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董高生，笔名洛人，号铜豆斋主，又署洛州散仙，1946年生于洛阳，退休前供职于洛阳日报社。喜读书，爱收藏，性耽游乐。著作有《风波亭》、《苍昊》、《张怪》、《河洛赋》、《牡丹赋》、《铜豆斋杂俎》、《洛人诗稿》、《洛京杂记》、《北窗琐语》、《闲斋新语》。（以上内容摘自董高生先生著作扉页的自我介绍）
　　由于结识先生较晚，我手头只有董高生先生的作品4部（含父子合著1部）。由于健康原因，董先生没有接触网络，其作品绝大部分是手写后直接交给印刷厂排版，由于后期校对没有跟上，导致个别地方出现错漏，留下遗憾，特此说明。
　　在这里，我仅将自己搜罗的董高生先生的作品张贴于此，供各位老师学习和交流。有不适宜公开张贴的内容，请需要者留下电子邮箱，我通过邮件发送。

学识与良知支撑的大厦
（代 序）
高生的诗文对于追求真理，懂得艺术欣赏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人拿起就放不下的，引人入胜的原因是它独具的风格：纯净、洒脱、求真，甚至不无调侃，这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格调。如果说到不同的的话，早年的《铜豆斋诗稿》、《铜豆斋杂俎》以才情胜，追求的是情趣。“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告别了昔日才华春洪般的涌泻，近几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洛人诗稿》、《北牕琐语》、《闲斋新话》等已经如秋潭般的澄澈和空明，那已经是价值和境界的追求了。
但凡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都有真善美的追求，都有对于人间正道的渴望。高生以“铜豆”名斋，就为坚守由幼承庭训得以启发，继而由好学不倦扩充之的良知良能始终不动摇而发。此后不论是时事的疾风暴雨，不论是人生的险恶困境，还是狂热的吞噬一切，始终能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自勉。美德能使人稳坐书斋，能使人甘于淡泊，能使人有为而发，自然也能激发才智，成就一代文才、诗才，玉高生于成。
古来天下诗文之美，非有所幸得也！必也周历世事，详览变故，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而后方能发为至善。从少年时代我就有幸聆听高生大段大段地背诵优秀古文，享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其天南海北的壮游经历。退休以后他还以数年工夫有选择地再游了西南、西北、东北，并探访文化遗存远涉西藏，乃至台湾。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神州的大好河山平添了他胸中的无穷沟壑，丰富而有效的阅读自然是创作的不竭源泉，缜密的思考则把这文坛驰骋的双轮和飞腾的翅膀予以理性而有效地驱动，道德的坚守则赋予笔下诗文以血性和风骨，发为入人至深的仁声，这就是高生诗文生命力之所在。它将长期、持续引起同样是不懈求索者的共鸣。
学问发展到极处，历来是文史哲医殊途同归。高生的文笔是有魅力的,它常使人联想起过去的岁月。而能够让人同历史联系起来的诗人,无疑就拥有了历史的明晰与前瞻；高生的诗文意蕴是深厚的,因为它把读者的思路引向哲学的本体,引向对历史必然性的契合,引向对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探询,引向对人类理想的憧憬。能够让读者同历史必然性挂钩的作家,无疑是拥有思想深度与高度的作家。
人生有限,探索无穷。君不见,清癯一身,毛锥三千, 高生正披荆斩棘于洛阳文坛。犹如脚下负载其成长驰骋的河洛文化,他虽根在洛阳,但其学术必然随着流经于此的黄河走向更为宽广的流域,最终走向海洋,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将拭目以待。
                      孙  瑞
                           2012年5月16日于洛阳

以下为董高生先生作品
　　　　　　　　　　　　　　　　　　修身论
　　有一次与朋友闲谈,朋友说,来我这里说你闲话的不多,说明你很会做人,并问及我的处世之道。我笑笑,说这事还真不太好回答,只答你两个字:低调。友人说,很准确,但太过简单,我想学你,仅这两个字,可操作性不强。我想了想,只好说,我已经60多岁了,六十而耳顺,有人说我闲话,听见也就听见了,也没脾气了。我又说,首先声明,我不是性情中人,前30年是,后30年不是。这也是历练出来的,但决不是圆滑。议论人和事,已不是抢着说,而是想着说。还要分人分场合。如事关利害,我会不吱声而作壁上观。社会太复杂,棱角早没了。性情中人由着性情,只图一时痛快,说话有点放纵,往往因此而得罪人,不划算。但我也背后议论过人,有时管不住嘴,还最怕被转述到被议论的人的耳中。只能尽量管住嘴,争取不背后议论人。需要说,就当面说,“谏之双美,毁之两伤”。听不听由他。
　　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可见背后不说人多么难。今天我作这篇《修身论》,涉及到我个人的性格和处世原则,我再次声明,我作《修身论》,只是想谈谈古人、前人、今人如何修身,并不是说我已修到家了。
　　1990年,我曾游过四川乐山的乌尤寺,在那里见到一副对联:本无外贼惟防我,各有来因莫羡人。我在那里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这“防我”二字用得真妙,很有禅意。我琢磨着这“防我”二字,顿时开悟。自我修炼,难道不是从防我开始吗?防什么?言已尽而意无穷,诸君可自体会,不待我言也。我只理解为“自我约束能力”,别考虑外因,没有外贼。
