各个港口,其月度、年度生产奖金就在完成任务指标上结算。船员的生产奖金这样计发:例如225队,240吨位,月运输任务为220000吨公里,完成任务的奖金按船队月工资总额的百分比对应计算核发(当然还有货损货差安全的几项指标),最高不能超过月工资总额的20%;我们船员中最高工资56元,年轻船员月工资为34元,全队12个人月工资总额不足550元,月度奖金高不超过110元,船员按实际在船工作天数评甲乙丙三等分配,想超额任务20%以上,必须满载航行长沙至常德四趟,长—常260公里,四趟1040公里、2496000吨公里,能领到最高奖金一年中只是打牙祭而已。我们船队月度奖金通常在10%左右,每月5、60元,十几个人分,虽只有4、5元却都高兴,毕竟拿到的奖金是月工资的百分之十几。
船队待拖、待装、待卸和装卸的时间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跑业务的队长,几次在常德港我船总是殿后,每每要等常德港的船舶装卸完成后才轮到我们,队长赵牛生到常德港口调度室报到后回船总是一句话:“刀把子在人家手中,我有什么办法?”多问几句,他就哀叹:“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气不过,要求去试试,船进常德港,我拿着船舶证书、货物运输单,顺手带着航行日志,走进了调度室,调度员将证书放在十几本证书的后面,将货物运输单提交给理货组。我不动声色地详细记录下所有船舶证书号和它们进港的时间以及它们的航线后离去了,然后每天上午到调度室观看他们的调配,第一天我就发现有同样航线、同样货物的后进港的常德港船舶插了队。第二天仍然如此,我每次都做好记录以为证据。到第三天,我和气地询问调度员,为什么我船还没安排?他不耐烦地说没码头、没仓库等着就是。我瞬间爆发了,锤桌子打板凳吵起来,硬拽着调度室副主任上三楼常德港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办公室讨要公平,吵架的效果极好,从此以后,225队在常德港时间大大压缩,始终是长沙港参运三线船舶完成任务最好的队。
沅陵的水运码头停靠着所有国营船舶和社会船舶,货物装卸任务由码头统一调配。社会船舶吨位小,我们铁甲板驳在码头上停靠,左右立刻会靠拢七八条一、二十吨级的小木帆船,沅水湍急,码头狭小,总长不过五十米,一条120吨级铁甲板驳顺水停靠,其他的船就不能装卸作业了,为让多条船同时作业,只能半斜着船身、头顶在码头上搭跳板,这就需要用拉力极大的钢缆别住船头,船的大半个身体方能接受水流的巨大压力,这种钢缆和绞关设备只有我们有,因此只要我的船停靠好,社会船只就会靠上相梆,顺势也抢占个舶位。我清楚小船的难处,从不拒绝他们顺势相梆,为保证安全会多用一根钢缆固定船头。
谁知道有天会碰到个愣头青,那次船在沅陵文昌码头卸大米,我在船仓房突然发现船尾向下横压,靠着我们船相梆的小船急得哇哇大叫,我飞奔到船头,见一个高我半个头的青年在松别住船头的钢缆,我冲上前用力推开他,抢过钢缆,叫跟来的万忠开启绞关,慢慢别正船头。我固定好钢缆,对那青年怒吼:“混蛋,瞎动钢缆!”因为我清楚别住船头的钢缆全部松开,满载的货驳借急流的压力,会把相梆的小船挤碎,沉船的事故就会发生。我情急之中推他时用力过猛,他一个趔趄差点掉下河去,惊魂未定的他见我在怒骂,脸色渐渐变得铁青,脸上青筋暴出,开始反击了,当地的土话,语速极快,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我一步步逼近他,吼道:“滚,滚回你的船上去!”有人上前劝说,心平气和地劝慰淹没在旺盛的对骂声中,两人各不相让,我贴近推他离开,他退了几步突然抡起右拳朝我头顶砸来,这时跟船上师傅学的皮毛功夫派上了用场,我本能地左臂向上拦住下落的拳头,左脚进一步,右肘在他胸部轻轻一挤,“扑通”一声,他掉下河了,这一声响吓得我浑身冒冷汗,我立刻清醒过来,急切地叫万忠快拿救生衣。
我迅速脱去上衣、蹬掉鞋子,死盯着清澈的激流,一时心烦意乱、心惊肉跳,那短短的几分钟的忧心宛如隔世,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五分钟后,他出现在码头上,朝我扔小石子,我长舒了口气,连连说:“谢天谢地!”后来万忠问我为什么这么冒失,我真的讲不清楚为什么,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之行为吧。这件事的可怕后果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如果那青年不识水性、如果那青年掉下水时头被碰晕、如果是洪水季节……无数个如果足以完全毁掉我的一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从此凡事我只求和为贵,再不敢同任何人动手了。
每次停泊在常德码头,为争取早日装卸货物,免不了与抢档的常德市木帆船运输社的船工发生争执,一次在骆路口码头,运输社十几条帆船的船员仗着人多势众,非逼着正在装载的我船让出码头,他们说:“你们拿固定工资,我们是多劳多得,就该让我们先装卸。”看见他们四五个人拦在上船的跳板前阻止搬运工人,我上岸与他们论理:“凡是有个先来后到,何况我的船已经在装载了。”谁知他们完全不讲理,动手掀跳板,差点让一个搬运工人摔倒,我气急上前推开他,“打人啦、打人啦”木帆船上的男男女女齐声叫了起来,三四个人将我团团围住,同船的复员军人万忠闯进来,怒吼:“看你们谁敢动,打珍宝岛我都不怕,还怕你们!”他们被镇住了,请来运输社革委会的军代表,军代表前呼后拥七八个人赶到码头,声色俱厉地指着我们质问:“谁抢码头?谁胆子这么大?敢破坏生产?”他以为能唬住我们,谁知我的声音比他高,连连斥责:“抢码头的人是你们!破坏生产的人是你们!”与军代表唇枪舌剑了大半天,见占不了上风,他叫来港口派出所的民警,民警倒是很精明,两边不得罪,调和平息了争执。
从1971年后,我已是225驳船队的实际核心,船上的行政队长和上级指派的政工员,事无巨细都征求我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意见能使船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获得月度奖金,能让大家得到上级额外的食物照顾,所以,他们把对各港口和有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全交给了我。我则满怀激情、满怀希望,毫无私念地工作着,我清楚明白工作的目的:是生存之必须、学习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