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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之死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点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某等2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嫒嫒，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