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李朗鸡还利用“缉私”、“检查”的名义，公开抢劫，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违禁没收”。这种公开的抢劫，不但有李朗鸡正式设立关卡、隘口，随时可以借口违反什么条例，对来往货物，加以扣押没收，李部匪军外出，亦常常趁火打劫，以检查或缉私为名，抢掠农民或客商货物，以饱私囊。

　　记得1942年秋，正在沙梨大量上市的时候，驻扎在宝安、南头附近的辛景熊补充团第九连，在中尉连附某某（已忘其姓名）的率领下，突宣布全连起义，率队投向东纵（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辛景熊接获报告，立即命令罗镇邦的第一营火速跟踪追击。但因第九连事先早有周密部署，刚一起义，即化整为零，安全转进，所以第一营虽分路兜抄，东追西击，但仍扑了空。迨收队返防时，罗镇邦忽发现乌石岩附近有许多农民，正在采集淡水沙梨，装筐待运，粗略估计，不下200余担。罗镇邦见财眼开，于是即以检查、缉私为名，命令手下伪军拘拿物主。农民（物主）见状奔逃，结果这200多担淡水沙梨，便被罗镇邦抢掠回南头营部去了。当时我适赴南头有事，辛景熊特邀我合作，叫我取出现款给他们，将沙梨交我运回市桥出卖，卖梨所得款项，除归还我垫款外，盈利收入我得四成，辛得五成，其余一成则交由辛的卫队平均分配，至于封船、起卸以及沿途保护等等，则由辛派队负责。我把这批抢劫得来的200多担沙梨运返市桥后，全部按市价卖给李朗鸡和黎智亭合伙经营的泰生栏，所得款项，按照原议和辛及其卫士分赃。

　　李朗鸡以及他手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抢劫、榨取得来的孽钱，除了穷奢极侈，尽情挥霍，狂嫖滥赌，纵情享乐以外，又复在港澳、市桥等地建筑洋房、别墅。譬如在市桥，李朗鸡即曾霸占当地农民大片田园、地产，在海傍西路建筑一座宫殿式的“群园”，作私人住宅。该园后面靠海，有镶钢甲的“群力”号电船等数艘，作他平时游乐之用；前门是海傍西路，有避弹汽车担任警戒；正门两侧，在马路上设有巨大铁闸，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可以随时封锁、布防；临马路的二楼，更设有碉堡，居高临下，作巷战的布署；园内洋房虽分散建筑，但每座二楼均有天桥贯通，便于有事时互相策应。除了李朗鸡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外，其部下的头目和亲属，如护沙大队长李腾、李能、黄顺（老怪顺）、黄开、梁科、郭柏，后来由马弁提升为大队长的胡琪、李文仔、李灿（扁鼻灿）、黄文仔及其叔李福（大队长及总队长），其兄李秀（超群，后在市桥公审后伏法），堂兄李滔、韩潮、韩康、韩才、韩滔、韩棠、谢昌、何钜铭、何钜章、黎少石、苏河、吴少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帮凶、走狗，都在李朗鸡投敌以后的三数年间，大肆搜刮，穷奢极欲，分别在市桥建起了红墙绿瓦的高楼大厦，甚至李朗鸡一个年仅18岁的幼弟李忠，亦拥资钜万，单独在海傍西后街建起了一座大洋房。

　　李朗鸡进犯西海杀害吴勤

　　1941年冬，进攻西海“围剿”人民游击队的计划，在群园的烟床上，由李朗鸡、辛镜塘、龙云侯（中统派在李司令部的代表，名义上是第四十旅司令部的中校参谋，事实上是李的机要秘书，专代李审阅来往公文、函电，并负责签署，划行）、朱全（第四十旅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李泰（旅部少校参谋兼军需室主任，是李司令部内最有权力和最得李朗鸡宠信的红人）等人密谋决定。

　　进犯西海的部署是谨慎小心的。它和过去进攻元岗、屏山等地的情况根本不同，不但事先不露声色，甚至连正式下达作战命令时，亦没有指明出发的地点，以及作战的目的、企图。

　　1941年12月初，司令部副官室忽奉命封船。次日，萧侠公（中校参议，由李口头上封他为副官长）忽找我谈话，说司令部需船甚多，昨日未能完成任务。希望我努力工作，马上出发，见船就封。迨至晚上，萧与我同时接到司令部一张很简单的通知，叫我们于明晨3时前至群园（李公馆）集合，候命出发。 　　

　　第二天清晨，我准时至群园候命，李的侍从副官屈华、陈国基、包一柱以及日语通译简华驹、上校主任参谋朱全、军需室主任李泰、侍从副官祁卓林、中校参谋王光普、少校参谋杜曼、中校参议萧侠公以及其他下级官佐均先后到达。4时许，李即下令登轮出发。

　　李朗鸡进攻西海的兵力共有三个团，除补充团一团已先开赴陈村驻防候命外，其余七十九团全部及八十团一部则分乘约20艘木船，由三四艘小火轮分别拖带，随同李朗鸡一齐出发。次日上午7时，船抵碧江沿岸（已进入西海水域），李即下令第七十九团登陆，搜索前进，其余第八十团则仍乘原船，开赴陈村，与补充团会合待命。李见七十九团登陆后未遇抵抗，亦随该团一齐向前进发，将抵碧江，伪顺德县长苏德时率队来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