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单中，毕竟只有高行健和莫言是中国人，不管他们的国籍是什么，他们身体里流动的血是一样的。最关键的是，使他们获奖的文字，文学背景都是中国的。所以十二年之后莫言获奖，人们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高行健。2000年高行健获奖时我在英国，正在为之兴奋不已时，却发现国内几乎没有报道，我的很多亲人好友几乎都不知道。后来得知中国官方根本就是不愿意承认高行健是中国人，作协发表的的意思基本上是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好在这一次莫言获奖，政府好像没有发布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再提政治目的的事。一切顺理成章，莫言得以去瑞典领奖。托莫言的福，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在国内看到了颁奖仪式的全过程。莫言表现真不错，在那个庄严高贵华丽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里，在尊贵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古斯塔夫以及皇室和全世界媒体面前，他身着一般中国人穿着都别扭的燕尾服，从容，得体，仪表堂堂。再一次把山东高密的乡土气和西方的鸡尾酒魔幻了一把，出乎意料之外的和谐，一点不唐突。一举一投足犹如训练有加的外交官，令人欣慰。

我把高行健当年的获奖感言《文学的理由》又一次打开，同时，当然是莫言的演讲故事，能深切地感到时代真的不一样了。高行健生于一九四零年，比莫言大十五岁。一九六二年高行健从北外法语系毕业时，莫言刚上小学一年级，如果他是七岁正常上学的话。高行健生在一个环境殷实的银行职员家庭，母亲是基督徒，从小就受到许多西方文化的影响，音乐，绘画，雕塑都受到了熏陶。再加上高行健悟性高，在多方面显出了他的才艺。他画画，开过个人画展，参加过在罗浮宫的年展；写剧本，他调到了人艺当编剧，还能兼导演。他的《车站》，《绝对信号》一上演就引起轰动；他写小说，得了个诺贝尔奖。可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在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却容不得他。他写的剧本被禁演，他写的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在国内不得出版，（后来只能在台湾出版），至今都还被列为禁书。这两本我是都看过的，如果仍然用反对精神污染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说实话，这两本书都没远远没有莫言的任何一本小说那么毒草。可是这又什么办法？高行健错就错在他早生了十五年！

如果说到压力说到约束，高行健的压力多半来自外界，来自他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从而产生的困境而引发的表达。而莫言的压力来自他自身，民间的传统文化，中国最底层农民生存的挣扎，是他写作的源泉。但他们俩共同的是，他们都决绝地撇开了政治，不为谁歌功颂德，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

高行健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莫言说，
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
他们俩都懂得敬畏大自然，都懂得有所不为，都深信大道之规律，这些成就了他们作品中那么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

从我个人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是我的最爱，都不是我百分之百能去分享，能去心领神会的的文字，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读它们。了解一个你不知道的世界，关键还是愿意了解。

高行健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多，莫言的作品读得多，也读得早，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我觉得并不算最好的。
凛子老师的文字中肯，读起来很舒服。

[QUOTE][b]下面引用由[u]徐广华[/u]发表的内容：[/b]

高行健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多，莫言的作品读得多，也读得早，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我觉得并不算最好的。
凛子老师的文字中肯，读起来很舒服。[/QUOTE]

高行健的灵山让我看得稀里糊涂，不明白小说好在哪里。莫言的小说以前没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短篇，当然还是不错，但是也不不明白诺奖为什么选上了他。但有一点我很明白，文学这东西实在没有客观标准，不像科学，每一个作品出世，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需要读一些评论文章，听听别人怎么说，或许会有一些启发。欣赏也是一种学习。
问候徐先生。

[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言之有理。我剛剛也重翻高行健當年的獲獎感言，感慨萬分。制度不改革不行，幸好有點進步，還需加大力度。    [/QUOTE]

虽说高行健的灵山我没大看懂，但他写的《文学的理由》却很打动我。他是个有个性，有才华，并且不愿意屈服强权的作家。我们在那样高压的环境中生活过，所以我们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含义。而莫言碰上了中国的好时候，也没怎么受到压迫。他的发言“讲故事”充满了中国农民的“狡猾”，谁也不得罪，但也不奉承谁。很多人不满意，但说实话，他曾经是个军人，还是党员，还要回到中国混日子，你指望他说什么？我觉得他讲的很不错，很佩服他的聪明。若换成是任何谁，也讲不出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