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何博士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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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何博士的一封信

何与怀博士:

收到您的《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立即拜读了一遍,有如醍醐灌顶。文章论及的许多问题,对我这样一个身居海外,多少跟文学有缘的人来说,都是曾经思考过的,或有过模糊的看法,或有过强烈的感触,但因自身修养和表达能力的局限,难以理论化、系统化地阐明。读了这篇万言长文,诸多的问题,透过一层层的论理和揭示、随着一条条清晰的思想脉络,我长期以来百思不解的困惑得到解答,也明辨了不少我欲说不能尽言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正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您的文章批驳了陈贤茂教授的对海外文学的若干个观点,并指出, “还并不仅仅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但又关系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

我感到,您和陈教授的论战,是在对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真知灼见和细密客观的分析方法,与简单武断的判断、似是而非的逻辑和摆脱不了党八股的思维框框的认识方法之间的冲突;是发展的、开放的、兼荣幷蓄的文化观与主观保守、固步自封、妄尊自大的险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冲突;是主张民主进步、推崇普世价值,为中国找出不仅经济,进而文化和思想上都强大的道路的社会理想和主张,与尊崇儒家,宣扬儒教,否定近现代文化变革和主张倒退的观念的冲突。论战的两方,观念和人格的对比和差别,是何等鲜明。我深深佩服您的缜密博大,对真理的探求之热忱,对谬误的批判之犀利和彻底。陈教授这样的学者,思想水平之低,眼光之狭隘,却让人嗤之以鼻。

您的文章里谈及的关于世界观,文化观多方面的问题,诸如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正名,关于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评价,对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阐述等等,都引起我的共鸣。甚至让我感到一种惊喜。喜于海外的文化工作者里有您这样的长于思想,敢于开拓的人。相信您也不是孤独的,我这样的平凡的读者受到感染和鼓舞,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所同感。

当年我作为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接触到的,多是外国文学,从苏联文学里,吸收了很多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东西,更吸引我的,是西欧文学反映出的很多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东西。从那里,我认识到了人的尊严,人的独立精神,人的理想,人的权利,是宝贵与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是崇高而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也知道,这种尊严和权利,只有外国人才可以拥有,可作为中国人,只有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斗私批修”,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地生活是我非常不情愿的,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中学生的我偶然读到《郭沫若选集》,《女神》、《屈原》等作品让我一见倾心。其中有一篇给成仿吾的信,我看到了“意志自由、个性解放”的字眼,顿时如雷贯耳,五体投地。我明白了原来中国人对此早有追求。尽管后来知道创作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曾是我尊崇的鲁迅的论敌,郭沫若晚年的作为也不很光彩。但我当年的确是非常崇拜过他的。

就是这种追求自由的意念,使我走出国。学校里教过不少哲学,听说过也批过诸多的主义,多年后,当我思考人生时,我给自己树立了三个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

人道主义在第一位。首先要有人性的、向善的定位。在“真、善。美”里,人道主义是属“善“的。人生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安全保障,人的价值,是我们要牢牢抱守的。有人道主义,才能珍惜生命,由己及人地尊重他人,对他人有同类感。自由主义是属“真”的领域的。追求真理,就要有自由思想,人要有独立的精神,有独立思考,才能使我们摆脱误导和被动,不至于变成被人役使和驱赶的群氓,不会再盲目地投入“文革”一类的疯狂。人类的错误,在思考中认识中纠正,人类的良知,在脱离了邪恶的影响下留存。有人也许会说,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人需要统一思想,这样人们才能有精神支柱,社会才能安定和谐。其实正好相反,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才会有真正的自尊和自由的感觉,社会才会有真正清醒的思想者,在不同的信仰和观念和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才会有人传播开放的、包容的思想,使人们之间达到更多的交流和共识,有助人类达到自身的和谐。至于浪漫主义,是属于“美”的,是就文学的理想而言的。文学是美的艺术,它的对象是人生,真实的人生不一定都是美的。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盲目的乐观。我知道人性本身具有丑恶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文学的使命就是认识美的东西,使人的精神能够超越自我、超越私欲而升华,成为更为完美的人。所以文学应该是充满爱的,也是充满美的。再现现实的批判的文学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更值得向往的,是表现人的理想,表现高尚人格的文学。