　　人在社会上,最难处理的,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不一定都能处得来,但能处得来的人也不少。有些是性格原因,并无过节,也无利害。言语之争,先是不悦,继而不洽,有异词,失和,交恶,互讦,最后竟势不两立,对双方的身心都造成伤害。这类事我见过不少。不惟朋友,亲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原因双方心里都清楚,只是利益角度不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起之因,没一个人能研究得出,这是个案,是千古之谜。但是他昆仲心知肚明,只是二人口风甚严,或难以启齿。这倒应了“君子绝交,不处恶声”的古训。鲁迅有两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然终其一生,也没见过他老与弟弟泯去恩仇。
　　相识中有位先生,不论与谁交谈,没有别的话题,总在那里议人长短。他在人中,被目为小人,人人敬而远之。结果德孤无邻,友朋越来越稀。他却依然口秽如故,总以为自己如何了得，别人都不值一提。“与其轻人何如轻我”,古人说“慎为德首,恕是行基”,若能如此,何愁不宾客盈门。
　　这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即如何择交。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交友论》,这方面,我体验很深。中国人很有意思,把人分为两类,即君子与小人。我既能识君子,也能辩小人,这正是我的眼力,所以一生中受小人之累的事,遇到过,但不是很多。这种辨别小人的能力,应当是一种本事。不然,他是小人,你却以君子与其相交,吃亏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先生临终时留给他儿子蒋经国三句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弄不清这三句话是老先生转述古人的,还是他的独创?这三句话都对,又都有缺陷。是非在你辨别不清时,听听别的人意见有何不可,不一定都要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如果你走的是正道,毁誉听之于人是可以的,如果你走的是歧途,还在那里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一意孤行,那是危险的。至于得失安之于数,有点宿命论,是得是失,听命于天。不尽人事,有时会坐失良机。自己拿主意之外,领受高人之教,吸纳他人之智,没有坏处。
　　下面我谈谈我的处世交友之道,包括友我两个方面。如果这也叫论的话,也只算是“浅论”。如前所述,我处世比较低调,不与人争。原因是自己能力有限,这并不是故作谦恭。一生事业,只在求知。奉行“多读、多看、多听、多问、多走”,读书取法乎上,以增广学识。多看,研究世态。多听,与人交流,从中受益。多问,解决疑难。多走,开阔视野。性最厌人吹牛,厌人显摆,尤其是那些在高人面前胡吹者,安知人不如我?反倒暴露自己浅薄。我的处世原则,在大人物面前不小,在小人物面前不大。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别人求教于你,就已所知,为人解难。若别人不曾就教于你,你却在那里滔滔不绝,霸占话语权,岂不惹人生厌。
　　我的第二个原则,是诚信。人无信不立,说到的事要办到,办不到的事不说。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轻诺寡信,交友不久。不好办的事,尽力去做,实在办不成,尽心而已,朋友也会谅解。与朋友约会,提前赴约,决不使朋友望穿秋水。
　　第三是不吝。这有个前提,量入为出,量力而行。要懂得礼尚往来,切莫来而不往。在朋友交往中,要遵守潜规则,谁主张谁掏钱。接张待李,不要羞羞闪闪。如果常年受人之请,却又一毛不拔,必见弃于友人。
　　第四是要有雅量,有包容之心。有人言我之过,应理解为巧为规劝。若言非其实,且当耳边风一吹就过,再次谋面,佯装不知,一如既往,切莫嫉恨于心。如果自己在哪方面做的不对,一定要及时化解,找机会补救,冰释隔阂。如果自己的脾气不好,要学会制怒,而不能由着性子,“我就是这人”，一味放纵,弄得朋友间关系紧张。要善于易位思考,推己及人。这是个性修养的关键之途。
　　第五要受恩知报,人对我有好处,要终朝挂怀。我对别人的好处,要尽量忘却。友人赠我之物,皆宝藏之。我赠与别人之物,要永不提及。这里暂引唐雎与信陵君的一段对话,涉及施恩与受恩的关系。因文字不长,全引了: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这则短文,见《战国策》,涉及施恩与受恩。“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是智。而“我之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深藏机锋,不可告人,有点诡诈,似不可取。但“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我忘之,而人不忘之。施德于人而忘之，正施德之本意也,何必常挂于口。常挂于口,乃炫己之有德于人而欲之报,显得有点猥琐,又违施德之本意,不可取。另,弘一大师有则偈言:毋以小嫌疏亲戚,毋以新怨忘旧恩。难怪弘一大师修成正果,此两句,真铭世格言也。　　我有一段时间,也曾以新怨而忘旧恩,今日思之,愧不可当。正因愧不可当,乃促使我不断完善自我人格。《论语》又说:“成事不悦,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当失误变成既成事实时,就不再劝谏。朋友的错误已成过往,就不要再去追究了。求友勿责备,何况人各有性格,千人千面,为人如此,为文亦如此。不要去改造别人,当你把别人改造成你时,便又失去了一个“我”。
　　最后又回到最前,即不要轻论人之过失、长短。不背后议论别人,这是最难做到的事。哪个人也不敢说他背后没有议论过人,或多或少。更不堪者,无中生有,添油加醋。不要毁人名节,更不要毁人衣食。因你一句谗言或闲话,让人丢饭碗的事,千万万千不可去做。即使批评人,也切莫言语尖刻,免伤别人自尊,使人难堪。
　　知人固非易事,交友乃是学问。眼界高处心胸阔,学问深时意气平。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忌我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英雄。守道不封己,择交如求师。古人之格言,吾人之极则。我最欣赏的一副对联是“修身岂为名传世,做事惟思利己人”,我拟将此联择佳木刻成一副楹联,悬挂于我的铜豆斋中,时时自勉,当有益于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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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谢谢转帖董高生先生作品选读！
