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董高生先生作品选读

12楼
[QUOTE][b]下面引用由[u]Huangtian[/u]发表的内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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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刘老师赏读!
前天在冰花博客上看到您和夫人的照片,十分惊艳!刘夫人就像您笔底的文字,深蕴而内秀!
13楼
[QUOTE][b]下面引用由[u]冰云[/u]发表的内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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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upload/2015/10/13/210058.png[/QUOTE]
谢谢冰云老师支持!
14楼
               老子的平等和谐观
    一、“原始共产主义”及老子生活的年代
    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过两种社会图景,即原始社会图景与奴隶主贵族社会图景。这里说的图景,即社会模式。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东周,其时已为奴隶社会。对前一种社会图景,老子并未经历过。他是从散存史料(包括口传历史)描绘中得知的,并未亲身感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我们知道老子对这样一种纯自然生态的社会图景,欣赏、向往、怀恋。这应当是老子写作《道德经》的感情基础。这种社会图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时的小国,实际上是原始部落。这个时期,是社会、家庭都不甚分明的时期。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对此也有过形象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这是上古先民的理想社会,当然也是一幅美好的“先民逸乐图”,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十分和谐、仁慈、友爱。既有幼儿园,也有托老所,还有“残联”,青壮各安其业,男有分,女有归,无剩男剩女。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私产(无私藏的物质基础),没有剥削(共同劳动),没有盗贼(无东西可偷),没有贵贱(人人平等),不需立法,不需管理(即无为),这应当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雏形。唐尧时的《击壤歌》,也有过同样的描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时的帝,指的是尧舜禹,我们称其为圣人。这时的圣人,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与百姓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因为非如此,便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尽管百姓精神上没有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负担,但无法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无法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艰辛而贫困,如有人离群索居,便无法独立生存。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剧增(今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这种情势下,要维持原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自然生态社会是万万不能的,“原始共产主义”自动瓦解。
    到了老子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各种巧言伪说纷至沓来,百家诸子,著述争鸣,看似有点乱,但它却是低级社会迈向高一级社会过渡的阵痛期,原始自然生态社会的美好图景已经无影无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时的圣人,不复为尧舜禹,已变为奴役百姓的奴隶主贵族。所以老子感叹道: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在“仁义之说”盛行的时候,正是盗匪和各种巧取豪夺出现的时候;强调孝慈,是因为出现了“六亲不和”;有了忠臣,说明国家昏乱有奸臣威胁了奴隶主贵族的地位权益。“圣智”的宝重货财,是因为出现了与民争利。所以,老子对这种社会昏乱深恶痛绝,提出“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以此来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有悖于先民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他一方面斥责奴隶主贵族的暴虐,说他们“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他分析百姓贫困的原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批评当政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这等于说,此时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来自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圣人”。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入骨三分。然而老子转换角度,又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为其献策,“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实其腹,强其骨是对的,而虚其心,弱其志,则谬矣,要把百姓变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弱势群体”。而“常使民无知无欲”更谬误,这与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如出一辙。应当说,这是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局限性。而当年尧舜禹时代的圣人之治,其实行的并不是这一愚民政策。
    社会的发展,仁义智巧的变端百出,各种杂说的盛行,皆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呈现”,要复古倒退,重新回到原始自然生态社会是绝然不可能的。每一个王朝,犹如一个人,都要经历青而壮、壮而老、老而衰、衰而亡的过程,这一自然与社会的“周期律”,谁也摆脱不了。
    二、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犹同于老子哲学中的阴阳失衡。我说的失衡,比如社会财富失衡(分配不公,在老子著作中,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贫与富失衡(贫富差距加大),苦与乐失衡(出力不赚钱,赚钱不出力),才学与地位失衡(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源占有失衡(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我觉得,在“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之后,应作补充: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不公平,如何和谐?你“平安保险”的高管月薪一千多万,我月薪一千多元,我与你之间如何平衡?老百姓心理失衡,如何调和?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因此,提出“维稳高于一切”,是对的,目的是要达到社会的高度和谐。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人们才能正常生活,社会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但关键是如何维稳,采取何种措施与手段维稳,如果方法不当,隐患非但不能消除,反而会潜藏积聚更大的危机,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对待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无非两法,即疏与堵。疏是化解矛盾,堵是激化矛盾,积累危机。按照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哲学思路,强调和谐,是出现了不和谐;强调团结,是出现了不团结。但什么才算是和谐?某些人的认识有误差。是一鸟入林、百鸟绝鸣是和谐呢?还是百鸟齐鸣是和谐?“和而不同”这个道理连儒家都十分清楚。现在有个通用词,叫治理,但行治者并不一定都知道这个“理”,这个“理”,就是老子说的“道”。如今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官员腐败,还有“三大暗流”,即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失业大学生。还有急功近利的折腾型开发,竭泽而渔的自然资源破坏,使社会公信度丧失,道德危机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福兮祸所伏”,老子的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知有些人为啥就不懂呢?
