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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博文连载
    李宗凡博文

    ——目录——

    格律诗学习
    略谈楹联
    活该被踢出微信圈
    “旧法”不是“国学”
    “丧儒恶道”赏析
    “鲁迅精神”审视
    鲁迅的另一面
    鲁迅和“左联”的一段公案
    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谣言的可怕
    “做好事”小议
    抗战时期国共抗敌数据编撰
    “忠诚”的反思
    时代特色语言
    永远的悲哀
    母亲的思念
    “清明”思念二篇
    送你三句话
    从《国际歌》想起
    七巧节的联想
    写给五十周年的纪念
    写意圆明园
    谁把我当二百五
    阎王和小鬼
    街巷拾遗几则
    浅谈茶文化
    我的同学
    真实的故事——首长逸事
    湘江风光带的另类风光
    重阳湘江干涸有感
    从“梁上君子”打油诗想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真实的故事
    我的规律生活
    风雨千年岳麓山
    岳麓书院的回忆
    二00六年郴州印象
    忆德山佛塔
    读报二则:《大师劝灾歌》、《江城子•劝王兆山》
    人生感悟160句
    笑话新编

    我将几年来在论坛上发过得文章选编出来,汇成《李宗凡博文集》,请批评指正。谢谢!
    [B]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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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律诗学习

          写诗和读诗的人是有区别的,写诗是诗人以自己的品性、经历、学养来抒发内心情感和寄托志向,让人读后能引起会心的共鸣。而读诗则是人以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情感和立场来诠释诗,也是全释着自己的文化底蕴。

          诗歌是什么?

          是春天的朝露、夏天的凉风、秋天的明月、冬天的阳光。

          一千个人读诗会产生一千种感受,遐想、感慨、振奋、欢喜、悲愤、哀怨等等也就有了一千个情调。世人面对它的存在,可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球。”可以是“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以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可以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还可以是“壮士一去不复还!”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我国诗词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宝库中最珍贵的瑰宝之一,是前人留下最具价值的财富之一。中国诗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社会风俗产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化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弟。数千年来,古典诗歌一直在气势磅礴的奔腾着,不管是晦冥风雨,还是丽日晴天,它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永远熠熠生辉。

          我国诗词有文字的记载始于《诗经》三百首。

          《诗经》,秦朝尊为诗,汉朝尊为经典,始定名为《诗经》。《诗经》分风、大雅、小雅、颂四体,选311篇,小雅里有笙诗六篇,今只见目录而无诗文,所以《诗经》实际有诗305篇。三百篇诗经诗文以四言为主,随文字和词汇的不断丰富,逐渐发展到骚体、汉赋、古风、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多姿多彩的歌赋形式,这些无一不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智慧!

          诗以精炼的语言、丰富的联想、形象的比喻和严整的格律,含蓄地表达着人的思想、感情(感时、忧国、伤春、闺怨、离愁、别恨等等)。这种表现方式是中国诗词的最大特点,也是诗词巨大的魅力所在!“情动于衷,则发以言。”清诗人袁枚说:“作诗,兴会所至。”南朝梁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唐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先辈们极准确精炼的归纳出诗词的妙韵!

          诗歌经过二千多年历炼而定型,有其独自的文义章法,从诗经,到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诗歌文化已达臻至。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是我过古代四个朝代中产生的文学代表,是我国文学史上永恒的、无与伦比的瑰宝。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诗歌文学之顶峰,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更谈不上能超越,只有些后辈中不学无术的井底之蛙们才敢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诗歌去与之作比较。

          下面说说自己对诗歌的浅显认识和学习诗词的粗浅体会。

          古人云:“文无定法,文成法定。”又云:“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其意说:著书立说、写诗作赋,不应有一个固定的框框,以桎梏人们的手脚,但也不能完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写诗文没有一定的法体,只要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其文章的法理亦自成矣!古人在教导我们应该不拘一格,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千万莫为前人的成就所累,束缚得不再求进取!

          诗是语言的艺术,图画是色彩的艺术。语言就是装点诗歌的色彩,诗的色彩明、晦、强、弱,或热烈、或清澹,都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体会、慷慨,然要使文字和感情融溶和洽是极为重要的,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写出优美的诗句。语言的辞藻优美是诗的表面,言物、言意,才是诗的目的之所在!如千古传唱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一个“鸣”字写出鸟儿的怡然自得,一个“上”字表现着白鹭的悠然飘逸,“黄鹂”、“翠柳”、“白鹭”、“青天”给人平静安适的感觉,给人以遐想的广博空间。两句诗具体、细腻、生机蓬勃和情趣盎然,写出了初春宜人的景色和诗人淡泊喜悦的情怀。这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巨大魅力!

          诗贵情感!只有当心里充满丰富饱满的情感,才能涌诗于心海而发于笔端。诗,情是根本,没有根本是难吟出好诗。要写出感人肺腑、流传后世的诗篇,必定是最具真挚深沉的情感,华美丰富辞藻的作品。

          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唱处心中依依不舍的留念。杜甫《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陈述出离乱的痛苦。苏轼《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叹年华消逝,壮志难酬。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写出情深意长的勉励。

          诗贵意境!古典诗歌中的美好意境,千百年来总让人津津乐道,清末民国初的大家王国维说:“(诗)词以意境为最上,有意境则成高格,自有名句。”诗的意境,是历代诗人所倾力追求的;不同的诗人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如:李白的“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蜀僧濬弹琴》)”,诗人在山中听到如流水般的琴声,玩赏着美好的山景,沉迷其中而忘却了一切烦恼,直到天色暗了下来。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形容箜篌声昂然凌越如一阵石破天惊的动荡,竟使寒瑟的秋雨飘飘而至,这种出人意外的精实诗句,至今仍然令人眼花缭乱。还有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鹤”字同用在第一、二句的第六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是平是仄?有人读后觉得是不遵格律,而偏偏这诗被推崇为七律之首。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杨州”,句中的第二个字都是平声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说出自己对诗的认识:“若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可见古人作诗不拘一格,而最重意境!

          诗贵独创!诗歌中最震撼人心的东西,离不开独创性。“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诗中必须找到自己,是自己的声音、立场、世界的状态。好的的诗总是独具神采的,诗无生命力就在此了。

          如:宋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说月亮破云而出,花影摇曳;云淡风轻,月照花拂,好个春夜,何等的秀丽,使人陶醉啊!宋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的“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水”护田加个绕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绿油油的农田,绕水的柔婉尽在其中,也象一位母亲伸展双臂簇拥着自己的孩子。“送青”前冠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了!既写出山色的深翠欲滴,又写出山势若奔,仿佛是远来的客人,兴奋热烈、情急心切,竟直接闯进庭院来,青山的雄壮和生气跃然纸上。一水两山被富于了亲切的生命情感,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无怪乎千古传诵。唐刘禹锡《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强烈地表达自己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说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十四个字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座右铭。这些独辟蹊径的警句,赋予了诗的生命和哲理。

          诗贵其味!诗味,是诗经得起咀嚼,诗读之余味隽永,回味无穷。梁钟嵘《诗品》中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晚唐司空图说:“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诗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味”。清朝主张“神韵”之说的王士禎和主张“灵性”之说的袁枚都强调诗味。

          如:唐贺知章《会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读来似乎平淡,却深含余韵!首句里藏着从少年到老大的岁月沧桑,到老了才有回乡机会的感慨!深沉平静的情韵饱含其中。后面写的是喜?是悲?是先喜后悲?是先悲后喜?乡音无改是喜,鬓毛衰是悲,这悲是岁月流失的感叹,是悲喜交加的感慨,它印证着首句的不平静。家乡的一切都陌生了,孩童相见而不相识,心中又生出许多感触,面对迎接他的孩童天真浪漫的笑脸,“笑问”(“笑问”是诗眼)一扫诗人心中的乡愁和阴云。而且“笑问”一词体现了孩童们的尊老和文明礼貌。诗人此刻必定是顿生喜悦,欢欣无比的。贺知章在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告老还乡,已经八十多岁了,这首诗把自己一生的悲喜融进二十七个字中,其诗味之浓、之隽永,实为精典。

          今人写古体诗词,应该遵循其格律和音陨,不然读起来就生涩而拗口。古体诗和格律诗是否必须按已成定格的章法吗?我看也未必,古人推陈出新,才有了唐诗、宋词、元曲的变化。我写诗除坚持上面所说的诗的要点外,力求使律韵朗朗上口,平仄大体引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法则,再结合现代汉语的音节、新韵。因为,写古、近体诗词,虽王国维、郁达夫、闻一多都无法超越古人,何况我辈乎!且古人写诗从不拘泥于一格。

          谈谈学诗的体会:

          格律诗的起、承、转、合的章法,决非是刻板着一、二句为起,三、四句是承,五、六句应转,七、八句该合(结)的公式。格律诗中必有“联”,否则就不是格律诗;古人将八句的律诗慨称为“首联、颔联、胫联和尾联”; 四句两联的称绝句律诗,十句以上的多联为排律。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似沉浮雨打萍;惶惑滩头说惶惑,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二句是起,写自己四载戎马倥偬,国事日衰的忧心忡忡;第三、四、五、六句是承,写支离破碎的国家和前程暗淡的流亡朝庭,来回应一、二句担忧、惶恐和孤立的悲叹。七、八句合是转也是结,诗人盟誓:人生自古都有一死!留下我的一颗赤胆忠心,让它永标史册。每每读着这哀婉而气壮山河的诗,总让人潸然泪下!

          绝大多数的诗一、二句不一定成联,以尾联结束的诗也不多。崔颢的黄鹤楼诗,只有五、六句是幅工整的对联,它依旧是千古绝唱!

