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农村合作化运动

1953年春，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定农村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生产组织形式。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
中央针对农村合作运动中出现的冒进，3月8日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出：“目前无论在老区或新区，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3月17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指出强迫命令错误的原因，“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
合作化运动暂趋平缓，1954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53年春的1．4万多个发展到11万个，增加近7倍。
到1954年冬和55年春，一些地区出现行政命令、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入社等冒进行为。农村中出现农民出卖牲畜、杀猪宰羊的大批现象，合作社内生产情绪低落以及“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等现象。
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对农民“反复进行思想教育”，提出“停（停止发展）、缩（实行收缩）、发（适当发展）”的方针。
3月下旬邓子恢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用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往浙江省。一个月后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5000个压缩到40000个（“文革”中说浙江砍了20万个合作社）。
其实，中央农工部通过调查研究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到1955年6月，全国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4.9．％，其中初级合作社占14．2％，互助组占50．7％。
6月下旬，农村工作部工作计划是：全国从65万个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毛泽东巡视南方后提出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
邓子恢提出：一是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不能过快；二是现有的合作社存在问题多，要打好基础，巩固的任务很重；三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有待逐步提高。与毛泽东意见不同。
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同时约见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重申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致信杜润生，要他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材料：报告、个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根据这些材料和自己与邓子恢的几次谈话内容，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准备炮轰邓子恢。
7月31日，毛泽东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他将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两条路线的分歧”的高度。报告批评邓子恢等人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是“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甚至“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10月，毛泽东在中央七届六中扩大会上，再次点名严厉批评邓子恢，把邓子恢划入“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党支部。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进一步深入、扩及全国。各地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小脚女人”，修改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对农业合作化作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起来。
1962年郑州七千人大会后，全国国民经济调整。人民公社的制度也做调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邓子恢主张贯彻稳定小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保留自留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方针。形式是责任组向生产队包工，田间管理和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产奖励。
邓子恢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是“刮单干风”、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立即撤销农村工作部。
邓子恢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1980年批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把浙江省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1955年大发展，“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
1981年3月 9日，中央举行大会为邓子恢平反，恢复名誉。
参考资料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992年《说不尽的毛泽东》名人学者访谈录。

    10、《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个青年批评俞平伯（1900-1990），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的“红学”专家《红楼梦》的文章。

    江青到人民日报社传达毛泽东的信，这封信直到1967年5月27日，报纸才公开发表《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

    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事由是两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某些观点的文章，寄给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没被刊用，寄回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发表了。不知怎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邓拓找李、蓝谈话，让他们作些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有人提出作为中央党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向文艺部传达中央领导指示，要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人民日报迅速登出《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文章中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同胡适的观点“一脉相传”。 肯定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

    文章中说“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辩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

    转而又批判《文艺报》，人民日报文艺组按毛泽东指示，严厉批评《文艺报》，样稿送呈毛主席修定，据说毛作了仔细修改，亲自写了几段，定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

    文章措辞严厉，咄咄逼人，如：“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毛泽东将学术讨论上升为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运动涉及教育、文艺、文化领域，从俞平伯到胡适，从主观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到阶级立场，展开了建国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1954年10月24日，发表李希凡、蓝翎赶写出来的《走什么样的路？》，邓拓在见报前加了句话“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

    同天下午，中国作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召开座谈会，茅盾、周扬、邵荃麟等人出席，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首先请俞平伯讲话，周扬最后发言。发言者虽称“平伯先生”，但是语调都很严厉。

    10月、11月报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到《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这场“批判运动”就扩大到整个文艺界，批判的矛头也就不只是俞平伯了。其后的中国文联座谈会上，胡风发言从《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观点转向《文艺报》的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等等，情绪激昂，用词尖锐，终至招祸。

    11月4日，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并不满意冯雪峰的检讨，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上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12月2日，中科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全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当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成立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人组成的批判委员会。12月3日，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作协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9日、10日《人民日报》刊登周扬、郭沫若、茅盾在联合会议上的讲话。

    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

    3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自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批判委员会相继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请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得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2月，俞平伯在《文艺报》第5期发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表示“坚决和胡适以及一切反动的敌对思想划清界限”。

    对俞平伯的批判最终指向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俞平伯是“五四”以后著名的散文家，写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1923年，俞平伯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发表《红楼梦简论》。1987年，赴香港发表《红楼梦》研究新成果。还著《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俞平伯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俞平伯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文革”开始，被抄家，扣发工资。1972年后，来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都打听俞先生消息。有人要求见俞先生。才给俞调整住房，补发工资。

    1986年1月，中社科院院长胡绳在文学研究所召开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上讲话说：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胡绳的讲话，是对俞平伯政治上的“平反”，1954年的“批俞”运动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讲话称赞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彻底否定五十年代批俞运动。

    主要资料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毛泽东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红楼梦学刊》2001、1辑。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始末》，《北京党史》200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