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另一面


    近一段时间，有网友、学友、同事常常同我讨论鲁迅，开始我总是一句话“鲁迅太伟大了，我不敢评论；鲁迅学问太高，我无权评论”来塘塞，却又使我不得不翻出尘封多年的《鲁迅全集》来读。当然也只重读了他的小说和杂文。

    对于鲁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的教育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我心中五体投地崇敬，因为他是旗手、是民族的脊梁。而且还迁怒于孔子，特别的痛恨孔子。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九七四年师大的老师谢轶给我读了，读后恨反感，现有重读有所悟，但我始终认为鲁迅不愧为一代伟人，就是面对后辈小人物的批判，他也是欣然接受并予以指导；这就是鲁迅的人格魅力。况且鲁迅的小说对那个时代国民性剖析入木三方，小说、杂文为当代之最，就是到今日也无人能及！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演绎成批判旧社会的利器；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对鲁迅的赞誉：“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集三个伟大于一身，我国近代史上仅鲁迅有次殊荣。

    鲁迅的影响力在1966年后达到顶峰，仅次于毛泽东。以至那时的文章、广播、大字报里，“鲁迅先生的话”出现的频率也仅次于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一样成为行动的指南。而且文革时期“先生”一词是专属于封、资、修的反动东西，在打倒之列。只有鲁迅，破例享受着这个待遇，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位先生。难怪鲁迅的大弟弟周作人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我读了篇回忆文章，他说：“我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鲁迅的作品，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在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成了无休无止的争论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真实的感受，也深知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帝王之手段，我一个最普通的平民，今天把几十年学习的体会说出来，也算是深习中庸的体会吧！

    上面是开场白，下面阐述本文题目的观点。

    一、对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过分贬斥

    鲁迅似乎很鄙视中国人，在鲁迅眼里中国人全是阿Q、中国历史就是：“‘吃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草芥一样的活着，象蚂蚁一样的被碾死”……。

    鲁迅笔下所看到的中国人都劣根毕露，全是看客并奴姓十足，全都是麻木、自私、迷信、自卑、愚昧、落魄的德性，他在《灯下漫笔》中肯定中国人自古就存在甘做奴隶的性格，并归纳中国历史是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相互交替的历史。他批判到：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1925年《京报副刊》）。”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 ·忽然想到》）。”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真假堂吉诃德》1933年）。”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伪自由书 ·观斗》1933年）

    “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南腔北调集 ·上海的儿童》1933年）

    所以，鲁迅自诩诊断出了民族的病根，欲以一己之力来改造国民：“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 ·随感录三十八》）。”“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藤野先生》）。”

    多年来，鲁迅一支笔所向披靡，难逢敌手，一遇学者、教授、名人，他的情绪立刻亢奋，文思泉涌，笔锋如利剑，大多迎战者历经一二个回合便偃旗息鼓，新月社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所以坚持长久同鲁迅论战的人就寥寥无几。只有梁实秋、陈西滢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文人学者对等地进行着论战。在论战中，鲁迅一篇又一篇的经典杂文应运而生，成为后世愤青的模板。啊！无论在哪个时代，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改革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期望，更是身处苦难之中人们的希冀。所以，针对鲁迅，有人认为鲁迅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是激进极左的思潮的体现；有人认为鲁迅的批判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让人只看到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从古到今的确有一种“文化”人，对世界上一切阴暗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崇拜心理，他们有超出常人的好奇和敏感。这就是心理阴暗，总以敌对的眼神看待万物，将一切事物都纳入自己的阴暗论调下，心里交织着妒忌与莫名的仇恨，什么都不信，不相信真善美，不相信仁人志士，不相信历史和文化，甚至嫉恨世间的顺利和幸福，深植于心底的是怨恨中国、怨恨中华民族、怨恨国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站在“上帝”的高度，历尽刻薄的嘲笑和羞辱之能事，美其名曰是在改造国民、拯救中国。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终将导致自己脱离实际、脱离他人、脱离最基本的道德和规则，成为人不敢相亲的另类。所以有人批评说：鲁迅的“《野草》一书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化。”（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时日寇入侵正甚，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1933年《塘沽协定》等等，东三省沦陷、热河察哈尔沦陷，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唯有振奋人心、凝聚人心共御外辱，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蚕食中国的严峻形势下，鲁迅行文《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开始了》调侃殊死抗战的官兵和反抗：“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1933年2月28日《申报·自由谈》）”