          再谈诗的韵脚,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有“同声相应谓之韵”的说法,是说诗句和诗句呼应起来有押韵的关系。相互押韵的字放在同样的位置上构成诗韵,任何诗歌都要求押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者,押韵的多与少、严与宽的不同而已。押韵是诗歌同其它文学体裁的最大分别。

          格律诗押韵总是放在句尾,所以又叫“韵脚”,无论是平声起还是仄声起的格律诗的第一句不要求非押韵不可,就看诗人的需要,诗2、4、6、8句尾字韵脚用同一诗韵部字,通常的诗都用平声韵部字(《佩文诗韵》列三十平声韵部。写格律诗不是只能写平声韵,同样可以写仄声韵)。诗起句押韵就成了五韵脚,读来更显朗朗上口。律诗二、四、六、八句的脚必须押韵,绝句二、四句的脚同样必须押韵。律诗八句分韵脚句和非韵脚句,韵脚句尾字是平声,非韵脚句尾字用仄声,是有严格要求的。

          刘勰《文心雕龙》说:“同声相应谓之韵”。“韵”即“同一收音”意。如“东、公、空、通、同、红……”等字皆以“ong”收音,即同属一韵。取“东”字为“东”韵,如“先、天、年、千、前……”等字,取“先”字为“先”韵;这就是韵部。“韵部”取汉字表示即称“韵目”,专门罗列韵目的书称“韵书”。先秦《诗经》音韵遥远,无韵书传世。最早的韵书已失传,留有目录:三国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张诔《四声韵林》、南朝齐梁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等。到隋朝,陆法言作《切韵》书,传至唐代刊定为《唐韵》,宋陈彭年等人在此基础上修《大宋重修广韵》,《广韵》是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韵书。后有丁度等据《广韵》重修之《集韵》,两书均为二百零六部。金王文郁编成《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元明清考试赋诗均以《平水韵》为准。1919年“五四”以后出现《佩文新韵》和《中华新韵》,均称“新诗韵”(十八韵)。2004年《中华诗词》第六期公布的“中华新韵”(十四韵),即为现在常用的新韵。

          关于格律诗中避弧平(平收的句子中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字即为犯弧平),句中自救、对句拗救等等法则,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最后说说学习格律诗的一点具体体会:

          从《诗经》到《人间词话》,中华的诗词歌赋一次次地展露着她的美,象一幅幅画、似一道道景,读来叫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字,能在短短的几个字里,让人看到风光旖旎,看到紫色忧伤,看到婆娑舞姿,看到英雄豪杰!听到笛声悠扬,箫声婉转,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声,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事也会吟!”学写格律诗和对联,需要学习格律。这方面的教科书不少,简捷实用的却太少!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是必读之书,然刘福然、杨新我的《古代诗词常识》是通俗易懂的读本,很值得一读。我却认为詩律该懂,却未必非要“通”,似懂非懂即可,何必去死背那二十八式格律表,只要立意真切,吟出一二句妙句,就不枉学诗一场。再说,唐诗宋词已达极致,无人能出其右了!因此,尊古而不复古,学律而不硬套是我之守则。此其一也。

          其二,声律的学习。格律诗声律的交错产生诵读的美感,朗读的美感主要体现在押韵上,律诗声律交替的侧重点虽说在后边的韵脚句上,但诗整体的平仄声律亦关系到诗的成败。平仄就是声调,古代四声为“平上去入”,现代四声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代的“平”是平声,“仄”是上去入。现代的“平”是阴平和阳平,“仄”是上声和去声;古入声全部分散到现代汉语的四声中。

          律诗的声律是很讲究的,这里就简单说几句。律句的音节以双音为一个单位,作诗通常以两平或两仄为单位交换,每个音节的后字为音步,以突出交替的重点。如五言诗平平、仄仄和一个单音(平或仄)组合,组合为平平-仄仄-平和平平-平-仄仄,即前面皆是“双平步”,后面的“双仄步”与“单平步”互调;还可组成仄仄-平平-仄和仄仄-仄-平平,前面皆是“双仄步”,后面的“双平步”与“单仄步”互调;不难发现每句诗的开头一定是双音步;七言诗亦是如此。

          律诗中的“对”是指对句、即联中的字平仄相反。“粘连”是指颔联以后,相连两联的平仄关系,下联句平仄与上联对句平仄相同,不同的只是尾字,即第四句为“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五句就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所以叫“头粘脚不粘”。写诗常常在“对”和“粘连”中不可避免出现三连调(三个平声字或三个仄声字),这样容易损伤朗读的美感,所以律诗中有三平尾和三仄尾的禁忌,为避免三平尾和三仄尾,律诗又有了一、三、五非音步字可不论平仄的做法,故有了1、3、5不论,2、4、6分明的俗规。出现三平尾和三仄尾,可将其中的字变其平仄,读起来顺口就可。其实,我们真的大可不必拘泥于此,只要能抒发情感、读来优美就行。

          但单平声韵脚“平平仄仄平”应是两两平仄交替,第一平声字若为仄声,就破坏了声韵的平稳交替,韵脚句是律诗的核心,韵脚句都必须保持平稳交替,才能保障诗朗读的美感,所以这种句型是不允许出现的,古人这种违例的句型(除韵脚外整句中只有一个平声字),定语“犯孤平”,古人写诗遇到非犯禁时,就对整句平稳交替进行补救,将“仄平仄仄平”中第三字改“平”声字,变成“仄平平仄平”来保持朗读的平稳。中国书画函授教材《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中说:易犯孤平的“平平仄仄平”句,如诗中双数句(偶句),首字平声换仄声,是犯“孤平”。如此句是诗中首句,即使是“仄平仄仄平”就不算犯“孤平”了。七言诗格律也是如此。

          律诗有四种起式,分别是平起入韵式平平仄仄平;平起不入韵式平平平仄仄;仄起入韵式仄仄仄平平;仄起不入韵式仄仄平平仄。律诗格律的诸多变化都包涵在这四种起式中了。

          古代并没有定格的语法格律学科,是历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语法俗定规定,古人云“工夫在诗外”我们何必拘泥于此而束缚自己的思想情感,硬要钻进教条里去做诗,而不纵情唱诗呢?古人的诗词本来就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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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略谈楹联
              略谈楹联

              古人惯称对联为楹联,多悬挂在大门左右两侧和厅堂柱子上,今人少称楹联均以对联称之。对联的基本知识:对联六要素:字数相等、内容相关(基础),词性相当、结构相称(语法),节奏相应、平仄相谐(声律)。

              中华书局《文史知识》里说:对联1、上下联字数相等。2、上联末字为仄声,下联末字是平声。3、上下联词类相当,结构相应。4、上下联平仄相对。5、上下联意思相近或相反,不拘泥只说一事。

              对联字数无限制,一字、几字、几十字、几百字,只要有话说、有事议,上下对应就行。简而言之,对联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对称,其对称分三个方面:一词性,二虚实,三平仄;汉语音节独立,各具长度和音调,古调分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为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统属平仄两大类。

              对联讲究词性相同(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量词对量词……),虚实相对,合乎平仄。再加上人评定对联要求“切合题旨”,构成评定对联优劣的四原则。强调对联人名必须用人名来对,是对对联一知半解而已。

              古今名联中往往有一些词性和虚实的运用上看来似乎不对称的例子,如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此联中有个相应的对句:喜茫茫空阔无边;叹滚滚英雄谁在。“英雄”与“空阔”,一是名词,一是形容词,前者“实”,后者“虚”。

              又如清端方题黄鹤楼联:“我辈复登临,昔人已乘黄鹤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常与白鸥盟。”“登临”是动词,“日夜”是名词,亦是一虚一实。

              还有一例,民国初诗人杨云史为战死的将士写挽联:“公等都游侠儿,我也有幽燕气,可怜北去滞兰成,听鼙鼓一声,怆然出涕;醉后摩挲长剑,闲来收拾残棋,惭愧西来依刘表,看春江万里,别有伤心。”(军阀陈光远将刘表当作投降刘备的刘璋,认为杨在讽刺他,险些杀了他,这是题外话。)其对联与众不同,上联中的“公等都游侠儿”与“我也有幽燕气”成对;下联的“醉后摩挲长剑”与“闲来收拾残棋”成对,一句话中各自为对,下联不管上联的词性,甚至句子结构形式也不一样,同样传为佳作。如果对楹联对称的格式只知其一(上下联相应词句成对),不知其二(各自为对)的话,那就难理解“公等”对“醉后”,“我也”对“闲来”的写法。

              1991年初,悉尼建德大厦征联的冠军联是:“建始楼台,经营有道;德昭远近,童叟无欺。”“楼台”对“远近”、“经营”对“童叟”,四词为实对虚、虚对实,当时有人质疑,认为“词性不相对称”。须知以“楼台”(名词)对“远近”(形容词),和大观楼长联中的以“英雄”对“空阔”相同;“经营”(动词)对“童叟”(名词),与端方黄鹤楼联中“登临”对“日夜”一样,经解析后才释疑认可。

              从对联内容看,上下联内容相关,互相映衬、补充,即为“正对”,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联。或者上下联意思相反,却是互相反衬、对照,即为“反对”,如“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之类联。

              对联亦有变化,我们常称的“正格”是上下联句成对,“变格”则是上下联“各自为对”,“各自为对”没有限制,可以是整体,也可以是局部。“ 变格”联在古今名联中也是被普遍有的,例子俯拾即是。

              如一幅讽骂袁世凯的挽联:“总统府,新华宫,生于是,死于是;拥戴书,劝进表,民意耶?帝意耶?”就是整体的各自成对。上联的“总统府”对“新华宫”,“生于是”对“死于是”;下联的“拥戴书”对“劝进表”,“民意耶”对“帝意耶”。所以读此联时,切莫以为“总统府”是对“拥戴书”的,局部的两边各自成对。

              对联形式多种多样,有:

              流水对(又称串对):“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单独分开看上下联,意思不全,只有上下联连起来,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境。律诗中的流水对更多了,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等等不胜枚举。

              合掌对,联中对句词意雷同,如“新年迎五福,春节接三多”,“新年”和“春节”、““迎”和“接”同意,传统上犯了楹联大忌,却还能接受。

              复字联(叠字联),联中一个或几个字重叠、重复出现多次:如“绿绿红红处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年年暮暮朝朝。”