    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上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做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这也是老子最朴素的辩证观点,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他上列之善恶、难易、前后,长短,高下,音声,都是事物相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彼此相克相生,与阴阳五行家容克容生的道理一样。要想维持平衡,需要当政者“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需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如同一把胡琴,音声的大小,长短,高低,清浊,弓法与指法的纯熟程度均有关联,调得好,就是和谐之音;调得不好,就是噪音、杂音。
    三、和谐之途,须上下合力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而民自化。”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一点一滴形成的。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弄得不可收拾,所以就有了防微杜渐这个词。一个社会需要平衡和谐,此即老子阐述的大道也。如阴阳和谐,与儒家的“扣其两端而执其中”的道理一样,在阴阳两气之间,还须有和气。“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社会、人生、身体莫不如此,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阳失和,就要出问题,在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也要“履中蹈和”,寻求平衡点,否则就要发生动荡,国家就会倾覆。统治者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要“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要“不以百姓为刍狗”。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错了就是错了,不要一贯正确。用今天的话说,不要与民争利,不要巧取豪夺,不要满足个人私欲,不要侵夺私人财产,不要滥占一亩耕地,不要强拆一间民房。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在纳税人身上,要不断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不要把国家机关变成特权集团,不要把老百姓变成弱势群体。只有这样,上行而下效,老百姓很自然就会像老子说的那样,“民各安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社会就能很自然的奏出和谐之音。“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而民自化”。多么朴素的道理啊。
    要达到这种和谐,要上下同心,形成合力。一方面要出重拳,打击贪腐,对贪官污吏,要心狠手辣,“贪官畏死,必以死惧之”。要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形象,以增强百姓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倡导讲信修睦,修礼以耕,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和谐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诉求,上下协力,其力则大。星云大师说,社会和谐是全体信众共同做的大事,要“见和同解,利和同心,戒和同修,意和同悦,口和同亲,身和同处”。
    过去我们忽略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认识上的一种偏差。佛教较之道教,更多地向信众灌输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普修善果、因果报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戒免罪恶的佛理,对于化解矛盾,消除隔阂,有着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比之干巴巴的口号与政治说教更具现实说服力。洛阳吕祖庙有一副对联:“正果自修持得,妄念从剑下消。”对目乱神迷的顽劣世人具有相当大的警示作用。
    所以,学习《道德经》,从中理出关于大道和谐的哲理,以老子睿智的思想光芒,指引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之途,是十分必要的。
15楼
立论清楚,很有见地。
大无畏和畏惧心到今时看出点结果了,前者道德沦丧一身铜臭。
人类社会走到今日,姓资姓社?资中有社,社中有资!人性的弱点让世界大同一直在期盼。
16楼
[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立论清楚,很有见地。
大无畏和畏惧心到今时看出点结果了,前者道德沦丧一身铜臭。
人类社会走到今日,姓资姓社?资中有社,社中有资!人性的弱点让世界大同一直在期盼。[/QUOTE]
老师点评的很透彻!