    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司令，1931年11月，奉命调防京沪。1932年1月，日图谋上海，要求十九路军后撤十五公里，蔡拒绝并反复申明：上海是中国领土，如日军来犯，我军当迎头痛击。1月28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下令反击。赋诗明志：“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

    蒋光鼐，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迎头痛击来犯日寇。

    十九路军四万余人，持轻武器与装备先进（飞机、军舰、坦克）的近七万日寇血战33天，挫败日寇四次总攻、杀敌万计，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有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军人。就是震撼世界的一二八抗战、就是这样的抗日将领，在鲁迅的笔下成了“呜呼”打引号的民族英雄，文章一出，是让国人泄气，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军队，中国有战胜日寇的可能吗？没有啊！那我们“还是做奴隶的好！”至少不用死人。

    凡此种种斥责和批判，不是论证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民族，真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论点吗！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这种过分渲染“颓败的庸常”、“迷惘的抗争”，难道不会让国人深切失望而丧失斗志吗？难道不会令国人更加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吗？这是仇快亲恨的宣传啊！

    回想鲁迅和梁启超，一样都是出类拔萃的大师，然鲁迅的文笔与梁启超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文笔不同，鲁迅的文字冷峻峭拔，以悲观为底色；梁启超的文章以乐观为主旋律。

    面临列强瓜分中国时梁启超写下《论中国人种的将来》，预言“中国人于将来世界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人种。”中华民国建立后又断言“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鲁迅则不同，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文中说：“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疾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死守真理，以拒腐愚，终获群敌之谥。”“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

    梁启超笔下是神采飞扬“乳虎啸谷”、“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的少年中国，鲁迅笔下是困顿疲惫但意志坚定的奴性看客。梁启超动员全民自我改造，鲁迅是犀利批判。

    鲁迅说：“苟奴隶立于前，则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1908年）”

    梁启超说：“人人对于人而有当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对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群。（《新民说》，1902年）”

    究其两人的立场，足以证明鲁迅是置身于高位，梁启超则溶于民众之中。

    二、浑身长刺

    林语堂：“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的描绘可谓形象至极，准确至极！

    细数当年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没被鲁迅嘲讽和调侃的，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不下一百人，重点痛骂的有三十人左右，激烈授以流氓、走狗之桂冠。一代大师学者名人如梁启超、林纾、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马寅初、成仿吾、郭沫若、潘汉年、杨邨人、胡秋原、梁实秋、潘光旦、傅东华、施蛰存、朱光潜、文公直、张若谷、张竞生、邵洵美、邹韬奋、廖沫沙、穆木天、吴宓、欧阳兰、邵飘萍、蔡元培、郑振铎、朱家骅、傅斯年、梁漱溟、蒋梦麟、潘梓年、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赵景深、胡汉民、罗隆基、刘半农、张天翼、老舍、林微音、章太炎、吴稚晖、胡绳、罗家伦、叶圣陶、茅盾等等人，很多并不是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或是学术上的见解不同而招来讥议，观点之争、学术之辩、行为之别全在开骂之列，常常为一事一文一语而起；这些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人，其中不乏宗师、大师和人品高尚者。而最偏执的莫过于辱骂自己的民族和民众，这种怨天尤人迁怒祖宗的体现实不可取。

    回想我这一代中，有关鲁迅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和虚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政治时势的需要来拔高鲁迅的名声；二、按上级定调来宣传鲁迅，说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唱反调。几十年的众口铄金，鲁迅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神！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吧：

