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段前加了两段：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部名著，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和思想觉悟来要求古人，我当然同意这观点。批判《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用今人的认识水平来要求古人，当然没道理。更不必说，文革中那场评《水浒》的闹剧压根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对人命的尊重是只现代人的觉悟，或西方人的专利。且不说孟子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老百姓的俗话“人命关天”也表明我们对人的生命，哪怕是普通人的生命，也看得无比重要。但从来没有什么“能耐关天”之类尊崇技能的说法。我们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和各种文学作品对人，对仁爱，对正义和公理自古以来的都是相当重视的。《水浒传》堪称是个怪胎、异数。一方面，这部小说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讲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另一方面，作者对普通人的生命表现了极大的轻蔑，对“好汉”的能耐表现了极大的尊崇，对仁爱和正义表现了极大的麻木。长期以来，《水浒传》一直上不了士大夫的台面，被斥为“诲淫诲盗”，恐怕还不仅仅是因为它鼓吹造反，毕竟这本书的主流思想是鼓吹忠君，有的版本题目就是《忠义水浒传》。从明朝初年这部书问世以来，直到近三百年后清朝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批改后，才把《水浒传》和《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和《西厢》相提并论，提拔为“六才子书”。到了四九年后，这部小说更获得空前的崇高地位，盖因当权者造反起家，很容易同那些“好汉”们画等号。然而，对宋江受招安还是不满，所以要批判。这种批判才真正是缺乏历史观念，而批判《水浒传》轻视普通人并非缺乏历史观念。

还有些人说，读《水浒传》，就是享受美，欣赏那些虎虎有生气，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了，讲那么多道德干什么？小说只有写得好坏之分，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这种论点的错误如此显而易见，似乎不值一驳。然而，由于著名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种论点把美简单化了。美，尤其是文学美，绝非肤浅的感官享受。“美”这个汉字是向神明呈上大羊，这概念本身就和“善”紧密相连。美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就是讨论美和善的紧密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怎么能把美与善分开来享受呢？在美国首都的美术馆里有一尊华盛顿的裸体雕像，伟若天神。但若有人把希特勒雕塑得像天神一样，你会欣赏吗？如果有人写书歌颂汪精卫的文才和刺杀摄政王的胆略，还把他为日本人做事写成忍辱负重，曲线救国，无论写得多么惟妙惟肖，你会欣赏吗？《水浒传》里的人物多数为平板式的，靠绰号区别性格，不是依靠描写和对话来塑造性格，而且他们始终没有变化。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主要还是那些有趣的故事。虽然书中的人物确实比其他许多古典名著如《镜花园》之类写得生动，但《水浒传》的硬伤——对普通人生命的轻视态度以及仁爱和是非观念的缺失——引起许多有正义感的读者反胃，令老百姓说出“少不读《水浒》”这话来，说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美和善连在一起考虑了。

施耐庵并没有书写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也没有用艺术的真实来反映宋朝那场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他写得更多的反而是“贼逼民反”。他主要抱怨的无非是有本事的人未能获得重任，他宣扬的“替天行道”无非是任人唯能。他没有讴歌仁爱，呼唤正义。他歌颂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好汉”和才能，无论什么才能，只要一个人在本行业做到了家，作者就以欣赏的笔调来描绘，还冠以星宿的头衔，也就是说他不是常人，而是天神下凡。宋江之所以能够成事做大，就因为他善于收揽人才，那怕是鸡鸣狗盗之徒，狼心狗肺的恶棍，只要有用，他都一概拜留。宋江之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他收揽的很多人也不懂是非，只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才能，就感激不尽，虽有杀妻毁家之仇，也甘愿为主子卖命。很多读者大概都和我小时候一样，读《水浒传》读得津津有味，完全被那些故事、人物和他们的本事迷住了。尤其是男孩子，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谁武艺高，谁本事大。曾几何时，我佩服的就是强者，不会同情弱者。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在那个斗争年代，不仅缺乏应有的智育，而且还接受了许多扭曲的德育，难怪我们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我们在心智上不仅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也深受固有文化糟粕的遗害。而清除这些毒害，恐怕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