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荒唐事
树 立
大跃进年代离现在不算太远，但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许许多多离奇事件，人们巳渐渐淡忘了。年轻人听老年人讲大跃进，根本无法相信。说这是在编故事吧，人世间哪有这么多的荒唐事儿呢！它比《天方夜谈》还要《天方夜谈》！
年青人最大的疑问，是不相信自已的父兄辈当年竟是那样的愚昧，会做出那么多的“国王的新衣”的蠢事；对没有穿裤子的皇帝，竟然视而不见；对许多人明明把事情做错了，做糟了，还在往脸上贴金并大声叫好的现象为什么见怪不怪呢？他们总是问了又问：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里，大人都这么傻，小孩呢？为什么那个时候连一个能够发现皇帝没穿裤的小孩子都没有？？
年纪大的人只能苦笑，只能哑口无言，无法作答。但是大跃进的荒唐事，我们无法忘记，我们还是要讲。你就把它当做《天方夜谈》罢，信不信由你！
以下讲的就是几个大跃进的荒唐事。
（一）旷古未闻的深翻改土运动
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当年（一九五八年）的冬季，出现在中国大陆广大农村的深翻改土运动，是一件旷古未闻的奇特事情。
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迥异。南方好些地方，如地处亚热带的广东省，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冬季无严寒，也宜于种植，故一年可以三熟。在往年，当地农民每当秋收农事完毕之后，家家户户就忙于冬种。勤劳的农民因地制宜，有的种番薯、木薯，有的种小麦或各种蔬菜，故此每年能增添不少收入。可是这一年恰好遇上公社化，一切农事活动的安排都必须听命于公社，上头骤然间下了死命令，改变了农民历来的传统做法，全省很多地方都把冬种改为“深翻改土”运动。
上头规定的深翻改土方法十分奇特：他们要求社员们把耕地的泥土由表到里一层层地挖掘下去，一直挖到二米甚至二米以上的深度，然后把挖出来的表层耕土埋在底层，底层挖出来的新土则置于上层。
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用很深层的泥土来更代原来上层的泥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长久埋在地下的泥土，比表层的泥土养分更多，更适合于庄稼的生长。这一耕土的“大翻身”措施，将大大地有助于来年夺取农业的特大丰收！
为此各个公社取销了冬种，组织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改土运动。书记声称亲自挂帅，社员们吃、住都在田头。各个公社领导都狠抓进度，开展了“劳动竞赛”、“评先进”等多项活动。
一个冬季过去了，轰轰烈烈的改土运动也完成了。但农民们付出的艰苦劳动事后并没有获得原来设想那样良好的回报。相反，由于他们用了实际上是没有肥力的深层生土，代替有肥力的浅层熟土来种植庄稼，吃力不讨好，结果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收成不是增加，而是大大的减产，有的田地竟然颗粒无收！
（二）拆屋积肥 叫人哭笑不得
广找肥源，争取农业丰收，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是广大社员的心愿。如果领导者能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正发动起群众，群策群力，应该是有所收获的。无奈当时许多掌握大权的公社领导干部，由于缺少科学知识，而且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又高高在上，听不得别人的话，所以尽搞瞎指挥。这样的人当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把农民还好好居住着的泥砖屋强令拆除，把泥砖拿来做肥料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例子，叫人哭笑不得。
强令将农民正在居住的屋子拆下做肥料，这事发生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公社。且说位于笔者家乡附近的一个公社，千百年来，此地95%农民居住的都是用泥砖砌成的土屋（当地老百姓称这种房子为“土楼”），谁知到了公社化的时候，公社领导竟一时心血来潮，硬说这些屋子的泥砖，经过人的长期居住与多年的风化，里面堆积着大量对农作物生长最有价值的养份。因此决定拿来做肥料，他们一声令下，就把许多原来好好的房子拆除了。
那时×× （村名）共有14座土楼。当年被拆毁的有涂楼、下田楼、雍容楼、陈厝楼和向北楼5座。部分拆毁的有大寨楼、松柏下楼、上山门楼、缵美楼、德宅楼、桃仔□楼、饶厝楼和臼窟楼8座．．．．．．．．
但是，用这些拆下来的屋子泥砖种植作物的结果表明，这种泥巴并不藏有什么特别的营养成分，对农作物也不见有什么了不起的肥效；单靠这样的泥巴，而不再施肥的庄稼且会歉收。
当时农民对这种胡作非为当然敢怒而不敢言。但在事隔若干年以后，有人敢说话了。有人还把这件事当做历史事件，记载入当地近年出版的《××县文史资料》内，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知道当年曾经发生过如此这般的荒唐事。
（三）削发积肥，成千古笑话