我一定拜读！[/QUOTE]
谢谢蕭振老师！
欢迎各位老师围观！

　　　　　　　　　　　　　　　　　洛阳第一才子
　　洛阳自古以才子称名于后世者，首推贾谊。可谓洛阳才子第一人。苏秦也是洛阳人，也可称才子，但他仅具辩才，并没有著作流传后世。而贾谊就不一样了，他著有《新书》十卷。虽说不少已经散佚，但《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何其辉煌。
　　记得上中学时，初读《过秦论》，便被那恢宏的气势所慑服，觉得这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其文如东海之波，一泻千里，又如空山虎鸣，气吞山河。句句有千钧之势，字字如百炼之金。文笔恣纵，环环相扣，可谓一气呵成。大量“排比”、“对偶”的使用，更增文章华彩，对我后来写旧体诗，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他的立论之高，见解之精辟，对既往及汉初政治形势的洞悉程度，犹如亲历亲目。其作品知识容量之大，读之不仅开阔眼界，更可增广学识。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过秦论》
　　这种开篇及行文方法，决不是用行云流水所能评价的。那时候我读书不多，见此雄文，佩服得不得了。其过秦人之过，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剥茧抽丝，递进有序。洞悉天下之势，分析治乱之由，莫不高人一筹。有着居高临下的全局眼光。据说，这篇《过秦论》是他在洛阳未出仕前写的，而与之同里同岁之少年，哪能有此番见识？
河南守吴公，对贾谊的才华极为欣赏。应当说吴公是个伯乐，他没有埋没这颗新星，并把贾谊推荐给汉文帝。汉文帝想必与贾谊交谈并看过他的文章，立即召为博士。这一年，他18岁。汉代的博士，承秦官而来，取“博识能辩”之意。《汉官仪》说：“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实际上是供皇帝随时召问的一种官职。随后又晋贾谊为太中大夫，最后晋至公卿。应当说，汉文帝还是重用他的。他的许多建议，都被皇帝采纳了。年轻的贾谊，春风得意。但是，与许多才士的命局一样，他遭到了嫉恨。首先是汉文帝周围的元老旧臣，即绛（周勃）灌（灌缨）之属，一个是最高行政长官，一个是最高军事长官，当然还有一帮“中顾委”，资格很老，嘴又很碎，像《治安策》中分析的天下形势及应对之策，哪一个也不行。但他们舌上有龙泉，谗毁是拿手好戏。汉文帝为了搞平衡，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而初出茅庐的贾谊，正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突遭无情打击。唐才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既为贾谊叫屈，也为汉文帝开脱。人才是要经过历练的，在“炼才”的过程中，此为贾谊的“第一抑”。
　　我们称贾谊为才子，不仅从衡文的角度，在《治安策》中表现的是他的政治才能。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之义，国小则亡邪心。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治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治安策》
　　诸侯弱小，对天子来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治从”，这比喻多么形象。在分析列举了汉初刘邦之世诸侯谋反事实，一大段铺垫之后，文归正题，贾谊提出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尽管在眼下，这还属于“不足疑之事”，但不疑当疑，明代大儒方孝孺在《深虑论》中说：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然出于智力所不及者，天道也。
　　贾谊这么年轻，竟能看得这么远，虑得这么深，说明他深具政治眼光。对诸侯的坐大及后患，他料事如神。他要汉文帝“打提前量”。对他的治安之策，他怕汉文帝不能立即实行。所以，贾谊在《治安策》中警告说：
　　否则，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又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十分贴切。贾谊善于比喻，往往因喻入议，或夹喻夹议，议论风生，令人称奇。在《治安策》之后，汉景帝时，晁错以武力削藩，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诸藩则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清君侧”，妙极，亏这些诸侯王能想得出来，这是一个极好的借口。结果晁错为此掉了脑袋。再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用的还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贾谊屈在长沙将近4年，当时的长沙，可不比今日的长沙，偏远，落后，气候潮湿，条件远不能和豪华的都城长安相比。在渡湘水时，他想起了楚国的逐臣屈原，由屈原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于是在悲愤中做了一篇《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这篇赋，对自己的厄运，发泄了不平。