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铁路跑车的日子
泮塘人
1971年，我幸运地录取到广州铁路局。当时，我的亲戚和同学很多还在农村。可能是我们学校大部分都是黑七类子女，我的档案又未显示是地主和有海外关系。
我先是做装卸工学徒一年，每月2O元的工资交伙食费剩一点，但做的不只是学徒工作。有一次，4个人去五吨车上运水泥，2位师付负责起脖，每袋一百斤，大家一起装车。卸车我一个人搬5吨，下午又去拉一车，我一个人又搬5吨。一天有1O吨水泥压过我身上，还要走几十米的路，上跳板，落跳板，2O元月薪一天只有六毛八分，天啊！我当时体重只有一百零八斤，18岁的孩子。
没办法，只能装病，我天天跑卫生所看病。量体温，我暗中把二只手指用力磨擦，拿体温计的时候用发烫的手指抓在水银处，37、8度，低烧待查。医生多次查不出原因，开了不适宜做重体力劳动的证明。我更换工种，做了一名广州至北京列车的列车员，跑车。
跑车在当时算是时尚的工作，跑四天回广州休息四天，车上又有乘务津贴。当年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医生写病假条、订牛奶证明；司机跑车买市面上稀缺物品；猪肉佬给好点多点的猪肉或普通人买不到的骨头等。我的工作比他们强得多，其间全国支援首都，北京猪肉为防止外地人抢购，每次凭当地购物证购买5斤不登记。这当然难不倒我们，与当地人搞好关系，每次到了就借购物证，买完这市场又到其它市场买，拿不动了搬回列车再去买。最多一趟车我买了一百多斤猪肉。列车员都神通广大认识很多人，人们都求个方便。一位首长调到北京后，家里要带些特产，首长派警卫员用他的专车开到北京站台接我们到菜市场买咸鱼，沿线经过交通路口交警都立正警礼。到了市场门口汽车停下，一班警察过来警卫。我们手拿纤维袋到市场将所有的咸鱼全部扫光上车扬长而去。警察不知什么回事，目瞪口呆。
在列车上工作几年，我成为熟悉各个工种的多面手，餐车缺人也顶班。晚上一个人值班，厨房的餐料堆积如山，我就像孙悟空进入蟠桃园，一口气吃了12只鸡旦，一罐炼奶不用开水全部喝完，为今天的糖尿病种下了病根。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很多文物。有一次在王府井，几个乡下人在一间文物收购站门口摆了几个大花瓶，我觉得有些年代，一问是北京郊区挖了一个窑监定属民窑分给了村民(官窑归国家所有)，村民拿到城卖给文物店。由于数量太多不能全部收购，村民就摆在门口卖。我看中两个花瓶，5元一个。谁知一交易，旁边一个工商便衣就把我逮住，连同花瓶带到工商所问话，所有口供还要盖上指模，还去电铁道部，通知某某次列车乘务员倒卖文物，要没收，罚款。我检查态度好回到广州，单位已知道此事，我平时工作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领导让保卫部门开具证明不是倒卖是自用，下趟车到北京工商所取回花瓶，但每个罚款5元。后来行家鉴定属清朝民窑产品，有一百多年，算文物。
跑车主要是买肉，鸡旦，活禽。列车规定旅客，乘务员都不准带活禽，车长经常检查乘务员是否带活禽。列车员躲猫貓，有的将活禽放在取暖锅炉膛，有的放在清空的煤箱，有的打开顶棚，用绳绑好活禽脚，把顶棚做饲养笼，到站打开顶棚一只只拉下来用纤维袋装了带回家。
长年付食品供应紧张，跑车是令人向往的工作，基本上每人跑车都在途中有采购任务，但当年人的思想很单纯不会赚別人的钱。亲朋戚友一声谢谢就是最大的滿足。
改革开放初期，铁路运输能力短缺，运送农民工的列车是棚车代客车(民间俗称为牛卡)，票价是普通列车的三分之一。一辆棚车载重量为6O吨，按规定只能装6O人，但运力紧张，车站外面堆积了十几万人，只能有车就放人。人们大包小包湧进车厢，开车铃响了，没上到车的旅客又被赶出站台。棚车挤得满滿的连蹲的地方都没有。车内用草席搭建的简易厕所也踩平了，乘务员和旅客一个个像根木桩竖挤横压在一堆，紧急刹车都倒不下来。我在车厢分块清点了一下人数，天啊！有360多人。