    1、梁启超中枪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向刘半农托台静农传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云：“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周作人文《诺贝尔奖金》中连讥带讽尽是调侃奚落之语：“洋人之暗于东亚文艺与中国的艺文人士之缺少自知之明，为周知的事实，因此愚对于这个荣誉问题不能不略有怀疑。我所不能解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个文学家？夫梁君著作之富，与其‘笔锋常带情感’，海内无不承认，但吾人翻开《饮冰室全集》，虽处处可以看到带情感的笔锋，却似乎总难发现一篇文学作品，约略可以与竺震旦之歌诗戏曲相比拟。所以我纵亦希望梁君之能够运动到该奖金以为吾国民族争光，唯对于梁君是否一个文学家这个问题尚未能解决，故不能不抱一部分的悲观也。”这正与鲁迅“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的说法遥相呼应。正可谓兄弟同心，所向披靡。说梁启超“不配”，其兄鲁迅一字未提，想来有趣。      何以梁启超“自然不配”？强拉梁启超垫背，实在耐人寻味。时梁启超对评诺贝尔奖一无所知，真是躺着中枪，要怪就怪自己的名气太大了吧！

    2、鲁迅与胡适

    两人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引导者，同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也曾惺惺相惜，1924年后缘于两人对世事和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日见疏远直至恶化。1933年3、4月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集中发表一组杂文，如《王道诗话》、《“光明所到”》、《出卖灵魂的秘诀》、《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评胡适；下半年写《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吃教》等文侧面抨击胡适。(《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瞿秋白作，经鲁迅修改用自己的笔名发表)如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二心集》）”，胡适则认为见一个“17岁的少年，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1033年《申报·自由谈》）。”骂胡适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胡适呢，从不应战和辩驳，最激烈的一句是“最好闭起鸟嘴”。

    胡适的历史责任感和“填补空白”的意识很强。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于是，胡适强挑起整理国故的历史责任，而且以“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另辟蹊径。对此鲁迅是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的。

    胡适和鲁迅，一个是谦谦君子，一个是铮铮铁汉；一个海纳百川，一个睚眦必报；一个开方，一个痛病；一个欲“立”，一个欲“破”；一个崇尚民主循序渐进，一个蔑视权威革命激进；重回那个群星荟萃的年代，胡适和鲁迅无疑是最耀眼的两颗星。我倒觉得，这两位对中国近代文化起了巨大作用的导师，胡适居于中华文化的中心，鲁迅自守中华文化的边缘，均大义存焉。孙郁在《鲁迅与胡适》的后记中说，“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3、论战梁实秋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重新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文中抒发对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不同看法，鲁迅看法不同，先在《语丝》周刊发表《卢梭与胃口》杂文，继而将梁实秋女子教育的观点升级为“人性论”问题，发表《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又在《拟豫言》一文中对梁实秋肆意嘲弄挖苦。梁实秋因此而应战。正逢创造社冯乃超在《拓荒者》杂志上撰文说：“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回敬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鲁迅支持冯乃超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在“资本家的走狗”上冠以“丧家的”和“乏”，这篇杂文阐述其精彩程度几近无以复加，让人过目成诵：“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脏字，骂人水准之高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亦不示弱，以《“资本家的走狗”》、《答鲁迅先生》、《鲁迅与牛》几篇文章回敬，梁实秋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说得俏皮，却也是直指鲁迅的心态。

    后来梁实秋在《关于鲁迅》（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一文中批评到：“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纯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他说的正确，鲁迅一生只看病不开处方。

    4、左联之于鲁迅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成仿吾相互攻诘，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批评鲁迅，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

    成仿吾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一卷11期）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鲁迅则回骂他们是“流氓加才子”。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为发起人之一。