唐代刘长卿在《长沙过贾谊宅中》有两句诗“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对贾谊的被谪长沙和凭吊屈原，发出了一番感叹。汉文帝六年，也就是贾谊受贬长沙的第四个年头，他又突然接到汉文帝的诏书，回到了京城长安，汉文帝在宣室接见了贾谊。当时文帝，正在“受厘”，即接受鬼神的福佑，就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听得入迷的汉文帝不断移席靠近贾谊。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诗嘲汉文帝：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之后，改拜贾谊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太傅即梁怀王的老师。梁怀王是汉文帝的爱子，用才博五湖的贾谊作幼王子的老师，也足见文帝对贾谊的器重。
　　汉文帝十一年六月，梁怀王在长安郊外纵马游乐时，不幸从马上跌落而死，文帝当然很悲痛，而贾谊悲痛之外，陷入深深自责，这是贾谊的“第二抑”，这一抑，他没能缓过劲儿。不久便抑郁而亡了，当时只有33岁。这划破长空的“才星”突然陨落了。总之，天忌其才也罢，才高折寿也罢，贾谊手中如椽的巨笔再也写不出雄奇瑰丽的文章了。
　　对贾谊的命局，宋代苏东坡做了一篇《贾谊论》，提出了“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这持论是很公允的，一时不见用，安知终生不见用。贾生所缺者，如东坡所言，一是不能等待，二是不能忍耐。汉文帝是明君，不能尽去绛灌而独用贾谊。所以苏东坡又说：“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贾生毕竟年轻，有点书生气，他也不太善于搞关系，上奉其君，还要下和群僚，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上不疑，下不忌，然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至后来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责为傅无状，过于伤悲，汉文帝也没有深责于他，何必终日哭泣，实际是一种自残行为，实不可取。所以苏东坡评价说，“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中肯得很，点破了贾谊的性格弱点。
　　关于贾谊之才，包括政治之才与文学之才，后世历代评价是很高的，北宋王安石的诗，曾给予高度赞扬：
　　一时谋略略施行，谁道君王轻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是否评价过高，说古来一万个公卿也抵不了一个贾谊，但王安石之前的任何一位廷臣，包括首辅，他给过谁这样高的评价呢？一个也没有。
　　汉代刘向对贾谊的评价更高，他说：“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伊管岂可并言哉？”
　　贾谊的文学才能，仅从一篇《过秦论》即可看出，这是一篇史论，写得太好了。见解精辟，文笔奇峭，历数了秦之暴虐，仁义不施，横行无忌。“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隳名城，杀豪杰，尽收天下之兵”，“焚百家之言，废先王之道”，以此来博“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实际是往末路上走，盛极必衰。文中称陈胜为氓隶之人，瓮牗绳枢之子，迁徙之徒，比之六国之士、六国之师，微之又微，然以罢疲之卒，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竟能使天下云合响应，最终导致强秦的灭亡。陈胜的力量能有多大？盖秦自取灭亡也。贾谊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有点夸大了陈胜的作用。当时四海之内，已如烈火干柴，不测之祸，一触即发，陈胜，导火索而已。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当今社会之疾，知者也不乏其人，盖有人只知有党，不知有民族也，奈何！
　　对于名标史册的贾太傅，洛阳第一才子，汉初的政治家、政论家、汉赋作家，偌大一个洛阳城，知道这位同乡的，能有几人？整天提宣传洛阳，提高洛阳的知名度，而对历史上少有的历史文化名人，却不知宣传。在异乡长沙，还有一个贾谊祠，而贾谊的故乡洛阳，连一尊塑像也没有，岂非憾事！民国《河南方舆人文志》记载，洛阳曾有一座贾谊故宅，据已故洛阳掌故家张友岑先生说，贾谊故宅约在今林校附近，早已荡然无存矣。如果能在洛阳的各大公园中，为这位老乡塑一尊铜像，介绍贾谊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不仅可使乡人傲首，还可使爵里生辉。其作用应当是很大的。但我辈人微言轻，说说而已，虽而已，还是要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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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开卷有益，拜读学习了。
洛阳今有贾谊像吗？[/QUOTE]
至今没有，很遗憾！就象高生先生说的那样，洛阳是一座“有历史、没文化”的城市！

[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确实遗憾！
到处争抢《西遊記》「花果山」立名时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却没人做！[/QUOTE]
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差异！感慨系之！

[QUOTE][b]下面引用由[u]Huangtian[/u]发表的内容：[/b]

[/QUOTE]
谢谢刘老师赏读！
前天在冰花博客上看到您和夫人的照片，十分惊艳！刘夫人就像您笔底的文字，深蕴而内秀！