棚车列车员的工具是两只煤油灯(车上没电供照明用)，两把木梯(不靠站台，旅客上下车用)，一把扫把(返乘空送时搞卫生用)，一件棉大衣(防寒用)。客运段为解决女同志上厕所问题每人发一包成人纸尿片，出乘前先武装好。夜间运行途中，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不到人的表情，只见人头晃动，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人人滿头大汗，在冷空气中冒出一缕缕白烟。车厢散发着汗臭、鞋臭，死人都会熏醒。车外轰轰的车轮和铁轨的磨擦声超过80分贝。这种环境令人度日如年，时间都好像不走了。因为是加开车，经常要临时停车让路，旅客以为到站一片骚动，乘务员还要做好宣传，关好车门，沿线治安不好，时有车匪路霸，持刀上车抡劫事情发生。保护旅客的人身财物安全是我们的职责。终于，像梦游一样，迷迷糊糊到终点站，结束一场恶战。
我不知不觉跑车11年，每天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好人，坏人，小偷，逃票的，一眼望去八九不离十。我熟鍊列车上的业务，处理人际关系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担当了广州到北京特快列车的付车长，制服一穿，大盖帽一戴，嘿！还真的以为是国家干部。其时运力很紧张，到北京一日只有两趟车，硬座车大超员，很多旅客都没座位。每当我到车厢巡查，一大群旅客跟在后边偷偷往我的口袋塞钱要求买一个卧铺都被我一一回绝，办理卧铺，请到列车长办公席排号登记，遇有中途下车旅客按号发售。按号发售，谁知道排到何年何月才有卧铺，好多都被一些熟人走后门买了。我算是一名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从来不收旅客的现金，顶多拿他们几包香烟。改革开放，很多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同胞到大陆买不到卧铺，上了硬座车。我派列车员过去问他们是否要办理卧铺，如他们拿出是外币，就写个条子让他们到站后从站台走去卧铺，不能从硬座车走过去，这样会让其他旅客知道列车走后门；如是人民币就告知卧铺全满，按号等侯。目的是按市价套换外币(因当时管理不严，未有规定注明外汇)。我的上级每趟车出乘前都塞一千元人民币给我，回来时还一千元外汇，这是大家懂的，不算违章、违纪，是正常行为，行规。
列车是一个小社会，一千多名旅客，生，老，病，死都要找你。一孕妇一人从郑州上车，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多天，不料半夜列车员报告孕妇提前生产，马上广播找医生，临时搭建产房。由于家属不在旁，我全程在旁守侯。孕妇隔着布帘抱着我的大腿用力生产，很快小孩出生了，到站送上早已在站台等侯的救护车。她没有家属陪同，我还跟随救护车到医院办理交接手续。
铁路有句话，火车好坐衡阳难过。那里驻扎一支庞大的小偷队伍，毛巾队。每当列车到站旅客下车到洗手槽洗漱，旁边就有小偷用毛巾作掩护偷东西。站台另一边一帮钓鱼队用竹竿伸入列车车窗钓旅客衣服。我们只能在到站前做好宣传关好车窗。每次旅客报失我们都无能为力。
旅客在列车上发病是常有的事，但车上無配备医生，只有一个急救药箱，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病症，解决不了就送下车，由车站人员协助病人到医院就诊。八十年代，铁路沿线都無护栏，行人跨越铁路经常发生火车撞死人的事故，有些是自杀。列车处理程序，1，司机停车，将尸体移出股道，2，乘警检查遗物，核对身份，3列车长负责复盖尸体，上报有关部门通知当地公安处理。