    1932年10月后，左联《文学月报》四期上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被鲁迅批判为“流氓式文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周扬将争论刊登于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5、6期合刊里，形成了公开论战，“左联”刊物《现代文化》出现批驳鲁迅的文章如《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1934年廖沫沙撰文指责鲁迅杂文《倒提》一文表现出“买办意识”：一、“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二、“赞成西洋人统治中国，虐待华人”；三、“反对中国人记恨西洋人”。

    遭到围攻的鲁迅写信对萧军、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1935年一年间，鲁迅书信中不断称周扬（左联党团书记）一伙为“工头”、“奴隶总管”、“横暴者”，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的压迫者，则自是“苦工”和“奴隶”，“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强调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新型的阶级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此时的鲁迅完全将周扬等人视为更可怕的敌人了。

    1935年左联解散，解散前鲁迅提出发表解散宣言，“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1936年2月18日鲁迅得知“左联”解散的消息“脸色一沉，不发一言”。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条战线”。1936年5月2日给徐懋庸写信抱怨：“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鲁迅始终对左联解散时没听从自己发表宣言的意见耿耿于怀，以至拒绝参加随后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

    后又遭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坚持两个口号共存。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坚持国防文学，鲁迅说徐“雄赳赳的打上门”来，撰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文中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将左联的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称为“四条汉子”，鲁迅的讽刺，日后竟成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铁证。两个口号之争直到鲁迅去世结束，说白了这种争论实际是中国文化界谁来领导的问题。

    鲁迅《花边文学》的诞生：1934年7月3日，廖沫沙（林默）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论“花边文学”》，讽刺说那种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的文章是“花边体”；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批评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的论调即使算不上“买办”文学，至少算得上是“西欧中心主义者”。鲁迅将1934年以来写的答辩杂文编为一集，取名《花边文学》，在《序言》中写道：“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

    三、鲁迅与日本

    网上有很多帖子说鲁迅曾经袁世凯强行逼迫政府职员在在《二十一条》上签字，鲁迅签了字。钱稻孙回忆此事时无奈说：“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访问钱稻荪记录》)真是字字泣血。再加上陈西滢的嘲讽：“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他们可能就是以此推论作为政府职员的鲁迅自然签了字的。我细读了1949年6月王士箐著作的的《鲁迅传》、许寿裳著作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1937年与周作人合编的《鲁迅年谱》和其它众多史料，没有任何史料证实鲁迅签了字，因此我不采信这一说法。

    1926年8月的《藤野先生》中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又见于2009年6月9日中国新闻网：摘自《日本新华侨报》作者孙玉祥）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反被指责为太不认真，说什么倒霉是必然的，这种幸灾乐祸当然而让所有的中国人反感。

    《“日本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十八号，署名乐贲。文中说“除了《申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此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入《鲁迅全集》）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文明贬得一钱不值了！连写点文章都要偷日本人的。

    “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和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四期)两相对比，民族的优劣就体现在文字中了！还有“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日本人可谓我们的模范”，“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等等语言，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这些话从内山完造的文章中得以验证：“我也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间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1956年《文艺报》十五号）  

    关于内山完造，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天一的《内山完造底秘密》一文说：“内山完造，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十二期刊登“思”的短文《鲁迅愿作汉奸》，文章里说：“鲁迅即搜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以视申报自由谈十洋一千，更相去几倍矣。”

    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反驳：“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鲁迅的答复是知道内山的背景的，“一·二八”沪凇战争中，鲁迅举家居四川中路内山书店避难四十余天，而对这次震惊中外的日本侵略，鲁迅没写只字以谴责。

    还有二件事，一是、鲁迅晚年的居住地，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入住上海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5月迁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1916年日本接管虹口地区公共治安事务，是为日租界。时日租界主要在今闸北，虹口和杨浦区一带，以苏州河为界与公共租界隔开，淞沪抗战后公共租界的东区被日租界吞并。