发动社员把头发剪下来献给公社作肥料这事，那个时候在许多公社都很盛行。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听人说头发这东西很有营养，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长在人的脑袋上，却没有什么用处，乃可有可无之物。于是他们发出了号召，要广大社员们捐出头发。当时许多社员都听从了，尤其是那些年青的男女社员，他（她）们怀着对党、对公社的无限热爱，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都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心爱头发。就笔者所知，其时仅粤东某地的某一个公社，包括公社干部、社员和公社中学的老师、学生在内，一下子就有一千多人剃下了头发，男的马上成了光头佬；女的没了辫子，只留齐根的超短头发，形同尼姑。大家都满怀着激情，敲锣打鼓，把头发献给公社做肥料。不过，头发虽然是捐出来了，也做为肥料弄到田里去了，而这一造的庄稼非但没有长好，反而格外的瘦小，有的还枯黄死掉了，结果农作物的收成大大减低，有的农田连种子的成本竟收不回来，社员们白白耗费了几个月的劳动力。事后许多有经验的老农都偷偷在议论这件事，他们都说：人的头发这东西，质地异常坚韧，在土里是最难溶化和最难被庄稼吸收的。就算它有什么好的营养，埋在地里也只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一点肥效都没有发挥出来，耽误了植物的生长，庄稼不歉收才怪呢！
（四）遍处可见的红专大学
许多人都见过大学，或者上过大学，知道大学是怎样的一个去处。，而在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却办起另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学。这种大学尽管它的规模都很小很小，但数量却是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大学叫“红专大学”。
在全世界上，红专大学可以说是仅见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大学。在全国农村公社化以后，因为要体现建立公社宏伟规划，说公社是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组织政体，必须有教育部门这一块重要的设置。
公社号召农民要学习文化和提高文化水平，以适应当前大好形势的要求，上级的领导们认为昔年农村里办的什么“农民识字班”、“扫盲班”现在已是层次太低，不能适当代的要求了。于是就办起了高学制的红专大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红”这种颜色，民间一直认为它是吉祥、如意和喜庆的象征，但在大陆解放前后这几十年，红还有另一种寓意，它代表革命与进步。例如称革命的军队为红军，称农民的打土豪、分田地为红色暴动，叫革命政权为红色政权……。喜欢使用诸如红色的旗帜、用红布或红色的纸写革命标语…….., 到了全国动乱的文革年代，更爱这个红字：比如红宝书、红像章、红司令、红太阳、红色的忠字牌、红色的海洋……..，还有那些挥舞着拳头和皮鞭、起来造反的，都是挂着红臂章的红卫兵。
至于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的思想“红”了，说明这是突出了政治，是进步、是忠心于革命的表现。
在我们这里，“专”则是指专心致志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而且学有所得。
公社办红专大学，意愿倒是很好的，就是要培养大批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又掌握科学技术的又红又专无产阶级事业可靠接班人。
想要看看中国公社里的红专大学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它遍处都有，并且无需申请和得到许可。在我参观过的许多公社中，无一没有此类大学。大体上是每个大队都办有一所红专大学，在一些人口较多的公社里，不只生产大队办有红专大学，连小小的生产队也有办红专大学的。
中国农村的红专大学，应该是世界上投资最少、甚至是无需任何投资就可以办起来的大学。
公社化那段岁月，笔者刚好受到学校的派遣，带领几个学生到公社里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与他们日夕相处，有幸亲目看到公社建立的好多所红专大学的真实情景：
公社的红专大学通常都设在农村的某一所简陋的空房里，校舍与农民住的房子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不少红专大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房子，它与公共食堂是同在一个地方。这类大学的门口都挂有一块写着“红专大学”四个很大的汉字的木质的牌子；有的校名则是写在纸上的；还有的是用红漆把字直接涂写在门口的墙壁上的。
大学房子里的任何时候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没有教师，没有课室和实验室，更没有图书馆，连个打球的简易球篮场都不见。说老实话，在我们的几次的参观中，没有一次撞见有红专大学的学生在这里上课。
那么，红专大学这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据我所知，在白天，那里在很多时候都是空无一人，只是到了晚上，公社或队里的干部同志有时会来这里开会议事；或者召集社员们来听传达上级的指示，或者宣读文件什么的。至于那些招牌挂在公共食堂里的红专大学，在公社大办食堂那些日子，虽然热闹非凡，但进入这个地方的只是一日几次前来吃饭的社员。