              顶针联,联中前一分句的尾字和后一分句的头字相同,如“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与己何所不容。”

              嵌名联,顾名思义,就是嵌入人名、地名、书名、物名等的对联,把人名、地名或其他事物名称嵌人联中,上下对应,大大提高对联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如“当归方寸地;独活世人间(药名)”、“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地名、书籍)”。

              拆字联,拆字,也称析字,离合;将汉字的字形各部分拆离开,使之成为另几个字(或形),并赋于其新的意义:如“冻雨洒窗,东二点西三点;分瓜切片,竖八刀横七刀。”

              无情对:指上下联形式上(字面)对仗工整,而内容上却不相关,从而造成一种特殊的效果。如“细羽家禽砖后死;粗毛野兽石先生。”

              回文联,可顺读,也可倒读;不仅意思不变,而且趣味十足: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

              音韵联,异字同音或同字异音:如“童子打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乐;麻姑吃蘑菇,蘑菇真鲜,麻姑真仙”、“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潮;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等等联。

              双关联: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双关联主要有谐音双关对联、意义双关对联。如“清风满地难容我;明月何时再照人”,“清”暗寓清朝,“明”指明代。

              对应,《缥湘对类》书中提出“实对实,虚对虚”的基本法则,强调“有无虚与实,死活重兼轻”,成为楹联艺术的基本框架。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体为用,事不孤立”,强调对偶。还说“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指出对仗的几种形式。

              汉字分实字、虚字、助字三大类。实字又分出半实字,虚字分出活与死两小类和半虚字:

              实字:花、草、林、山、天、地……半实:力、雄、文、武、光、雷……

              虚字(死):高、新、强、大、精、小……

              虚字(活):流、歌、升、斗、照、开……

              半虚:上、下、中、内、外。里……

              助字:之、也、然、哉、焉、何……

              古人用字讲究“无形可见为虚,有迹可指为实,体本乎静为死,用发乎动为生,似有似无者半虚半实。”这与现代汉语是相通的:实字即是今天的名词,半实是抽象的名词;虚字(活)是动词,虚字(死)是形容词;助词亦是虚词,它包括介词和连词、助词等等,半虚字则是包括着较抽象的时间词和形容词。

              我们看看“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联的文字运用,“急”、“乱”是形容词,“水”、“云”是名词,“与”、“随”是动词,“天”、“日”是名词,“争”、“共”是副词,“入”、“沉”是动词,“海”、“山”是名词。所以,这样对仗是极工整的。

              对联有联语和对句之分。对句主要是文字游戏,凭题目和感觉口吟之,倘记录于书,联语可不加横额。联语一般是写出来张贴或悬挂,为讲究整体美观和直点主题,配上横额(亦称横联)。上联第一句,叫出句,也叫出联,下联第二句,叫对句或应联。横联也叫横批。

              中国古代文学《诗经》、《尚书》、《易经》、《老子》、《论语》等等作品中都有对仗鲜明的佳句:《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老子》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都是对偶句。两汉的赋,魏晋南北朝的骈体,唐的格律诗,对偶辞格逐渐被人认同熟悉掌握,这种凝缩艺术千年不衰,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修辞方式。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要写一幅好的对联真不是容易的事,欲使对联声律优美,必须巧妙地运用平仄交错与对立,才能使节奏铿锵有力。题联写景抒情,怀古咏物,以物言志等等,立意要象意通气,开合得当,借助比兴手法,放得开,收得拢。不要单纯为写景而写景,为抒情而抒情。

              老舍说得好“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写联也如作文章,最忌七拼八凑,勉强为之的东西,一定会是四不像。至于我们平常四处可听可见的即兴对联,实则是在玩文字游戏,是生活中的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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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被踢出微信圈

                想想自己的一生,凡交友以心,待人守诚,读书较认真,处事务实。囿于从小的经历和磨炼,养成热情、豪爽、谦让的性格,不敢说自己朋友遍天下,然小学的朋友历经六十年相处时依然童趣十足,中学的朋友四十几年后重逢顽皮依旧。至于同事和社会上各个层次上的朋友,无论年龄、地位、学历,相聚时总能推心置腹,谈笑风生。可以说极少极少与朋友龃龉,就更谈不上出现相互攻讦和谩骂的事了。

                退休后,有了时间和精力,便常游弋在论坛上,接着又玩起了微信,其目的很简单,一是怕落伍,二是怕老年痴呆。

                上论坛后,熟悉了各种思想、各种论调、各种观点,也接触到许多意见各异的网友,也常参与文化、经典的学习交流和论战,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论坛上有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学贯中西、能启蒙国人的“思想家”、“哲学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先知姿态,摒弃和否定一切中华传统文化,却使用中国文字仿效《论语》模式,今天一句话、明天一小段议论,自以为汇总自己的奇谈怪论一定胜过《论语》十倍,能流芳千古了!他历尽调侃谩骂之能事,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老粉、孔粉、傻逼、脑残、愚昧、愚民、流氓”等垃圾词语,挖空心思臆造出一个语病百出、逻辑混乱的“丧儒恶道”词来,辱骂着论坛上所有不同观点者。不管你是同学,还是多年的朋友,只要有违他的观点,不听他的说教,他就会像疯子一样歇斯底里地一通狂骂,没有一篇文理论据的批判文章,没有任何新意,就是重复着说了几百次的那几个词语。

                下面让我们见识见识他对朋友的刻薄:

                他在论坛上这样贬损相识相交了几十几年的朋友:

                “我这位朋友只要有人请饭,且不论这人是否他喜欢的,他便坦然而去并把自己当了布道者。而我非常清楚,我肯定不是布道者,我认为所有布道者的内心都有一种蜘蛛情结,他们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网而把对方当了飞虫。”这是朋友之间的语言吗?

                还是这个朋友将他介绍给我,继而相交了十几年,初始甚好,然讨论起中国传统文化,聚会讨论中他总是三缄其口,一声不吭,转背就到我们经常上的论坛跟帖里申讨和辱骂起来:“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丧儒,动辄台湾日本,依靠传统文化强国。对于这种脑残,断然绝交!”写的这样决绝,然我们每次的聚会,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参加,语言虽少却还时不时流露出一丝高兴。

                这是他在跟帖上的断言:“中国有三恶,老子第一,孔子第二,商鞅第三。”我回帖写到:“你说他们恶,总应该讲出道理吧。”他不肖一顾地写到:“道理,就凭中国二千年的专制,他们就是罪魁祸首。”我再劝说:“要批判一个人、一种文化或者一种理论,首先你得学习它并了解它呀。”他大言不惭地写到:“对于孔儒,没时间读,不过可以推理一下,为什么两千余年来,孔儒文化,一直为专制者不舍?”

                为此,我认真地整理写作了五十几篇学习《论语》、《道德经》等经典国学的心得,相继发在论坛上,目的是想同他展开讨论,然而我失望了,文章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和讨论。他却是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在他人的帖子上大放厥词:“五千字的道德经能说明什么?”“‘道可道,非常道’莫名其妙、狗屁不通。”“老子提出‘常有司杀者杀’的训戒时,……也许老子以为,杀戮即小鲜。”“真聪慧,知道人是杀得怕的,因此提醒君王制造恐惧和暴虐。”“孔子未生前中国社会是朗朗晴天啊,孔儒就像病毒,危害了几千年。”“已经两千多年了,这两种文化,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中国人为世界奉献了哪种思想理念?奉献了多少科技文明?一代复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做着权力梦,这是唯一的。”

                多么奇怪的比喻啊?不列举了,他的怪论和错误太多了,连古代的“有司”都不知道,只看了后面的二个杀字,就断然说老子是要统治者杀人,这么无知还同他费什么话。

                我与他的矛盾公开是一次朋友聚会后,八个男女年龄不等、学业不同、职业各异,席间亲密无间、谈笑风生,离别后回忆起这次聚会,满足和喜悦充实于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的知己多啊。不料无意中看到了他在论坛上的跟帖:“前几天,与朋友饭饭,席间朋友激动的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笑笑。这类无畏者很彻底了,我并不指望我的文字能唤醒所有的‘彻底者’。我当时原本想说,仲尼未生以前,中华民族真如长夜吗?并想举例若干。但转念一想,省了吧。能醒的,不要叫鸡,也自然会醒,不能醒的,一百只叫鸡,也唤不醒他。”

                “我当时原本想说”,完全是二面三刀的说词,席间大家谈兴浓郁,争先恐后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虽没发表见解,却至始至终融洽在席间亲密的氛围中。我不解他为什么这样,当面不说背后损人。他那个几十年的朋友告诉我,他性格内向孤僻不喜欢辩论。这不是朋友间的语言,文字间轻蔑隐晦地指责我们愚昧、保守、落后!需要他“启蒙”来唤醒吗。想想他之前发出的“断然绝交”声明,避而远之了吧,你发你的“导师”,我做我的普通人得了。顺便说一句,一桌八人,七人与之绝交,他赢了吗?

                谁都知道,史料记载在春秋二百九十余年中,诸侯列国之间的各种战争有448次之多,双方集中数十万军队的大混战223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就是他说的孔子未生之前中国社会是朗朗晴天的吗?

                后来我们共同的一个年轻朋友,带着几本外国哲学著作去请教他,不料他说:“根本没必要通读这些书,只选读里面有用的句子就可以了。”后来因为年轻朋友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则翻脸相讥,在论坛的跟帖里损到:“这世界,要一棵什么样的脑瓜,还能迷丧儒。”“我也有一朋友,居然是律师。最近告我,连读了三遍论语,感觉中华文化,真是无比优越,而且,其间就发现一段是谈及等级制的,即君君臣臣。我听后即告饶,并以双手合一之势说:你还是别说了。心里则在想,连读了三遍,居然只发现这一点有关损害平等言论的话,这人智商,有点可怕。”

                我终于知道了他原来是这样读的书,投机取巧、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他的无知论调和常识上的错误就可以解释了,真是无知者无畏!