[QUOTE][b]下面引用由[u]冰云[/u]发表的内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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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冰云老师支持！

　　　　　　　　　　　　　　　老子的平等和谐观
    一、“原始共产主义”及老子生活的年代
    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过两种社会图景，即原始社会图景与奴隶主贵族社会图景。这里说的图景，即社会模式。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东周，其时已为奴隶社会。对前一种社会图景，老子并未经历过。他是从散存史料（包括口传历史）描绘中得知的，并未亲身感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我们知道老子对这样一种纯自然生态的社会图景，欣赏、向往、怀恋。这应当是老子写作《道德经》的感情基础。这种社会图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时的小国，实际上是原始部落。这个时期，是社会、家庭都不甚分明的时期。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对此也有过形象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这是上古先民的理想社会，当然也是一幅美好的“先民逸乐图”，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十分和谐、仁慈、友爱。既有幼儿园，也有托老所，还有“残联”，青壮各安其业，男有分，女有归，无剩男剩女。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私产（无私藏的物质基础），没有剥削（共同劳动），没有盗贼（无东西可偷），没有贵贱（人人平等），不需立法，不需管理（即无为），这应当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雏形。唐尧时的《击壤歌》，也有过同样的描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时的帝，指的是尧舜禹，我们称其为圣人。这时的圣人，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与百姓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因为非如此，便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尽管百姓精神上没有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负担，但无法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无法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艰辛而贫困，如有人离群索居，便无法独立生存。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剧增（今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这种情势下，要维持原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自然生态社会是万万不能的，“原始共产主义”自动瓦解。
    到了老子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各种巧言伪说纷至沓来，百家诸子，著述争鸣，看似有点乱，但它却是低级社会迈向高一级社会过渡的阵痛期，原始自然生态社会的美好图景已经无影无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时的圣人，不复为尧舜禹，已变为奴役百姓的奴隶主贵族。所以老子感叹道：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在“仁义之说”盛行的时候，正是盗匪和各种巧取豪夺出现的时候；强调孝慈，是因为出现了“六亲不和”；有了忠臣，说明国家昏乱有奸臣威胁了奴隶主贵族的地位权益。“圣智”的宝重货财，是因为出现了与民争利。所以，老子对这种社会昏乱深恶痛绝，提出“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以此来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有悖于先民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他一方面斥责奴隶主贵族的暴虐，说他们“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他分析百姓贫困的原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批评当政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这等于说，此时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来自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圣人”。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入骨三分。然而老子转换角度，又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为其献策，“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实其腹，强其骨是对的，而虚其心，弱其志，则谬矣，要把百姓变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弱势群体”。而“常使民无知无欲”更谬误，这与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如出一辙。应当说，这是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局限性。而当年尧舜禹时代的圣人之治，其实行的并不是这一愚民政策。