（五）报‘丰收’假戏真做 ‘反瞒产’苦了农民兄弟
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人民公社是建于1958年的9月，到了10月下旬，在不足两个月的短短时间里，据公布：全国各地已建成的人民公社就有26万多个，据说这时全国99%的农民（约一亿二千万人）已被归入公社管理。
从这个时候起大约有一两个月，公社过的是风风光光的日子，它受到伟大领袖和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全国舆论赞扬之声，更是不絕于耳。可是谁也想不到，它很快就衰落了。
公社的衰落，与当时被领导誉为“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的倒台，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
在公共食堂开办后不久，细心的人已看到了种种不祥的朕兆了：首先是公社食堂拥有的粮食很少，而且是愈来愈少，但它还是按照上头的要求，一天开出三顿干饭。有些地方的公共食堂，还加上上午、下午的中间时分两个“点心餐”。这样，一日就开出了五餐饭，任由社员吃饱。粮食这样随意胡花浪费，必然会受到惩罚，全国几乎所有的公社食堂，短的不到一个月，长的也只有两个月，粮食的供应就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明眼的社员都看出它关门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公社食堂为什么没了粮食？农民的口粮到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和公社化以来，全国各地为了迎合上级官员好大喜功、狂热虚荣的心理；为了证明所说的“人民公社好”，把做人的诚信抛到九霄云外，不惜竭尽吃奶之力，拼命巴结，大刮浮夸虚假之风，无中生有地编制了各种天文数字，虚报粮食大丰收或特大丰收。上级对下头这样的做法当然正中下怀，因为这些天文数字正可列为自己的伟大政绩，因此也就以假为真，并回过头来把它做为高指标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根据。这么一来，公社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粮食当然被名正言顺地征收走了。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原来上报的假丰收数字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公社要完全还清国家这么高额的征购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上头却不理你这一套，认为公社还是私藏了很多的粮食不上缴，故此下了死命令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所谓“反瞒产”的运动！有些地方，连农民留作种子的谷种也给弄走了。
农民的口粮原来就不充足，加上公社化办食堂的胡花浪费，当时已面临难以糊口的境地，“反瞒产”运动的开展，对他們来说无异雪上加霜，生计愈更艰难。笔者家乡有一位叫林×实的人，不久前在该县出版的《×县文史资料》如实地记述了当年“反瞒产”给当地造成的灾难：
“……高估产带来的高指标征购，调走了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粮食不够农民糊口，且 (粮食) 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当时西理溪村 (地名) 的公购粮任务每年34万多斤，在全公社任务最重，食堂办不到一个月，社员每人每月只有13 (市)斤大米，还不够吃稀饭。食堂里每餐的粥，水多粥粒少。村里有一社员 (名林道镇) 每逢去食堂用餐时都说：“去食堂漱漱口．．．．．
“……粮食严重缺乏，食堂里煮的是‘瓜菜代’，每餐社员吃的是番薯头、藤、香蕉头等杂物”。
情况是如此严峻，此时凡是头脑稍为清醒的中国人，都知道如果再这样胡搞下去，一场全国性的、更严重的饥荒就会很快到来，大家都为此而忧心重重，只是不敢说话。而上头的官员，他们并不了解农村的实情，只凭听汇报来发号施令。在各地已经陷入饥馑的严峻时刻，他们还认为全国形势大好，到处是特大丰收，因此仍然在为公社和公共食堂大唱赞歌，继续搞瞎指挥，雷厉风行地大力开展“反瞒产”运动！甚至在中国最具权威的报纸《××日报》上公开说出“公社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这样的混话，提倡大家要“吃好的”；要“食堂办小吃部。”真令老百姓哭笑不得，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
（六）到处是饥馑的人群
每一个经历过“大跃进”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苦难的日子：从1959年的冬月这个时候起，中国大陆就闹起了饥荒！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饥馑的人，他们之中既有老人和小孩，也有少年人与青年人。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这些挨饿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面有菜色，显示出营养不良的病征，不少人更发生了水肿，我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发生水肿，也是头一回认识了水肿的典型外表病状：患者的皮肤都异样苍白、全身皮下都或多或少地沉积了水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有些人两只脚因水肿液大量积蓄而异样地浮肿起来，如果用手指头按压一下浮肿的部位，这个部位就塌陷下去，形成一个小窝，这小窝久久不能平复。