出国多年,我对中国的文坛和理论界认识不多,但从网上所读的一些东西看来,我感到您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不能普遍被国内的许多人和学者接受的,尽管这些观点,是客观诚实的,既摒弃了中国多年来的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偏见,又包括了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客观的批评。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迅速增长,国家日益强大。但是,在思想和制度的领域,中国还面临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解决诸多的现实的社会问题,于中国的前途发展,也紧密相连。从您和陈教授的论战上,就反映出了中国人在思想文化的认识上有着一道深深的鸿沟。这些认识和观念上的差异,集中在您的文章涉及到的问题。中国的思想界,如同一片建筑工地,有废弃的砖瓦,也有新型的建材。要建起新的大厦,势在必行。

对于过去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它的优越性方面,似乎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当今重新宣扬和复苏儒家文化,以此来作为统一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似乎就有很大的分歧。这也关系着文学是否存在或将有所谓“回归”。陈贤茂教授认为海外文学正在悄悄地向传统文化回归,而且即将成为潮流。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不知根据在哪里。别说没有复古的文化潮流,即便有以古典文学的形式的创作,也只是旧的体裁的运用,是仿古之作,是旧瓶装新酒。而没有可能“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进行着向传统的“回归”。

一个文学史研究的陈教授津津乐道于国内这几年儒家儒教的活动。某些官方的举行上千人的“祭孔”活动,某大学设立“国学院”“国学班”等等。您的文章中提到的现象很有意思:“资料显示某大学举行了一次所谓“成人仪式”:一名女生身穿淡黄色“汉服”,在孔子像前行古代女子笄年之礼,依据“朱子家训”规制的礼仪,从迎宾、置醴、醮子到笄者揖谢共三十六个步骤逐步进行,一丝不苟。这就是堂堂高等学府极力倡导国学的一部分行为”。在这样的气候下,当代新儒家大谈“重建儒教构想”,陈教授于是大谈儒学儒教。这些表演和鼓舌,让人啼笑皆非。何博士的形容说是“虚妄的幻想”,十分确切。

我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没有喊错的。“五四”开创的新文化,不仅在形式上否定了传统的文言,在内容上也建立了全新的“科学民主“的观念。直到今天,五四精神还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还有人借尸还魂地搞儒教重建,所谓“向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而看不到在中国继续维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合理性的儒家礼教和观念,已经是死去了的东西,在现在是没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了。孔教真是应该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

让人惊异的是,陈教授把五四以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化,说成是“不伦不类的变种”,这种低水平的认识和概括能力,竟然也可以做研究文学的专家。按他的理论,无非是儒家思想为内容,古典为形式的文学,才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了。这样狭隘的思想认识,出路只能是虚妄地幻想中国文化倒退到封建社会的文化去了。(有一点要说明的,那就是传统的文化其实不等于儒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有道家,法家等许多家。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不但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还有不少反封建的、人道主义的东西。这些都是传统的一部分。)

我十分欣赏您对“全球化”的解释和阐述:“何谓文化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各民族文化不断突破各自的地域界限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其实是无法分开的。如果我们使用“文化力”的概念就非常清楚。”““文化全球化”的完整意思,并不否定全球文化多元化,或许也可以“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来表达。笔者在〈评〉中谈到,全球化在漫长的过程中,绝对不是最终走向“单一化”,绝对不能误会为“单一化”。”

中国从五四以后,就逐步走向世界,“西化”这个字眼,被许多人排斥,而“现代化”似乎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实际上这两个字眼都是谈到文化的发展趋向的。中国的文化首先要登上与世界文化上交流的平台,就是在内容上要有互通的观念,在形式上有共同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表现形式。这不是否认传统,而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和表现传统。假如中国的文化是个封闭的,与其他文化格格不入的体系,又如何做到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交流,如何让世界认识我们的文化,如何使我们的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世界的,民族的并不矛盾。民族化和世界化是兼容的。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首要的却是要使我们民族文化世界化,光在经济上向西方看齐是不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要向西方也就是世界看齐。这就要具有民主、法制、人权、个性、包容这些价值观,在沟通上使用相互理解的语汇,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普遍接受的方式。现代媒体如电视、互联网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您文章中的“多元一体化”,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势。

