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更兼连夜雨

    1956年6月，我们离开居住八个多月的麓山馆7号，搬到麓山南路马路边5号一户邓姓农民家的猪圈里。这栋房子建在麓山南路西边的小山岗上，距离公路十几米远，小山是岳麓山支脉，从屋后的小路可以一直爬到云麓宫。

    房子成凹字形，坐西朝东，干打垒的土筑墙，里墙紧靠凿平的山壁，凹型南边的几间住房和堂屋住着当地桔农向佩兰一家，北边是房东邓长哥家住房；屋檐台阶从南到北十几米长，房东在正房的最北端向东搭建了六米长的杂物间，杂屋间里养猪，猪圈里又矮又黑，整天臭气熏天；杂屋中间一条过道，过道顶头开一扇门，出门是上山的小路；过道西是间六平方米堆放农具和猪饲料的杂屋，母亲以每月1.2元的租金，租下西头的这间杂屋做我们的家，没门没窗，房东便在杂屋里墙上打个洞当窗户，后屋檐下的宽度刚能容一个大人走过，从墙洞朝外伸手，可以摸到凿平的长了浅浅青苔的石壁。

    小山上和这栋房屋四周种植了许多南橘树，这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山上杂草丛生，蛇鼠众多，它们常常成为家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的全部家当是湖南大学施舍的一张四尺五寸宽的木架子床、一张一米长的长方形木桌（做了摊位上的货架），这两样家什一直陪伴母亲到1984年，单位分房后同母亲搬进一室一厅的南区裕农街26号，两家宝贝才弃之。除此家中再无长物，从没有多过五斤的存粮，所以，房子有门无门对我家来说真无所谓。

    就是房顶千疮百孔，白天，点点日光印得床上斑斑点点，一到下雨，四处滴水无处藏身，我们用尽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来接雨水，全家五口人只能蜷缩在大床的角落，彻夜难眠。母亲找到房东，哀求他帮忙修修，只要不漏雨就行，房东竟蛮横地说：“愿住就住，不想住就走人。”经过东屋邻居向佩兰的调停，房东才叫上儿子爬上房顶简单地修理了一下。

    我们每天在猪的嚎叫声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新安的家距摆摊的岳麓山下有三里多路远，因家中从来没有超过十元钱的余额，母亲必须去天天进货，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步行六里多里到荣湾镇，坐轮渡过湘江，到大西门马家巷集市购买花生、瓜子、糖果和几种点心，再渡江步履匆匆，赶到岳麓山下支摊做生意；日复日，没落下过一天。

    母亲腿痛得实在不能走时，只好辛苦十三岁多的姐姐去进货，也是凌晨四点起床，也是步行六里多路，也是渡江进货后再步行六里多路，还要赶到八点钟之前放下货物好去上学。姐姐说有次在马家巷的商贩摊担上买货，随手将装钱的小布包放在摊担上，眨眼钱包就不见了，旁边多出一堆包装纸；姐姐说当时顿觉头晕目眩，心惊肉跳，问小贩，他矢口否认看见过钱包，突然妈妈会急死的念头袭上心头，不知哪来的勇气，不管小贩的恶劣态度，猛翻摊担，终于在包装纸的最底层找回了自己的钱包。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老天爷保佑穷人。

    荣湾镇到中南矿冶学院有第5路公交车，全程十余里，票价0.16元，湖大是中途站，0.08元钱到荣湾镇，五点发第一班车，为节省八分钱，数年来母亲全是步行十二三里，从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

    母亲去发货，最早起来的是姐姐，生火做早餐，我则照料小弟弟宗平起床，饭后，饭后四姐弟一齐出发，三个去上学，小弟宗平安被安放在岳麓山下新华书店门前的栅栏里，让他一人等母亲回来支摊。从1956年6月到1957年元月近七个月的日子里，每天早7点半到9点，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的栅栏里，三岁多的孩子，长得白净漂亮，要是在人贩猖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一千个他都会被抱走卖掉，细细想想，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还真是不错。

    湖南大学总务处戴处长夫妇没有儿女，好多次托人同母亲说想收养宗平，我也亲眼看见戴太太来摊位恳求母亲，母亲坚定地说：“我一定能把儿女养大，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孩子离开家！”

    自1955年10月后，我家的生存，靠舅舅、姑妈按时寄来的10元钱和母亲拖着半残身躯挣来的些微收入。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哪来的钱交三个孩子的学杂费，每临开学，母亲就放下生意，奔走于居委会、区政府之间，请求出具困难证明，时持有区政府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校可以完全免除学生的学杂费。每年开学注册，我总是在同学们全部报完到，最后一个怯生生地走进老师办公室，默默呈上区政府的困难证明。