                现在回到题目上吧,说微信圈的事。

                微信圈是亲人、同事、同学、志同道合者、工作单位等等群体,用以联络情感、回忆往事、交流信息、抒发心得和探讨问题而建立起来的。

                一个玩微信的老人说得好啊:微信“比家还坦荡,沟通交流,感受家的宽容、关爱与温暖。可以听听他人的良言。享他人生活的经验……。能瞬间与亲友相见,乡音亲情友情永伴身边。”老人告诫说,玩微信切记“不招惹是非、不能低俗、不能咒人、不发琐碎和烦恼的事……。”

                特别难得是同学微信圈,大多数同学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联系,由热心的同学穿针引线将断了联系的同学重新聚集在这里,是件多大的幸事啊!

                我数次筹建初中同学的微信圈,也许都是年过七十岁的人了,会玩3G手机的少,征信全无消息,看着小我两岁的弟弟加入同学微信圈时的激动,令我羡慕不已。

                少年时的友谊,率真单纯幼稚任性,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在老年时再次相聚,全都会高兴而倍加珍惜。因为相互间没有利益的交集,也没有了少年的稚气,存于中间的是久别重逢的惊喜和饱经沧桑的成熟,见面还是在微信聊天说话无需多顾虑,率性而言之,尽显少年本色,即使有过份了点的话,大家都会包容而洋溢着开心的欢笑,因为大家不再为评优秀的名额、升学的名额、留城的名额而明争暗斗,也厘清了因其而产生的根由,故而往事成了回忆中调味佐料,充斥于同学间的只有关怀、欣喜和淡淡的惋惜。

                可就是有另类的“奇葩”——文中开始提到的他,加进了初中同学微信圈,面对这群年过花甲的同学们,他在圈里不断咒骂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是“垃圾、”国人“愚昧守旧”等等,引起这群爷爷奶奶的共愤,便将他踢出了微信圈。我为他的同学们庆幸,没有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教主”在颠三倒四了,没有了一个“民主思想家”来指手画脚了,这个净洁了的同学微信圈必定是回归学生时代最好的桥梁。

                看看他怎样骂几十年前的少年同学们的吧:

                “我是一头不安分的猪。当然,我的同学不会承认自己是猪,他们以为,自己比猪,要幸福很多。”“有一天,我在群里说公布官员财产的问题,我说官员公布财产,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立即有同学怒斥:要就大街上挂横幅去。我沉默。我知道我是脆弱的,我也仅在偏僻处,呼一呼,叫一叫。但是同学的用心,让我恐惧。进而联想,若有人再发动文革,仍旧会有很多无辜,死于心性张狂的愚民。理由很简单,愚民一怒,就成了野兽,再一张狂,就成了流氓。这是一个三部曲,愚民——野兽——流氓。 愚民,原本不可怕的,但愚民经不住煽动,一经煽动,就成了野兽。野兽也不是最可怕的,但野兽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就进化成流氓——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是同学间该用的语言吗?

                人一生一路走来,慢慢才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慢慢才知道人的性格有差异;慢慢才知道朋友间一定要互相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朋友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当珍惜朋友啊!把所有不赞同自己观点的人都当成敌人,这种人注定没有朋友和友谊。

                三百六十五天伤春悲秋的抱怨着,三百六十五天辱骂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三百六十五天诅咒国人“愚昧落后”,从古至今谁会喜欢浑身散发负能量的“有毒朋友”!一个不尊重中国文化、不尊重中华民族、不尊重他人,其形象嫉恨悲催而鄙俗,无知无识而猥琐,活该被“女同学”踢出了微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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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法”不是“国学”

                  网友给我发过来一段凯迪论坛原创文学上的跟帖,问我怎么看,他问我李鸿章口中的“旧法”和中国“国学”明明不是一回事,为什么有人会混为一谈,而且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论坛“天才导师”跟帖原文是:“清末已经想改了,连李鸿章都说,国学若能强国,安有今日这祸。”有网友问:“李鸿章原话怎么说的呀?”他敷衍道:“原话不是这样,大意没错。”别人再问求李鸿章的原话,“天才”回答不出,干脆偃旗息鼓保持了沉默。

                  论坛上的热心网友代为表述了李鸿章的原话:“戊戌政变后,有人告李鸿章是维新派,慈禧太后问李‘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强国,中国之强久矣,何待近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摘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

                  把李鸿章口中批判应该改变的“旧法”直接篡改为“国学”,是“伟大”的创新,这么无知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话也敢堂而皇之在论坛上显摆,真的佩服其胆量,也许用“无知者无畏”来诠释他最合适不过了。

                  “旧法”和“国学”两个词的区别天差地远,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不相的系统,完全不同的内容,二者根本就不能相互替代使用。

                  “旧法”是李鸿章对清政府入关二百年后治理中国政策方针的贬称,“国学”则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文化结晶的尊称。

                  李鸿章六岁读书,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选为庐州府学优贡,次年入京应顺天府乡试。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中84名举人,在北京从曾国藩学习“国学”,讲求经世之学。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二甲第十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1850年(道光三十年)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1853年,太平军刀兵起,各地争办团练以对抗。1859年12月(咸丰九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参与核心机密。李鸿章深受曾国藩影响,一改睡懒觉的习惯,收敛虚夸大言之缺点,养成待人以诚、百折不饶的性格。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鸿章依曾国藩湘军制度招募乡勇,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练成一支6500人的“淮军”。

                  李鸿章秉承湘军忠君卫道建军宗旨,继承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精神。“以卫吾道”是李鸿章从不离口的话。他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上遵循曾国藩“行军之道,择将为先”的教导。选将以“忠义血性”之品德为首要,文化修养为辅。淮军将领中儒生的比例比湘军高出百分之十以上。李鸿章治军以仁礼忠信为本,而且首先严格要求将领,李鸿章坚持“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的原则。李鸿章学习遵循戚继光的治军方略:“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这是李鸿章统兵的信条。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淮军治理的全过程。

                  经历和亲身参与同太平天囯十几年的残酷战斗,经历了面对列强船坚炮利的无奈,特别是太平天囯战乱后江南的凋敝,满目“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格局,已经到非变不可的地步,再沿引了二百年的治国方针方略已经过时了,再不能照抄“老谱”来统治国家了,这就是他痛惜的“旧法”积弊!

                  1865年,李鸿章痛恨空谈误国,他说:“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患贫”,认识到“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道理,基于对国家的担忧,一朝居庙堂之高,寻求新治国之道,他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率先推行“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以达到“求富”“自强”之目的。

                  晚清的统治集团,从上至下从总体说是极其平庸的群体。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衰败,满清专制从鼎盛逐渐走向腐败没落。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求存是当务之急,也是普天下有识之士焦虑而图变的大事。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李鸿章的确是这一辈人的翘首。

                  而在众多旧大臣眼中,凡“祖宗成法”中没有的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第251页)

                  面对非议,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文忠公文集》)

                  清朝之成法历经了二百余年,已不能治今日社会的疾症了,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闭关自守已经使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摇摇欲坠了,这就是李鸿章要抛弃旧法而图强变法的思想根源。于是,李鸿章首倡对外开放,力排夷夏之论,接受外来事物,妥善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把“借法自强”看作强国的关键所在,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戎是求大环境,目的是变法图存。他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卷2),坚持改革军事、学习西方。他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外国的船、炮、枪。培养全新人才,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发展工商业。练淮军教洋操;兴建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陆续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军事工业。办开平煤矿;倡建铁路。都是在“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卷2)。李鸿章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卷17)。李鸿章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关系,只有“船坚炮利”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卷43)。李鸿章兴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设立上海织布局等民营企业。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882年6月9日《申报》形容上海商人投资情形:“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883年1月22日《字林西报》称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这些都清楚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开始发展。

                  李鸿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卷39)。外国人悻悻说李鸿章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自1872年至1880年的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难怪李鸿章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卷77),另一方面李鸿章遏制洋商办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机器进口(同上书,卷78)。

                  李鸿章长期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有人说其“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特别是甲午战败,李鸿章声名扫地,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声。弱国无外交,把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罪过怪在李鸿章头上,实在有失公允,应当由挪用海军军费任意资淫享乐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腐朽的朝廷承担全部责任。严复的挽联说明了这一点:“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如果李鸿章的主张和谋略能够实施,大清的国势必定不至衰败如此,以致李鸿章带人受过,遭国人唾骂。对联写出了李鸿章的无奈和委屈。

                  就是在国人的一片辱骂声中,日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美国人说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感慨“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时间总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李鸿章虽为统军大帅、朝中重臣,他骨子里始终是个书生! 一个以四书五经博取功名的儒生,一个终生视国学大儒曾国藩为楷模的儒将,什么时候批评过国学啊,他一直痛惜国学的衰微,对太平天国摧毁国学的行为痛心疾首,故特别赞许曾国藩的《讨匪檄文》,一生以履行国学教义、追求富国强兵为己任。李鸿章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人事国事全融入诗中,让人读了唏嘘不已,感慨万分。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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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博文连载——“丧儒恶道”赏析
                “丧儒恶道”赏析

                    几天前,在论坛上见到一个跟帖“我以前一直不称丧儒恶道,而是斯文地称他们为儒生道士。现在改了。他们就一群丧儒恶道,内心极其龌龊。”贴中新词组“丧儒恶道”,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矛盾而没有逻辑的词,肯定不会为人所接受,又以为臆造的主人文字功夫长进了时,自然羞愧而弃之矣。几个月来他“丧儒恶道”的咒骂越演越烈,几乎所有的跟帖中都要骂一声“丧儒恶道”,这个歪瓜裂枣总是以通天教主之狂傲,蹦上论坛呼唤同类,长沙民间有句老话:“蛤蟆不咬人,但叫得躁人。”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清洁环境,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我把人想得善良了,总有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师”,总有从不读中华传统经典和中国历史的天才,捧着这个没人附和的词,孤芳自赏洋洋得意,因为我在论坛上读了很多关于孔孟学说的正反不同观点的文章,终不见有一人来引用这个词来骂对方。

