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
巫一毛
來美國多年，什么都适應了，就是還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這雙腳，不太長卻特別寬厚，根本買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這對豬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腳光出來的。”媽媽老愛說。
也是呢，那年爸爸、媽媽挨整，被免除工資、工作，我們全家下放到農村時，我才十歲。
一天清晨，我學著村里別的孩子的樣子，背著糞筐去鉤屎——搜集狗、豬的糞做肥料。每交給隊里十斤糞，就可以取得一個工分﹐合五分錢。
“哈哈，城里來的丫頭子，鉤屎還穿鞋呢！”小狗子笑我。
“她還不曉得鞋子不好做。” 鄰家的英姐護著我說。
從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何況媽媽也沒錢給我們三個孩子買鞋了。
我的腳皮漸漸地磨厚了。夏天走在沙石鋪的大路上，慢慢地也既不覺得燙，又不覺得疼了。雨天里走在泥濘的羊腸小道上，我也會用腳趾深深地嵌入爛泥里以免跌倒。下雪的時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媽媽的膠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
春節到了。村里的孩子們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
“媽媽，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著，不肯穿那件爛得一條條的棉襖去拜年。
“毛毛，農村人講迷信，過年一定要穿新的。咱們不興這一套。馬上就是春天了，還要什么鞋。”媽媽哄著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來的時候，我已經會放牛了。十四歲的英姐也說了婆家，學著繡花、做鞋了。英姐家里窮，她哥哥說不到媳婦。她爸爸就給他們“換親”，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許我學做鞋，說有那個工夫，還不如多看些書。牛儿吃著草，我和英姐就坐在草地上，一個看書，一個納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羨慕地問。
“你要上學的話，也看得懂的。”大隊小學里，只有我一個女生。
“家里不叫念書，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針在頭皮上蹭蹭，用勁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
“你把書上的故事講給我听，我給你做雙鞋。”一天英姐突然說。
“真的？英姐，真的？我給你講故事，還給你唱歌。”我是宣傳隊的隊員，每次去工地慰勞挖河的民工，我都帶頭呼口號，還來段獨唱樣板戲。
一部《西游記》講完了，八個樣板戲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實實的白布鞋底，深藍色的鞋幫，鞋頭上還繡了几朵小花。我那份樂啊。
英姐說鞋是逢年過節走親戚的時候才穿的。既不逢年，又不過節，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腳睡覺前穿著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是會弄髒的。
“媽媽，我們什么時候走親戚？” 我老問。“明年，毛毛，明年媽媽帶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姨。”
“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罷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遠點，別在這儿讓我心煩了。” 媽媽把我轟開了。
鞋小到不能穿的時候，我們也沒走過一趟親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沒人給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連著生了兩個女儿。她生第三胎時，正好是春節。听說她生了雙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讓我看看你的雙胞胎女儿們。”我一進屋就喳喳開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讓她歇著吧。”她婆婆進來了。
“英姐，我走了。”我把帶給她的天津寄來的糖果放在床頭，跟著她婆婆出去了。 “她為什么哭？”一進堂屋，我迫不及待地問。
“咳，命苦啊。”她婆婆眼圈紅了，“已經養了兩個賠錢貨，又來了兩個吃飯的。大年初一，圖個吉利，初二才把兩個小討債的丟到河里去了。”
不記得我怎么离開她家的，這兩個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隨著河水，清清爽爽地去了。不像其它同命運的女孩儿們，一生下來就給倒提著，往尿桶里一丟了事。
這以后不久，我們全家就因爸爸、媽媽得到平反而离開農村，我也沒再見過英姐了。
爸爸、媽媽到大學里教書。我到附近的中學上學。
第一天上學，我興高采烈地把兩條大辮子梳得光光的。剛走到教室門口，班主任老師就把我攔住了。
“老師早！”我恭恭敬敬地說，笑著。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進去。
“你的鞋呢？”老師問，并沒回答我的問候。“我……”我嚅嚅地不知說什么好。 不是年節，不走親戚，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來上課。”
當我哭著跟媽媽說完老師沒讓我上課的理由后，媽媽反而笑了。
“咳，搬家一亂，加上在農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這個。別哭，媽媽帶你去買雙新鞋。”
在我的學期小結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類的評語外，寫下了這么一句話：“一個學會了穿鞋的、純朴的鄉村姑娘。”
（原载于《读者文摘》，稍有改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