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干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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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干日(之三)
                               山中千日 (之三)

                                   树   立
            
                             
                                
                       艰难、沉重的劳役,头一天下田就有人出事  
   
    干校原来是当年我工作的学校为了“备战”设在农村的一个所谓分校,但实际上这里更像一个农场。它拥有不少耕地,还饲养着许多猪牛。场里原来有工人负责日常耕种。自从把农场转办为干校以后,农场里所有的沉重劳役就落到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身上了,工人们却成了“指导”。

    农场里每日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干校把按军事化编制的许多排和班定为专职从事某种农活的队伍,比如种菜班、水稻班、养猪班、养牛班、农机班…..等等。各班人员时有更换,因此我们在干校三年之间,不少人都干过多种不同的农活,既种过菜,种过水稻,又养过猪,放过牛;还有人给叫去养鸭,当过“鸭司令”,整天赶着一大群鸭子往池塘里觅食,风雨不改;或是往河里摸喂鸭子的螺狮和捞喂猪的水草。有些人还长久当过伙夫…….。

    以上说的乃是日常的农活。此外还有一些临时下达的劳役,诸如上山砍伐林木、修整沟渠、山林救火等等,这时就不分班排,常是倾巢出动,人人都得听从派遣。这一类的活,都是更劳累、更艰苦的重活,而且任务紧急,要求必须在一定时日之内完成,因此常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

    家庭出身农家的一些年青学员,很快地就适应了这粗重的农活。而非工农出身的学员就不同了,锄头上了肩,走起田间的小道来,左右摇晃,差点跌倒;显尽狼狈之相。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学员,因健康状况大多欠佳,干一天体力劳动下来,已累得头眩眼花,疲乏不堪,感到实在难以支撑下去。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学员,很不争气,在下田的头一天就出了事:使锄头锄田的时候,竟不小心砸伤了自己的脚,弄得满地是血。

    在干校里,连、排、班各级干部都是校领导派定的“自己人”。其中班长一职,只是个很小的官儿,但他直接看管着全班学员的政治学习和劳役分派,每个学员的思想动态和劳动表现如何,都是由他向上面“汇报”的。因为有了这样的权力,所以自然成了全班学员“敬畏”的人物,得罪不起。别的不说,只是这每天的劳役,班里谁干重活脏活,谁干轻点的活儿,就是由他来分派的。不怕官,只怕管,你说他这权力大不大?比如你有腰腿病痛,他视而不见,却派你去种水稻或种菜,整日就得弯着腰,两条腿泡在水里干活,这当然对病情不利,但在那个时候,没得讲价,只能服从。心脏不好的,如果叫你上山伐木,你说身体不行,他不点头说可以免去,你还得去。

    当然,排、班长中也有一些算是通情达理的好人。他们对一些体弱有病、或在劳动上一时有困难的学员,还是能够体谅和给予帮助的,因为你我原来就是一校同事嘛,有的还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在分配劳动的时候,对这些有困难的人,就安排他们干轻点的活儿。比如安排一位有病的老教授去晒种子;另一位年巳花甲、且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走起路来撞撞跌跌、体况很差的副教授,允许他不用下田和挑担,只负责敲开工、收工的钟和做些室内轻活 (这位老师回城不久就因高血压猝死于脑卒中。值得庆幸的是能够死在自家的床上,而不是死在干校的田头,算是寿终正寝。照顾过他的人真是功德无量啊!) 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是发生在阶级斗争激烈、人性泯灭的环境里,因此显得无比珍贵。故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同事在回顾当年干校的苦难历程时,对那些曾经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总是怀着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地时常向人诉说这些人的好处。

    当然,也有一些出身红五类、骄横成性的学员,对那些年老体衰、一时不能适应体力劳动的昔日师长,却极尽冷讽热嘲之能事。更有甚者,有人还将这些老师劳动中的种种“丑态”,加油添醋,向驻校的军代表C透露。这个年老女学员头一天下田锄地砸伤了脚的事,C就把它当做“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鄙视工农、厌恶劳动”的典型,在会上挖苦她说:“她的手只是用来弹钢琴的,怎能拿锄头?今天,正是拿起锄头砸自己的脚嘛!”(意思是活该!)