                    先讲讲词组,词组又称短句、短语,在文法概念中是指完整句语中的片段。 结构上大致分为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两大类。固定词组指结构比较固定的惯用的词组;固定词组在结构上具有固定性,构成固定词组的词“字”及其次序一般都不能变动。固定词组在意义上具有整体性,组成固定词组的各词往往不能再作字面上的个别解释。更多的词组知识就不在此赘述了。

                    今就“丧儒恶道”这个词组做一点分析,这个词组是由两个具体指向的词组成,一为“丧儒”、一为“恶道”。

                    先分析“丧儒”:

                    “丧”字、 清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二哭部丧亾也。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亡、逃也。亡非死之谓。丧者、弃亡之辞。凡丧失字本皆平声,俗读去声、以别於死丧的平声。

                    现代汉语的“丧”[sàng],读去声,作丢掉、失去解。组词如:~失、~生、~偶、~胆、~气、颓~、懊~、沮~……。用于短语词组,如:丧权辱国、丧心病狂、丧尽天良、丧家犬、道德沦丧……其“丧”字是动词。

                    “丧”字作名词用,只有固定的唯一指向,如丧仪、丧事、丧纪、丧家、治丧、丧车、丧庭等等。皆指人亡后的处置,再无其他的用途。

                    “丧儒”不是单词,而是词组(短语),它是动宾词组,作为动词的“丧”是骂语,名词“儒”是短语中的宾语,说到这又不得不交代一下语法常识,长话短讲吧,凡一个完整的句子通常由主、谓、宾组成,为让句子饱满和五彩斑斓,就配上定、状、补语来加以修饰。因此,从语法上分析,动宾词组的“丧儒”,句子不完整,延伸后会出现N个的组合。

                    “儒生”是古代读书人的统称,“儒家”是国学中一种学术流派的称谓,“儒学”是孔孟学说的尊称。

                    我们已知“丧”为动词,而“儒”自《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传世后,“儒”在中国文字中为专用名词,用于指向读书人和饱学之士,“儒生”、“儒家”、“儒学”,就是结合成形容词组也是用于读书人,如儒雅、儒侠、儒将等等。在名词前修饰应当是形容词:如腐儒、陋儒、愚儒等骂读书人的词,还从没见过加动词的词组。

                    那么,臆造“丧儒”的天才究竟是要骂哪个呢?“丧魂失魄的儒生”? “丧尽天良的儒家”还是“丧天害理的儒学”?这种只有主语的句子,小学生都知道语病百出,也不会出此有头无尾指向不明的詈语。

                    按常人和常识理解“丧儒”,只能诠释成:

                    “丧失了儒家道德”或“丧失了儒学精神”。这两个句子省去了主语(中国),谓语是丧失,宾语为儒家道德(儒家精神),句子还是完整的。但这样的诠释,那个“天才大师”是不认可的,因为他是要挖儒家十八代祖坟。

                    究其原因,“丧儒”之所以找不到附和着和学舌的鹦鹉,就是谁也不会去犯小学生的语法错误。所以,至今只剩下臆造者如祥林嫂一般神神叨叨地千百次地拼命推销自己的垢语。

                    同样,“恶道”词组也犯了同样的语法错误,而且错得更加离谱。

                    “恶”字可作单一音节的形容词,如:恶人、恶狗、恶魔……,均指向特定的对象。

                    “恶”字很少作动词用,如“我恶了他”、“领导今天恶了我”,语中的“恶”是动词,是人动作行为的表述。

                    “恶”字组词习惯作形容词用,凶恶、恶狠狠、凶神恶煞、恶贯满盈……。如“我问上小学的外孙:‘你班主任老师恶不恶?你怕不怕?’外孙回到:‘恶!怕!’”对话中的“恶”是形容词,是表述老师的态度。

                    “道”字的解释就多了,是骂个体的道士还是骂人讲的道理,是骂诸子百家中的道家还是骂世人推崇的道德?

                    试以“恶道”组短句:凶恶的道士、恶贯满盈的道家、恶狠狠的道理、凶神恶煞的道德、我恶了道等等,不讲语病和语法错误,就是以偏概全这一点,哪个句子能站得住脚!

                    我真的想不出有人能臆造出这种不伦不类的词组,真是旷世“天才”也!

                    再简述下遣词造句,有下面几种:

                    1.音义结合(汉语中最早产生的词缘于此方法)和理据造词。

                    2.直陈造词和转指造词(运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手法)。

                    3.复化造词、简缩造词和复合造词。

                    4.类仿造词和变换造词。

                    5.借用造词。

                    如果不懂语法修辞,囫囵吞枣的理解字意,意图标新立异,随便乱组词造句,是学识浅薄和轻狂浮躁的表现,其挖空心思造出来的词组便成了天下的大笑话了。

                    悲呼! 旷世“天才”的智商和文字功夫太可怕了!

                    总之,我从论坛他只言片语的跟帖中,他把尊敬老子、孔子的人,把推崇《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文章的人,把愿意以“仁义礼智信”内容进行自我修养的人,把论坛上不同观点的人,把不愿谩骂孔孟的人, 不管你读没读书、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统统骂作“丧儒恶道”。

                    更过份的是,他不光是咒骂孔孟学说,而是咒骂整个中华民族和民族传统文化,以“劣等民族”来称呼中华民族,以“垃圾”来称呼中华传统文化。

                    “儒学”不是“国学”,是中华“国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种。

                    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里,诗、经、礼等及六艺,道家、儒家、墨家、史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构建了璀璨的中华文化,文字学也是中华“国学”中不可或缺的,是“国学”之基础。其《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缘》和现代的《辞海》等等都是中国“国学”库中的瑰宝。还有最早的训诂学著作战国末期的《尔雅》,是专释文字的专著;训诂学成于唐代,国学家黄侃则创立训诂学的现代观念。使中国文字学堂而皇之步入“国学”宝库。

                    “天才”使用罗列中国文字来指控全部“国学”经典为“垃圾”,自己从来不读任何“国学”经典著作,以道听途说和报刊杂志,特别喜欢运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报刊杂志上的词语,还借些泊来语和西方哲学家的只言片语,作为自己对抗中华“国学”的理论和武器,一则体现自己面向世界,二则显示自己思想进步是当然的启蒙者,三还可以掩饰不懂古文的短板,其手段方法虽妙不可言,却留下无穷的诟病,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还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赏析“丧儒恶道”后,答案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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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精神”审视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肯定鲁迅的是瞿秋白,瞿秋白认为鲁迅是左翼政党的“同路人”,他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认为鲁迅辛辣刻薄的文章是对抗当局的投枪和匕首,特别是鲁迅无情地抨击上世纪二三十代的上海文坛,尽是些“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等等厉语,真有点振聋发聩之感,还有就是看中了“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无法直面的人生——二十年代晚期的鲁迅思想》,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虽然鲁迅曾一度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却始终没有主导和参与左联的工作,也不加入共产党阵营,反是与共产党人周扬等闹翻,他不想受人控制,也不想成为他人手中的政治棋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3份电报,电文称鲁迅为“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同时,在延安创办鲁迅艺术剧院、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图书馆。

                      从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鲁迅形象,并使之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符号。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演说中着重提出了“鲁迅精神”,总结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总结道:“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冠以鲁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肯定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从此鲁迅的形象被塑造得光明伟岸,不由自主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鲁迅精神”成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或缺的标杆。

                      毛泽东是政治家,“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其思维和作为的最高原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来解说同一件事就是政治的需要了。“鲁迅精神”实则是政治家的一个手段、一个口号,其目的性可想而知了,那么“鲁迅精神”的准确和真实性也可想而知了。

                      1949年至1965年,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达三十多篇(不包括别人写鲁迅的)。有《少年闰土》、《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秋夜》、《一件小事》、《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药》、《〈呐喊〉自序》、《祝福》、《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论雷峰塔的倒掉》、《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铸剑》、《三月的租界》、《拿来主义》、《狂人日记》、《阿Q正传》、《范爱农》、《藤野先生》、《雪》、《阿长与山海经》、《鲁迅自传》、《灯下漫笔》节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友邦惊诧”论》等等;“文革”中后期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所以周作人说“鲁迅是被政治的原因硬给捧起来了。”

                      所以要真正的认识鲁迅,就必须摆脱“完人、全人、伟人”的窠臼,才能正确认识他;学习“鲁迅精神”,就必须摆脱政治的束缚,我们才能准确认识鲁迅和“鲁迅精神”,并接受承继他的学问和品格。

                      鲁迅是永远对“现状”不满的人,是永远挑战权力和权威的人,他注定不会受到任何当权政党欢迎。有段记载说斯诺问鲁迅“阿Q没有犯什么罪,为何被处死”?鲁迅答:“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了。”斯诺又问:“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冯雪峰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读到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后说毛有“山大王”气,像《水浒传》里占山为王的寨主,然后调侃地问冯雪峰:“你们打来以后,会首先杀我吧?”

                      鲁迅不相信一切权威和权力者,也不相信社会制度和秩序。鲁迅的意识里始终认为谁取代了上届的统治者,自己就沦为新的统治者,都不是好的!鲁迅天生对一切权力者有深刻的认识,他不相信革命者宣传的“黄金世界”,1925年3月1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写到:“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毛泽东是深知鲁迅性格的,1957年7月7日晚,在中央召开的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问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秘书罗稷南(原名陈小航):“你现在怎么样啊?”罗致谢后小心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件事鲁迅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有披露,与会的黄宗英也撰文给予了佐证。事实上,鲁迅一生从不支持或否定某个政党、某个流派,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学等, 他虽参加, 却总投以怀疑的眼光。不断的怀疑,不断地渲染坚持自己的别样的独到见解,不停的给当权者找麻烦。这就是鲁迅的性格,天下大定,坐牢是他唯一的归宿,早死是鲁迅之大幸!