17楼

                    暗合古人
   《蔡宽夫诗话》云:元之(王禹偁)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从上段文字可知,王禹偁写的诗,与杜甫的两句诗很接近,其子建议修改,而王禹偁认为此乃与诗圣暗合,很是得意,终不肯改。古今所临之景相同,所抒之情相近,而性情又相一致,故所咏之诗相似,也属正常。但后人所咏,乃前人已咏之句,难免贻人口实,以为后人抄袭前人,此种事情,又极难辩解清楚。像上面的例证,老杜的诗,王禹偁的儿子读过,王禹偁却未必读过。倘读过,他在创作时无疑是要避开的。
   再举一例,苏东坡有两句诗“何时得见悲秋客,醉里题诗字半斜”。而陆游的《梅花绝句》中也有“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字半斜”之句,苏轼与陆游的诗一字不差,苏轼为北宋诗人,陆游为南宋诗人,苏陆暗合,我们不能理解为陆游抄袭了苏轼,只能用“诗心相通”来解释。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中有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杨修与张松在书院中谈到曹操的雄才大略时,张松意颇不屑,于是杨修拿出曹操所著之《孟德新书》,张松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13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道“公以此为何书耶?”杨修说:“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13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张松大笑:“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乃战国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有,止好瞒足下耳。”杨修说:“丞相密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张松遂将《孟德新书》从头到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杨修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知道张松有过目不忘之才,心中暗暗称奇,次日,即将此事汇报给曹操,曹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遂令将自己的书撕碎焚烧了。
   这里又提出了与古人暗合的问题,以我观之,曹操在这件事上是愚蠢的,诗句简短,或可有暗合,哪有一本书13篇皆能与古人暗合的道理。曹操是军事家,而操之新著乃兵法之类的书,既称为“暗合”,当不是曹操抄袭古人,何必怕担嫌而将其书毁弃。若不然,说不定今天兵法类书中,或可见到这本《孟德新书》呢!
   对于自己精心创作的诗句,后来才发现与前人之作惊人的相似,总担心有人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被人目为“文盗”。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类尴尬事。我曾创作过一副对联“得闲闲时且闲闲,遇乐乐处须乐乐” 。这联句非常符合我这个“洛州散仙”的心性,好玩儿,总想忙里偷闲,“赏心乐事谁家院”。讵料他日读报,在廖金匀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与我联句非常接近的句子,原来嘉应(今广东梅州)才子刘湘曾作过一副长联,悬于南雄某酒楼,这长联是: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世事茫茫,光阴冉冉,留不住朱颜玉貌,带不去白璧黄金。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今安在?劝君放下几文,沽一壶嗟三度四,遇快乐时须快乐;
   这条路去,那条路来,青山叠叠,绿水融融,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海。智若周瑜,勇如项羽,乌江赤壁总成空,请子但坐片刻,听两句说古道今,得安闲处且安闲。
     这副长联上下联的末句,合成即又是一副对联:遇快乐时须快乐,得安闲处且安闲。
     读后实在有点惶恐,此联与我联只一字之差,我并未见过刘湘的这副对联,且南雄在哪里,我亦不知,且廖文也未提到这位嘉应才子刘湘是古人还是当代人。可以肯定,他不可能见到我的联文,这只能用“暗合”来解释了。
   无独有偶,我的另一副对联:神清只因烦事少,诗雅原为饮茶多,这对联曾为洛阳一家茶楼所用,乃石川先生所书。2002年,我在席殊书屋买了一本陈声聪先生的《兼于阁杂著》,翻阅时,发现在《宋诗品会》中,有一段话:
   宋诗自山谷、后山以后,无人不受“江西派”之影响,“永嘉四灵”独反“江西派”之“资书以为诗”,而“捐书以为诗”,人称为“江湖派”而与“江西派”对抗。其诗专主白描,一时成一流派。摘句如许玑之“水清知酒好,山瘦识民贫”。“客怀随地改,诗思出门多”“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月生林欲晓,雨过夜如秋”。“脆柳寒烟平似水,红枫霜叶远如花”“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
   许玑的“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与我的“神清只因烦事少,诗雅原为饮茶多”,可谓同曲同工。许玑为宋人,句在前,让我又当一次“文盗”嫌犯,而我“安肯为盗乎”?如果真的追究责任,恐怕只能归罪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了。
   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论及这类古今诗人暗合的例子,他说:“在写作上要求创新”,所以陆机《文赋》里说:“谢朝花之已被,启夕秀之末振。”朝花已开,指别人已写过的意境,要辞谢掉,不再去写它。夕秀未振,晚上还没开的花,指别人没有写过的,要放开,要写。可这里也有分别,有的是自己没有意境,袭用别人的意境,那是要不得的。有的是偶合,不是有意抄袭,情形就不同。由于有些作家生活环境相类似,他们在描写同类生活、表现同一主题如离愁别怀等,有时可能发生类似的构思。这样的偶合是会有的,仔细从上下文辨别起来一定会有不同,可供我们比较。
   暗合与有意识的借用、化用不同。借用、化用乃知古人、前人之句在先,因其优美而借用、化用,可以使自己的诗文增色,所以就拿过来了。如毛泽东借用李贺的诗句,都属于此类。我的诗句能与古人暗合,应当是既荣耀又自豪的事。此可用清翁同龢的对联作结:古人大抵亦如我,世事何尝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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