    因此，母亲从不忘记别人和政府对我家的帮助，她常将所受到的帮助那怕是些微的帮助都挂在嘴边，一再告诫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母亲念叨过无数次“资云”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岳麓区区长资云，母亲说起他，都会热泪盈眶感激涕零！他来做家庭调查时，我见过，他是北方人很年轻，的确平易近人，说话极悦耳，关心我们的成长。自家访后，两年里每到开学前，他会预先为我们写好证明，母亲一到就能取回证明书，有时他会派人提前送证明书到家里来。

    1957年春节，资云区长亲自送来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对母亲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好好培养，有困难就来找政府。”临走摸着我的头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争气，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所以母亲总说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再三叮嘱我们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1958年3月，资云区长走了，随着他的离去，政府给的资助没了，再不见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了。到了1959年，政府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都取消了。当时小学学费每学期5、6元，初中学杂费每学期10元，高中每学期12元，开学前后就是母亲最烦心焦急的时候，有时不惜借高利贷来筹措学费。幸亏在师院附中上学的姐姐，能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带有奖学性质，家庭困难是条件之一，但根本条件是成绩好、品行好，姐姐期期都拿到助学金。我不同，奉行三分好的理念，考入初中后只拿了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后因成绩只在中上间，没有享受助学金的资格，这就更难为了母亲，那时的我还真是不懂事。

    不管多苦多累，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学，母亲常说“莫贫于无学，莫苦于无识”，母亲的引经据典我似懂非懂，却已牢记于心里。1973年，我读到清蒋士铨的名言： “莫贫于无学，莫孤于无友，莫苦于无识，莫贱于无守”（《再示知让》）。方知母亲的学问和见识以及望子成才的苦心，是啊！人最贫穷莫过于没有学问，再孤独莫过于没有朋友，再苦脑莫过于没有见识，再贫贱莫过于没有操守。这警句对我的学习奋进、为人处世起到了灯塔的作用！

    1953年11月全国开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初，城市各行各业均实现公私合营。1955年12月中央制定的个体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别于对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全国891万个体劳动者，全纳入社会主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商店、作坊里。

    1956年初，岳麓区政府对个体小商贩进行了全面的统一填表摸底，集中统一学习，母亲满怀着希望停了小摊，投身于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母亲学习回来，兴奋地重复着政府负责人的动员报告：“个体经济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你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学习结束，政府会量才安排，进公私合营商店或分配其他工作，你们不再是自由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了。”

    学习期间，母亲异常兴奋，能正儿八经的在单位上下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事！她又是反复念叨：“共产党英明伟大。”憧憬着有了固定工作，有了组织，前景会无限光明。母亲天天风雨无阻，步行十几里，到荣湾镇区政府大楼参加学习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领会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学习班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母亲有文化，曾经担任过大商店的会计，这在河西众多小商小贩中无人能比，第一次参加学习回来，她兴奋、自豪地告诉我们：“我是记录员，学习的报纸、文件都是我读。”两个多月的学习过去了，一批批人彻底告别了小贩的身份，到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去了，只有母亲，依旧是学习、记录、读文件，那几个文件母亲已经能倒背如流，重新工作的机会始终如隐如现、梦幻莫测，母亲的心情也日渐沉重，四个多月的个体商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学习班里文化最高、能力最强，学习最积极的人被遗弃了，回到岳麓上下，马路边的摊贩全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母亲重新支起小货桌来谋生。

    小摊关张四个多月，母亲以彻夜编织毛线衣来弥补其经济损失。

    母亲根本不懂阶级路线的主宰作用，她一生都没转过这个弯，只是牢记了政府对我家的些许照顾，终身感激涕零。1982年我提干，198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每次都会得意地说：“我说的嘛！共产党好，就是好！”

    我家租住的杂屋里没有电灯，用一盏小煤油灯来照明。我们的家庭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回家后四姐弟就挤上大床上嬉笑。

    1957年5月下旬，一天傍晚放学后，同母亲一道收摊高高兴兴地回家，天完全黑了，猪栏过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宗元第一个走进猪栏的杂物房，母亲在门口叫：“汉英，拿煤油灯出来。”

    宗元走进屋角，探手去拿放在地上的煤油灯，突然叫了声：“哎哟！”

    母亲忙问：“出什么事呐？”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咬了我手指。”宗元回答，煤油灯还紧紧攥在手中。

    母亲接过灯点亮，仔细察看宗元的手指，右手中指上有只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红点，看不出什么毛病，母亲当成蚊虫叮咬，拿出清凉油擦擦宗元手指的红点处。