                      鲁迅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鲁迅在《两地书》中数次自我检讨道: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而我们几十年来却将鲁迅的偏激渲染成最坚定的革命性,对鲁迅的自我批评要么是避而不谈,谈也是牵强附会地从另一种革命的角度来诠释,以至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和“一个都不宽恕”的人生态度成为革命的试金石、分水岭,其直接影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成为造反者的“专政武器”。

                      钱理群《青春是可怕的》一文记录了触目惊心的一幕:“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这个悲惨的事实,深刻体现出“痛打落水狗”话语中所潜藏的阴狠暴虐气息!那围绕着池边狂嚷“痛打落水狗”的青少年学生们,不正是在“鲁迅精神”教导下成长的吗?这种冷酷和悲惨的历史现象,不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吗?该学什么、该摒弃什么难道还不清楚了么。

                      鲁迅偏激,笔走偏锋,把话说死,说得绝对,说到头。比如“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突然想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话对社会、对青年只能是误导,而不能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给许寿裳信中写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怪哉,《资治通鉴》记载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中国的的史实,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实例,以作历史的借鉴。其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之绝笔。鲁迅的这种感觉和评判,是绝无仅有的。鲁迅是在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中成长为学者、教授、名家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不可取,普通人讲讲影响也许不大,而作为声名遍天下的名人这样宣讲其影响足以引导当代的青年厌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要说得那么绝对、那么过激啊!如果悉心教导青年,指出“中国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可取和该摒弃的,细致、全面、具体、辩证的分析论证,以他的学识当使我们受益无穷啊。名人的偏激,加上过度的政治化就使无数求知的青年“误入歧途”,真的误人子弟了。

                      《陈旧人物》(叶兆言)书中一件小事证实了鲁迅的敏感和偏激:“鲁迅的倔有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到了北京,碰到胡适,胡开玩笑说他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立刻翻脸,说我马上卷土而去。”鲁迅偏激的性格使他看待社会问题总是从最负面论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难怪梁实秋说:“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梁启超则不同,他一针见血地道出社会病根,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讨专制政体檄》)“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候门,三辑三让,以行迎宾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誰指出了社会弊端,谁为社会开出了病方,一目了然了,这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十分不足的地方。

                      是啊,胡适先生说的好:“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唤起民众,为真理而奋斗,必然能开创和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

                      在鲁迅的杂文中屡屡能读到他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辞,他曾称胡适、罗隆基等人向当局争取人格独立的行为是“奴才”对“主子”祈求,以“正人君子”一词调侃砭斥;论战时骂对方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媚态的猫”、“洋场恶少”等等;称共产党员周扬为“奴隶总管”、“横暴者”,将周扬等人视为更可怕的敌人。这些都显现出他性格上的偏激。无怪乎林语堂称鲁迅是“令人担忧的白象”,因为他太特别了,特别得令人担忧。

                      鲁迅始终没能摆脱中国失意文人的愤世嫉俗,成为一“狂狷”,他没有积极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将怨恨、愤怒和反抗用玩世不恭的言辞来表达出来。故有人明确提出“少不读鲁迅”,因为他刻薄的词语,苍凉的情感会让人颓废而绝望。正是性格和思想上的偏激,鲁迅一生少有乐气,心情常常沉郁、狂躁,拼命抽烟喝酒,不修边幅、囚发蓝衫,习惯于孤独荒漠和冰刀雪剑,以致三十岁便苍老如五六十岁一般,以至五十五岁离开人世。

                      究竟该学习鲁迅什么呢?

                      1903年至1908年间,鲁迅发表论文,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鲁迅说“拿苛刻的眼光挑剔自己,用宽容的胸怀对待他人。”后来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在《学界三魂》中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果鲁迅后来一直秉承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写下去,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影响会更巨大,不是比过激的嘻骂释放更多的正能量了么。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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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另一面

                        近一段时间,有网友、学友、同事常常同我讨论鲁迅,开始我总是一句话“鲁迅太伟大了,我不敢评论;鲁迅学问太高,我无权评论”来塘塞,却又使我不得不翻出尘封多年的《鲁迅全集》来读。当然只是重读了他的诗歌、小说和杂文,还有《两地书》。对于鲁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的教育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我心中五体投地崇敬,因为他是旗手、是民族的脊梁。而且还迁怒于孔子,特别的痛恨孔子。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九七四年师大的谢轶老师给我读了,读后恨反感,现有重读才有所悟,但我始终认为鲁迅仍旧是一代伟人。况且鲁迅的小说对那个时代国民性剖析入木三方,小说、杂文为当代之最,就是到今日也无人能及!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的疯子“吃人”呓语被演绎成批判旧社会的利器;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这归功于毛泽东的赞誉:“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集三个伟大于一身,我国近代史上仅鲁迅有次殊荣。

                        鲁迅的影响力在1966年后达到顶峰,仅次于毛泽东。以至那时的文章、广播、大字报里,“鲁迅先生的话”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一样成为革命的真谛、行动的指南。而且文革时期“先生”一词是专属于封、资、修的反动东西,必在打倒之列。只有鲁迅破例享受着这个待遇,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位先生。难怪鲁迅的大弟弟周作人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有篇文章,作者写到:“我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鲁迅的作品,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在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成了无休无止的争论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读过这段话,我是深有同感!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真实的感受,也深知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帝王手段,我一个最普通的平民,把几十年学习的体会说出来,算是深习中庸的体会吧!开场白过后,阐述本文题目的观点了。

                        一、对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过分贬斥

                        鲁迅骨子里很鄙视中国人,在鲁迅眼里中国人全是阿Q、中国历史是:“‘吃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总是草芥一样的活着,象蚂蚁一样的被碾死”……。鲁迅笔下所看到的中国人都劣根毕露,全是看客并奴姓十足,全都是麻木、自私、迷信、自卑、愚昧、落魄的德性,他在《灯下漫笔》中肯定中国人自古就存在甘做奴隶的性格,并归纳中国历史是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相互交替的历史。

                        他极其刻薄地批判到: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娜拉走后怎样》)。”“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1925年《京报副刊》)。”“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 ·忽然想到》)。”“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真假堂吉诃德》1933年)。”“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伪自由书 ·观斗》1933年)。”“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南腔北调集 ·上海的儿童》1933年。)”

                        鲁迅自诩诊断出了民族的病根,他雄心勃勃地欲改造国民:“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 ·随感录三十八》)。”“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藤野先生》)。”

                        多年来,鲁迅一支笔所向披靡,难逢敌手,一遇学者、教授、名人,他的情绪立刻亢奋,笔锋如利剑,大多迎战者历经一二个回合便偃旗息鼓,新月社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所以坚持长久同鲁迅论战的人就寥寥无几。只有梁实秋、陈西滢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文人学者对等地进行着论战。

                        论战中,陈西滢说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原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就是同一阵营里的左翼共产党人冯乃超也批评鲁迅说:“鲁迅这位老先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的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原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的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鲁迅何苦来由,胁迫于自己做出来的观念,终至缩入绍兴酒翁中,‘依旧讲趣味’去呢?(《人道主义者怎样的防卫自己》原载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中共党员钱杏(笔名阿英)说:“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事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就是在这些论战中,鲁迅一篇又一篇的“经典”骂战杂文应运而生,竟然成为后世愤青的模板。

                        啊!无论在哪个时代,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改革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期望,更是身处苦难之中人们的希冀。所以,鲁迅恣意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是极左思潮的体现;鲁迅的批判真的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让人只看到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从古到今的确有一种“文化”人,对世界上一切阴暗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崇拜心理,他们有超出常人的怀疑和敏感。这种心理阴暗,总以敌对的眼神看待万物,将一切事物都纳入自己的阴暗论调下,心里交织着嫉妒与莫名的仇恨,什么都不信,不相信真善美,不相信仁人志士,不相信历史和文化,甚至嫉恨世间的顺利和幸福,深植于心底的是怨恨中国、怨恨中华民族、怨恨国人,自诩为先知先觉、站在“上帝”的高度,历尽刻薄的嘲笑和羞辱之能事,美其名曰是在改造国民、拯救中国。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终将导致自己脱离实际、脱离他人、脱离最基本的道德和规则,成为人不敢相亲的另类。所以中共党员钱杏(笔名阿英)批评说:“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这个评语是中肯的。

                        时日寇入侵正甚,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1933年《塘沽协定》等等,东三省沦陷、热河察哈尔沦陷,民族存亡、国难当头之际,唯有振臂疾呼,振奋人心、凝聚人心共御外辱,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蚕食中国的严峻形势,鲁迅行文《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开始了》,调侃殊死抗战的官兵和反抗: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1933年2月28日《申报·自由谈》)

                        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在1932年1月日寇图谋上海时,坚决拒绝并反复申明:上海是中国领土,日军来犯我军当迎头痛击。1月28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下令反击。赋诗明志:“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迎击来犯日寇。十九路军四万余人,持轻武器与装备先进(飞机、军舰、坦克)的近7万日寇血战33天,杀敌万计,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二八”抗战、就是这样的抗日将领,在鲁迅的笔下成了“呜呼”打引号的民族英雄,文章一出,是让国人泄气,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军队,中国有战胜日寇的可能吗?没有啊!那我们“还是做奴隶的好!”至少不用死人。

                        种种斥责和批判,不是论证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民族,真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论点吗!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这种过分渲染“颓败的庸常”、“迷惘的抗争”,难道不会让国人深切失望而丧失斗志吗?难道不会令国人更加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吗?这是仇快亲恨的宣传啊!

                        回想鲁迅和梁启超,一样都出类拔萃,然鲁迅的文笔与梁启超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文笔截然不同,鲁迅的文字冷峻峭拔,以悲观为底色;梁启超的文章以乐观进取为主旋律。

                        面临列强瓜分中国时,梁启超写下《论中国人种的将来》,预言“中国人于将来世界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人种。”中华民国建立后又断言“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鲁迅在《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写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梁启超笔下是神采飞扬“乳虎啸谷”、“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的少年中国,鲁迅笔下是懦弱胆小、怕强欺弱的中国国民。

                        梁启超动员全民自我改造,鲁迅是横加挖苦嘲讽。

                        梁启超说:“人人对于人而有当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对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群。(《新民说》,1902年)”鲁迅说:“苟奴隶立于前,则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1908年)”究其两人的立场,足以证明梁启超则溶于民众之中,鲁迅是置身于世外高位。

                        二、浑身长刺

                        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的描绘可谓形象至极,准确至极!

