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花甲之年，黄秉一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以货真价实的童男之身娶了一位高大贤惠性格开朗的北方婆娘。他第二段姻缘同样也是一波三折。四年前他到新疆看望病重的姐姐，在那里他和她一见如故。她是姐姐的闺中密友，虽然相差十几岁，却情同姐妹无所不谈。那时她在小学教书，已和花心丈夫离了婚，独自抚养一双年幼的儿女。他姐姐察觉到他们之间已经擦出爱的火花，出于对女友的关爱极力从中阻挠，而黄秉一也因为担心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幸福而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一桩美事便这么耽搁了下来。他平反后，姐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她用自己全部的爱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于是，那位北方婆娘千里迢迢拖儿带女来到郴州，用她的温柔与善良驱散了黄秉一晚年的寂寞与孤单。
    接下来黄秉一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六年。小他十四岁的妻子工作之余包揽了全部家务，他退休后除了辅导儿女的学习，其余时间便读读书、散散步、打打门球。那时农场已改为农科所，他是门球队的主力，经常代表农科所老年门球队到市里参加比赛。他风趣幽默，成了所里所外人人乐意亲近的开心果。看到他苦尽甘来过上无忧无虑温馨和睦的幸福生活，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还有点美中不足，于是劝他写点什么，至少得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他说他试试。
    有一次我去见他，他正打完门球，体力明显衰退得很厉害，我劝他要注意休息，他也意识到了，答应以后不再参加比赛。接着我又说起写回忆录的事。
    “我试过了，难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以前写东西是一种快乐，现在却成了负担。‘好曲不离口、好拳不离手’，丢得太久，手生了。”
    “要不等哪天有兴致，你打电话给我，你说我记。”
    “我太平凡了，有什么好记的！”他顿了顿，接着说，“不过写一部磨难史还差强人意。反右抄家时搜走了我十几本日记和一百多封信，其中有一半是她的情书，如果再加上我的回信，怕也够一部长篇了。文革那次抄家，把我零零星星写的一些东西抄走了，后来红卫兵将它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当成大批判的材料。那个时候，不管情况多糟我都会偷偷摸摸写点什么，因为写作能给我快乐。不过每次一写完我就会立刻烧掉，唯恐留下后患。现在虽然又安闲又安全，情况却不同了，我已经找不到那种创作的快感。”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再不提回忆录的事了，我不想也不忍再去打扰他晚年的平静。过了两年他中风了，只能坐在轮椅上交谈，幸亏他的思维还十分清晰，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几乎和过去一样愉快而又睿智。有一次我离开时，他推着轮椅把我送到门口，乐呵呵地对我说：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快就会获得彻底解放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强忍着泪水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们喊了几十年‘解放全人类’，哪里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
    又过了两年，黄秉一老师在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家中去世了。他能够平静地活到古稀，让所有敬重他的人都深感欣慰。他是带着一丝遗憾走的，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保留一封初恋情人的书信，他不止一次说起过这事。而我最大的遗憾则是没能保留他的一篇文章，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他去世后我曾问过师娘，师娘说退休后见他写过东西，但他每次一写东西就痛哭流涕，于是她不准他写了，但是她知道他背地里仍然偷偷在写。她说他去世后她找过没找到，可能被他全烧了。我知道他是太渴求完美了，刚认识他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伴？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能吃能睡，没必要找个打饭平伙的人。” 不过我办《荒地》时曾向他索稿，他给过我一首《题苏仙岭》的七律，他说那是早年游苏仙岭时从断垣残壁上抄下来的，要我用佚名发表。我始终不知道那首诗究竟是不是他写的，但诗的豁达与洒脱倒很像他的风格，于是我一直保留至今，权当是他的作品，不时高声吟诵以抚慰自己对他的思念之苦：

                  身陷迷途知晦暗，
                  眼观云隙见分明。
                  勉登郴岭徘徊去，
                  一样蓝天总是青！



                            八、

    黄秉一老师已经渐行渐远，他的影像被岁月的尘霾涂抹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淡……我也渐渐迈入老年，慢慢记不清他的眼睛孰大孰小、记不清他的眉毛是浓是淡。我真后悔没在他生前偷偷为他拍一张照片留下来。在照相的问题他一直很固执，即便在处境改观后他仍不改初衷。他说“一个人无论多美丽、魁梧，终究都要消亡，只有人的精神能永存。你看孔子，几千年了依然还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是的，老师说得很对，此刻，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正随着时光的洗刷变得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让我敬佩、让我唏嘘。
    老师去世后，我很少去他的坟头拜祭，因为我知道黄土掩埋的只是他的形体，他的精魂早已随风到天涯。想念他的时候，我会去我们曾经漫步过的江边田头徘徊，回忆他吟诵“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时的样子。
    作为中国以言获罪的最大群体中的一员，黄秉一老师还算是幸运的。回首往昔，有多少人死在批斗台上！有多少人自缢于家中！有多少人等不及平反便郁郁而终！三百万人呀，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受那些苦、遭那些难？他们仅仅是因为不肯说假话，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活着的人为那些死去的冤魂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块纪念碑为他们而立！没有一座公墓安放他们的骸骨！
     黄秉一老师是卑微的，卑微得就像清江里的一滴水、荒地里的一棵草。他没有丰功伟绩、没有名篇巨著、甚至没有留下后代，但他却能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此长久地回忆与怀念，凭的就是我们华夏儿女那种纯良敦厚、刚正不阿、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那种精神从盘古开天地传承至今，使我们的人民在经受了几千年的腥风血雨后仍然保持着善良、忠诚、宽容、坚毅的秉性，保持着宁折不弯的铮铮骨气，保持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
    我也是卑微的，卑微得没有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修墓建碑，我只能用手中这支无力的笔，为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立一块丰碑，以便我们的后人可以前来凭吊与纪念。

                           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一位正直的耆老，
                 历史同他开了一个凄惨的玩笑：
                 活着，他像罪犯一样忍辱负重，
                 死了，人们才将他的“右派”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