我工作努力，根正苗红，业务过硬，应变力强，有一定的管理能力，组织上任命我为专运队，加掛队队长，总支书记，待岗办主任一身四职，1、负责中央领导人乘坐铁路列车专门配备的公务车。车内配有主房，副房和秘书随行人员房间。有厨房，冲凉房，会议室。一个车箱只有8个定员。邓小平南巡时乘坐的车箱就是这种公务车，只有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才能乘坐。有时遇局管内发生行车事故，塌方，撞车中断行车的重大事故，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到事故现场指挥抢险，公务车也作临时指挥部。所以，我们要每天24小时侯令，随时准备应急用车。
前中央一号领导人从北京到茂名进行南下调查，属广州铁路局管辖，一级警卫。我负责在首长专列前压路称先驱任务。我们都要经过公安部门严格政审，分发任务，统一标志，集中管理手机，在执行任务中认标志不认人。铁路沿线里外三层警卫，5O米一岗，最外围是当地民兵，第二层是武警，第三层是警察，周围是便衣。我执行过朝鲜金正曰到中国访华的警卫任务。我还负责广东省司法厅每年押解犯人到新疆的专列，广东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省份，犯人最多，省内各监獄已無法容纳这样多犯人，但新疆又缺乏劳动力，所以每年都要运送犯人到那里。专列经过改装全部窗口都装上铁栏，犯人途中始终二人带一付手铐，上厕所一齐去(厕所门已卸去)，一切行动都不能走出警察的视线。犯人吃饭不够饱可以加饭，每天有一水果，发三枝烟，獄警看管下每6人一批轮流吸食，发几枝烟，就要收回几个烟头，防止犯人用烟点燃物品，造成混乱，趁机逃跑。每天犯人还要进行唱歌，卫生，整容比赛，活跃车厢气氛。押解犯人的工作很紧张，责任大，稍有不慎，出了问题就是政治事故，即使自己不出问题，下属出问题，我也要负领导责任，轻的处分，重的撤消职务，降为工人。
我认识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当时刘志军任广州铁路局政治部付主任，传闻他是武汉铁路分局长的乘龙快婿，但小时候出生在铁路工人家庭，常在铁路捡煤碴，后在机务段做司炉，付司机，司机(当年都是使用蒸汽机车)。因聪明，勤奋被武汉铁路分局分局长看中，将女儿下嫁给他。从此刘志军官运亨通，先到武汉分局任职，由于怕别人说闲话，又调到广州铁路局，任政治部付主任。逢年过节他都乘坐我的车次回家。我们都是同龄人，我比他大几个月，第一次见面，觉得他身高1米6、9左右，样子也很平常，内外深藏不露。按规定领导乘车，列车长要汇报车班情况，听取指示。他在餐车用餐后，每次都拿出几包香烟送给大家抽，并到厨房向师傅一一道谢，不像一些领导吃好，喝好还到处转，专门找你的问题，摆领导架子作指示。刘志军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很喜欢他上车。后来，他从广州局调郑州局、沈阳局任局长，后又任铁道部部长。2004年，铁道部要旅客列车提速为开行高铁积累数据。有一次刘志军带铁道部一些专家到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进行提速试验，由一辆柴油机车，东风——4，掛一辆公务车为一列进行提速试验。我们机车、客车的安全系数时速12O公里，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部长亲自驾使机车，当列车开到时速14O公里时，周围的专家都提醒部长超速了。他冷静地说，我是司机出身，我懂，你的命金贵，还是我的命金贵，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又再提了20公里，达到了极限16O公里，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上。如果那次提速试验列车发生事故部长死掉，高铁的普及起码要晚十年。所以，我们在背后都叫他刘疯子，佩服他的工作干劲。我眼中的刘志军和现在的刘志军不一样，一个是工作狂，一个是大老虎。