                        细数当年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没被鲁迅嘲讽和谩骂的,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不下一百人,重点痛骂的有三十人左右,激烈授以“流氓”、“ 走狗”之桂冠。一代大师学者名人如梁启超、林纾、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马寅初、成仿吾、郭沫若、潘汉年、杨邨人、胡秋原、梁实秋、潘光旦、傅东华、施蛰存、朱光潜、文公直、张若谷、张竞生、邵洵美、邹韬奋、廖沫沙、穆木天、吴宓、欧阳兰、邵飘萍、蔡元培、郑振铎、朱家骅、傅斯年、梁漱溟、蒋梦麟、潘梓年、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赵景深、胡汉民、罗隆基、刘半农、张天翼、老舍、林微音、章太炎、吴稚晖、胡绳、罗家伦、叶圣陶、茅盾等等人,很多人并不完全是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或是学术上的见解不同而招来讥讽,观点之争、学术之辩、行为之别全在开骂之列,常常为一事一文一语而起。这些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人,其中不乏宗师、大师和人品高尚者。而最偏执的莫过于辱骂自己的民族和民众,这种怨天尤人迁怒祖宗的体现实在不地道,实在不可取。

                        回想再我的这一代中,有关鲁迅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和虚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政治时势需要来拔高鲁迅的名声;二、按上级的定调宣传鲁迅,说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唱反调。几十年的众口铄金,鲁迅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神!真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吧:

                        1、梁启超中枪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向刘半农托台静农传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1927年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云:“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周作人在《诺贝尔奖金》一文中连讥带讽尽是调侃奚落之语:“洋人之暗于东亚文艺与中国的艺文人士之缺少自知之明,为周知的事实,因此愚对于这个荣誉问题不能不略有怀疑。我所不能解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个文学家?夫梁君著作之富,与其‘笔锋常带情感’,海内无不承认,但吾人翻开《饮冰室全集》,虽处处可以看到带情感的笔锋,却似乎总难发现一篇文学作品,约略可以与竺震旦之歌诗戏曲相比拟。所以我纵亦希望梁君之能够运动到该奖金以为吾国民族争光,唯对于梁君是否一个文学家这个问题尚未能解决,故不能不抱一部分的悲观也。”这正与鲁迅“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的说法遥相呼应。真可谓兄弟同心,所向披靡,说梁启超“不配”,其兄鲁迅一字未提,兄弟情义想来有趣。

                        何以梁启超“自然不配”?梁启超对评诺贝尔奖事从始到终一无所知,真是躺着中枪,无缘无故强拉梁启超垫背,实在耐人寻味。我想是嫉妒他的名声吧,要怪就怪自己的名气太大了吧!

                        2、鲁迅与胡适

                        两人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引导者,同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也曾惺惺相惜,1924年后,缘于两人对价值观和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日见疏远直至恶化。1933年3、4月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集中发表一组杂文《王道诗话》、《“光明所到”》、《出卖灵魂的秘诀》(《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为瞿秋白文,鲁迅修改用自己的笔名发表)、《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评胡适;下半年写《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吃教》等文侧面抨击胡适。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二心集》)”,责难胡适见末代皇帝的事;胡适认为见一个“17岁的少年,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在报纸上骂胡适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因为“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何健)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1933年《申报·自由谈》)。”

                        胡适从不应战和辩驳,最激烈的一句话是“最好闭起鸟嘴”。

                        胡适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填补空白”意识。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声称:“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胡适强挑整理国故的历史责任,而且以“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另辟蹊径。对此,鲁迅始终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胡适和鲁迅,一个是谦谦君子,一个是横眉硬汉;一个海纳百川,一个睚眦必报;一个开方,一个痛病;一个欲“立”,一个欲“破”;一个崇尚民主循序渐进,一个蔑视权威秩序道德;这两位对中国近代文化起了巨大作用的导师,胡适居于中华文化的中心,鲁迅自守中华文化的边缘,均存大义。孙郁在《鲁迅与胡适》的后记中说,“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3、论战梁实秋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重登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文中有对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不同看法。鲁迅先在《语丝》周刊发表题为《卢梭与胃口》的杂文,继而将梁实秋关于女子教育的观点升级为“人性论”问题,发表《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对梁实秋肆意嘲弄挖苦。有正逢创造社冯乃超在《拓荒者》杂志上撰文说:“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梁实秋因此被迫应战,梁实秋回敬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鲁迅支持冯乃超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在“资本家的走狗”上冠以“丧家的”和“乏”,这篇杂文阐述其精彩程度几近无以复加,让人过目成诵:“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脏字,骂人水准之高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亦不示弱,以《“资本家的走狗”》、《答鲁迅先生》、《鲁迅与牛》几篇文章回敬,梁实秋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说得俏皮,却也是直白了鲁迅的心态。

                        1970年梁实秋在《关于鲁迅》(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书中批评到:“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纯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他说得正确,鲁迅一生从不开处方。

                        4、左联与鲁迅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成仿吾相互攻诘,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批评鲁迅,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

                        成仿吾说鲁迅“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一卷11期)……

                        鲁迅回骂他们是“流氓加才子”,并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这一节在后面的“鲁迅与‘左联’的一段公案”有较详细的介绍。

                        三、鲁迅与日本

                        网上有很多帖子说鲁迅曾经袁世凯强行逼迫政府职员在在《二十一条》上签字,鲁迅签了字,这件事情有可原。钱稻孙回忆时无奈地说:“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访问钱稻荪记录》)”陈西滢就此事嘲讽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但是我细读了1949年6月王士箐著作的的《鲁迅传》、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1937年与周作人合编的《鲁迅年谱》,没找到任何证实鲁迅签了字记录,因此质疑鲁迅签字的这一说法。

                        但是,细读鲁迅的所以文章,又不得不心生疑惑。真如1926年8月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的话吗?“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又见于2009年6月9日中国新闻网:摘自《日本新华侨报》作者孙玉祥)”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反被指责为太不认真,说什么倒霉是必然的,这种幸灾乐祸当然而让所有的中国人反感。

                        1931年11月30日,鲁迅以乐贲为笔名写《“日本研究”之外》一文,发表在《文艺新闻》第三十八号上,文中说“除了《申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这是在九·一八日本公然入侵,吉林全省、齐齐哈尔相继沦陷,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的悲惨景象中,鲁迅居然能漠视中国的现状,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文明贬得一钱不值了!连写点文章都要偷日本人的。以后还不断地赞扬日本“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和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四期)”两相对比,民族的优劣就体现在文字中了!

                        还说“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日本人可谓我们的模范”、“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等等语言,在中国社会上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内山完造的文章证实了鲁迅的话:“我也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间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日本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1956年《文艺报》十五号)”

                        关于内山完造,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天一的《内山完造底秘密》一文中说:“内山完造,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十二期刊登“思”《鲁迅愿作汉奸》的短文,说:“鲁迅即搜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以视申报自由谈十洋一千,更相去几倍矣。”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坦承了内山完造的身份:“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鲁迅知道内山的背景的,“一·二八”沪凇战争中,鲁迅举家居四川中路内山书店避难四十余天,而对这次震惊中外的日本侵略,鲁迅没写只字片语加以谴责。

                        再提三件小事:一、1916年日本接管虹口地区公共治安事务,辟为日租界。原日租界在今闸北,虹口和杨浦区,以苏州河为界与公共租界隔开,淞沪抗战后公共租界东区被日吞并。鲁迅1927年10月3日入住上海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5月迁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居所统属虹口地区,也就是“上海日租界”,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写文章,所以时有很多学者认为鲁迅的勇敢是来自租界的保护,鲁迅不是英雄。

                        二、有研究者称1906~1909年鲁迅在东京没职业、没家庭资助,但在东京雇了日本女佣,却得富裕悠闲,还资助弟弟留学,资金何来令人质疑?有证据证明,鲁迅1928年到1931年挂名在教育部的四年间,领国民党政府工资,每月三百块钱,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1.5倍的薪水,大学教授两百块,共计达14400元(当时换算黄金四百九十两)。

                        三、1932年11月,日本作家井上红梅翻译《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和《鲁迅年谱》组成的《鲁迅全集》在东京出版。1937年2月,由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大鲁迅全集》在日本陆续出版,8月全部刊印结束。都早于1938年中国《鲁迅全集》二十卷的出版发行。凡此种种,鲁迅关于日本的言论和与内山完造的友谊,就成了诟病他的证据。

                        鲁迅在《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很大的变故”是指其祖父周福清为儿子周用吉(鲁迅父亲)举人考试贿赂同年乡试主考官之一的殷如璋,许“洋银一万元”,并暗示考卷上有“宸忠”、“茂育”四字便是周用吉,周福清把纸条和名片装入信封,派家仆陶阿顺送给殷如璋。此事败露,一时间“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咸怀愤叹”,周福清因此入狱八年。周福清出狱后三年去世,周用吉秀才功名被革除,以至终日抑郁35岁早逝。

                        鲁迅家庭从殷实富足顿陷贫困,少时随母亲下乡“为乞食者”,亦曾“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少年鲁迅经常为父亲到药店取药,到当铺去变卖家中物件,从包围着羡慕的亲切眼神到周围冰凉的眼光,打击太大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跌荡和坎坷,深深地影响了鲁迅的性情人格,鲁迅选择了偏激,这也许是鲁迅走向偏执的根由吧!平生好痛打落水狗以及到死“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就是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而且鲁迅一生谁都不服、谁都反对。苏雪林说鲁迅“多疑”,心理上病态,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太多的多疑、冷峻、激烈,令其不能冷静地去面对社会,不能平静地对待一切人和事。