    二、1932年11月日本作家井上红梅翻译《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和《鲁迅年谱》组成的《鲁迅全集》在东京出版。1937年2月，由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大鲁迅全集》在日本陆续出版，8月全部刊印结束。都早于1938年中国《鲁迅全集》二十卷的出版发行。

    凡此种种，鲁迅关于日本的言论和与内山完造的友谊就成了诟病他的证据。

    鲁迅在《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很大的变故”是指其祖父周福清为儿子周用吉（鲁迅父亲）举人考试贿赂同年乡试主考官之一的殷如璋，许“洋银一万元”，并暗示考卷上有“宸忠”、“茂育”四字便是周用吉，周福清把纸条和名片装入信封，派家仆陶阿顺送给殷如璋。此事败露，一时间“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咸怀愤叹”，周福清因此入狱八年。周福清出狱后三年去世，周用吉秀才功名被革除，以至终日抑郁35岁早逝。鲁迅家庭从殷实富足顿陷贫困，少时随母亲下乡“为乞食者”，亦曾“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少年鲁迅经常为父亲到药店取药，到当铺去变卖家中物件，从包围着羡慕的亲切眼神到周围冰凉的眼光，打击太大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跌荡和坎坷，深深地影响了鲁迅的性情人格，鲁迅选择了偏激，这也许是鲁迅走向偏执的根由吧！平生好痛打落水狗以及到死“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就是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而且鲁迅一生谁都不服、谁都反对。苏雪林说鲁迅“多疑”，心理上病态，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太多的多疑、冷峻、激烈，令其不能冷静地去面对社会，不能平静地对待一切人和事。

    任何置身于世外、高傲地站在整个三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之上的态度，我实在不敢肯定。而且国民性是群体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结合，有异于人的个性，更有别于人性的共性。鲁迅对国民性的探讨，不能代表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共性，正如鲁迅自己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任何以先知先觉自命的“伟人”，试图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错了。

    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对待社会生活中最下层者，以其地位之卑怯和无奈之忍让，怒责为劣根之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鲁迅笔下是深恶痛绝的厌恶和嘲讽，少了许多的怜悯和同情，所以读其文虽让人警醒、脸红，却也有太多的负能量：压抑、自卑、厌世，不相信世上有真善美，更不相信世上有诚实正直善良无私的人（当然自己除外），转而对仁义道德抱有深深的敌意，“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他们反对一切强权同时也反对一切社会秩序，正是“民族劣根性”的总结，竟然成了近几十年来中国衡量社会中人和事的标尺，官场腐败、违背社会公共秩序、认真或不认真、纷争等等，一概归结再民族劣根性上，让中国人背上沉重包袱、背上永久的“劣根性”耻辱烙印。这种负能量不是一个伟人应当留下的遗产。

    鲁迅曾清醒地说过：“凡是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在《两地书》中数次自我检讨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这就是鲁迅的性格局限和意气使然。既然，鲁迅都这么说了，后人为什么还要那样的拔高他、神化他。

    任何民族的长处和短处总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不可能被“专制黑暗”四个字而抹杀掉的，传承了三千年的民族更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打倒、被抹黑。一味抹黑攻击自己民族是自卑的表现。如果真要为民族做点贡献，那贡献决不是打击国人信心，而应激励和振奋国人。鲁迅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偏见，如果以他的偏见为真理来衡量整个中华民族，那将永远陷入黑暗之中，因为鲁迅一生没有治世方略。如果鲁迅走下神坛、不再是政治符号，而是以普通学者专家、文学家和文化批判者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鲁迅、认识鲁迅的文学价值、认识鲁迅的社会价值。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瑕不掩瑜，瑜亦不能代瑕，我只想认识真实的鲁迅。为民族付出巨大心血的文化巨匠，是应该永远怀念和称颂的，他们的历史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我爱鲁迅但更爱真理，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深刻认识民族的劣性，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但是，太过了，就会变成否定一切，成了坏事了。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老师的分析让我叹服！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人无完人！跳出政治看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地位是不可或缺和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