   
                       知识份子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东西

    说起这位C君,在当年我们的干校里,可是个大人物,但也是群众中口碑最差的一个人。不仅学员们都害怕他,就是学员的家属和小孩,看见他来了,也都纷纷走避,不愿和他接近。自从1968年冬季干校开办,到1972年这三年多期间,这个人一直是干校最有权势的领导,几百个学员都归他出面管辖 (另一位身居干校主要领导的W倒不常露面)。 听说C在部队原来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军官,但“支左”到了干校以后,竟身价倍增,趾高气扬,作威作福起来,俨然自认是个大首长。在他的眼里,知识份子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老知识份子,他更为敌视,当做旧社会留下的渣滓,个个罪孽深重,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做什么事都一无是处。因此,对于那位女学员劳动中受伤流血一事,他当然不会有丝毫同情,而是当众挖苦、嘲笑与羞辱。

    时日久了,“五七”战士们对这位骄横的领导的日常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这个人的脾气、爱好和行为的了解更多了:上午,当太阳已升得老高,学员们大约在田里已干了一两个小时的辛苦农活之后,人们这时总会看到这位军代表摆着个工头的架势,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近了田头,这时他跟谁都不说话,只是仰着头东看看,西望望。过了一阵子,就会指着某个学员大声说话了:“你这是怎么搞的?”原来,他不说话的时候是在找学员在劳动中的各种“差错”,而后走过来斥责你!盛气凌人,当众说些讥讽、侮辱你的话。

     C从来不参加学员的劳动,在干校几年都是鹤立鸡群,只当指挥官。像地主一样巡视田头之后,他就常常往学员的住房那边走,看看有谁还在屋里没有出勤,同时揭开人家的饭锅子,查查有没有“违规”私自煮东西吃的。因为自己不用参加劳动,日子过长又没事可做,揭开人家的锅盖子以后,他就跑到干校的大伙房去了,名义当然是检查检查学员的饭食,但更多的是消磨时光。人们发觉他这个人爱吃生葱,在伙房里,他总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丢到九霄云外,毫无顾忌地拿起厨房里剥好了的葱往自己的咀里送。许多学员都在私下说:解放都快二十年了,我们见过了很多解放军,就是没见过这样的解放军。

                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我们真的“迈开了可耻的一步”

    毋需讳言,文革年代,苦难的知识份子给赶到干校来,宣传上说是“劳动锻练”,说是“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统通是好听的话。实际上,这些人是给叫来接受一种受管制、受监督的不由自主、没有庄严的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惩罚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

     我记得来干校第二年的五月七日这一天 (干校的屋顶上这时已装了高音喇叭做为宣传机器),为了宣扬这伟大的“五七指示”,喇叭里播放了好几篇歌颂光辉的“五七”道路的稿子,有一篇里面有“我们光荣的五七战士,经过了一年的劳动锻炼,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这样的话。谁知这天恰好是乡音不改的粤藉小陈充当广播员,他念的“可喜”这两个字,竟成了“可耻”。许多“五七战土”听了都暗下说,是啊!我们这些人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真的是“迈开了可耻的一步”啊!
1楼
树立的文章,是干校生活的记述,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各项劳动,平时战时,方方面面,桩桩件件,都清楚详实。那个所谓“支左”领导,很是典型。我父亲单位就有一个退伍军人,本来是个工人。但文革给了他机会,成了一个造反派,成天歪着脖子冲人嚷嚷,斗人、整人、教训人,带头抄家批斗的事,一时俨然成了头头。那帮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背后都恨他。骂他“张歪脖”。

“毋需讳言,文革年代,苦难的知识份子给赶到干校来,宣传上说是“劳动锻练”,说是“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统通是好听的话。实际上,这些人是给叫来接受一种受管制、受监督的不由自主、没有庄严的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惩罚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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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树立所做之文,是庄严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为人为的苦难留下准确的记录。
4楼
“山中千日”,“我们这些人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真的是‘迈开了可耻的一步’啊!”

幸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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