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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黄秉一兴致勃勃到编辑部找高泊。据高泊所知他几乎从没进过城，一是因为窘困，二是害怕冷眼。那天他穿了件崭新的中山装，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原来前不久组织上不但给他平反，补发一万多元工资，恢复副处级待遇，还给他两个选项：一是到省城某中学任校长，二是筹建主编《省科技报》。他选择了后者，今天是来走马上任的。

“你为什么不想当校长？”高泊问。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教育方针一旦错了，你纵有三头六臂也休想扭转乾坤。当个校长能干什么？无非上传下达混日子而已，丝毫改变不了教育的现状。要从事教育还不如教小学生来得实在。”黄秉一说。

“你以为编杂志就能随心所欲吗？”

“试试看吧，现在改革开放了。即使我写不了东西，能为真的文学爱好者尽一点绵薄之力我也心满意足！”黄秉边说边催高泊和他一起去酒店吃饭。

那天黄秉一点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款待高泊，这让高泊深感愧疚。在他们交往的日子里，黄秉一只允许高泊买些水果点心，他说他过惯了清平的生活，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即便自己的姐姐也不例外。高泊只好暗自期待在他生病时给予他帮助，可是一晃十几年，托老天的福他从没有生过病，连意外伤害也多次与他擦肩而过。现在黄秉一时来运转，高泊想从经济上帮助他的愿望看来落空了。

吃完饭黄秉一返回高泊住所，挑了他几篇寓言，还让他推荐几位朋友的文章。临别时，黄秉一踌躅满志地对高泊说：

“我不要多，只要一个版面的文学副刊就够了！如果报纸能办下去，以后文艺副刊就交你主编，不过，我可要剥削你呀！报纸刚刚筹建，资金和人手都不够，件件事都捉襟见肘。你等着，报纸一出我就寄到你单位来。”

过了一个月迟迟不见报纸寄来，于是高泊去了《省科技报》报社。办公室里没有黄秉一，新出版的创刊号也不见他的名字，一打听才知道黄秉一半月前就辞职了。高泊担心是自己的寓言给他惹了麻烦，便急急忙忙赶到农场去找他。

“为什么回家了？受处分了吗？”一见面，高泊忙不迭地问。

“是我不想干了，他们一直还在挽留我。”黄秉一不紧不慢地说，“宣传部审稿时，我编的文学副刊没有通过，他们要的是歌颂改革开放的文章，而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看来我对改革开放寄予的希望太高了。”

“你回来还当小学教师吗？”

“教小孩子心里踏实，而且和孩子在一起人不容易变老变俗。尸位素餐的事可不是我这种人干得来的！”

花甲过后，黄秉一迎来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以货真价实的童男之身，迎娶了一位高大贤惠性格开朗的南方婆娘，并随她一起来到她的故乡云边市。他第二段姻缘同样一波三折。四年前他到新疆看望病重的姐姐时，在那里和他的南方婆娘一见如故。她是他姐姐的闺中密友，虽然相差十几岁，却情同姐妹无话不谈。那时候她在小学教书，已经与花心的丈夫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一双年幼的儿女。他姐姐察觉到他们之间已经擦出爱的火花，出于对女友的关心极力从中阻挠。黄秉一也担心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幸福，努力压制爱的萌芽勃勃生长，一桩美事便这样耽搁下来。黄秉一平反后，他姐姐也走到人生尽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姐姐用自己全部的爱把他俩重新撮合到一起。于是为了与黄秉一共度余生，那位南方婆娘千里迢迢拖儿带女从新疆回到南方，终于用她的温柔与善良驱散了黄秉一晚年的寂寞与孤单。
接下来的十几年，黄秉一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时光。比他小十四岁的妻子，在工作之余包揽了全部家务，黄秉一退休后除了辅导儿女学习，其余时间便读书、散步、打门球。他们住的小区有门球场，他是主力队员，经常代表小区老年门球队到市里参加比赛并屡获奖牌。他风趣幽默，成了小区人人乐意亲近的开心果。看到黄秉一苦尽甘来过上温馨和睦的生活，高泊打心眼里为他高兴。但高泊觉得这样的生活，对黄秉一有点儿美中不足，于是便劝他写点东西，至少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他欣然应允答应尝试一下。

有一次高泊去拜访黄秉一，他刚刚打完门球，累得气喘吁吁地，体力衰退得十分厉害，高泊劝他要注意多休息，他也意识到了，答应以后不再参加比赛。接着高泊又提到写回忆录的事。

“我试过了，难啊！”黄秉一深深叹了口气说，“以前写东西是一种快乐，现在却成了一种负担。‘好曲不离口、好拳不离手’，丢得太久，手生了。”

“要不等哪天你有兴致，你说我帮你记录。”高泊说。

“我太平凡了，没什么好记的。”黄秉一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写一部磨难史还差强人意，反右抄家时搜走我十几本日记和一百多封信，其中一半都是她的情书，如果再加上我的回信，怕也够一部长篇了。文革那次抄家，把我零零星星写的东西也抄走了，后来红卫兵将它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编辑成一大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那时候，不管情况多糟我都会偷偷摸摸写点什么，因为写作能使我快乐。但每次一写完，我又会立即烧掉，唯恐留下一点后患。现在虽然又悠闲又安全，情况却和以前大相径庭，我已经找不到创作的快感了！”

从此以后，高泊在黄秉一面前绝口不提写回忆录的事，他不想也不忍再去打扰他晚年的平静。七十六岁那年，黄秉一脑溢血入院抢救，出院后思维仍然十分清晰，即使坐在轮椅上他的谈吐还像过去一样愉快而睿智。有一次高泊离开时，黄秉一转动轮椅把高泊送到小区大门口，望着即将离去的高泊，他乐呵呵地对高泊说：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不过请你放心，我很快就会获得彻底解放的！”

高泊突然感到一阵悲凉，他强忍着泪水故作轻松地说：

“我们喊了几十年‘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可是谁又知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呢？”

又过了两年，当高泊把筹办“云端读书会”的事告诉黄秉一时，他突然高兴得奇迹般蹦了起来。成立大会那天，黄秉一独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出现在“云端读书会”大厅门口，高泊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即迎上前去想要搀扶他，他一把推开高泊说：“你去忙你的，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从那以后，黄秉一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参加了读书会每一场活动，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独来独往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