1984年全民经商，列车是社会的体温表。领导在单位作动员报告，只要不贩毒，不贩枪，不贩违法的物品什么都可以贩。旅客，乘务员，集体用各种方法贩，赚取一些差价，但赚这点钱也不容易，要层层交保护费。旅客将走私烟带上车后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無权收缴走私品，乘警势单力薄無能为力只能联合执法，由巡警，工商上车检查，但往往他们一上车，烟贩就收到风不出现，無功而返。乘务员带烟风险更大，所以就更隐闭，原本放在车厢顶棚但都知道那里可以藏烟，就在每个顶棚贴上封条，如封条被动过，只要打开一查一个准。后来改为拆开板璧的甲板，在夹层排列整齐每格放一箱烟。餐车带烟是将整箱烟拆开后做好防潮放在煤箱用煤盖住。谁也想不到煤箱内有烟。难道车长不知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不去揭穿罢了。车班有多种经营，规定每趟要进6箱烟(一箱50条)卖完了有提成。这么多烟不可能零售卖完，车班只能沿线将烟交给烟贩双赢。有一次，北京朝阳工商像猫一样闻到腥味想捞上一把，那时我是付车长负责看守列车。列车到了车库上来一个身穿便装的人，声称是铁路职工要买烟又说车上有多少烟他全部买。列车员没有经验，答应6箱烟全部卖给他。当然，他没给钱却出示了工商局证件说列车售卖走私烟，要全部没收。列车员马上向我报告。我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过去把这人赶下去，锁上门，把6箱烟转移到各车的顶棚。一会，工商来了几个人和派出所的警察要没收香烟。我说没有烟。他们在车上翻箱倒柜来回查找找不到走了。我想他们可能会来更多人搜查，派人通知在公寓休息的正车长，他马上带了些人回来守护，关上列车的所有边门和车窗严阵以待。过了一阵子，开来警车，十几个警察和工商强行破门冲上列车。双方都是十几人，但他们身穿警服，佩带手枪，手铐，我们不敢动他。他们查不出烟，要把列车员带走，我们不答应，双方就推撞起来。正车长上去阻止，伸出手主动给他们铐(他以为公安不敢铐他)，结果真的给铐上，连同列车员一起带上警车走了。车长被带走了，我也有些傻了，如何救他们？又不知他们关在哪里，不可能劫狱，只能恐吓他们我们要罢工，强烈要求释放我们职工，不放人今天不开车。问题闹大了，我马上用庫内的铁路电话向单位汇报。领导指示我烟可以给他们但要放人，不是为了烟吗？给了烟就可以放人了吧？结果烟交出去了，人却没放。我在职工面前不能太软弱，不放人不开车，但我真的不敢，不开车性质就变了，他们更有理由把我们抓起来。空车从车庫拉到北京站台后，我们全部没有打开边门。铁道部也有领导来，他们也很同情我，但要求我要先开车，有什么事以后再说。我单位领导也来电话，命令我不管怎样，列车今晚要正点开出去。我来个顺水推舟，坚决完成任务。说实话，我真没有罢工这个胆，站台上已经有一个准备接替我们的车班，一有风吹草功，拉人封屋，由他们顶替我们。我不得不在心里说，车长，我们回去了，你们受苦了，到广州后再回来救你们。回到广州，领导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批评我们，工商是钓鱼执法，我们有进口烟销售许可证，没有拿出列车范围卖，不存在倒卖香烟问题。决定马上到北京召开同情我们的《羊城晚报》和《法制报》一些媒体记者招待会，但这事因纪律要求，媒体不敢刊登。车长和列车员在拘留所受苦了，要背诵监规，背不出来被监头殴打。每人每顿一个馒头要交半个给监头，苦不堪言。过了几天，公安部门提出释放犯人，但我们要求赔礼道歉，给个说法。工商部门答复，烟不能退回，只能按当地价格收购。最后。我们接回二位同志，按迎接英雄归来的待遇，少先队员敲锣打鼓，献花，每人奖励一级工资，休假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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