    几分钟后，宗元手指急速红肿起来，母亲急忙去找邻居向妈妈。

    向妈妈名叫向佩兰，是当地橘农邓富贵的续弦，邓富贵前妻留下三个子女，向妈妈是益阳人，出生中农，读过点书，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农村里确实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1949年嫁到长沙邓家，为人善良厚道，和睦丈夫，疼爱继子女，友爱乡邻，在麓山南路马里便一带甚为人称赞，1950年被政府任命，担任麓山南路马路边居民委员会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她是我家房东的嫂嫂，她的的作派与其叔婶大相径庭。我家刚搬来时，她似乎对我们怀有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成分那么高，名声那么大，一的跛脚的中年妇女拖着四个小孩，住进猪呆的、人不愿接近停留的地方，一定是罪有应得。

    我家搬进来后，向妈妈的善良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我们，在多次与疲惫憔悴的母亲交谈后，彻底改变了对我家的看法，尽其所能给我们以帮助。

    住家四周都是橘子树，秋季橘子红了，熟透的橘子会掉落在地，从园里走过，橘子碰头、伸手能摘，走路不小心还会踩扁掉到地上的橘子，我们每天都要去刷把村挑井水，往返于橘子林下数次，别说摘桔子，就是橘子掉在地上，我们会视而不见跨过去，谁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只有君子能为，我们四岁到十四岁的四姐弟就做到了！母亲“人穷志不穷”的教导深入我们姐弟的骨髓。

    橘子红了的季节，就是橘农最伤神的时候，要日夜不断地预防偷橘子的大人，还要驱赶乱摘橘子的顽童，他们常说小偷好防，抓住小偷打一回，他们就不敢再来了；就小孩难缠，小孩都是附近相识人家的子女，骂两声可以，打是绝对不行的，一打会引起两家甚至家族间的大纠纷来。他们常常为折断的橘树枝叹息：“摘几个桔子没多大事，就是乱攀乱摘，把枝干扳断了。”

    届时，橘农们总拿我们的表现来教育其他的孩子。向妈妈也总在居民大会上反复表彰：“李妈妈家的孩子教育得好，品质好、学习好、团结友爱，从不骂痞话、从不撩祸贪小利，就是建新（宗平）那四岁的孩子，橘子掉在脚边也不捡，要是大家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居委会和橘农会有多省心啊”

    向妈妈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向政府争取生活困难补助、学费证明、医疗补助等。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从未间断过对向妈妈的思念，从未终止过“记住向妈妈恩情”的絮叨。1962年我参加工作后，向妈妈曾想我娶她的小女儿冰妹子为妻，母亲也殷勤期盼着这桩婚姻，也许是碍于城乡差别的意识，也许是走南闯北眼界开阔了的缘故，我拒绝了向妈妈和母亲的美意。

    片刻工夫，向妈妈随母亲来到宗元身旁，宗元的手红肿到了手掌跟，向妈妈着急地说：“是被蛇咬了。”立刻叫儿子利伢子和堂侄长哥等人，打着火把在猪栏屋四周查寻，说只要找到这条咬人的蛇，捉住它将其头砸碎敷在伤口处，就能排毒治愈，火光下，我和姐姐眼见着一条细小的蛇逃走，隐没在山岗草丛里。

    他们说是刚出土的土篦子蛇（即蝮蛇），毒性特别大；被蛇咬了不能去医院，因为蛇毒不能接触任何金属，接触金属器皿蛇毒会立刻扩散，人就冒得救了。

    宗元被蛇咬后半个小时，马路边四号的张三爹来了，他用毛巾死死缠紧宗元的手臂，采了些草药捣碎敷住宗元红肿的手指上，当晚，伤情似乎有点减轻。第二天伤情却越来越厉害，手臂全肿了，突破毛巾向胳膊扩张，张三爹没有了办法，敷了些草药后要母亲赶快找高人，从头到尾，张三爹都是在尽义务，忙里忙外两天，水都没喝一口，急人救难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第三天傍晚，经人介绍，请来游走四方精廋精廋的周郎中，他身背雨伞，进门揭开草药包看看，二话没说，要了一杯冷水，双手捧住宗元的手，对着蛇咬伤口用力吮吸起来，吐出一口黑血，漱漱口再吸，如此数次，红得发赤的手臂颜色稍退，他拿出些自采的花花草草，放到口里反复咀嚼，然后吐在一片大的树叶上，敷住宗元的伤口，敷药后的宗元情绪稍稍安静了许多。

    看着昏沉迷乱的宗元，周郎中对母亲说：“要是昨天我能治好他，现在中毒太深，我无能为力了！我的药只能缓解片刻，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母亲奇怪地问：“不是都说不能去医院吗？说蛇毒见到铁器就会扩散吗？”