    社会的发展，仁义智巧的变端百出，各种杂说的盛行，皆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呈现”，要复古倒退，重新回到原始自然生态社会是绝然不可能的。每一个王朝，犹如一个人，都要经历青而壮、壮而老、老而衰、衰而亡的过程，这一自然与社会的“周期律”，谁也摆脱不了。
   　二、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犹同于老子哲学中的阴阳失衡。我说的失衡，比如社会财富失衡（分配不公，在老子著作中，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贫与富失衡（贫富差距加大），苦与乐失衡（出力不赚钱，赚钱不出力），才学与地位失衡（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源占有失衡（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我觉得，在“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之后，应作补充：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不公平，如何和谐？你“平安保险”的高管月薪一千多万，我月薪一千多元，我与你之间如何平衡？老百姓心理失衡，如何调和？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因此，提出“维稳高于一切”，是对的，目的是要达到社会的高度和谐。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人们才能正常生活，社会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但关键是如何维稳，采取何种措施与手段维稳，如果方法不当，隐患非但不能消除，反而会潜藏积聚更大的危机，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对待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无非两法，即疏与堵。疏是化解矛盾，堵是激化矛盾，积累危机。按照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哲学思路，强调和谐，是出现了不和谐；强调团结，是出现了不团结。但什么才算是和谐？某些人的认识有误差。是一鸟入林、百鸟绝鸣是和谐呢？还是百鸟齐鸣是和谐？“和而不同”这个道理连儒家都十分清楚。现在有个通用词，叫治理，但行治者并不一定都知道这个“理”，这个“理”，就是老子说的“道”。如今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官员腐败，还有“三大暗流”，即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失业大学生。还有急功近利的折腾型开发，竭泽而渔的自然资源破坏，使社会公信度丧失，道德危机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福兮祸所伏”，老子的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知有些人为啥就不懂呢？
    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上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做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这也是老子最朴素的辩证观点，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他上列之善恶、难易、前后，长短，高下，音声，都是事物相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彼此相克相生，与阴阳五行家容克容生的道理一样。要想维持平衡，需要当政者“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需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如同一把胡琴，音声的大小，长短，高低，清浊，弓法与指法的纯熟程度均有关联，调得好，就是和谐之音；调得不好，就是噪音、杂音。
    三、和谐之途，须上下合力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而民自化。”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一点一滴形成的。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弄得不可收拾，所以就有了防微杜渐这个词。一个社会需要平衡和谐，此即老子阐述的大道也。如阴阳和谐，与儒家的“扣其两端而执其中”的道理一样，在阴阳两气之间，还须有和气。“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社会、人生、身体莫不如此，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阳失和，就要出问题，在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也要“履中蹈和”，寻求平衡点，否则就要发生动荡，国家就会倾覆。统治者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要“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要“不以百姓为刍狗”。