                        任何置身于世外、高傲地站在整个三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之上的态度,我实在不敢肯定。而且国民性是群体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结合,有异于人的个性,更有别于人性的共性。鲁迅对当代国民性的探讨,不能代表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共性,任何以先知先觉自命的“伟人”,试图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都错了。

                        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对待社会生活中最下层者,以其地位之卑怯和无奈之忍让,怒责为劣根之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鲁迅笔下是深恶痛绝的厌恶和嘲讽,少了许多的怜悯和同情,所以读其文虽让人警醒、脸红,却也有太多的负能量:压抑、自卑、厌世,不相信世上有真善美,更不相信世上有诚实正直善良无私的人(当然自己除外),转而对仁义道德抱有深深的敌意,“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他们反对一切强权同时也反对一切社会秩序,正是“民族劣根性”的总结,竟然成了近几十年来中国衡量社会中人和事的标尺,官场腐败、违背社会公共秩序、认真或不认真、纷争等等,一概归结再民族劣根性上,让中国人背上沉重包袱、背上永久的“劣根性”耻辱烙印。这种负能量不是一个伟人应当留下的遗产。

                        鲁迅曾清醒地说过:“凡是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在《两地书》中数次自我检讨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这就是鲁迅的性格局限和意气使然。既然,鲁迅都这么说了,后人为什么还要那样的拔高他、神化他。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说:“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从他的话里是不是明白了鲁迅被无限拔高的根源。

                        任何民族的长处和短处总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不可能被“专制黑暗”四个字而被抹杀掉的,传承了三千年的民族更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打倒、被抹黑。一味抹黑攻击自己民族是自卑的表现。如果真要为民族做点贡献,那贡献决不是打击国人信心,而应激励和振奋国人。

                        鲁迅的文章带有强烈的家庭烙印和偏见,如果以他的偏见为真理来衡量整个中华民族,那将永远陷入黑暗之中,因为鲁迅一生没有治世方略。如果鲁迅走下神坛、不再是政治符号,而是以普通学者专家、文学家和文化批判者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鲁迅、认识鲁迅的文学价值、认识鲁迅的社会价值。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瑕不掩瑜,瑜亦不能代瑕,我只想认识真实的鲁迅。我爱鲁迅但更爱真理,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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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和“左联”的一段公案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这是曹丕总结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的、相互攻讦的这一现象,“文人相轻”一词诞生。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相互攻讦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攻击墨家“无君无父”,指责道家“疏阔无用”;道家批评儒家、墨家“背离天道”; 墨家说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墨家批评道家的反论是荒谬的。战国时的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相轻终至韩非死于非命;还有那李斯焚书的建议大概也是相轻的结果吧。西汉杨雄文理精辟深奥,作品气势恢宏,却深受当代文人指责,甚至说他是“非圣人而作经”,应该天诛地灭、断子绝孙。汉末弥衡可谓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却张口便是“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北宋王安石是文人,又是当代杰出的政治家,被当代著名文人司马光、苏洵、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一致责难。明朝东林党人在讲学中,经常批评排斥与其观点不同的文人,其中包括王阳明等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空前的“文人相轻”景象。不论小说、杂文、评论等文章几乎都是在“骂人”;1927-1929年间,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等左翼文人发生的激烈论战,相互责骂充斥了整个中国文坛。全国著名文人如章太炎、鲁迅、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郭沫若、成仿吾、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等,无一不在骂和被骂之列。

                            上面是题外的话,再重回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上来。

                            因为出自政治的需要,毛泽东把鲁迅树为旗帜,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好长的时期里鲁迅被塑造成“横眉冷对”的伟人,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后来周作人说“鲁迅是被政治的原因硬给捧起来了。”

                            像鲁迅这样永远对“现状”不满的文人,注定不受到任何政党或团体的欢迎。有段记载,今天读来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说斯诺问鲁迅“阿Q没有犯什么罪,为何被处死”?鲁迅答:“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了。”斯诺又问:“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鲁迅曾在书中写到奴隶当了主人比主人还主人,言外之意是说就是奴隶革命当了主人、管理着国家,也绝会有好,因为他们沦为统治者了!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偏执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卷入一场与还没有当主人的左翼文人的斗争之中。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夏衍、茅盾,共产党人瞿秋白、潘汉年、冯雪峰等,“左联”成立之初决定由鲁迅担任领导,因为当时鲁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在全国影响力相当大,而“左联”的规章制度、组织程序、组织纪律,是鲁迅难以遵循的,因为鲁迅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鲁迅就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左联”所有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中。

                            所以“左联”一成立,与鲁迅的矛盾就显现了出来,

                            1932年左联《文学月报》四期上的登载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被鲁迅批判为“流氓式文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周扬将双方的争论刊登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5、6期合刊里,双方形成公开论战:“左联”《现代文化》《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中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

                            1934年廖沫沙撰文指责鲁迅杂文《倒提》表现出“买办意识”:一、“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二、“赞成西洋人统治中国,虐待华人”;三、“反对中国人记恨西洋人”。遭到“左联”围攻的鲁迅写信给萧军、萧红:“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等把前苏联的“保卫文学”引入中国,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口号相继而出。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针对周扬的论点,徐行发文批评“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

                            胡风根据鲁迅和冯雪峰、茅盾等人的意见,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周扬、郭沫若等人认为“国防文学”理论正确,影响广泛,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唯一口号,再提其他口号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

                            鲁迅则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坚持国防文学。鲁迅撰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公开发表,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还说徐“雄赳赳的打上门”来,文中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将左联的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称为“四条汉子”,鲁迅的讽刺,日后竟成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铁证。说白了这个矛盾实际是争夺中国文化界的领导问题,两个口号的争论直到鲁迅去世方告结束。

                            “两个口号”之论使双方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周扬在“左联”刊物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一文中,影射“鲁迅是托派”,“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鲁迅托茅盾转交给周扬的回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却被不予刊登。

                            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遇到周扬等共产党员人的坚决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接着中共上海文委书记周扬,发动指挥了一场大批判运动,统一思想、启发动员组建新组的“文艺家协会”,要求所有成员对“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的行为和观点,进行坚决的批判;鲁迅曾和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作家共同签名《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并且大家同意在《创造周刊》复刊时,鲁迅署名该刊特约撰稿人首位。然创造社新办《文化批判》刊物,并且将鲁迅当作批判的第一对象,创造社、太阳社众多成员群起而攻鲁迅。一时鲁迅又陷入重围,他连续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系列文章以反驳。

                            1935年的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不断斥责周扬(左联党团书记)等人是“工头”、“奴隶总管”、“横暴者”,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声称自己是“苦工”和“奴隶”,称这种建立在“同志”之上的新型阶级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此时鲁迅完全将共产党人周扬等视为更可怕的敌人了。

                            1935年2月,“左联”中共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等被国民党逮捕,文委书记周扬和夏衍逃逸,左联群龙无首,其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至信“左联”,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转交,外界只知鲁迅是“左联”的公开领导人,自然信交到鲁迅的手中。萧三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评“左联”的“左倾和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另组文学团体。此信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留存。该信后经胡风、王尧山转呈周扬。

                            1935年“左联”常委会,新任书记的胡乔木支持解散,会议一致同意解散“左联”,由徐懋庸传达给鲁迅。鲁迅提出:“‘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初,“左联”党组等负责人同意“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1936年2月18日,鲁迅得知“左联”解散的消息,“脸色一沉,不发一言”,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条战线”。左联解散了,1949年后却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当事人轮番遭到空前的批判,甚至使残酷血腥的斗争,这是那些已经当了主人的左翼文人意料不到的结果。

                            “左联”解散后,左翼文人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周扬指示何家槐写信要求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对左联解散时没听从自己的意见耿耿于怀,复信拒绝参加:“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1936年5月2日,鲁迅在给徐懋庸的信中要求了却与他们的纷争:“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

                            “左联”的英雄们批判鲁迅的力度和尖刻,哪里有同路人的味道:

                            一、冯乃超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等。成仿吾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堂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

                            二、否定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样式已没落”等等。

                            三、攻击鲁迅是“绍兴师爷”,“醉眼矇眬看人生”,“满口黄牙”,“狂吠”,说“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粗俗的言论。

                            与“左联”的笔墨官司,诞生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事件缘起1934年7月3日,廖沫沙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 说鲁迅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讽刺说那种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的文章是“花边体”;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批评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的论调即使算不上“买办”文学,至少算得上是“西欧中心主义者”。

                            鲁迅将1934年以来的答辩杂文编为一集,取名《花边文学》,在《序言》中写道:“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

                            (以上有关左翼与鲁迅之争论引用的资料,多出自《“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发行的书。)

                            自1949年后,政治批判主导着“文人相轻”,从“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化论点的批判,最后上升为阶级斗争,以敌我双方来界定,批判者则真理在握,被批判者只能低头认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一时令五十五万人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右运动,整人的是文人,挨整的是文人,理由无稽到空前绝后;手段惨烈和人数之众更是史无前例,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煎。政治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怕啊。

                            论坛上出现了一种观点:说文人相轻是好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文人相轻激活了人的斗志,被“相轻”的人,奋力反击、发愤创作,才有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盛况,才有了章太炎、鲁迅、胡适,沈从文、朱光潜等中国文坛和各学科的宗师、大家。甚至举例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就是文人相轻之大成,殊不知诗中凸显出骨肉相残的血腥残酷,这权力和政治的残酷啊。这种荒诞无稽的论点混淆了学术之争和人身攻击,抹杀了大师、学者们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掩盖了相轻之中的忌才妒能、打压排挤的丑恶,特别难让人接受的是说一代宗师们的成就获益于文人相轻。

                            今天论坛里还有一种不良的倾向,不同观点一来一往,由阐述、争辩发展到争吵、谩骂,慢慢引发到群与群的谩骂,一群人对抗另一群人,打到乌烟瘴气,诬言秽语、人身攻击屡见不鲜,……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网民相贱”啊,实在不值得花笔墨了。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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