    周郎中生气地高声说：“瞎说！瞎说！赶快送医院，千万莫耽误了！”说完，他把母亲奉上的纸包打开，取出三元钱退给母亲，江湖郎中的收费标准以三三为宗，最低3.33元，高至33.33，大概难得有333.33元的大户；母亲奉送的是最小的俸银。周郎中说“未治好不敢受禄，取3角3分脚力钱吧。”亲见江湖人的义气，让我更倾慕水浒的好汉们。那时的江湖郎中啊，与如今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医生相比，谁高尚啊！

    果真如周郎中所言，宗元的意识在短暂的安静后又开始躁动，他浑身滚烫，视力模糊，胡话连连，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姐姐和我连夜把宗元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没有挂号，没有交费，直接把宗元送进了抢救室。

    凌晨四时，医生出来了说：“万幸，要是天亮送来，神仙也救不了！放心吧，你们去挂号、交费吧！就送他到病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了。”

    母亲长嘘口气，瘫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姐姐拿着周郎中还回的3元钱，挂号用了0.05元，余下的钱交给住院部。进入病房，宗元已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看着他均匀的呼吸，母亲对我和姐姐说：“快六点了，你们回去吧，建新一人在家，天亮你们还要上学，千万别缺课。”

    宗元住院治疗中，医生说：孩子中毒太深，严重伤害了身体，給他输点血，恢复起来要快些。又说兄弟姐妹的血最好。母亲本来就为治疗的钱担着心，又要输血，输血的费用一定高不可攀，无奈中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十四岁的姐姐宗明身上抽血，姐姐的血流进了宗元的身体。医生说宗明抽血后多吃些营养品，身体会恢复如初的；可怜我们过的是饥一餐饱一餐的生活，哪来钱吃营养品，抽血加上极度营养不良，姐姐宗明从此患下头晕目眩的顽症。

    宗元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出院前，向妈妈在区政府办理了医疗免费的手续，她告诉母亲，这次住院输血的费用没计算在内，治疗的实际费用20多元。啊！与现在高额医疗费相比，我只有庆幸。母亲在医院里打听到输医院里的血也只要20元，让姐姐输血就成了她后悔终生的事，她多次懊恼地说：“真是鬼蒙了头，听了医生的话，让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子抽血！”

    宗元住院治伤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我和小弟弟每天的吃穿由姐姐照料，姐姐做好饭还要送到医院，小弟弟宗平的接送则由我负责，清早我把他放到新华书店门前栅栏里，中午带他吃饭，再送到栅栏里，下午放学接他回家。

    1957年六一儿童节前，子弟小学少先队与株洲铁路小学少先队联欢。姐姐去春插劳动，母亲守在住院，少先队的活动有不能请假，当天去了株洲，下午很晚才回长沙，我心急如燎，带着中晚餐省下的两个发饼，匆匆跑到岳麓上下，敲开原来邻居金妈妈的门找宗平，金妈妈说：“你莫急，建新让金明带去看电影了。”

    我狂奔跑湖大大操坪露天电影场，电影已近尾声，我在荧幕下大声叫“建新”，金明应声答应，四岁多的弟弟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每当回忆起这断肠的情景，想起那凄惨的哭声至今仍泪眼婆娑！

    我拿出发饼递给建新，他边吃边抽噎着说：“我吃了两个包子，不饿，哥哥你吃一个吧。下次再莫丢下我一整天了！”

    宗元出院了，妈妈廋了一大圈，好在精神依旧，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搬家，母亲说再穷也要顾及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1957年7月初，家搬下山岗，住进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

    这是一排平房，东临马路，距马路二米远就是房间，汽车从门前面驰过，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平房六张门住六家，北边第一家是最先給弟弟宗元治蛇伤的房东张三爹，第二家姓盛，第三家是小学同学彭子云家，第四家是我们，第五、六门是一家租赁的，我们叫她廖三娭毑，廖三爹是铁匠，家境数他家最好。

    房间呈长方形，一门一窗，宽约三米，长约六米，没有厨房，后墙没开窗户，厕所在马路对面的田头，一间有门、有窗规整的住房，让我们异常兴奋，好像是住进了宫殿，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和宗元喜极而通宵不眠。

    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的新邻居对我们很好，廖三娭毑更是特别的关照我家。

    小弟弟宗平1月1日满四岁，平日里总喜欢看我和宗元下象棋，居然能无师自通，不时吵着同我们下棋，不久就学会了，下得还不错，我们不同他下棋，他就拿副象棋，有模有样地找廖三爹将起军来。廖三娭毑夫妇很喜欢他，主动来照顾建新，从此，小弟弟宗平不用再起早床跟着我们了，不用再孤独地站到那画地为牢的栅栏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