究竟全国有多少人发生水肿呢？这是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的。我们对此且抛开不谈，不妨只看看当时一个小小的乡村、一个县的片断情况吧！
“…….当时村里 (指××县江东乡西前溪村) 有二千多人口，约20%的人患有水肿病 (大脚) ，村党支部书记林乾临一家8口，便有2人水肿……….”(林和实：《我亲历的大跃进时期生活》。刊于《广东省××县文史资料》第26辑，第21页。2006年12月广东省××市政协文教体卫史委员会出版)。
“1960年至1962年……..缺粮的农民用瓜、菜代粮充饥，有的到处找薯叶、薯根、野菜。不少人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肝炎、胃炎等疾病。据1960年统计，全县发生水肿病就有2.4万多人，一些虚弱的人因水肿病及饥俄而死。”(陈建民：《狂热的大跃进》。刊于《广东省××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笫17~21页。2000年12月广东省××县政协文史委員会编印)。
中国大陆在这个时期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有究竟有多少？确切的数字只好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了。
至于饿着肚子，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论南北东西，更是不计其数，到处皆有。
在缺粮的日子里，为了解救饥饿，人们四出寻找食物，想出了各种各种各样的办法以解决肚子问题：吃草皮啃树根是不用说了，人饿到这个地步，连许多有毒的东西都顾不上生命危险也拿来果腹了，这就是古人说的“饥不择食”嘛！
像邮局每天早上摆出来的那碗散发着福尔马林 (一种有毒的防腐剂) 臭气、用来粘贴邮票的浆糊，很快就给先到的饥民吃进肚里；含毒的植动物像狗抓豆、癞蛤蟆以至厕所里的蛆虫，也都有人敢吃。
｛七｝难以忘却的身影
在学校里的老师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在一所大学里，我看到他们竟然把用过水合氯醛或乙醚 (两种都是有毒的麻醉剂，其中乙醚且带有浓烈的气味) 麻醉、 以及用来苏儿 (一种难闻的酚类有毒消毒剂) 浸泡消毒过的、做过实验的死猫，死兔和死鸭子都吃了。有一位生理学讲师，肚子实在太饿了，把给学生做过实验的癞蛤蟆（蟾蜍）带回家煮着吃，一家人发生中毒，呕吐、腹痛不止，幸亏东西是一家老小分着吃，只中毒而未致死。
在发生饥荒的年头，有一件我亲自感受的事，说来虽是很细小的事，但不知什么缘故，它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多少年来一直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当时，我工作所在的大学中，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教授，他早年曾留学国外，在这所大学担任教职已经好几十年了，是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深受同事和学生敬重的学者。我记得就在1960年隆冬的一个傍晚，天已渐渐黑了起来，与老教授同一实验室工作的同事们都下班回家了，我因有点未做完的工作留下来。这时我发现老教授还没有走，他什么事都没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不知在苦等着什么。我出于好奇和礼貌，上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这个年青人帮助？我看他欲言又止，但后来还是不好意思地说出来：“谢谢您，没有别的事，我是在等配给的豆腐。”说完了话他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候送豆腐的人到来。
莫约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天已完全黑了，果然有一个小干部模样的人给他送来几小块豆腐，我无意中望望来人给的东西，看清楚那是人们平常所见的那种中国水豆腐，每块豆腐也就比火柴盒略大一点。干部把豆腐交给教授之后，并郑重其事地要他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这位令人可敬又可怜的白发苍苍老学者，就小心翼翼地捧着他得到的特别补助物品──几块小小的豆腐和我道别。随后，他那形销骨立、枯槁瘦削的身影也就从实验室里消失了。
几块小小的豆腐，体现了领导对一个科学家、一个老知识份子的关怀，本来应是给人感到无限温暖、让人感激涕零！可是仔细想想，如果你不搞这场发高烧、说胡话运动，不搞这个吹牛皮、尽做荒唐事的大跃进，人家的日子还是基本上可以过下去的，何须你来送这个豆腐呢？弄得大家都这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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