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错了就是错了，不要一贯正确。用今天的话说，不要与民争利，不要巧取豪夺，不要满足个人私欲，不要侵夺私人财产，不要滥占一亩耕地，不要强拆一间民房。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在纳税人身上，要不断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不要把国家机关变成特权集团，不要把老百姓变成弱势群体。只有这样，上行而下效，老百姓很自然就会像老子说的那样，“民各安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社会就能很自然的奏出和谐之音。“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而民自化”。多么朴素的道理啊。
    要达到这种和谐，要上下同心，形成合力。一方面要出重拳，打击贪腐，对贪官污吏，要心狠手辣，“贪官畏死，必以死惧之”。要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形象，以增强百姓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倡导讲信修睦，修礼以耕，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和谐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诉求，上下协力，其力则大。星云大师说，社会和谐是全体信众共同做的大事，要“见和同解，利和同心，戒和同修，意和同悦，口和同亲，身和同处”。
    过去我们忽略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认识上的一种偏差。佛教较之道教，更多地向信众灌输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普修善果、因果报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戒免罪恶的佛理，对于化解矛盾，消除隔阂，有着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比之干巴巴的口号与政治说教更具现实说服力。洛阳吕祖庙有一副对联：“正果自修持得，妄念从剑下消。”对目乱神迷的顽劣世人具有相当大的警示作用。
    所以，学习《道德经》，从中理出关于大道和谐的哲理，以老子睿智的思想光芒，指引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之途，是十分必要的。

[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立论清楚，很有见地。
大无畏和畏惧心到今时看出点结果了，前者道德沦丧一身铜臭。
人类社会走到今日，姓资姓社？资中有社，社中有资！人性的弱点让世界大同一直在期盼。[/QUOTE]
老师点评的很透彻！

　　　　　　　　　　　　　　　　　　　　暗合古人
   《蔡宽夫诗话》云:元之(王禹偁)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从上段文字可知,王禹偁写的诗,与杜甫的两句诗很接近,其子建议修改,而王禹偁认为此乃与诗圣暗合,很是得意,终不肯改。古今所临之景相同,所抒之情相近,而性情又相一致,故所咏之诗相似,也属正常。但后人所咏,乃前人已咏之句,难免贻人口实,以为后人抄袭前人,此种事情,又极难辩解清楚。像上面的例证,老杜的诗,王禹偁的儿子读过,王禹偁却未必读过。倘读过,他在创作时无疑是要避开的。
   再举一例,苏东坡有两句诗“何时得见悲秋客,醉里题诗字半斜”。而陆游的《梅花绝句》中也有“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字半斜”之句，苏轼与陆游的诗一字不差,苏轼为北宋诗人,陆游为南宋诗人,苏陆暗合,我们不能理解为陆游抄袭了苏轼,只能用“诗心相通”来解释。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中有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杨修与张松在书院中谈到曹操的雄才大略时,张松意颇不屑,于是杨修拿出曹操所著之《孟德新书》,张松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13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道“公以此为何书耶?”杨修说:“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13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张松大笑:“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乃战国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有,止好瞒足下耳。”杨修说:“丞相密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张松遂将《孟德新书》从头到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杨修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知道张松有过目不忘之才,心中暗暗称奇,次日,即将此事汇报给曹操,曹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遂令将自己的书撕碎焚烧了。
   这里又提出了与古人暗合的问题,以我观之,曹操在这件事上是愚蠢的,诗句简短,或可有暗合,哪有一本书13篇皆能与古人暗合的道理。曹操是军事家,而操之新著乃兵法之类的书,既称为“暗合”,当不是曹操抄袭古人,何必怕担嫌而将其书毁弃。若不然,说不定今天兵法类书中,或可见到这本《孟德新书》呢!