陈教授说自己“正致力于破译人生命运密码”,为所谓“为了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信,也为了使更多的像何先生这样的人能够迷途知返,”大谈辩证法,对立统一。却自己逻辑混乱地不知所云,实在好笑。想到文革时期动不动就谈辩证法,人人都学哲学,结果却都变得更糊涂了。而当权者可以用辩证法作为工具,想说成是对立就是对立,想说成统一又是统一了。翻云覆雨地搞的是政治斗争。在哲学层次的思辨上,没有道德上的是非对错,本来是文化范畴的观念,无端地用辩证法来套,除了说明陈教授还是跟着文革的思路看问题的认识习惯,不能有任何明辨是非的结论和有价值的结果的。

您文章中提到的一件事对我很有启发。  “  2002年2月26日,《文艺报》发表一篇题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文章,作者为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和刘俊峰等几位汕头大学年青华文文学研究者。”“ 他们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以挑战他们认为被灌入民族主义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的“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他们达到这样一个认识:各国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是各国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

这种提法,当然会激怒陈教授这样一些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学者。但我很高兴,在国内的青年学者可以看到海外的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存在的,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的文学存在。海外的华人,因为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存。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的继承和中国的现状有“不在此山中”的相对清醒的观察。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也有更贴近的观察和认识,这使得他们会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比较客观的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特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之后的发展轨迹,他们会有更前瞻的观点。就如何先生您这样的学者,写出这样具有深刻认识又有远见的文章。我希望国内的学者会有同感和响应。我相信海外的华人,对将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会做出引导性的贡献。中国的崛起,不仅要经过经济上的,制度上的发展和改革和发展,而且要经过思想上、精神上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去旧迎新的建设。

2010年1月18日草
1楼
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好。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本该是读书人的准则,但在崛起的中国。满城尽带黄金甲,大家都在装傻瓜。

没有一点实用主义?虎年吉祥。
2楼
中国的崛起,不仅要经过经济上的,制度上的发展和改革,而且要经过思想上、精神上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去旧迎新的建设。

翎翅君的话语,说在点子上!切中时弊了!
3楼
浏览了一下,感觉这篇文章很值一读,有空会再回头细品。谢谢翎翅!
4楼
    中国的文学向何处去?如同中国的教育向何处去一样,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钱学森临终前的发问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够完整地、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个问题。新任教育部长也未能出台行之有效的举措。

    所以我个人认为,陷入这种文学论战是毫无意义的,他并不能给目前迷茫的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文学指出一条根本性的出路。

    当社会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人们还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尊孔、祭孔狂潮,无疑显得滑稽和可笑。事实证明,儒教文化绝对不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文化。即使一千次一万次地朝拜孔子,也拜不出诺贝尔奖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儒教文化中的一条被新儒派津津乐道、大肆鼓吹的黄金守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我们的老爷们在教导人们“廉洁、自律”的同时,自己却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巧取豪夺。

    我非常赞同翎翅所说的让孔孟之道倒它该去的地方去,具体地说放到博物馆去,让它告诉后人这个统治禁锢了人们思想几千年的学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比较现实的是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然而在保持一致的底线下,你想自由地发挥那是不可能的。《蜗居》、此前的《往事不尽如烟》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要求你的文字是歌德式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这是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缺陷,或者说是悲哀。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戏说、水煮的影视剧,那里面有你想看到的真实的思想。

    海外的华文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但是它又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把它割裂开来是不科学的,这是一种相互的补充和完善。这是因为身居海外的作家们,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东西方社会现象的比较,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对世界万象的洞悉。而这些是蛰伏在一地的作家们所不能达到的。我个人看法,两者融为一体则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即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包含人性和人道、揭示真善美、引导人们乐观向上、向善、自律的文学。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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