   对于自己精心创作的诗句,后来才发现与前人之作惊人的相似,总担心有人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被人目为“文盗”。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类尴尬事。我曾创作过一副对联“得闲闲时且闲闲,遇乐乐处须乐乐” 。这联句非常符合我这个“洛州散仙”的心性,好玩儿,总想忙里偷闲,“赏心乐事谁家院”。讵料他日读报,在廖金匀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与我联句非常接近的句子,原来嘉应(今广东梅州)才子刘湘曾作过一副长联,悬于南雄某酒楼,这长联是: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世事茫茫,光阴冉冉,留不住朱颜玉貌,带不去白璧黄金。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今安在?劝君放下几文,沽一壶嗟三度四,遇快乐时须快乐;
   这条路去,那条路来,青山叠叠,绿水融融,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海。智若周瑜,勇如项羽,乌江赤壁总成空,请子但坐片刻,听两句说古道今,得安闲处且安闲。
     这副长联上下联的末句,合成即又是一副对联:遇快乐时须快乐,得安闲处且安闲。
     读后实在有点惶恐,此联与我联只一字之差,我并未见过刘湘的这副对联,且南雄在哪里,我亦不知,且廖文也未提到这位嘉应才子刘湘是古人还是当代人。可以肯定,他不可能见到我的联文,这只能用“暗合”来解释了。
   无独有偶,我的另一副对联:神清只因烦事少,诗雅原为饮茶多，这对联曾为洛阳一家茶楼所用,乃石川先生所书。2002年,我在席殊书屋买了一本陈声聪先生的《兼于阁杂著》,翻阅时,发现在《宋诗品会》中,有一段话:
   宋诗自山谷、后山以后,无人不受“江西派”之影响,“永嘉四灵”独反“江西派”之“资书以为诗”,而“捐书以为诗”,人称为“江湖派”而与“江西派”对抗。其诗专主白描,一时成一流派。摘句如许玑之“水清知酒好,山瘦识民贫”。“客怀随地改,诗思出门多”“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月生林欲晓,雨过夜如秋”。“脆柳寒烟平似水,红枫霜叶远如花”“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
   许玑的“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与我的“神清只因烦事少,诗雅原为饮茶多”,可谓同曲同工。许玑为宋人,句在前,让我又当一次“文盗”嫌犯，而我“安肯为盗乎”?如果真的追究责任,恐怕只能归罪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了。
   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论及这类古今诗人暗合的例子,他说:“在写作上要求创新”,所以陆机《文赋》里说:“谢朝花之已被,启夕秀之末振。”朝花已开,指别人已写过的意境,要辞谢掉,不再去写它。夕秀未振,晚上还没开的花,指别人没有写过的,要放开,要写。可这里也有分别,有的是自己没有意境,袭用别人的意境,那是要不得的。有的是偶合,不是有意抄袭,情形就不同。由于有些作家生活环境相类似,他们在描写同类生活、表现同一主题如离愁别怀等,有时可能发生类似的构思。这样的偶合是会有的,仔细从上下文辨别起来一定会有不同,可供我们比较。
   暗合与有意识的借用、化用不同。借用、化用乃知古人、前人之句在先,因其优美而借用、化用,可以使自己的诗文增色,所以就拿过来了。如毛泽东借用李贺的诗句,都属于此类。我的诗句能与古人暗合,应当是既荣耀又自豪的事。此可用清翁同龢的对联作结:古人大抵亦如我,世事何尝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